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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書齋的故事

作者：廣南子於 2008-3-3 16:15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文史博覽|通用分類:其它日誌

翁同龢·瓶廬
　　翁同龢（1830-1904年），清代學者、書法家。字聲甫，號玉圃、叔平，晚號松禪。江蘇常熟人。咸豐六年狀元。歷官刑部、工部、戶部尚書，軍機大臣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為同治、光緒兩朝帝師。著有《瓶廬文稿》、《瓶廬詩稿》等。
　　曾用齋號：瓶廬、蜩翼居、紫芝白龜之室
　　
　　「瓶廬」，為翁同龢革職后歸隱江蘇常熟虞山西麓的軒齋名，寓「守口如瓶」之意。
　　翁同龢在朝四十多年，以其帝師之尊，樞臣之重，參與了洋務運動、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和戊戌變法等晚清政壇上的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素有「中國維新第一導師」之譽。緣何起個怪怪的「瓶廬」做齋號呢？這得從他的人生晚境聊起。
　　1895年春的「公車上書」，打破了京都的沉寂。翁同龢雖已是年過花甲，仍堅信「非變法不足以圖存」。他依仗兩朝帝師的特殊身份和朝廷重臣的地位資望，與支持維新的大臣締結為帝黨的中堅力量。1898年6月15日，正是翁同龢六十九歲生日。此前四天，由他草擬《明定國是詔》，光緒帝宣布變法。可偏趕在他生日這一天，慈禧太后一紙令下，以翁氏「近來辦事多不允協，屢遭人蔘奏，且於召對時諮詢事件，任意可否，漸露攬權狂悖」等罪名，強迫光緒帝將他「開缺回籍」。
　　「家無薄田輸官租，又無一椽安厥居」。翁同龢任京官期間，從未在籍置辦家產，罷歸后也就無屋可居了。1898年12月，他變賣了字畫古董換得銀兩四百，再加子侄親友的相助，在虞山鵓鴿峰下蓋了一座簡樸的仿京式院落，分前後兩廳，前廳為書齋和卧室，后廳則是客廳與僕人住處。院內鑿池引水，養雞種菜，四周竹籬環繞，別是一派鄉野景觀。第二年初春，新居落成，翁同龢喜作詩賀道：
　　來日婉婉嗟春暮，
　　去后纏綿戀主恩。
　　新竹茅屋無一物，
　　可憐猶覓舊巢痕。
　　書齋起何名為好？翁同龢思量再三。
　　有關他回籍后的行蹤，已經成了當時上海《新聞報》、《申報》等報紙關注的熱點；再者，蘇州知府及常熟、昭文兩縣的縣令，因大都曾是翁同龢的下屬或門生，對他仍多有敬重和禮待之情。翁同龢以自己被貶革職的處境，怕只怕因此為那些包藏禍心者提供口實，再行陷害自己，亦殃及他人。唯有鉗口結舌，守口如瓶，才能安身立命，安度晚年。為時刻提醒、告誡自己，他便給新居起名「瓶廬」，自號瓶庵、瓶齋、長瓶、瓶庵居士、瓶齋居士。翁同龢曾在門上貼上一項規約，上寫著五條「不」：「一不寫薦信，二不受請託，三不赴宴會，四不見生客，五不納僧道。」還以此給自己取了個號，叫「五不居士」。自題齋聯道：
　　入我室皆端人正士；
　　升此堂多古畫奇書。
　　文章真處性情見；
　　談笑深時風雨來。
　　「去后纏綿戀主恩」。瓶廬前廳正中，特置一塊方形石板，歸隱后每逢同治帝忌辰、光緒帝生辰、西太后萬壽節，翁同龢就會雙膝跪石，在此面北遙叩，以表忠臣之思。更多的時候他則是閉門謝客，「案有筆研，架有書」，或讀經研碑，或繪畫作詩。耽於禪悅的他，每天早起誦讀《法華經》，以靜居心，與三峰住持葯龕和尚縱論佛法，鑒字賞畫。作詩曰：
