廣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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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視野下的中國文化

作者：廣南子於 2008-3-6 18:00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文史博覽|通用分類:其它日誌

[核心提示]

●目前，任何一個國家的發展都離不開世界。

●全球化引起了文化的焦慮。

●中國傳統文化經受了極大的考驗，目前出現了一種再生，可以說是一種奇迹。

●中國文化完全能夠與時俱進，跟得上現代化、全球化的步伐，同時又保持自己的性格。

●我們向全世界學習優秀文化，同時也向全世界傳播我們的優秀文化。

今天我要講的題目是《全球化視野下的中國文化》，包括全球化與現代化、中國傳統文化、建設文化大國等內容。

全球化與現代化是一致的，現代化的結果必然導致全球化

關於全球化，我要說明一個觀點，即全球化與現代化是一致的，現代化的結果必然導致全球化。

講到全球化與現代化的一致性，我們能看到，凡是有利於生產力發展的東西，很容易被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文化背景所吸收。比如說，飛機，相對來說是最迅捷也是相當安全的交通工具，可以被各個國家所吸收。一種技術，比如說電力、電腦，尤其是信息技術，會被不同語言、不同國家用不同的編碼吸收，你擋不住。我們中華民族有非常輝煌的歷史、燦爛的文化，但有今天的生活，從全世界吸收了多少現代的科學技術？比如說，電燈是現代技術，電腦是現代技術，我的眼鏡也是現代技術等等。如果不吸收現代技術，我們就無法想象有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的，而且是不斷向前發展的偉大祖國。

條形碼、集裝箱等都是全世界一致用的東西，它使我們的產品、商品、科技成果能夠交流，能夠共享。如果沒有全世界一致的標準，你造的電燈泡和我造的電燈泡之間互不相干，這個技術就不能夠共享。數碼化、電腦的發明使全球化的進程大大加速了，所謂的信息高速公路已經實現了。數碼化逼著你學英語，這是一件非常無奈的事情，但也提供了很大機遇。如果你想使用電腦，不管中文軟體做得多麼好，仍然擺脫不了以英語形式出現的說明、菜單、可供選擇的選項。這說明一個問題，目前，任何一個國家的發展，都離不開世界。不論一個國家多有志氣、有多偉大，你都不能脫離開這個進程。全球化給中國帶來了發展機遇，中國能有今天的發展，離不開全世界經濟發展的勢頭。

全球化引起了文化的焦慮，使一些國家和地區感到自己的文化有被融化、被改變的危險

全球化引起文化的焦慮，是指全球化使一些國家和地區的文化感到有一種被融化、被改變的危險。首先你會失掉自己的身份。所謂認同危機，就是學來學去都是英美的東西，主要是美國的，可是你學完了，又不是美國人。這種危機在許多國家，包括法國、中國等都存在。法國採取很多措施，限制英語的運用。我們在幻燈片上，在機場高速路牌上寫上英語；電視標誌「CCTV」也是英語。我們還開辦英語頻道，有大量英語教學節目。我無意批評這個東西，這個是必須的，甚至是很好的。中國要開放，有越來越多的各國遊客來參觀，雖然中文是非常偉大的文字，而且是被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應用著，但是它的國際性並不是很好。現在國際上客觀上使用的就是英語——這在理論上無法講清楚，是不是英語就最好，就科學，那不見得——但是你講英語就能講得通，你參加國際討論會、生意談判，做外交辭令，用英語能讓很多人聽得懂。按道理說，世界上各國語言文字都是平等的，但是英語有這麼一個優勢的地位。

但確實存在另一面，就是我們中文的水準，給人的感覺是現在有所降低，講究不夠。譬如說生活方式。一個聖誕節，一個情人節，市場上都有熱度，相反呢，對元宵節、中秋節，開掘得就不夠。在基本溫飽沒有解決的時候，春節吃餃子是一件大事，還有就是元宵節吃元宵，端午節吃粽子，中秋節吃月餅。現在我們很幸運，溫飽問題解決了，我們的子女根本就不知道飢餓是什麼，讓他吃餃子，在生活中不算是太好的東西。

