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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即將迎來改革開放30年。這30年，雖說是「摸著石頭過河」，但行進的軌跡已經鐫刻進人類的歷史；這30年，有意的制度安排、政策設計和自發努力、自生秩序交錯糾纏、相互激蕩；這30年，我們既是親歷者，也是觀察者。30年之後回眸，原點既清晰、又模糊，既親近、又遙遠和陌生。
身在改革開放未盡的過程中，身在一段複雜的歷史中，卻力圖對它審視和反思，這既冒險，又必要。
一、背景
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遲早都要走改革開放的道路。因為，雖然與戰亂、革命時期相比有振奮人心的業績，雖然依靠對農民壓取資金可以快速發展重工業，但高度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不能保證長期可持續的發展，疲軟和停滯總會到來，落後和貧窮不能靠口號與宣傳遮掩。另一方面，人民群眾在理論上是「國家的主人」與他們實際上無權受壓形成尖銳對照，官民關係日趨緊張，也是無法迴避的問題。
任何執政黨既然好不容易奪取了政權，第一要務就是設法永久掌權。對權力的敏感使得對現實敏感，對問題和弊病敏感。儘管「祖宗之法不可變」的觀念根深蒂固，或者變革的嘗試是變本加厲，「擰緊螺絲釘」，但寬鬆人性的方法始終作為可能性存在，因為世界上還有其他成功的經驗，同一體制、同一陣營中還有大膽的探索者。
中國將近30年前啟動的改革開放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刺激下提前進入議事日程的，這場浩劫使原有體制的弊端暴露到極致。文革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號徹底扼殺人們經濟追求和生產的動力，以「統一思想、統一意志、統一步伐、統一政策、統一行動」的號令抹殺多樣性和主動性，以「自力更生」的政策搞閉關鎖國。文革中的口號「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使社會主義成了貧窮落後的代名詞；文革以「群眾路線」為欺騙和動員的口號，以大規模鎮壓和大量的冤假錯案為結果，逼使人們在痛定思痛之餘追問「這是為什麼，問題出在哪裡？」在慘痛的教訓和嚴峻的現實面前，幾乎沒有人認為中國還可以沿著老路前進。然而，急匆匆地「向前看」和宣布「新時期」的到來使得反思和總結經驗教訓淺嘗輒止。
這樣的背景使得中國的改革開放具有以下特點：第一，與革命取得勝利的重要因素一樣，它以江山為指歸而不以理念為指歸；第二，它是自上而下的，因此受上層思想、路線、權力布局等制約多，受社會情緒制約少；第三，它的進程始終充滿張力和內在矛盾，比如在作為政治動員的理想與現實之間，在經濟上的靈活多變與政治上的堅持不變之間。
二、啟動
改革開放打上了鄧小平強烈的個人印記，以至於不論從開始還是到現在，在某種意義上我們都可以談論「鄧記」的改革開放。沒有鄧小平就沒有改革開放的啟動，在經歷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停頓甚至回潮時，沒有鄧小平就沒有改革開放的重新啟動。
鄧小平革命生涯中與毛澤東的關係，他在1949—1966年對強硬路線的奉行和堅持，使得他不像胡耀邦等人，對於「背叛革命事業」、「動搖黨的領導」 等懷疑與攻擊有很強的免疫力，這與反共老手尼克松反倒容易與中國結盟是一個道理。他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韜光養晦」、「不爭論」等等，都在關鍵時刻為指明方向和劃定界限起到一言九鼎的作用。