　　山齋雨坐漫焚香，
　　幾淨窗明竹樹涼。
　　午睡起來無一事，
　　自磨殘墨寫瀟湘。
　　其間，常來瓶廬的有兩人，一是翁同龢的外甥俞金門。俞很有學問，常來與其舅談論詩文，求教學問，很受翁同龢的歡迎。二是光緒年間的狀元張謇。張謇考中狀元時，翁同龢是主考官，有師生之誼，所以，過從甚密。
　　其實，瓶廬不是桃源地。來自朝廷的頑固派對維新黨人展開的圍剿中，對放逐還鄉的翁同龢，仍然鷹視虎顧，大有置之死地而後快的架勢。
　　就在戊戌政變的一個月後，快馬傳來了西太后的諭旨，諭旨以為「前令其開缺回籍，實不以蔽辜」。接下來的處置當然就更加重了：「翁同龢著行革職，永不續用，交地方官嚴加管束，不準滋生事端，以為大臣居心險詐者戒。」據說，該諭旨其實出自頑固派剛毅之手，與翁同龢結怨已久的他甚至進言將翁氏謫邊或誅殺，后因光緒的庇護和其他大臣的反對，陰謀未能得逞。當年年底，剛毅還以查辦「康逆罪跡」為名，派人搜查翁氏住處，圖謀加害。
　　1899年，常熟名士沈鵬上疏彈劾三凶———榮祿、剛毅、李蓮英，一時轟動朝野。事發后，剛毅一夥將沈鵬逮捕監禁，聲稱追查幕後策劃人，企圖嫁禍於翁同龢。在那「驚心動魄，肝腸飛越」的日子裡，幸虧賢臣劉坤一從中保護，才使翁同龢化險為夷。從荊天棘地踏過的他，往事不堪回首：
　　策蹇何人向日邊，
　　歸來滿篋載雲煙。
　　誰知瓶隱廬中客，
　　別有江湖浩蕩天。
　　恐西太后「威怒不測」之下，再度加害自己，如履薄冰的翁同龢不得不做了最壞打算，先是在瓶廬牆角處，請人鑿了一口深井，隨時做自裁之用，后又關在瓶廬，悄悄地開始了對涉及參與維新活動的日記逐篇刪改，用心可謂良苦。曾克耑先生在《頌桔廬叢稿》中說：「他（指康有為）因得了宰相翁同龢的保薦，光緒皇帝十分信任他，大大的重用他。」這是在當時一種被普遍認同的觀點。可是，在翁同龢己亥（1899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日記中卻有這樣一段話：「《新聞報》記十八日諭旨，拿康梁二逆，並及康逆為翁同龢薦引，有其才百倍於臣之語，伏讀悚惕。竊念康逆進身之日，已微臣去國之後。厥後臣若在列，必不任此逆猖狂至此而轉以此獲罪，惟有自艾而已。」對於這件人所共知的事實原委，翁老先生都矢口否認，不難看出，他在瓶廬動了手腳。
　　光緒三十年（1904年）五月二十一日，七十四歲的翁同龢在瓶廬彌留之際，黯然神傷地向守候身邊的親屬口拈一絕：
　　六十年中年，傷心到蓋棺；
　　不將兩行淚，輕與汝曹彈。
　　隨後，又以《四書》集句，自擬輓聯一副：
　　朝聞道，夕死可矣；
　　今而後，予知免夫。
　　翁同龢去世后被安葬在虞山鵓鴿峰下的家族墓地，墓前立著他生前手書的「清故削籍大臣之墓」的墓碑。
　　張謇挽翁同龢：
　　讒先公亡公，試續寺人之詩，投畀有北，投畀有昊，繼以豺虎；
　　厄不天聞天，乃與康成以夢，今歲在辰，明歲在已，嗟哉龍蛇。
　　林紓挽翁同龢：
　　脫權奸手，登仙佛場，嗟乎，天下幾人念皇帝；
　　始名宰相，終隱君子，惜哉，此生無分見明公。
　　如今，在虞山琴水之間，修繕一新的翁氏故居「綵衣堂」，作為古城常熟唯一的全國歷史文化保護單位，以狀元門第、帝師世家的獨特風貌，吸引了海內外遊客紛至沓來。踏訪田野煙嵐中的瓶廬舊址，人們依稀感觸到那份歷史的凝重和世情的悲涼。
　　
　　譚嗣同·莽蒼蒼齋