我們說日常生活，衣食住行，這個「食」是中國的強項，大部分人的口味，還是喜歡吃中國飯。可很多小孩子，比如說三歲以下的，愛吃麥當勞，愛吃肯德基，那都是外國的垃圾食品啊!現在「衣」已經不是我們的強項，「行」也不是了。「住」，也很難蓋那種大屋頂式的房子了。我們是否該思考一下，怎樣才能有自己的一些生活方式？

在全球化過程中一個新的憂慮，就是文化越來越大眾化、批量化，一些高雅的東西有被衝擊的危險

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我們還有一個新的憂慮，就是文化越來越大眾化、批量化。這種大眾化、批量化有很大的好處，是一種文化的民主，有利於實現文化的共享、文化的平等 ——你看得懂，他也看得懂。比如，電視里趙本山出來了，你學問高的人可以看，文盲也可以看。大眾化，批量化，可以大量地生產，CD、VCD、DVD，還有叫EVD的，可以批量地生產。由此便產生一個問題：文化中高精尖的東西，並不是人人都有條件去生產、去創造、去製作的，甚至於不是人人都能看得懂、看得明白的。就是毛主席講的那種「小眾」、「陽春白雪」，一些高雅的東西，感覺有被衝擊的危險。

我有時候也自己跟自己鬧彆扭。春節聯歡晚會，電視小品已經在擔綱了，因為它的效果非常好，讓人笑，香港叫做「搞笑」。這樣的節目，我也喜歡看，但有時候會想，除了這種通俗的娛樂節目之外，我們是否還需要一些能提高文化品位、文化素質，滿足智慧要求的作品。比如說維也納金色大廳，它迎接新年的施特勞斯音樂會，也很大眾化，裡面也沒有用特別深奧、特別難接受的曲調。施特勞斯主要是圓舞曲，是華爾茲，但其格調顯得就高一點。

寫作也是一樣。中國人過去對寫字是非常敬仰的，寫起字來，有一種精神貴族的感覺。他要明窗淨几，沐浴焚香，書童研墨，紅袖添香，然後拿著毛筆，舔過來，舔過去。因為字本身就非常優美，寫的時候，吟哦再三：「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寫起來，又是對仗又是成語，又有出處。這有它不好的一點：大眾讀不懂，說你「戇」。本來明白的話，讓你一寫，人家不太明白了。但是也有好處，它非常優雅，有一種風度，有一種格調，有一種品位。相反，如果都是大白話，都用群眾語言，在獲得了大量的受眾的同時，有沒有影響它的智慧含量、文化含量的危險，影響它的深度和格調？

可是沒有辦法，影響、威脅這種高精尖的東西，不僅有中國的，也有外國的。比如說大片，要的就是先聲奪人，先把你刺激夠再說。你先愛看，看完之後就忘，他認為這最成功。為什麼？你看完記住幹什麼，多累得慌，而且治失眠。

全球化帶來的對文化的衝擊和挑戰，是一個新的時代命題

這種全球化的進程，從另一方面來說，使得精英文化越來越邊緣化。不論是中國，還是像法國、德國這樣一些歐洲古老的國家，我們與他們交談當中，常常對美國的文化抱一種不屑的態度。記得有一年我在慕尼黑的歌德學院（歌德學院實際上是文化中心的意思），一位領導請我吃飯，談起慕尼黑街上出現了麥當勞快餐店，他氣得簡直是渾身發抖。他說飲食是一種文化，而美國的快餐基本上就是飼養性的，是反文化的。後來我去美國，將此事傳達給紐約圖書館的一個人，他也很自信，說德國的這位老師就讓他罵吧，他每罵一次，我們在慕尼黑快餐店的顧客就會增加一成，我們的顧客會不斷地增加，它的影響會越來越大。

這種全球化帶來的對文化的衝擊和挑戰，是一個新的時代命題，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它都會來。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全球性的文化交流，也使很多傳統的道德和精神生活遇到了新的挑戰、新的問題。中國是一個非常重視道德的國家。我有時候看《春秋戰國》、《東周列國志》，最感動我的是那時候人們的道德觀念，重義輕生。荊軻刺秦王，找到逃到燕國的秦人樊於期說:「我現在要刺秦王，秦王不信任我。」樊於期一聽就明白了，說：「你要提著我的頭去見秦王，秦王就會接見你。」當時一劍把自己的腦袋割下來了。你們看，這就是古人為了完成他們認為正義的事業不惜犧牲一切的精神。

