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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明善、詹小洪先生主編的《經濟學家茶座》以輕鬆、休閑、高雅為獨特定位，貼近生活、關注民生，在學界頗有聲譽，被中國書刊發行業協會評為「2007年度全行業優秀暢銷品種」。
快樂和衝突的經濟學
政治學和社會學的理論對經濟學分析問題很有幫助。反過來說，正是因為經濟學特別依賴於數量化的分析，這也對其他學科的認識形成了補充。我今天講的題目是「快樂和衝突的經濟學」。特別需要說明的是，關於快樂，特別是衝突的決定有很多理論工作，比如很多經濟學家都在做一些關於博弈的模型來討論衝突是怎麼發生的，利益集團之間是怎麼鬥爭的。我今天講的主要不是理論的東西，而是實證的結論。
我首先要講一下今天的主題詞「快樂」，「穩定」，「經濟學」。經濟學中有兩個問題和我們今天講的內容是有關係的。第一個是，社會為什麼會有衝突？如果我們從不同國家來說的話，社會的衝突是怎麼發生的？另外一個，就是實證經濟學家研究的「人為什麼不快樂」。在實證研究中常常用滿意度來代錶快樂的程度。在快樂的決定裡面，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快樂與收入。經濟學家最重視的一個問題就是收入，其中，我們基本上可以把收入區分為三個方面的問題：第一個方面就是收入的水平；第二個方面就是收入的增長速度；第三個方面就是在一個社會群體裡面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從實證研究來看，有些已經使用了到中國的數據，有的還沒有。
第一個要提到的研究就是，研究者用中國的數據發現收入的水平和收入的增長速度是提高人們的快樂程度的。尤其是收入的增長速度非常重要，收入增長越快，快樂程度就越高。關於收入不均等如何影響人們的快樂這方面的研究現在還沒有用中國數據的。但是哈佛大學的Alesina有一篇文章用歐洲和美國的數據研究了收入不平等對快樂的影響，發現收入不平等總體上是起到降低快樂感的作用的。通過國家與國家的比較研究發現，一個國家的政治結構不同對不平等的反應是不同的。在美國社會，大家對收入不均等反應不顯著，但是在比較強調公平的歐洲社會裡面，大家對於收入不平等更顯著地表現出不快樂。可惜沒有這方面關於中國的證據。接下來經濟學家還發現收入水平影響快樂只是在截面意義上的，它實際上也是一種人際意義上的比較。比如前面我們說過了，在中國不同的收入水平會影響人的快樂，但是只是在一個截面上，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收入水平的時候，如果你收入水平更高的話，快樂程度就更加高。但是如果我們放到時序上去看，就會發現人的收入水平是不斷提高的，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人就變得越來越快樂。很有意義的一個問題是，收入水平高是增加人的快樂的，收入的差距是降低人的快樂的，前者對人的快樂感的作用是不持續的，但是後者發生作用卻是持續的，所以前者在長期對一個社會來說並不太重要，後者就相對重要得多。
有了這些文獻我們對快樂的事情也就基本清楚了。為什麼中國可以穩定壓倒一切，並且做到了穩定壓倒一切呢？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首先，中國人的收入水平是在不斷提高的，所以很多人都能因此而提高快樂水平。其次，從收入增長速度上來講，中國的收入增長速度總體上來講是非常快的，這有助於人們快樂感的提高。再看收入差距，儘管中國收入差距很大，但是如果從時序上看的話，中國1980年代的收入差距曾經並不是很大的。而且大家特別要注意的是，雖然中國總體的收入差距很大，但是地區內部的收入差距並不特別大。也就是說中國的收入差距主要是城鄉之間以及地區之間的差距導致的，這和世界上很多國家不一樣。比如說印度，印度總體的收入差距要比中國小，但是地區內部收入差距非常大，在同一個城市，一邊是億萬富豪，一邊卻是無家可歸者。在上海，我們不大有這種情況。也就是說，中國總體的收入差距離我們老百姓的現實感受還是比較遠的。這樣的話，地區內部的收入差距並不大，因而對我們快樂感的減損也就少了。
