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妙語連珠之英文超級94句 [2007/11]
- 鄭州人到昆明宣傳毛澤東思想 被警察抓走 [2007/11]
- 嫦娥奔月更加讓人懷疑美登月的真實性 [2007/11]
- 央視英語主播芮成鋼: 中國男人出軌的十大原因 [2008/01]
- 《莊子·逍遙遊》原文、白話、英譯本 [2007/11]
- 商務周刊封面故事：別了，摩托羅拉 [2008/06]
- 高屋建瓴，精闢透徹: 毛澤東對西藏平叛及國際反響的講話 [2007/12]
- 貼身警衛告訴你一個真實的許世友 [2008/01]
- 1959年解放軍平息西藏叛亂秘照 [2008/04]
- 透視中國現代民謠 [2008/01]
- 習慣決定孩子的命運--給孩子的父母親們 [2008/06]
- 喝茶與性格 [2007/10]
- 帶你看透男人心(十篇) [2007/10]
- 汪敬煦： 美麗島、台獨與共產黨 [2007/10]
- 台獨, 是事業還是商品? [2007/10]
- 民主是什麼 vs 民主不是什麼 [2007/11]
- 台獨本質是什麼？ [2007/09]
- 化解壓力20招 [2007/10]
- 馬雲: 阿里巴巴de故事 [2007/11]
- 余秋雨的讀書秘訣 [2007/11]
傳統社會裡的中國經濟顯然是一種倫理經濟。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社會的價值觀發生了重大變化。集體利益、國家利益取代人倫親情成為至高無上的社會價值。不過，雖然倫理的內涵發生了變化，但經濟關係必須服從社會倫理的格局沒有變。當時，中國也追求經濟增長，但從其經濟體制的布局中可以看出，效率、經濟增長充其量只是次要的考慮，市場則在其中也沒有什麼太大的作用。當時有兩種機制把經濟關係「嵌入」到社會政治關係中，即「軟預算約束」和「鐵飯碗」。軟預算約束意味著一個經濟組織（企業或下級政府）的活動不必以自身擁有的資源約束為限。當收不抵支、產生赤字時，它可以期待得到外部組織（上級政府）的救助，從而繼續生存，不會出現優勝劣汰的局面。鐵飯碗意味著有終身保障的工作，不管個人表現如何都沒有失業風險。軟預算約束和鐵飯碗顯然不利於競爭和效率最大化，它們之所以成為計劃經濟體制的兩大支柱，是因為當時的體制更側重經濟單位之間的平等和為人類生存提供基本保障，即使犧牲效率也在所不惜。在計劃（倫理）經濟體制下，農村裡的社隊和城鎮里的單位不僅是經濟機構，也是社會、政治機構。它們不僅為其成員提供工作機會、支付彼此差別不算太大的工資（工分），而且為其成員及其家屬提供各種福利（託兒所、幼兒園、學校、醫療、撫恤救助、養老、喪葬）。換句話說，是農村裡的社隊和城鎮里的單位為公民個人提供福利，而不需要由政府直接提供。有學者據此把這種體制稱之為「毛式倫理經濟」。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改革開放的早期，即1980年代中期。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指導思想發生了變化。這時決策者不再追求基本保障和平等，而是大講「發展是硬道理」，一味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當時說的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但「兼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不顧。為了追求效率或整體經濟增長速度的最大化，其他一切都要讓步，都可以被犧牲，包括公平、就業、職工權益、公共衛生、醫療保障、生態環境、國防建設等。當時，各級領導人似乎有意無意地接受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鼓吹的一個「下溢假設」：只要經濟持續增長、餅越做越大，其他一切問題都遲早會迎刃而解。