1978年底舉行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標誌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正式啟動。它使得在權力角逐中黨內正統派對文革既得利益派取得迅速勝利，它還宣告了毛澤東的話是絕對真理、永遠正確時代的結束，宣告從此告別「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治國路線，勾勒出了鄧小平理論的大致方向和基本思路。總之，在中國共產黨一黨執政大框架不變的前提下，中國告別了毛澤東時代，迎來了鄧小平時代。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中國廣大農村迅速掀起包產到戶的浪潮。這種做法並不新鮮，但1956年、1959年和1962年的3次嘗試都遭到失敗。這一次的成功是改革開放路線的勝利，又反過來大大促進了新路線在各個領域的全面推進。包產到戶是改革開放的第一個大勝仗，它使改革開放贏得人心，取得聲勢，它表明改革開放和廣大人民的利益一致。
如果要談改革開放的「光榮與夢想」，那麼最值得緬懷的歲月大概是1978年。從思想文化方面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使人們從現代迷信中解放，有一種類似文藝復興到來，打碎精神枷鎖的興奮；從經濟、生產方面看，農民從扭曲的公有制、實質的人身依附制下獲得解放，他們提供的豐富產品使人們感到長期清苦的日子即將結束。
三、80年代：在拉鋸中前進
人們對於80年代改革開放的印象和記憶，總體來說是美好的。和後來相比，那時存在對改革開放的共識，改革開放既是中央的主旋律，也是全民支持和參與的事業。
現在看來，80年代的美好圖景具有一定的表面性。由於改革尚未深入，改革的代價問題沒有產生，在改革中誰得益、誰受損的分化還不明顯。在知識分子、青年學生和許多民眾心目中，改革開放像烏托邦一樣在前面招手，不同的人對它寄託了不同的夢想。80年代瀰漫整個社會的是「文化熱」，把將近10年打扮得似乎可以和追求科學、民主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時代，和人類歷史上輝煌的啟蒙時代和理性時代相媲美。
改革開放的凝聚力還來自處於領導第一線人物身上散發的理想主義光輝，他們體察民心，順應民意，了解世界潮流，這時的改革，既代表歷史發展方向，又具有道德優勢。
80年代的改革開放在重重阻力和反覆曲折中頑強行進。對國有企業，以放權讓利、增大活力、增加效益為主線的公司化、股份化改制緩慢推進；民營企業破土而生，民營經濟快速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格局開始形成；東南沿海一些城市被劃為經濟特區，成為對外開放的橋頭堡，來自海外的投資逐年增加。
但是，民心和輿論上的一面倒掩蓋不了改革開放和教條保守的二元對立。批什麼「化」、清什麼「污」的運動接連掀起，不斷有作家、學者、官員、電影、詩歌、小說、戲劇、歌曲等等受到批判，許多改革措施受到質疑和阻礙。尤其是，政治體制改革反覆提起，又不斷夭折於議論和謀划中。
到了80年代後期，改革已經是舉步維艱，改革派的大將中有人中箭落馬，甚至改革派的領軍人物胡耀邦也被迫出局。
改革開放受到挫折甚至重創是改革深化的必然。改革的初階具有對於苦難深重的文革撥亂反正的性質，重返正常軌道和秩序不會驚擾某些人的思想和心理慣性，短暫的「咸與維新」的局面不難形成。但改革的深入一定會觸犯某些人的禁忌，這些禁忌或許是頭腦中的教條，或許是既得利益，或者兼而有之。另一方面，改革的深入自然會引起利益格局的變化、調整，激起民眾的利益訴求和意見表達，對有些人來說，這不是自然和正常的，而是「亂子」，是中斷改革開放的理由。
四、90年代：改革是怎樣成為不可逆轉的？
在1989年的風波之後，改革開放面臨風雲突變的形勢。一時間，「反和平演變」成為主旋律，改革開放的指導方針遭到質疑和批判，退回到以前的呼聲此伏彼起。
是鄧小平到南方視察這一舉動，以及在南方的一系列支持改革開放的講話，強行中止了復舊的勢頭，改革開放重新獲得動力，以一發不可收拾之勢滾滾前進。形勢變化之突然，受到重創之後的改革開放重新啟動后勢頭之猛烈，不但使反對改革的人目瞪口呆，連一度哀嘆改革開放大勢已去的人也大感意外。可以說，新的改革開放浪潮推進之快之遠，大大超出了當時最激進的改革要求。
比如，以鄧小平南方視察的1992年為界，外商對華直接投資的數量后10年為前10年的10倍以上。
這是怎麼發生的，這怎麼可能發生？破解這個謎將對理解從那時起的整個發展走勢、理解當前的形勢和問題、理解未來的不同路徑提供最重要的線索。
