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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台:在一個有文人的城市裡

作者:廣南子  於 2008-2-16 06:36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文史博覽|通用分類:其它日誌

台北的誠品書店在廣大的華人眼中,是一個重要的「台北文化」地標。這樣的書店可以成功,不僅只是一個經營的技巧而已,它需要社會的多元開放,更需要數量足夠的、相對成熟的讀者群體。
   
    台北還有一個比較不為大眾所知的文化地標,亞都飯店。一棟不現代、不漂亮的大樓,處在不時髦、不熱鬧、非常小市民氣味的民權東路上,卻是台北文化界特別熟悉的一個聚會地點。記得海德堡大街上一家旅館,每次經過,我會想到,雨果、左拉在這裡住過。也記得威瑪廣場上一家旅館,歌德、巴哈、李斯特、托馬斯曼在這裡住過。托馬斯曼的一整部小說在裡面寫成。旅館就像老樹、老房子、老街,承載著一個城市含蓄的情感和記憶。如果在很多年後有一天,亞都打開它記憶的本子:多明哥、高行健、馬友友曾經在這裡停留;胡德夫曾經在這裡駐店演唱;楚戈曾經在這裡過七十大壽;多少文人藝術家曾經在這裡向企業募款,在這裡密商一個思想雜誌的誕生,在這裡討論精緻藝術如何可以下鄉……
   
    亞都不是紫藤廬,和紫藤廬有「階級」差異。但是在不同的「階級」平台上,都有文化的據點,正是台北文化的可愛之處。
   
    一個五星級的酒店,本來應該是一個單純的「資本主義」的據點,設法賺錢就是,何以變成一個累積記憶的文化據點?自然是由於主事者對於這個城市有心:他對這塊土地有強烈的認同,對於文化有比較深刻的認識。沒有這些,一個酒店再好也不過就是全球化的自動運輸帶上一個標準作業連鎖環節罷了。
   
    嚴長壽從一個沒有大學文憑的跑腿「小弟」變成跨國公司的總經理,又把一個客觀條件不好的亞都變成一個文化地標,是一則傳奇。人們追問「嚴總裁」成功的原因,他曾經舉過「垃圾桶哲學」來響應:當他是「小弟」時,別人不願做、不屑做的工作,他就甘之如飴地搶過來做,也就是說,把自己當做「垃圾桶」,而其實,增加了自己的容量,也讓別人愉快。
   
    4月,胡德夫開演唱會,我特別飛回台北。香港的朋友們很驚訝:胡德夫是什麼人?於是我嘗試著解釋:他是個原住民,唱歌寫歌的,長得像流浪漢,唱得像吟遊詩人,他是台灣文化史的一個標誌。當所有的人都在學唱美國人唱的歌時,他開始和幾個朋友譜自己的歌,寫自己的詞,表達自己的感情。這個「自己」,指的是他腳踩的土地,他熟悉的人,他信仰的東西,他習慣的語言。人們因他的才華而特別「寶貝」他,但是他的藝術家性格又使得他的現實生活特別坎坷,頭都白了,才出第一張作品。所以我要去。
   
    當天晚上,為這個赤腳的吟遊詩人,台北可是「冠蓋雲集」;官帽和桂冠,在朝的和在野的,曾經是夥伴現在是敵人或者曾經是敵人現在是夥伴的,曾經有過理想和熱情的,全部到場。
   
    在台北,文化史的起承轉合章節,特別清晰。
   
    演唱結束之後,熱情一時揮散不去的文人吆喝著涌到一個巷子里的小酒館「續攤」。幾十個人,在酒酣耳熱中,辯論30年前的「革命理想」,回憶吉光片羽的斯人斯事斯地。聲音愈來愈大,夜愈來愈深,有的起身走了,有的才剛加入。嚴長壽在一旁忙著拿杯子,點小菜,倒酒,問每個一頭闖進來的作家或總編輯或主筆:「你喝什麼?」
   
    「總裁」又是「小弟」。清晨兩點半,人散了,我們走出小酒館,我才知道,他第二天一早要趕到機場,飛新加坡開會。我萬分抱歉:「太對不起了,把你拖到現在。」他微笑著說,「不留也不行啊。總要有人付賬吧!」
   
    就在那深夜的小巷裡,我愣住了。一瞬間明白了,什麼叫「垃圾桶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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