在這種意識形態變化的大背景下，中國分三個階段經歷了從倫理經濟演化到市場社會的轉變。第一個階段是市場的出現（1979—1984年），其間零星的商品交易市場開始出現，但它們在整體經濟中的作用仍十分有限，行政權力對經濟行為的干預依然很強，非市場體制與關係仍然佔據上風。第二階段是市場制度的出現（1985—1992年），其間一套相互關聯的市場制度開始出現，如產品市場、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外匯市場、土地市場等。到這個階段，等價交換、供求關係、競爭等市場原則開始在經濟生活中發揮作用，但它們還沒有大規模侵入非經濟領域。第三階段是市場社會的出現（1993—1999年），其間市場原則開始席捲非經濟領域，大有成為整合社會生活（甚至政治生活）機制的勢頭。
經過這三個階段的轉變，倫理經濟的格局逐步瓦解。各級財政之間的關係從「大鍋飯」變為「分灶吃飯」；政府財政與企業之間的關係從「軟預算約束」變為「硬預算約束」；在給農民生產自由的同時，農村實行的大包干解除了集體對個體的責任；勞動用工制度的改革打破了城鎮職工的「鐵飯碗」。隨著農村裡的村莊和城鎮里的單位逐漸剝離社會職能，演變為純粹的經濟機構，村民和職工的生老病死、福利待遇便失去了保障，必須靠個人花錢購買。
從大歷史的角度看，從倫理經濟向市場社會演化對中國而言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轉型。
市場無疑具有神奇的力量。它像一桿能點石成金的魔杖，所到之處大量社會財富便迅速湧現出來；一向為商品匱乏所苦的中國人，在短短二十年間便快速進入了相對過剩的時代。回首剛剛逝去的昨天，真讓人有一種恍如隔世的感覺。不過，市場機制不僅僅是經濟的加速器，它又像一柄利刃，能無情地割斷人們與種種社會群體之間的倫理紐帶，把他們轉化為在市場中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獨立個體。當市場力量把社會演變為市場社會時，以前那些靠集體、靠單位、靠家庭生活的人們，都必須學會完全依靠他們自己。然而，弔詭的是，現代社會充滿了各種風險，這使得個人（尤其是那些生活在社會中下層的個人）越來越難以負擔起照看自己的全部責任。當快速的市場轉型以摧枯拉朽之勢衝破所有社會安全網時，其後果必然是毀滅性的。這就是為什麼在社會財富大量湧現的同時，人們感到各種不穩定的因素也在快速增加，使得上上下下都認識到中國面臨著重重危機。
在這個背景下，市場改革的金字招牌脫落了，有關市場改革的共識破裂了。那些在前期改革中利益受損或受益不多的階層對新推出的市場導向改革不再毫無保留地支持；相反，他們對凡是帶有「市場」、「改革」標籤的舉措都疑慮重重，生怕再次受到傷害。這些人仇視濫用權力、中飽私囊的官員，敵視一夜暴富、揮金如土的新貴，蔑視巧舌如簧、發「改革」財的學者。他們普遍感覺到中國的改革已經步入歧途，到了改弦更張、強調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時候了。這就啟動了力圖抵制經濟「脫嵌」的保護性反向運動。
這時政策制定者也開始認真對待鄧小平發出的警告：「如果搞兩極分化……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 「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為了緩解社會矛盾，中國政府開始花更大的氣力來 「兼顧」公平。如果以前的「兼顧」只是說說而已，現在的「兼顧」終於有了實質內容。「兼顧」的具體做法是用「去商品化」的方式將經濟關係重新「嵌入」社會關係。這裡「去商品化」是指把一些與人類生存相關的服務（如醫療、教育、養老等）看作基本人權而不是市場交易的標的物，其目的是讓人們可以不完全依賴市場而生存。在計劃經濟、單位體制已經解體的局面下，要達到去商品化的目的，必須建立一個再分配機制：一方面，人們依其收入水平向國家繳稅；另一方面，人們依其需要從國家的再分配（社會救助、社會保險、公共服務）中受益；而繳稅水平與受益水平沒有必然關係。再分配用國家的強制力打斷了市場的鏈條，把全體人民重新鏈結起來，這就是中國最近幾年正在發生的變化。
如果說從1978年開始到1990年代中期中國只有經濟政策、沒有社會政策的話，我們看到社會政策正在中國大地上出現。