鄧小平的強勢和堅決是一種答案，但是，那只是原因之一，僅僅這一點並不能給出充分解釋。因為，在那之後改革開放好像上足了發條的鐘錶自動運行，不再需要行將離世的老人時時驅策。
另一不可忽視的原因是，如果說第一次啟動是以理想和歷史責任等等為感召的話，那麼這第二次啟動的動力源是利益。通過允許政府機構辦公司，甚至允許軍隊辦企業、辦公司等措施，讓與權力有關聯的人嘗到甜頭，或者再說到位一點，把他們之中曾經對改革開放持反對、懷疑、觀望態度的人拉下水。雖然後來停止了政府、軍隊辦公司的做法，但局勢已經非常明顯：可以從改革開放中獲利，而且可以獲大利，因為權力可以變為金錢。
第二種動力源的威力、持續力和可靠性大大超過第一種，這從對於人性的分析中可以知道，從形勢的發展中更是得到了證明。由此，我們可以明白初看起來難於解釋的現象：在遭到巨大挫折和面臨中斷危機之後的改革開放，甫一復甦即成不可逆轉之勢。這「不可逆轉」是多少改革的志士仁人苦苦追求而不可得的目標啊，居然在最沒有希望的情勢下突然現實了。
其實，道理非常簡單：利益是不可逆轉的，人性是不可逆轉的。從90年代中期起，一個改革開放既得利益群體穩固形成，當然，他們在主觀上和客觀上搞的都不是真正的改革，他們利用改革，敗壞改革的聲譽。
必須看到，依靠第二種動力源，得到的是改革開放的新勢頭，使國家公務員站到了改革開放的一邊，但沒有得到的，或者說是失去的，是道義感召力和凝聚全民的理想。
面臨此景有人說，就像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情況一樣，當革命勝利，人們高呼「革命萬歲」時，同樣可以高呼「革命死了」；當改革以不可逆轉之勢席捲中國時，也可以說「改革死了」。
五、中國改革向何處去？
社會不公正、貧富分化、腐敗嚴重的現實，使得改革開放的合法性成為問題，使得原來一直就不贊成改革的左派再次活躍起來，他們也打起社會公正的大旗，以為民請命的姿態，鼓吹舊教條，要求回到舊體制。
中國的改革正處於十字路口，2006年被稱為「改革的反思年」，不同的人對近30年的改革開放有不同的評價，對未來有不同的期望。左派重新提起的是老問題：要不要改革？而人民群眾和有識之士提出的新問題是：要什麼樣的改革？
有人認為「改革的民意基礎」是個偽問題即不是問題，或者不是重要問題，他們的理由是，改革開放早已過了開初的輿論動員階段，是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們策劃和操作的事情。確實，以為國家大事要靠人民群眾直接參與、策劃，脫離了現代國家的治理實際，但是，以為國家大事與人民群眾無關，就大錯特錯了。他們往往沒有必要、沒有能力像專家、官員那樣制定建設和治理的計劃、方案，但有必要和能力評價這些計劃、方案的優劣利弊，有權利決定它們的取捨。近些年頻繁出現的拆遷、征地、收費、建設與環境之間的矛盾、糾紛，充分說明凡是涉及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事，把他們撇在一邊或者侵犯他們的權利和利益是行不通的。
在談到中國下一步該怎麼辦時，我們必須認識到，改革必須堅持，除了繼續改革，我們沒有別的路可走。現在的自由程度、富裕程度固然非常有限，而且分佈不均，但畢竟是多與少的問題，而退回去就只能是有與無的問題。這裡說的改革，不是特殊利益集團扭曲了的，作為招牌的改革，而是本來意義的，與我們的初衷一致的改革。這樣的改革，簡單說來就是：以憲政民主為目標，以市場經濟和法治為手段，實現人民的富裕、國家的強盛。
應該看到，今日中國社會的諸多弊端，不是改革造成的，而是沒有改革、改革不徹底、改革被扭曲造成的。最明顯的例子是腐敗，有人說腐敗的根源是市場化，是外國資本的進入，但幾乎每一個腐敗的案例都表明，它產生於權力的濫用和不受監督、制約，而市場化正是抵禦權力集中的最根本手段。湖南前紀委書記楊敏之的看法很有分量，他在力陳反腐的艱辛后總結說：「我國目前嚴重存在的腐敗現象是依附在舊的體制上的，如果說十年艱辛的話，苦就苦在舊體制的困擾。反腐敗實質上就是和舊體制、舊機制的反覆較量……總的來說，從根本上解決目前存在的體制問題，還要靠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