接下來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國收入的流動性非常的大。剛才我們提到了美國，為什麼美國的收入差距很大卻能保持穩定呢？就是因為美國的收入流動性在發達國家中是最高的。什麼是收入的流動性呢？比如我把教室裡面的同學從最窮到最富劃分為五個組，當我過十年回過頭再來看，這裡面最窮的人有一部分變成最富的人了，或者一些最富的人變成最窮的人了。然後我來計算在這個群體裡面收入組別發生變化的人數佔總人數的比重，這個比重越大就說明收入的流動性越大。流動性大也就意味著處於底層的人們有翻身的機會，所以也不希望這個社會動蕩，因為只要社會不動蕩窮人就有一定的概率能成為富人。反過來，如果十年過去了，收入階層根本就沒有變化，那麼人們就有可能會騷動起來。所以社會的流動性對維持一個社會的穩定作用是十分重要的。現有的實證研究表明，中國的社會流動性比美國還高，特別是在1980年代。我想這也是中國社會為什麼能保持穩定的一個原因。
最後，媒體的作用也是十分大的。現代經濟學越來越將社會心理學、政治學以及社會學的研究結合在一起，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研究方向就是媒體政治經濟學。研究表明，媒體在形成人們的觀點方面作用非常大，所以雖然我們的社會有各種社會不公，但是中國的媒體能讓我們感覺到中國的政府是在關心民生，是在治理腐敗，是在處理收入不公的問題，這樣就讓很多人覺得這是很好的。
但是，如果我們去關注收入差距的趨勢的話，我們能發現以下幾點：第一，中國總體的收入差距仍然是比較高，而且是在擴大的。現在經濟學家比較接受的基尼係數度量是0.45-0.46。也有經濟學家說應該更低，因為中國地區間的物價水平差距很大，考慮到這一點，中國實際的收入差距基尼係數只有0.4左右，但是即使這樣，放在整個世界範圍內，仍然是很高的。我剛才講過，中國的地區內的收入差距不算大，但是，現在的研究表明地區內的差距正在擴大。無論是城市內部還是農村內部，收入差距都在擴大。更加可怕的是，收入的流動性正在下降。這又和精英的循環有關係。原來在1980年代，富起來的第一批人，比如說原來的個體戶和鄉鎮企業家在政治上是缺少權力的，但是現在經濟精英可能就是政治精英，政治精英也往往是經濟精英。當你的企業足夠大的時候，很有可能就因此成為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反之一旦你是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你的企業的貸款就變得容易了。人們通過獲取政治資源來獲取經濟資源。這樣循環往複，社會的流動性就下降了，這樣就有可能成為未來不穩定的因素。有人可能會說，即使我們收入差距變大，流動性下降，但是只要我們的收入持續增長不就可以了嗎？這裡我們就要問，當收入差距擴大的時候收入持續增長是不是可能呢？我們的研究發現，在經濟收入差距拉大的時候，經濟增長本身就會受到負面的影響，所以，我們不能期望在收入差距擴大的情況下能夠實現經濟的持續增長。
我現在還要介紹一些關於社會衝突的實證研究。文獻里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水平的收入差距」。「水平的收入差距」是指社會的不同組別之間的差距，比如說白人和黑人，農村人和城市人之間的差距。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身份，當我們把人劃分成不同的組之後，再找到指標來度量這些組之間的收入差距，這就叫「水平的收入差距」。十多年前人們關於收入差距是否增加社會衝突是有爭論的，有的人發現收入差距大了之後並不一定增加社會衝突，但是當「水平的收入差距」這個概念提出之後，經濟學家重新審視他們之前做過的研究，發現水平的收入差距就一直是顯著增加衝突的。也就是說，影響到這個社會的穩定程度的主要不是總的收入差距，而是族群之間的收入差距，這是第一個結論。