表一列舉了最近幾年出台的一系列社會政策。可以看出，新世紀到來以前，可以算得上社會政策的只有1999年出台的「西部大開發」。絕大多數社會政策是胡、溫新班子就職后推出的。這些社會政策不僅僅是文件上的東西，而是具體的、實實在在的行動，正在給中國社會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1990年代短暫地經歷了「市場社會」的夢魘之後，中國大地上出現的蓬勃的反向運動，正在催生一個「社會市場」。在社會市場里，市場仍然是資源配置的主要機制，但政府通過再分配的方式，儘力將對與人類生存權相關的領域進行「去商品化」，讓全體人民分享市場運作的成果，讓社會各階層分擔市場運作的成本，從而把市場重新「嵌入」社會倫理關係之中。近年來出台的一系列社會政策顯示，中國政府既有政治意願也有財政能力來充當社會市場的助產士，雖然無論在意願還是能力上，兩者都有待加強。今天中國社會還存在大量嚴重的問題，但社會政策的最終出現具有歷史轉折點的意義，其重要性怎麼估計也不過分。
評論
潘毅（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社會市場」（social market）出現的前提在哪裡
王紹光老師所講內容非常豐富。運用波蘭尼（Karl Polanyi）的「大轉型」（great transformation）和「雙向運動」（double movement）的理論研究中國問題，除了王老師這篇，還有沈原老師的另一篇。在運用波蘭尼這個理論研究中國問題的框架下，我們來思考它的重要性在哪裡，並確定學習的重點。王老師和沈原老師在運用波蘭尼的雙向運動，特別是反向運動（counter movement）的時候，都比較樂觀，我想，這種樂觀的背後應該有價值取向的問題。我們重視在反向運動中國家干預（intervention）的角色，而波蘭尼更重視Discovery society，這兩個存在很大差異性。波蘭尼對國家干預應該是有保留的。面對二十世紀社會主義（socialism）和社會主義運動（socialist movement ）出現的問題，他不會把計劃經濟理解為一種倫理經濟。我想，比較的框架下來理解可能更有意義。考察歐洲社會的雙向運動或者反向運動，跟我們今天來理解中國出現的雙向運動或反向運動，可能意義更加不一樣，因為我們是在不同的情境（contest）下來理解雙向運動和反向運動的可能性。
社會市場（social market）出現的前提在哪裡？這個問題才是討論的重點。王老師和沈原老師的文章都認為，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期，在market evilness下面，開始了上上下下的調整和政府的干預。而波蘭尼把雙向運動作為兩種組織原則，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在兩種不同的原則之間持續衝突的情況下，出現了反向運動。波蘭尼其實非常沉重，他沒有我們樂觀，因為他看到反向運動從十九世紀出現，到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運動都沒有成功，導致了法西斯主義的出現，這種國家權力（state power）是以犧牲民主和個體社會的自由為代價的。波蘭尼認為，如果我們無法認知社會（the discovery of society），沒有重新塑造人類自由的話，反向運動就沒有條件。
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出現的反向運動，失敗的原因在哪裡？我們今天討論社會市場，王紹光老師重點探討了社會市場出現的條件。如果重點不在這裡，我們則很可能把社會政策理解為政府干預下的結果。而政府干預跟市場的關係是什麼？市場跟國家的關係在哪裡？如果我們沒有釐清這些問題，僅從表面來看很多圖表，那就無法理解為什麼今天中國的反向運動是有機會成功的，而歐洲走過了近百年的歷史卻沒有成功。
王紹光：社會主義的遺產發揮了作用
非常感謝潘毅的評論。我在另一篇文章中主要解釋了為什麼出現反向運動。簡單來說，有兩點。第一，政府的能力。每項社會政策（social policy）都非常昂貴。錢從哪裡來？如果政府沒有錢，則無能力推進。第二，政府的意願，這包含與社會、其他政治力量的互動關係。以1999年西部大開發為例，不是一朝一夕就出台的。如果翻看1994年、1995年、1996年每一次人大會議尤其是西部省份人大代表的發言，就會有清晰的認識。另外，我跟胡鞍鋼等做中國地區差距報告的時候，聽到各省領導言論之激烈，出乎我們的想象。這一系列內部的政治使得區域政策在1999年發生了變化。