中國的出路只有一條，那就是堅持真正的改革、人民的改革。
Tuesday, January 15, 2008
by 徐友漁
身在改革開放未盡的過程中，身在一段複雜的歷史中，卻力圖對它審視和反思，這既冒險，又必要。
一、背景
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遲早都要走改革開放的道路。因為，雖然與戰亂、革命時期相比有振奮人心的業績，雖然依靠對農民壓取資金可以快速發展重工業，但高度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不能保證長期可持續的發展，疲軟和停滯總會到來，落後和貧窮不能靠口號與宣傳遮掩。另一方面，人民群眾在理論上是「國家的主人」與他們實際上無權受壓形成尖銳對照，官民關係日趨緊張，也是無法迴避的問題。
任何執政黨既然好不容易奪取了政權，第一要務就是設法永久掌權。對權力的敏感使得對現實敏感，對問題和弊病敏感。儘管「祖宗之法不可變」的觀念根深蒂固，或者變革的嘗試是變本加厲，「擰緊螺絲釘」，但寬鬆人性的方法始終作為可能性存在，因為世界上還有其他成功的經驗，同一體制、同一陣營中還有大膽的探索者。
中國將近30年前啟動的改革開放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刺激下提前進入議事日程的，這場浩劫使原有體制的弊端暴露到極致。文革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號徹底扼殺人們經濟追求和生產的動力，以「統一思想、統一意志、統一步伐、統一政策、統一行動」的號令抹殺多樣性和主動性，以「自力更生」的政策搞閉關鎖國。文革中的口號「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使社會主義成了貧窮落後的代名詞；文革以「群眾路線」為欺騙和動員的口號，以大規模鎮壓和大量的冤假錯案為結果，逼使人們在痛定思痛之餘追問「這是為什麼，問題出在哪裡？」在慘痛的教訓和嚴峻的現實面前，幾乎沒有人認為中國還可以沿著老路前進。然而，急匆匆地「向前看」和宣布「新時期」的到來使得反思和總結經驗教訓淺嘗輒止。
這樣的背景使得中國的改革開放具有以下特點：第一，與革命取得勝利的重要因素一樣，它以江山為指歸而不以理念為指歸；第二，它是自上而下的，因此受上層思想、路線、權力布局等制約多，受社會情緒制約少；第三，它的進程始終充滿張力和內在矛盾，比如在作為政治動員的理想與現實之間，在經濟上的靈活多變與政治上的堅持不變之間。
二、啟動
改革開放打上了鄧小平強烈的個人印記，以至於不論從開始還是到現在，在某種意義上我們都可以談論「鄧記」的改革開放。沒有鄧小平就沒有改革開放的啟動，在經歷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停頓甚至回潮時，沒有鄧小平就沒有改革開放的重新啟動。
鄧小平革命生涯中與毛澤東的關係，他在1949—1966年對強硬路線的奉行和堅持，使得他不像胡耀邦等人，對於「背叛革命事業」、「動搖黨的領導」 等懷疑與攻擊有很強的免疫力，這與反共老手尼克松反倒容易與中國結盟是一個道理。他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韜光養晦」、「不爭論」等等，都在關鍵時刻為指明方向和劃定界限起到一言九鼎的作用。
1978年底舉行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標誌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正式啟動。它使得在權力角逐中黨內正統派對文革既得利益派取得迅速勝利，它還宣告了毛澤東的話是絕對真理、永遠正確時代的結束，宣告從此告別「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治國路線，勾勒出了鄧小平理論的大致方向和基本思路。總之，在中國共產黨一黨執政大框架不變的前提下，中國告別了毛澤東時代，迎來了鄧小平時代。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中國廣大農村迅速掀起包產到戶的浪潮。這種做法並不新鮮，但1956年、1959年和1962年的3次嘗試都遭到失敗。這一次的成功是改革開放路線的勝利，又反過來大大促進了新路線在各個領域的全面推進。包產到戶是改革開放的第一個大勝仗，它使改革開放贏得人心，取得聲勢，它表明改革開放和廣大人民的利益一致。