又比如說「春秋筆」的故事：晉國有一個人篡位，於是史官寫「某年某月，誰誰弒其君」，王一聽非常生氣，就把他殺了。史官的弟弟來了，他還是寫「誰誰弒其君」，又被殺了。然後又一個弟弟來了，還是寫「某年某月，誰誰弒其君」。這種史官秉筆直書的精神，一看很驚人。你再看春秋戰國的師曠，他搞音樂，為了獻身事業，他用錐子把自己的兩個眼珠子捅瞎了。這是為什麼呢？因為在古代的時候，相當一段時期，道德觀念是一種信仰，是形而上的，就是「義」、「忠」，這比一切都重要。

科學和技術的發達把很多東西解構了。人的精神生活、道德觀念、美德觀念，俠義、崇高、詩情，都在受到挑戰

然而，科學和技術的發達把很多東西解構了。所以19世紀末20世紀初，出現了所謂「上帝死了」的說法——就是原來對上帝的崇拜，對神的崇拜，一切行為都由神來要求，沒有道理可講，按照神的意志去辦就行了，可是科學的發達，使你感覺到，在世界上找不出那樣一個人格神來了，所以「上帝死了」。到了現代主義的時候，甚至出現了「人死了」。什麼意思呢？就是人並不是宇宙的中心，並不是世界的中心。許多偉大的事情，你用科學技術一衡量，並不是那麼偉大。譬如說月亮，月亮在多少個民族的精神生活中，是一種幻想，一個永遠的可望而不可及的幻想。可是美國人在20世紀60年代上去了，發現月亮是一個死寂的星球，沒有吳剛，沒有嫦娥，沒有玉兔兒，沒有桂花樹，人的這些幻想沒有了。

還有愛情，多少詩歌、多少文人歌頌愛情。羅密歐與朱麗葉，普希金的詩，萊蒙托夫的詩，雪萊的詩……可是自從有了弗洛伊德，什麼他都做實驗（檢驗），美國就有一種說法：「愛情屬於精神病現象。」愛情中有幻視、幻聽，「她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女人」，不見得，比她美麗的有的是，所以你這是屬於精神病。如果用純醫學的觀點來看，甚至於你用獸醫配種的觀點來看，那麼這個愛情就死了,沒有愛情了。所以，人的精神生活在受到挑戰，人的道德觀念、美德觀念、俠義、崇高、詩情，都在受到挑戰。現在的人天天跟科學儀器打交道。有一次我在301醫院講，陶潛可以寫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你覺得非常的幽美；可是一個外科大夫就不能說「手術明燈下，悠然見病變」。所以大量的科學和技術、透視的技術，把人解構了。不管多麼美麗的人，你給她做一個CT掃描，把掃描圖拿出來，你不會覺得有太多的美感，不管她是王嬙、西施，還是貂蟬。

中國傳統文化經受了極大的考驗，目前出現了一種再生，這可以說是一種奇迹

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發展傳承下來、基本上沒有斷裂過的基本價值取向，基本生活方式，基本思維方式，基本社會組織方式，與基本審美特色。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由於喪權辱國，一些先知先覺的愛國者對中國文化採取了最嚴厲的批判態度。我們先看看魯迅。魯迅說什麼呢？他給青年人的意見就是不要讀中國書，你什麼書都可以讀，不要讀中國書，他說外國書讀了以後讓你自強，讓你去奮鬥，讓你去鬥爭，讀了中國的書你的心會靜下來，你會不求上進，你只會忍耐，只會逆來順受。魯迅是左翼，右翼也是一樣。吳稚暉提出「把線裝書扔到茅廁里去」。吳稚暉是老國民黨啊，但這句話是他提的。當時還有一些年輕人，也提過很激烈的口號，特別是對漢字、對中國文化的痛恨。

對漢字的痛恨，是認為漢字太難學了。中國為什麼專制？就是因為漢字難學，老百姓學不到，只有很少數的精英才懂，才認字，這些人可以盡情地壓迫老百姓。我年輕的時候就相信這個觀點。我們知道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大學者、語言學家呂叔湘教授，他認為中國實行了拼音文字就能夠實行民主。毛澤東主席也是非常討厭崇洋媚外的，但是他在文字改革上一點都不保守，他有一句名言就是「漢字的出路在於拉丁化」。「五四」時期，錢玄同這些人走得更遠，他們不但要求廢除漢字，還要求廢除漢語、廢除中文，他們要求中國人全部從小學英文。