2002年之後，之所以出現社會政策的變化，也跟社會的運動有關係。這裡一方面涉及到NGO，比如說環保政策的出現跟環保組織的出現很可能是有關係的，尤其是去年的三江源事件。但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新技術使民意表達有了新渠道，即網際網路。在1996年剛開通的時候，中國只有67萬人，到SARS期間達到六七千萬人。也正是在此之後，國務院每天編網際網路摘要。再追溯網際網路上談論的問題，比如看病難、上學難問題、保險、失業等問題，跟政策的出台有2~3年的間隔期，即民意集中表達之後兩三年政策出台，「孫志剛事件」可能是最明顯的例子，當然傳統媒體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同意，波蘭尼非常悲觀，尤其他寫那本書的時候，反法西斯戰爭尚未勝利。他看到反向運動帶來的不一定是好東西。但對中國，我之所以樂觀，原因在於不管看哪個國家社會政策的出現和推進，都要經歷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時間，而中國，在過去短短六七年，諸多社會政策如此大幅度推進，我們不得不承認社會主義的遺產發揮了作用。有些人講，政府受壓力，就不能不這麼做。那如果中國的政府僅僅是跟馬基雅弗利似的政府領導的話，可以做得慢一點，好處一點點地給，這樣既能鞏固政權，還可以長久一點。但是，中國政府不去考慮馬基雅弗利式的統治術，而在短期內大規模推進社會政策，所以我有理由比波蘭尼更樂觀。
強世功（北京大學法學院）：中國的「國家」和西方意義上的「國家」不一樣
我覺得潘毅老師提出了最有挑戰性的問題。對市場的回應，究竟應該是社會的力量還是國家的力量？從我們對中國經驗的考察，恰恰是反對波蘭尼提出的嚴格意義上的國家與社會的二分法。您認為在中國，反市場的運動不是來自於社會的，而恰恰是來自更強大的國家。這個想法，按照波蘭尼的說法，可能就是悲觀，但是王紹光老師可能覺得樂觀。其實很大程度上是您這樣想，中國的國家和西方意義上的國家不一樣。西方所講的國家，官僚化可能是謀害自由的因素，但中國不是這樣。第一，中國官僚化很強，但又絕對反官僚化，而整個反對的力量恰恰來自共產黨。研究近代中國的歷史，恰恰國民黨講的是官僚化，但共產黨從一開始就反官僚化，恰恰來自社會性。如果說有一個反社會運動，共產黨是社會中最大的社會力量。在中國，共產黨有很強社會性的時候，這個社會力量可以很快決定國家政策的變化。所以，我們要看到共產黨的雙重性，一方面是官僚化，且現在官僚化傾向越來越濃，我們所說的官僚化是指正規化、體制化、科層化，另一方面，從歷史到現在，它是反官僚體制的，反官僚就是我們所說的社會性。王紹光老師提示，一定要看到社會主義傳統的重要性，我覺得，落實到共產黨身上，就是共產黨的倫理性，比如對下層的關心，公平、正義的社會主義理念。
by 王紹光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教授，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長江講座教授，英文學術刊物《TheChinaReview》主編。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指導思想發生了變化。這時決策者不再追求基本保障和平等，而是大講「發展是硬道理」，一味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當時說的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但「兼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不顧。為了追求效率或整體經濟增長速度的最大化，其他一切都要讓步，都可以被犧牲，包括公平、就業、職工權益、公共衛生、醫療保障、生態環境、國防建設等。當時，各級領導人似乎有意無意地接受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鼓吹的一個「下溢假設」：只要經濟持續增長、餅越做越大，其他一切問題都遲早會迎刃而解。