如果要談改革開放的「光榮與夢想」，那麼最值得緬懷的歲月大概是1978年。從思想文化方面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使人們從現代迷信中解放，有一種類似文藝復興到來，打碎精神枷鎖的興奮；從經濟、生產方面看，農民從扭曲的公有制、實質的人身依附制下獲得解放，他們提供的豐富產品使人們感到長期清苦的日子即將結束。
三、80年代：在拉鋸中前進
人們對於80年代改革開放的印象和記憶，總體來說是美好的。和後來相比，那時存在對改革開放的共識，改革開放既是中央的主旋律，也是全民支持和參與的事業。
現在看來，80年代的美好圖景具有一定的表面性。由於改革尚未深入，改革的代價問題沒有產生，在改革中誰得益、誰受損的分化還不明顯。在知識分子、青年學生和許多民眾心目中，改革開放像烏托邦一樣在前面招手，不同的人對它寄託了不同的夢想。80年代瀰漫整個社會的是「文化熱」，把將近10年打扮得似乎可以和追求科學、民主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時代，和人類歷史上輝煌的啟蒙時代和理性時代相媲美。
改革開放的凝聚力還來自處於領導第一線人物身上散發的理想主義光輝，他們體察民心，順應民意，了解世界潮流，這時的改革，既代表歷史發展方向，又具有道德優勢。
80年代的改革開放在重重阻力和反覆曲折中頑強行進。對國有企業，以放權讓利、增大活力、增加效益為主線的公司化、股份化改制緩慢推進；民營企業破土而生，民營經濟快速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格局開始形成；東南沿海一些城市被劃為經濟特區，成為對外開放的橋頭堡，來自海外的投資逐年增加。
但是，民心和輿論上的一面倒掩蓋不了改革開放和教條保守的二元對立。批什麼「化」、清什麼「污」的運動接連掀起，不斷有作家、學者、官員、電影、詩歌、小說、戲劇、歌曲等等受到批判，許多改革措施受到質疑和阻礙。尤其是，政治體制改革反覆提起，又不斷夭折於議論和謀划中。
到了80年代後期，改革已經是舉步維艱，改革派的大將中有人中箭落馬，甚至改革派的領軍人物胡耀邦也被迫出局。
改革開放受到挫折甚至重創是改革深化的必然。改革的初階具有對於苦難深重的文革撥亂反正的性質，重返正常軌道和秩序不會驚擾某些人的思想和心理慣性，短暫的「咸與維新」的局面不難形成。但改革的深入一定會觸犯某些人的禁忌，這些禁忌或許是頭腦中的教條，或許是既得利益，或者兼而有之。另一方面，改革的深入自然會引起利益格局的變化、調整，激起民眾的利益訴求和意見表達，對有些人來說，這不是自然和正常的，而是「亂子」，是中斷改革開放的理由。
四、90年代：改革是怎樣成為不可逆轉的？
在1989年的風波之後，改革開放面臨風雲突變的形勢。一時間，「反和平演變」成為主旋律，改革開放的指導方針遭到質疑和批判，退回到以前的呼聲此伏彼起。
是鄧小平到南方視察這一舉動，以及在南方的一系列支持改革開放的講話，強行中止了復舊的勢頭，改革開放重新獲得動力，以一發不可收拾之勢滾滾前進。形勢變化之突然，受到重創之後的改革開放重新啟動后勢頭之猛烈，不但使反對改革的人目瞪口呆，連一度哀嘆改革開放大勢已去的人也大感意外。可以說，新的改革開放浪潮推進之快之遠，大大超出了當時最激進的改革要求。
比如，以鄧小平南方視察的1992年為界，外商對華直接投資的數量后10年為前10年的10倍以上。
這是怎麼發生的，這怎麼可能發生？破解這個謎將對理解從那時起的整個發展走勢、理解當前的形勢和問題、理解未來的不同路徑提供最重要的線索。
鄧小平的強勢和堅決是一種答案，但是，那只是原因之一，僅僅這一點並不能給出充分解釋。因為，在那之後改革開放好像上足了發條的鐘錶自動運行，不再需要行將離世的老人時時驅策。
