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九年前,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西方知識界士氣低落,思想家開始反思歐洲文明利弊。梁啟超到歐洲遊歷一年,受此思潮的影響,寫作了《歐遊心影錄》一書。梁啟超的有一點是對的,他說,要把自己的文化綜合起來,還拿別人的補助他,叫他起一種化合作用,成了一個新文化系統;然後,把這新系統往外擴充,叫人類全體都得著他好處。這就是著名的東方文明主位論和中西文化結合論。這個思想直接影響了後來梁漱溟的《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以及後來新儒家的出現。以此目標,來重新喚起中國人的文化信心。這體現了梁啟超很高的眼光與很大的宏願。這是我完全贊同的。在今天我們這個提倡「文化自覺」的時代,尤其可以看出梁氏的眼光不凡。而且,梁啟超特彆強調,救國強國之路,是萬萬急不來的。我們現在著手做國民運動,總要打二三十年後的主意。也就是說,中國文化走向世界,有很長的路要走。這也是十分冷靜的。但是經過了近百年的歷史,他的其他看法,有的明顯過時了,有的還可以再討論。
第一個明顯過時的判斷是:他認為西方社會分成窮人和富人兩大陣營,兩大陣營避免不了越來越尖銳致命的衝突,最終要走向毀滅,這是誤判了文明走向,過低估計了西方文明的生命力,今天的現實已經改寫了這個結論。
其次,他將國人的注意力轉向東方文明應該對世界文明發生影響,客觀上試圖一改當時學習西方社會和引進西方文化的文化潮流,在中國積弱積貧的社會現實面前,也是書生之見。不能想像一個動亂的貧窮的、生存都成問題的國度,能夠對世界文明有什麼貢獻。我們今天已經知道,之所以中國今天在國際上有發言權,這跟中國的經濟發展與成功崛起有關係的。
第三,東西方文明結合、重新建立中國文化信心的途徑是什麼呢?梁氏認為,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學問的方法去研究中國文化,求得中國文化的真相。在今天看來,不能不說,是過於簡單了。
我認為,文化的求真相,當然是重要的,但是僅僅如此,是不夠的。近百年來,用西洋人的科學方法,研究傳統中國文化,求取真相,取得了很大成績,但是到頭來,並沒有發生什麼影響力。求真與求影響,是兩件事情。我們認識到了,在求真之外,還要求傳播、求影響。譬如,求真相,是採礦,求傳播求影響,不僅是生產鋼鐵,也是生產信息。明年的奧運會,正是中國文化最大的求傳播求影響,比一百年的求真,作用更大。因而,文化生產與文化傳播,是當今中國文化的重要任務。
第四,梁氏忽略了一個角度,即從歐洲及海外的一般知識大眾的角度來看中國文化。他只是從西方那些反思西方文明的思想家的角度來得到啟發,來認為中國的價值,其實他沒有認識到那只是別人對中國的「使用」。相當於修辭學的形容詞。歷來西方思想家看中國文化,其實並不想真正弄明白中國是什麼。他們的重心,還是在於回應本國本民族文化的現實問題。梁氏所忽略的一個角度是,從歐洲文明的主流來看中國文化。究竟中國是一幅什麼圖景呢?
我今天就要從梁啟超缺失的地方講起。即從海外的角度來看中國文化的傳播與認同。我的結論是,海外一般社會對中國文化的認同度,還不夠,與我們自己的認同,有相當大的落差。我無非是要指出這樣的一個落差。為什麼要指出這一點呢?海外的中國文化認同,就這麼重要麼?第一,報告一個有關當代中國文化的事實。第二,當今地球村的情況下,成為大家庭的一員,十分重要。第三,要讓「人類全體都得中國文化的好處」,就不能不先讓大家接受、理解與認同我們。因此,文化傳播與文化生產,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要講的第一個問題是,關於中國文化的形象,內外反差大。《鳳凰周刊》文章:「歐洲正在遠離中國而去?」2007年,某種意義上,是疏離之年。
1. 東南亞情況。也有很大的危機。離「漢字文化圈」,還有的是路要走。
2. 法國的情況。媒體、漢學、語言、政府、民眾、
3. 德國的情況。
最近德國的馬歇爾研究所的一個報告表明:有百分之六十三的歐洲人,對中國的崛起感到不安緊張。所以,基調是不安與緊張。過去我們總是說美國人的中國威脅論是個別人或陰謀家對中國的妖魔化,別有用心的一場陰謀,我們沒有看到這裡的社會民意基礎和客觀原因。
第二個問題:為什麼會「疏離」?具體分析原因。
1. 媒體的原因。
2. 民眾心理的原因。
3. 社會經濟的原因。
4. 我們自身的原因。
5. 文化價值的原因。
第三個問題:五種傳播力量(政府、機會、媒體、大師、人)的分析。一條腿獨強的局面。其優點與缺點。機會的不可失(人人有責任)。大師的不再來。人本身。
結論:從前我只是以為,中國文化的復興正在遭受來自全球化時代的科技至上、功利主義、以及工具主義的危機,而沒有看到,對於中國文化的威脅,也可以是來自中國的經濟崛起過程本身的一些因素,換句話說,中國文化的轉機當中,恰恰就有中國文化的危機。乍暖還寒時,天氣也最冷。與梁啟超的時代相比較,樂觀應該是更真實、更有本錢了,但是還首先需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其次,不只是求真,而且是求有力量、求有影響。
by 胡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