其次，還要看不同的族群之間在社會上的地位，如果經濟上地位高的族群在政治地位上是低的，這樣的話社會的穩定程度就會增加。但是如果說經濟地位高的族群同時又是政治地位高的族群，那麼衝突發生的概率就高了。前面那種社會呢，馬來西亞比較典型，馬來西來的華人經濟上地位高，但是在政治上的地位並不高。這樣，這個社會發生衝突的可能性就會下降。如果一個社會是按照比例代表制，比如說農民占人口的60％，於是在這個社會的民主體制裡面有相應比例的農民代表，那麼這個社會的衝突也會下降。中國一個最重要的社會分割就是由城鄉分割而導致的，城市居民和農村在很多方面擁有不同的身份。首先，農民和城裡人的收入差距很大，也就是說，按照我剛才定義的「水平的差距」來看的話是非常大的，而且仍然是在上升。講到政治地位，我們的農民和城市人並沒有比例代表，農民在總人口中的比例要大大高於農民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中國農民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都是比較低的，也就是說，有利於降低社會衝突的因素在中國恰恰都是反過來的。因此我們可以進行預測，未來中國的社會可能會發生甚麼。如果我們把城鄉的收入差距做一個比值，畫一條城鄉收入差距按時間變化的曲線，再把每10萬人的侵財案件數也畫一條趨勢線，我們將發現這兩條曲線的趨勢十分相象，都是W型。現在中國政府顯然注意到了這些問題，因此，十七大報告已經明確提出，「建議逐步實行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
所以，我們現在就應該立即採取措施去縮小收入差距。現在還為時不晚，為什麼？我接下去再講一項有關匈牙利的研究。這項研究發現，如果一個人的境況變得更加壞的時候，對收入差距的容忍度就會下降，反之，當一個人的境況變得更好的時候，對收入差距的容忍度卻不會明顯改善。如果將這個結果推廣到中國，那麼，我們中國在收入差距還沒有拉美那麼大的時候，趕緊去控制收入差距，使得窮人的經濟境況相對有所改善，這樣他們也至多是維持現在對收入差距的容忍度。否則的話，一旦收入差距繼續上升，人們對收入差距的容忍度持續下降，將來即使收入差距縮小，也很難再降低人們對收入差距的容忍度了。所以，對於收入差距，我們要做的就是「do it now!」
[ 本帖最後由 大西洋人 於 2008-2-27 11:50 編輯 ]
快樂和衝突的經濟學
政治學和社會學的理論對經濟學分析問題很有幫助。反過來說，正是因為經濟學特別依賴於數量化的分析，這也對其他學科的認識形成了補充。我今天講的題目是「快樂和衝突的經濟學」。特別需要說明的是，關於快樂，特別是衝突的決定有很多理論工作，比如很多經濟學家都在做一些關於博弈的模型來討論衝突是怎麼發生的，利益集團之間是怎麼鬥爭的。我今天講的主要不是理論的東西，而是實證的結論。
我首先要講一下今天的主題詞「快樂」，「穩定」，「經濟學」。經濟學中有兩個問題和我們今天講的內容是有關係的。第一個是，社會為什麼會有衝突？如果我們從不同國家來說的話，社會的衝突是怎麼發生的？另外一個，就是實證經濟學家研究的「人為什麼不快樂」。在實證研究中常常用滿意度來代錶快樂的程度。在快樂的決定裡面，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快樂與收入。經濟學家最重視的一個問題就是收入，其中，我們基本上可以把收入區分為三個方面的問題：第一個方面就是收入的水平；第二個方面就是收入的增長速度；第三個方面就是在一個社會群體裡面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從實證研究來看，有些已經使用了到中國的數據，有的還沒有。
第一個要提到的研究就是，研究者用中國的數據發現收入的水平和收入的增長速度是提高人們的快樂程度的。尤其是收入的增長速度非常重要，收入增長越快，快樂程度就越高。關於收入不均等如何影響人們的快樂這方面的研究現在還沒有用中國數據的。但是哈佛大學的Alesina有一篇文章用歐洲和美國的數據研究了收入不平等對快樂的影響，發現收入不平等總體上是起到降低快樂感的作用的。通過國家與國家的比較研究發現，一個國家的政治結構不同對不平等的反應是不同的。在美國社會，大家對收入不均等反應不顯著，但是在比較強調公平的歐洲社會裡面，大家對於收入不平等更顯著地表現出不快樂。可惜沒有這方面關於中國的證據。