在這種意識形態變化的大背景下，中國分三個階段經歷了從倫理經濟演化到市場社會的轉變。第一個階段是市場的出現（1979—1984年），其間零星的商品交易市場開始出現，但它們在整體經濟中的作用仍十分有限，行政權力對經濟行為的干預依然很強，非市場體制與關係仍然佔據上風。第二階段是市場制度的出現（1985—1992年），其間一套相互關聯的市場制度開始出現，如產品市場、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外匯市場、土地市場等。到這個階段，等價交換、供求關係、競爭等市場原則開始在經濟生活中發揮作用，但它們還沒有大規模侵入非經濟領域。第三階段是市場社會的出現（1993—1999年），其間市場原則開始席捲非經濟領域，大有成為整合社會生活（甚至政治生活）機制的勢頭。
經過這三個階段的轉變，倫理經濟的格局逐步瓦解。各級財政之間的關係從「大鍋飯」變為「分灶吃飯」；政府財政與企業之間的關係從「軟預算約束」變為「硬預算約束」；在給農民生產自由的同時，農村實行的大包干解除了集體對個體的責任；勞動用工制度的改革打破了城鎮職工的「鐵飯碗」。隨著農村裡的村莊和城鎮里的單位逐漸剝離社會職能，演變為純粹的經濟機構，村民和職工的生老病死、福利待遇便失去了保障，必須靠個人花錢購買。
從大歷史的角度看，從倫理經濟向市場社會演化對中國而言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轉型。
市場無疑具有神奇的力量。它像一桿能點石成金的魔杖，所到之處大量社會財富便迅速湧現出來；一向為商品匱乏所苦的中國人，在短短二十年間便快速進入了相對過剩的時代。回首剛剛逝去的昨天，真讓人有一種恍如隔世的感覺。不過，市場機制不僅僅是經濟的加速器，它又像一柄利刃，能無情地割斷人們與種種社會群體之間的倫理紐帶，把他們轉化為在市場中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獨立個體。當市場力量把社會演變為市場社會時，以前那些靠集體、靠單位、靠家庭生活的人們，都必須學會完全依靠他們自己。然而，弔詭的是，現代社會充滿了各種風險，這使得個人（尤其是那些生活在社會中下層的個人）越來越難以負擔起照看自己的全部責任。當快速的市場轉型以摧枯拉朽之勢衝破所有社會安全網時，其後果必然是毀滅性的。這就是為什麼在社會財富大量湧現的同時，人們感到各種不穩定的因素也在快速增加，使得上上下下都認識到中國面臨著重重危機。
在這個背景下，市場改革的金字招牌脫落了，有關市場改革的共識破裂了。那些在前期改革中利益受損或受益不多的階層對新推出的市場導向改革不再毫無保留地支持；相反，他們對凡是帶有「市場」、「改革」標籤的舉措都疑慮重重，生怕再次受到傷害。這些人仇視濫用權力、中飽私囊的官員，敵視一夜暴富、揮金如土的新貴，蔑視巧舌如簧、發「改革」財的學者。他們普遍感覺到中國的改革已經步入歧途，到了改弦更張、強調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時候了。這就啟動了力圖抵制經濟「脫嵌」的保護性反向運動。
這時政策制定者也開始認真對待鄧小平發出的警告：「如果搞兩極分化……民族矛盾、區域間矛盾、階級矛盾都會發展，相應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會發展，就可能出亂子」； 「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為了緩解社會矛盾，中國政府開始花更大的氣力來 「兼顧」公平。如果以前的「兼顧」只是說說而已，現在的「兼顧」終於有了實質內容。「兼顧」的具體做法是用「去商品化」的方式將經濟關係重新「嵌入」社會關係。這裡「去商品化」是指把一些與人類生存相關的服務（如醫療、教育、養老等）看作基本人權而不是市場交易的標的物，其目的是讓人們可以不完全依賴市場而生存。在計劃經濟、單位體制已經解體的局面下，要達到去商品化的目的，必須建立一個再分配機制：一方面，人們依其收入水平向國家繳稅；另一方面，人們依其需要從國家的再分配（社會救助、社會保險、公共服務）中受益；而繳稅水平與受益水平沒有必然關係。再分配用國家的強制力打斷了市場的鏈條，把全體人民重新鏈結起來，這就是中國最近幾年正在發生的變化。
如果說從1978年開始到1990年代中期中國只有經濟政策、沒有社會政策的話，我們看到社會政策正在中國大地上出現。