　　譚嗣同（1865-1898年），近代思想家、文學家。字復生、號壯飛。瀏陽（今屬湖南）人。清末主張變法維新，授四品銜軍機章京，后被殺害，為「戊戌六君子」之一。著有《莽蒼蒼齋詩》、《石菊影廬筆識》、《遠遺堂集外文》、《壯飛樓治事》、《譚嗣同全集》等。
　　曾用齋號：莽蒼蒼齋、寥天一閣、石菊影廬、遠遺堂、壯飛樓、寸碧岑樓、秋雨年華之館、楚天涼雨樓、蟲天之微大弘孤精舍
　　
　　「莽蒼蒼齋」在北京宣武門外瀏陽會館內，即宣武區北半截衚衕41號。當年譚嗣同住在五間西房的北套間里，並將自己的書齋題為「莽蒼蒼齋」。「莽蒼蒼」意為蒼茫高遠，一望無際。漢代王充在《論衡·變動》中形容郊野景色迷茫空曠時寫道：「況天去人高遠，其氣莽蒼無端末乎？」譚嗣同以「莽蒼蒼」名其齋，顯示了他慷慨豪邁的性格，決意變法的志向。
　　譚嗣同的父親譚繼洵任清廷二品官員，先後任湖北巡撫、甘肅布政使。左宗棠、郭嵩燾、沈葆楨等重臣顯宦又都是譚家的姻親貴戚，以此，譚嗣同在官場發跡是很容易的，可是他十分鄙視仕途鑽營，卻熱衷於曠日持久的漫遊生活，足跡遍及大半個中國。他目睹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加深了對社會積弊、民間疾苦的了解。使得他思想發生急劇變化的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這次戰爭的結果是，貌似強大的清王朝竟然被微不足道的日本所打敗，還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譚嗣同認為變法維新才是挽救民族危亡的唯一出路，他自題書齋聯一副云：
　　家無儋石；
　　氣雄萬夫。
　　康有為見此聯鋒芒畢露，大吃一驚，曰：「露圭角無靜穆之致。」譚又題更「露骨」的第二聯云：
　　視爾夢夢，天胡此醉；
　　於是處處，人亦有言。
　　譚嗣同在莽蒼蒼齋寫下了許多詩文、信札，曾先後兩次把自己的詩詞編輯成集，定名為《莽蒼蒼齋詩》。莽蒼蒼齋還是維新派志士經常聚會的場所。其人壯懷激烈，是改良派中最激進的人物。清朝的文字獄是最厲害的，而譚嗣同面對朝廷的屠刀，竟公諸筆墨，痛罵當朝統治者「野蠻兇殺，昏暗殘酷」，「上權太重」，是比歷史上一切「暴君」更殘暴的「暴君」。他準備隨時為正義赴死。他曾自書文房聯：
　　一朝馬革裹屍日；
　　絕勝牛衣對泣時。
　　為人樹起脊樑鐵；
　　論世撐開海眼銀。
　　1898年8月，譚嗣同由侍讀學士徐致靖推薦，被光緒帝徵召入京，授四品卿銜軍機章京，參與新政。是年9月24日，慈禧太后發動「戊戌政變」，譚嗣同被袁世凱出賣。他將自己的著作和詩文稿本交給梁啟超，說：「不有行者，誰圖將來，不有死者，誰鼓士氣？」有人勸譚嗣同逃往國外，他從容地回答：「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戊戌變法」失敗后，譚嗣同在其莽蒼蒼齋被捕。他在獄中作絕命詩，發誓要用自己的鮮血為後繼者開路。名作《獄中題詩》透露出驚天地、泣鬼神的浩然正氣：
　　望門投止思張儉，
　　忍死須臾待杜根。
　　我自橫刀向天笑，
　　去留肝膽兩崑崙。
　　1898年9月28日，譚嗣同被綁赴北京菜市口刑場，走下囚車時，他嚴詞質問監斬官：「革新變法有何罪過？為什麼不審而斬？」監斬官無言以對，只是投去殺頭的令箭，讓劊子手持刀上前。譚嗣同在被砍頭之前，仰天笑道：「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犧牲時年僅34歲。
　　其父譚繼洵時任湖北巡撫兼署湖廣總督，聞訊撰聯哀之曰：
　　謠風遍萬國九洲，無非是罵；