接下來經濟學家還發現收入水平影響快樂只是在截面意義上的，它實際上也是一種人際意義上的比較。比如前面我們說過了，在中國不同的收入水平會影響人的快樂，但是只是在一個截面上，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收入水平的時候，如果你收入水平更高的話，快樂程度就更加高。但是如果我們放到時序上去看，就會發現人的收入水平是不斷提高的，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人就變得越來越快樂。很有意義的一個問題是，收入水平高是增加人的快樂的，收入的差距是降低人的快樂的，前者對人的快樂感的作用是不持續的，但是後者發生作用卻是持續的，所以前者在長期對一個社會來說並不太重要，後者就相對重要得多。
有了這些文獻我們對快樂的事情也就基本清楚了。為什麼中國可以穩定壓倒一切，並且做到了穩定壓倒一切呢？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首先，中國人的收入水平是在不斷提高的，所以很多人都能因此而提高快樂水平。其次，從收入增長速度上來講，中國的收入增長速度總體上來講是非常快的，這有助於人們快樂感的提高。再看收入差距，儘管中國收入差距很大，但是如果從時序上看的話，中國1980年代的收入差距曾經並不是很大的。而且大家特別要注意的是，雖然中國總體的收入差距很大，但是地區內部的收入差距並不特別大。也就是說中國的收入差距主要是城鄉之間以及地區之間的差距導致的，這和世界上很多國家不一樣。比如說印度，印度總體的收入差距要比中國小，但是地區內部收入差距非常大，在同一個城市，一邊是億萬富豪，一邊卻是無家可歸者。在上海，我們不大有這種情況。也就是說，中國總體的收入差距離我們老百姓的現實感受還是比較遠的。這樣的話，地區內部的收入差距並不大，因而對我們快樂感的減損也就少了。
接下來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國收入的流動性非常的大。剛才我們提到了美國，為什麼美國的收入差距很大卻能保持穩定呢？就是因為美國的收入流動性在發達國家中是最高的。什麼是收入的流動性呢？比如我把教室裡面的同學從最窮到最富劃分為五個組，當我過十年回過頭再來看，這裡面最窮的人有一部分變成最富的人了，或者一些最富的人變成最窮的人了。然後我來計算在這個群體裡面收入組別發生變化的人數佔總人數的比重，這個比重越大就說明收入的流動性越大。流動性大也就意味著處於底層的人們有翻身的機會，所以也不希望這個社會動蕩，因為只要社會不動蕩窮人就有一定的概率能成為富人。反過來，如果十年過去了，收入階層根本就沒有變化，那麼人們就有可能會騷動起來。所以社會的流動性對維持一個社會的穩定作用是十分重要的。現有的實證研究表明，中國的社會流動性比美國還高，特別是在1980年代。我想這也是中國社會為什麼能保持穩定的一個原因。
最後，媒體的作用也是十分大的。現代經濟學越來越將社會心理學、政治學以及社會學的研究結合在一起，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研究方向就是媒體政治經濟學。研究表明，媒體在形成人們的觀點方面作用非常大，所以雖然我們的社會有各種社會不公，但是中國的媒體能讓我們感覺到中國的政府是在關心民生，是在治理腐敗，是在處理收入不公的問題，這樣就讓很多人覺得這是很好的。
但是，如果我們去關注收入差距的趨勢的話，我們能發現以下幾點：第一，中國總體的收入差距仍然是比較高，而且是在擴大的。現在經濟學家比較接受的基尼係數度量是0.45-0.46。也有經濟學家說應該更低，因為中國地區間的物價水平差距很大，考慮到這一點，中國實際的收入差距基尼係數只有0.4左右，但是即使這樣，放在整個世界範圍內，仍然是很高的。我剛才講過，中國的地區內的收入差距不算大，但是，現在的研究表明地區內的差距正在擴大。無論是城市內部還是農村內部，收入差距都在擴大。更加可怕的是，收入的流動性正在下降。這又和精英的循環有關係。原來在1980年代，富起來的第一批人，比如說原來的個體戶和鄉鎮企業家在政治上是缺少權力的，但是現在經濟精英可能就是政治精英，政治精英也往往是經濟精英。