表一列舉了最近幾年出台的一系列社會政策。可以看出，新世紀到來以前，可以算得上社會政策的只有1999年出台的「西部大開發」。絕大多數社會政策是胡、溫新班子就職后推出的。這些社會政策不僅僅是文件上的東西，而是具體的、實實在在的行動，正在給中國社會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1990年代短暫地經歷了「市場社會」的夢魘之後，中國大地上出現的蓬勃的反向運動，正在催生一個「社會市場」。在社會市場里，市場仍然是資源配置的主要機制，但政府通過再分配的方式，儘力將對與人類生存權相關的領域進行「去商品化」，讓全體人民分享市場運作的成果，讓社會各階層分擔市場運作的成本，從而把市場重新「嵌入」社會倫理關係之中。近年來出台的一系列社會政策顯示，中國政府既有政治意願也有財政能力來充當社會市場的助產士，雖然無論在意願還是能力上，兩者都有待加強。今天中國社會還存在大量嚴重的問題，但社會政策的最終出現具有歷史轉折點的意義，其重要性怎麼估計也不過分。
評論
潘毅（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社會市場」（social market）出現的前提在哪裡
王紹光老師所講內容非常豐富。運用波蘭尼（Karl Polanyi）的「大轉型」（great transformation）和「雙向運動」（double movement）的理論研究中國問題，除了王老師這篇，還有沈原老師的另一篇。在運用波蘭尼這個理論研究中國問題的框架下，我們來思考它的重要性在哪裡，並確定學習的重點。王老師和沈原老師在運用波蘭尼的雙向運動，特別是反向運動（counter movement）的時候，都比較樂觀，我想，這種樂觀的背後應該有價值取向的問題。我們重視在反向運動中國家干預（intervention）的角色，而波蘭尼更重視Discovery society，這兩個存在很大差異性。波蘭尼對國家干預應該是有保留的。面對二十世紀社會主義（socialism）和社會主義運動（socialist movement ）出現的問題，他不會把計劃經濟理解為一種倫理經濟。我想，比較的框架下來理解可能更有意義。考察歐洲社會的雙向運動或者反向運動，跟我們今天來理解中國出現的雙向運動或反向運動，可能意義更加不一樣，因為我們是在不同的情境（contest）下來理解雙向運動和反向運動的可能性。
社會市場（social market）出現的前提在哪裡？這個問題才是討論的重點。王老師和沈原老師的文章都認為，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期，在market evilness下面，開始了上上下下的調整和政府的干預。而波蘭尼把雙向運動作為兩種組織原則，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在兩種不同的原則之間持續衝突的情況下，出現了反向運動。波蘭尼其實非常沉重，他沒有我們樂觀，因為他看到反向運動從十九世紀出現，到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運動都沒有成功，導致了法西斯主義的出現，這種國家權力（state power）是以犧牲民主和個體社會的自由為代價的。波蘭尼認為，如果我們無法認知社會（the discovery of society），沒有重新塑造人類自由的話，反向運動就沒有條件。
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出現的反向運動，失敗的原因在哪裡？我們今天討論社會市場，王紹光老師重點探討了社會市場出現的條件。如果重點不在這裡，我們則很可能把社會政策理解為政府干預下的結果。而政府干預跟市場的關係是什麼？市場跟國家的關係在哪裡？如果我們沒有釐清這些問題，僅從表面來看很多圖表，那就無法理解為什麼今天中國的反向運動是有機會成功的，而歐洲走過了近百年的歷史卻沒有成功。
王紹光：社會主義的遺產發揮了作用