　　昭雪在千秋百世，不得而知！
　　觀全聯寥寥22字，著墨不多，寓意含蓄，為父雖沒有對兒郎殉難做正面的評價，而明眼人讀後自知，非大手筆莫為。
　　譚嗣同壯烈犧牲后，安葬故鄉湖南瀏陽縣城西門外。康有為撰墓聯：
　　復生不復生矣；
　　有為安有為哉！
　　康有為以自己的名「有為」和譚嗣同的字「復生」組成了這副巧妙的對聯，深切地表達了對死者的哀悼。
　　
　　沈鈞儒·與石居
　　沈鈞儒（1875-1963年），愛國民主人士、學者、法學家。字秉甫，號衡山。浙江嘉興人。為抗日救國會「七君子」之一。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民盟中央主席等職。著有《寥寥集》、《家庭新論》等。
　　
　　沈鈞儒出生在一個七代藏石世家，其曾祖父沈濂曾任清代刑部主事，祖父沈瑋寶曾任蘇州知府，父親沈翰曾任蘇州候補知府，皆愛好收藏美石。沈鈞儒得自家風熏陶，好石成癖。
　　他的書齋里，除了放滿書的書架以外，還有幾個書架擺的都是許多大大小小的石頭。書桌上和窗台上，擺著好幾塊大石頭。這些石頭，有的從羅盛教烈士墓地撿來，有的從列寧秘密集會的拉茲里夫車站旁的一個草棚里撿來，有的從柏林希特勒「總理衙門」的廢墟上撿來。「立志須存千載想，閑談莫過五分鐘。」即使朋友來往，亦以石為禮。書齋里有朱學范贈送的來自德國海邊的一塊淡青色卵石，十一世班禪贈送的三塊經文石，賽福鼎贈送的新疆玉石，何長工贈送的礦石標本。他對於石頭的喜愛程度，幾乎跟對待自己的兒女差不多，每得到一塊新的石頭，少不了要把它放在水裡，親自用刷子一洗再洗，把粘附在上面的污泥都洗掉，直到露出石頭的本來面目。養在盆子里的石子，他每天都給它換水。書桌上放著一塊長滿青苔的大石頭，他常常拿著一個水匙把清水慢慢地澆在上面。每一塊石頭，他都用一張小紙片鄭重而仔細地記下它是從哪裡拾的；什麼時候撿的；是自己拾到的，還是朋友送給的；有何歷史的紀念意義等等。
　　他的書齋猶如斑斕繽紛的奇石世界，故題齋名「與石居」。與石居「不但擁有百域，而且囊括四海」。現存中國革命博物館的一塊色澤深黑、一尺有餘的石頭，是沈老於1900年在河口石灘撿拾的。
　　1939年沈鈞儒自題《與石居》詩一首，云：
　　吾生尤好石，謂是取其堅。
　　掇拾滿吾居，安然伴石眠。
　　至小莫能破，至剛塞天淵。
　　深識無苟同，涉跡慚戔戔。
　　原來，他是以石頭的堅固來砥礪自己的操守。
　　沈鈞儒還先後請于右任、郭沫若、黃炎培、馮玉祥、李濟深等許多社會名流為他題寫齋名。著名歷史學家侯外廬為題識語云：
　　右三字齋為民主老人囑題，寓意深遠。昔朱舜水鼎鑊之下，有賦作明志之句，云：「涅之緇之，莫污其白，磨青磷青，孰漓其淳，徑徑其旬，磽磽其質，是非眩之而益明，東西沖之而不決。」與石居，其斯人謂歟！
　　郭沫若在其下亦題寫了贊語：
　　磐磐大石固可贊，一拳之小亦可觀。與石居者與善游，其性既剛且能柔。柔能為民役，剛能反寇讎。先生之風，超越時空，何用補之，以召童蒙。
　　1942年8月7日，郭沫若為頌「與石居」作《水龍吟》詞一闋，云：
　　商盤孔鼎無存，禹碑本是升庵造。古香已逸，豪情待冶，將何所好？踏遍天涯，秦關漢月，雪泥鴻爪。有如神志氣，長隨書劍，時媵以，一拳小。
　　渾如風清月皎，會心時點頭微笑。輕靈可轉，堅貞難易，良堪拜倒。砭穴支機，補天填海，萬般都妙。看泰山成厲，再勞拾取，為翁居料。
　　
　　李叔同·晚晴山房