一個古老的民族而且是一個大國，對自己的文化持這樣的態度，這在歷史上是少見的，我們要充分肯定他們的進步意義。如果「五四」時期沒有這些先知先覺，沒有人發出這種振聾發聵、醍醐灌頂、春雷震響般的語言，沒有這樣的激情，哪有我們中國的後來？說不定現在我們還停留在「子曰」、「詩云」的階段，因為中國這個古老的文化力量太大了。至於後來的「破四舊」，就沒有邊了。

我們看一看，經過了這樣的大難，現在是什麼情況呢？現在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中國文化很有價值，它消滅不了。中國文化儘管有落後、僵化、腐朽的一面，但更有它靈活的、開放的，能夠吸納、適應、自我調節、獲取新的生命力的一面。譬如說漢字，漢字稍微難學一點，但並不是特別的難，它有它的規律。拼音文字就那二十幾個，最多三十幾個字母，每一個字母代表一個聲音。而漢字的形狀就包含了聲音，包含了形象，包含了邏輯關係，包含了一種美的畫面。尤其是漢字輸入電腦的方法解決以後，要求消滅漢字的聲音幾乎響不起來了。我們有一些資料，講到現在的中華文化又重新活起來了，又重新熱起來了，我們中國文化顯示了自己的再生能力，顯示自己完全能夠與時俱進，完全能夠跟得上現代化、全球化的步伐，同時又保持我們自己文化的性格、特色、身份、魅力，表達了我們對中國文化的信心和自豪。

秉承獨特的中華文化，把我國建設成文化大國

我們應該把國家建設成文化大國。我們不能夠只講人均收入、國民收入。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我們還趕不上發達國家。但是即使趕不上，我們仍然生活在一個偉大的國家，仍然對人類有我們獨特的貢獻，因為我們有中華文化。我們的文化還要有新的發展。我們的文化是立國之本，是安身立命之本，是我們的驕傲，是我們的光榮。

這不光是我們的看法，撒切爾夫人，還有美國的布熱津斯基都有這樣的說法，認為蘇聯與東歐國家的改革都會失敗，只有中國的改革可能成功，因為中國有自己的獨特文化傳統。所以，我們說中國的文化太厲害了，能「逢凶化吉、遇難呈祥」。該堅持的時候，比誰都能堅持；該靈活的時候，怎麼都靈活，怎麼都能找到出路，找到自己前進的方向，這就是中國文化的生命力。

我們在文化上要有一種慎重，就是千萬不要輕易否定什麼東西。我們現在覺得非常可惜的，就是這幾年非常迅速的建設當中，很多舊的、有保護價值的建築被拆除了，這都是非常可惜的。所以，我們在文化上，要再珍重一點已有的東西。

舉個例子：我一直認為過去戲曲裡面男扮女、女扮男，是一種不得已，因為舊社會男女授受不親，一個戲班子裡面，三男的倆女的，這是沒法活的。解放以後，也有領導說，這種落後的現象不必再搞下去了。可是我和法國的一個高級文化人談話，他說，你們為什麼不發展男人的旦角了？我說女性解放了，她們可以很方便地從事戲曲工作了。他說：「不不不，這個角色的意思是不一樣的，男人模仿女人用假嗓，有一種很特殊的感覺，這個不能夠沒有。」後來我覺得他講的有點道理，有些東西你千萬不要輕易否定。當我們看到男的旦角，用非常美好的聲音唱京戲的時候，仍然感覺到一種很大的快樂和滿足。當看到一個女花臉，大喝一聲再來一段銅錘的表演，我們也覺得很好。所以，我們在文化上的事情要稍微慎重一點。同時我們應該有信心，我們的文化已經隨著國家的發展，對全世界有越來越大的影響了。我們向全世界學習優秀文化，同時也向全世界傳播我們的優秀文化。

作者：王蒙，當代著名作家，1934年10月15日生於北京。曾任文化部部長、中國藝術研究院院長、中國作協黨組副書記、《人民文學》主編等職，任第十屆全國政協常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主任等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