當你的企業足夠大的時候，很有可能就因此成為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反之一旦你是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你的企業的貸款就變得容易了。人們通過獲取政治資源來獲取經濟資源。這樣循環往複，社會的流動性就下降了，這樣就有可能成為未來不穩定的因素。有人可能會說，即使我們收入差距變大，流動性下降，但是只要我們的收入持續增長不就可以了嗎？這裡我們就要問，當收入差距擴大的時候收入持續增長是不是可能呢？我們的研究發現，在經濟收入差距拉大的時候，經濟增長本身就會受到負面的影響，所以，我們不能期望在收入差距擴大的情況下能夠實現經濟的持續增長。
我現在還要介紹一些關於社會衝突的實證研究。文獻里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水平的收入差距」。「水平的收入差距」是指社會的不同組別之間的差距，比如說白人和黑人，農村人和城市人之間的差距。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身份，當我們把人劃分成不同的組之後，再找到指標來度量這些組之間的收入差距，這就叫「水平的收入差距」。十多年前人們關於收入差距是否增加社會衝突是有爭論的，有的人發現收入差距大了之後並不一定增加社會衝突，但是當「水平的收入差距」這個概念提出之後，經濟學家重新審視他們之前做過的研究，發現水平的收入差距就一直是顯著增加衝突的。也就是說，影響到這個社會的穩定程度的主要不是總的收入差距，而是族群之間的收入差距，這是第一個結論。
其次，還要看不同的族群之間在社會上的地位，如果經濟上地位高的族群在政治地位上是低的，這樣的話社會的穩定程度就會增加。但是如果說經濟地位高的族群同時又是政治地位高的族群，那麼衝突發生的概率就高了。前面那種社會呢，馬來西亞比較典型，馬來西來的華人經濟上地位高，但是在政治上的地位並不高。這樣，這個社會發生衝突的可能性就會下降。如果一個社會是按照比例代表制，比如說農民占人口的60％，於是在這個社會的民主體制裡面有相應比例的農民代表，那麼這個社會的衝突也會下降。中國一個最重要的社會分割就是由城鄉分割而導致的，城市居民和農村在很多方面擁有不同的身份。首先，農民和城裡人的收入差距很大，也就是說，按照我剛才定義的「水平的差距」來看的話是非常大的，而且仍然是在上升。講到政治地位，我們的農民和城市人並沒有比例代表，農民在總人口中的比例要大大高於農民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中國農民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都是比較低的，也就是說，有利於降低社會衝突的因素在中國恰恰都是反過來的。因此我們可以進行預測，未來中國的社會可能會發生甚麼。如果我們把城鄉的收入差距做一個比值，畫一條城鄉收入差距按時間變化的曲線，再把每10萬人的侵財案件數也畫一條趨勢線，我們將發現這兩條曲線的趨勢十分相象，都是W型。現在中國政府顯然注意到了這些問題，因此，十七大報告已經明確提出，「建議逐步實行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
所以，我們現在就應該立即採取措施去縮小收入差距。現在還為時不晚，為什麼？我接下去再講一項有關匈牙利的研究。這項研究發現，如果一個人的境況變得更加壞的時候，對收入差距的容忍度就會下降，反之，當一個人的境況變得更好的時候，對收入差距的容忍度卻不會明顯改善。如果將這個結果推廣到中國，那麼，我們中國在收入差距還沒有拉美那麼大的時候，趕緊去控制收入差距，使得窮人的經濟境況相對有所改善，這樣他們也至多是維持現在對收入差距的容忍度。否則的話，一旦收入差距繼續上升，人們對收入差距的容忍度持續下降，將來即使收入差距縮小，也很難再降低人們對收入差距的容忍度了。所以，對於收入差距，我們要做的就是「do it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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