非常感謝潘毅的評論。我在另一篇文章中主要解釋了為什麼出現反向運動。簡單來說，有兩點。第一，政府的能力。每項社會政策（social policy）都非常昂貴。錢從哪裡來？如果政府沒有錢，則無能力推進。第二，政府的意願，這包含與社會、其他政治力量的互動關係。以1999年西部大開發為例，不是一朝一夕就出台的。如果翻看1994年、1995年、1996年每一次人大會議尤其是西部省份人大代表的發言，就會有清晰的認識。另外，我跟胡鞍鋼等做中國地區差距報告的時候，聽到各省領導言論之激烈，出乎我們的想象。這一系列內部的政治使得區域政策在1999年發生了變化。2002年之後，之所以出現社會政策的變化，也跟社會的運動有關係。這裡一方面涉及到NGO，比如說環保政策的出現跟環保組織的出現很可能是有關係的，尤其是去年的三江源事件。但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新技術使民意表達有了新渠道，即網際網路。在1996年剛開通的時候，中國只有67萬人，到SARS期間達到六七千萬人。也正是在此之後，國務院每天編網際網路摘要。再追溯網際網路上談論的問題，比如看病難、上學難問題、保險、失業等問題，跟政策的出台有2~3年的間隔期，即民意集中表達之後兩三年政策出台，「孫志剛事件」可能是最明顯的例子，當然傳統媒體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同意，波蘭尼非常悲觀，尤其他寫那本書的時候，反法西斯戰爭尚未勝利。他看到反向運動帶來的不一定是好東西。但對中國，我之所以樂觀，原因在於不管看哪個國家社會政策的出現和推進，都要經歷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時間，而中國，在過去短短六七年，諸多社會政策如此大幅度推進，我們不得不承認社會主義的遺產發揮了作用。有些人講，政府受壓力，就不能不這麼做。那如果中國的政府僅僅是跟馬基雅弗利似的政府領導的話，可以做得慢一點，好處一點點地給，這樣既能鞏固政權，還可以長久一點。但是，中國政府不去考慮馬基雅弗利式的統治術，而在短期內大規模推進社會政策，所以我有理由比波蘭尼更樂觀。
強世功（北京大學法學院）：中國的「國家」和西方意義上的「國家」不一樣
我覺得潘毅老師提出了最有挑戰性的問題。對市場的回應，究竟應該是社會的力量還是國家的力量？從我們對中國經驗的考察，恰恰是反對波蘭尼提出的嚴格意義上的國家與社會的二分法。您認為在中國，反市場的運動不是來自於社會的，而恰恰是來自更強大的國家。這個想法，按照波蘭尼的說法，可能就是悲觀，但是王紹光老師可能覺得樂觀。其實很大程度上是您這樣想，中國的國家和西方意義上的國家不一樣。西方所講的國家，官僚化可能是謀害自由的因素，但中國不是這樣。第一，中國官僚化很強，但又絕對反官僚化，而整個反對的力量恰恰來自共產黨。研究近代中國的歷史，恰恰國民黨講的是官僚化，但共產黨從一開始就反官僚化，恰恰來自社會性。如果說有一個反社會運動，共產黨是社會中最大的社會力量。在中國，共產黨有很強社會性的時候，這個社會力量可以很快決定國家政策的變化。所以，我們要看到共產黨的雙重性，一方面是官僚化，且現在官僚化傾向越來越濃，我們所說的官僚化是指正規化、體制化、科層化，另一方面，從歷史到現在，它是反官僚體制的，反官僚就是我們所說的社會性。王紹光老師提示，一定要看到社會主義傳統的重要性，我覺得，落實到共產黨身上，就是共產黨的倫理性，比如對下層的關心，公平、正義的社會主義理念。
by 王紹光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教授，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長江講座教授，英文學術刊物《TheChinaReview》主編。
- [12/19]顛峰之作,淡淡幽情-- 來聽聽鄧麗君宋詞專輯
- [01/19]法律要解放千百萬勞苦攤販
- [01/23]由胡紫薇想到...
- [01/25]論壇黑話大全(通用版)
- [01/26]戳穿中國彩票業的九大謊言
- [02/06]周國平: 為中國今天的教育把脈
- [02/15]七個秘訣找到你渴望的愛
- [02/16]來看看80年前的文化名人如何預測21世紀婚姻
- [02/27]逛逛北京西安的廟會(圖集)
- [02/27]傳統婚禮紀實 (組圖)
- [02/27]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武安儺
- [02/27]中國人為什麼不愛說「謝」
- [04/26]十堂課教會孩子們用錢之道
評論 (0 個評論)
廣南子最受歡迎的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