　　李叔同（1880-1942年），學者、詩人、書畫家、高僧。幼名成蹊，學名文濤，又名李息霜、李岸、廣侯，字叔同，號漱筒，法名演音，號弘一，出身於清進士、鹽商家庭。浙江平湖人。中國話劇運動的開拓者之一，在音樂、書法、繪畫方面頗有造詣。從日本留學歸國后，任過教師、編輯之職，為我國歷史上十八高僧之一。著有《李廬詩鐘》等。
　　曾用齋號：晚晴山房、銀洞草庵、城南草堂、旭光室、殉教室、醺紈閣
　　
　　「晚晴山房」為1928年11月，豐子愷、夏丏尊等人為其在浙江上虞白馬湖畔修建的常住凈修之所。李叔同從小因喜晚唐李商隱的「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的詩句，遂取「晚晴」為書齋名。
　　李叔同的名詩《送別》中的「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等句，充盈著「晚晴」意味。三十年代，他在廈門南普陀寺佛教養正院同學會上講話，最後贈詩一首，內有一句「吟到夕陽山外山，古今難免余情繞」，也蘊含「晚晴」之情。在此之前，他曾將在溫州的住處命名為「晚晴院」。《晚晴院額跋》，「唐人詩云：『人間重晚晴。』髫齔之歲喜誦之。今重老矣，猶復未忘，亦莫知其由致也。因顏所居曰晚晴院，聊以記念舊之懷耳。」
　　李叔同的「晚晴」還包含重晚節之意。他於1918年在杭州虎跑寺削髮為僧，法名演音，號弘一。后專研戒律。晚年舍俗皈依佛門，「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在佛寺中，沿用早年的齋名「晚晴山房」為其方丈室，鑽研佛學，參禪打坐，並自號「晚晴老人」。在晚晴山房，李叔同曾集華嚴經為聯，著《華嚴集聯三百》，其中：
　　一即是多多即一；
　　文隨於義義隨文。
　　發心求正覺；
　　忘己濟群生。
　　在晚晴山房，李叔同除著《護生畫集》外，還協助豐子愷編選了《中文名歌五十首》一書，其中選入法師的「送別」、「悲秋」、「憶兒時」等二十多首，作為國內各級學校音樂教材使用。他還與文化界名士郁達夫、徐悲鴻、葉紹鈞交往。
　　抗戰期間，他憂國憂民，堅持民族氣節，宣傳「念佛不忘救國，救國不忘念佛」，同仇敵愾，把弘揚佛法和抗日救國結合起來。他說：「為護法故，不怕炮彈，倘值變故，願以身殉。古人詩曰：『莫嫌老圃秋容淡，猶有黃花晚節香』，吾人一生晚節最為要緊。」
　　1937年日軍侵佔北平后，其時居住在福建廈門的李叔同得知「盧溝橋事變」的消息，準備隨時以流血來殉教。有人從泉州帶一束紅色菊花送給他，色艷如血，他見了心動，作偈一首：
　　亭亭菊一枝，高標矗晚節；
　　云何色殷紅，殉道應流血。
　　1938年，豐子愷曾邀他到內地避戰亂，他回信說：「朽人年來，老態日增，不久即將終生極樂……猶如夕陽，殷紅絢彩，隨即西沉。」「猶如夕陽，殷紅絢彩」，正是李叔同「晚晴」二字的極好寫照。1942年10月10日，李叔同圓寂於泉州不二祠溫陵養老院中。
　　西歸前三天，李叔同手書「悲欣交集」四字贈送給侍者妙蓮，是為絕筆。這四個字完整地表達了他告別人世前的心境：悲的是世間苦人多，仍未脫七情六慾的紅塵；欣的是自己的靈魂如蛻，即將告別婆娑世界，遠赴西方凈土。李叔同的生前有格言云：
　　與世為依怙；
　　如日處虛空。
　　今日方知心是佛；
　　前身安見我非僧。
　　他的處世格言被梁實秋、林語堂等文化巨匠譽為「一字千金，值得所有人慢慢閱讀」。
　　
　　（選自《中國書齋故事》/王志堅陳鳳桐編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6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