另一不可忽視的原因是，如果說第一次啟動是以理想和歷史責任等等為感召的話，那麼這第二次啟動的動力源是利益。通過允許政府機構辦公司，甚至允許軍隊辦企業、辦公司等措施，讓與權力有關聯的人嘗到甜頭，或者再說到位一點，把他們之中曾經對改革開放持反對、懷疑、觀望態度的人拉下水。雖然後來停止了政府、軍隊辦公司的做法，但局勢已經非常明顯：可以從改革開放中獲利，而且可以獲大利，因為權力可以變為金錢。
第二種動力源的威力、持續力和可靠性大大超過第一種，這從對於人性的分析中可以知道，從形勢的發展中更是得到了證明。由此，我們可以明白初看起來難於解釋的現象：在遭到巨大挫折和面臨中斷危機之後的改革開放，甫一復甦即成不可逆轉之勢。這「不可逆轉」是多少改革的志士仁人苦苦追求而不可得的目標啊，居然在最沒有希望的情勢下突然現實了。
其實，道理非常簡單：利益是不可逆轉的，人性是不可逆轉的。從90年代中期起，一個改革開放既得利益群體穩固形成，當然，他們在主觀上和客觀上搞的都不是真正的改革，他們利用改革，敗壞改革的聲譽。
必須看到，依靠第二種動力源，得到的是改革開放的新勢頭，使國家公務員站到了改革開放的一邊，但沒有得到的，或者說是失去的，是道義感召力和凝聚全民的理想。
面臨此景有人說，就像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情況一樣，當革命勝利，人們高呼「革命萬歲」時，同樣可以高呼「革命死了」；當改革以不可逆轉之勢席捲中國時，也可以說「改革死了」。
五、中國改革向何處去？
社會不公正、貧富分化、腐敗嚴重的現實，使得改革開放的合法性成為問題，使得原來一直就不贊成改革的左派再次活躍起來，他們也打起社會公正的大旗，以為民請命的姿態，鼓吹舊教條，要求回到舊體制。
中國的改革正處於十字路口，2006年被稱為「改革的反思年」，不同的人對近30年的改革開放有不同的評價，對未來有不同的期望。左派重新提起的是老問題：要不要改革？而人民群眾和有識之士提出的新問題是：要什麼樣的改革？
有人認為「改革的民意基礎」是個偽問題即不是問題，或者不是重要問題，他們的理由是，改革開放早已過了開初的輿論動員階段，是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們策劃和操作的事情。確實，以為國家大事要靠人民群眾直接參與、策劃，脫離了現代國家的治理實際，但是，以為國家大事與人民群眾無關，就大錯特錯了。他們往往沒有必要、沒有能力像專家、官員那樣制定建設和治理的計劃、方案，但有必要和能力評價這些計劃、方案的優劣利弊，有權利決定它們的取捨。近些年頻繁出現的拆遷、征地、收費、建設與環境之間的矛盾、糾紛，充分說明凡是涉及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事，把他們撇在一邊或者侵犯他們的權利和利益是行不通的。
在談到中國下一步該怎麼辦時，我們必須認識到，改革必須堅持，除了繼續改革，我們沒有別的路可走。現在的自由程度、富裕程度固然非常有限，而且分佈不均，但畢竟是多與少的問題，而退回去就只能是有與無的問題。這裡說的改革，不是特殊利益集團扭曲了的，作為招牌的改革，而是本來意義的，與我們的初衷一致的改革。這樣的改革，簡單說來就是：以憲政民主為目標，以市場經濟和法治為手段，實現人民的富裕、國家的強盛。
應該看到，今日中國社會的諸多弊端，不是改革造成的，而是沒有改革、改革不徹底、改革被扭曲造成的。最明顯的例子是腐敗，有人說腐敗的根源是市場化，是外國資本的進入，但幾乎每一個腐敗的案例都表明，它產生於權力的濫用和不受監督、制約，而市場化正是抵禦權力集中的最根本手段。湖南前紀委書記楊敏之的看法很有分量，他在力陳反腐的艱辛后總結說：「我國目前嚴重存在的腐敗現象是依附在舊的體制上的，如果說十年艱辛的話，苦就苦在舊體制的困擾。反腐敗實質上就是和舊體制、舊機制的反覆較量……總的來說，從根本上解決目前存在的體制問題，還要靠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
中國的出路只有一條，那就是堅持真正的改革、人民的改革。
Tuesday, January 15, 2008
by 徐友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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