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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輝華
一、標準
最近幾年，中國「經濟學家」可謂聲名狼藉。不必說BBS上謬傳已久的「經濟學家駭人聽聞的語錄大全」，也不必說傳統媒體批評經濟學家的長篇累牘，更不必說網上對著名經濟學家信任度的投票，單單一句「合格的經濟學家最多不超過5個」，就將大陸經濟學家集體判了個死刑。社會科學工作者對社會的作用往往是無形的，難以估量的。比如，斯密提出「看不見的手」的原理，只要市場經濟還存在，其貢獻就是無價的。當然，反過來，錯誤的經濟政策是任何經濟學家個人的代價都無法彌補的。因此，我認為任何試圖對經濟學家的投入/產出進行量化的努力都是徒勞的。從這個角度講，對經濟學家的批判，只能訴諸「程序正義」，而不能訴諸「實體正義」。中國經濟學家合不合格，只能在給定的環境下，從專業、學術的角度去討論，應該評價他們實現職業目標和個人目標的過程，而不是從結果去倒推他們的職業道德和職業水平。簡單地說，批評者應該評價經濟學家是如何做事的，而不是去評價經濟學家做了什麼事。畢竟，我們不能看見一個人有錢就說他是壞人，要看是怎麼賺錢的。
舉個典型的例子。一個經濟學家也許說過，「腐敗和賄賂成為權力和利益轉移及再分配的一個可行的途徑和橋樑，是改革過程得以順利進行的潤滑劑」。幾乎人人都痛恨腐敗，但是我們不能因為一個經濟學家認為「腐敗有理」就罵他。我們應該首先看這個經濟學家是如何得出這個「謬論」的。結合語境，我認為這個經濟學家是說，當政府管制阻礙了創造財富時，如果企業家通過賄賂來創造財富，增加了社會總福利，那麼這種腐敗行為是約束條件下最優的。這種邏輯完全合乎經濟學原理，合乎專業水平和職業道德，是實事求是的。如果一畝地最多只能生產一千公斤水稻，難道為了不讓人挨餓，科學家就應該謊報一萬斤？
很遺憾，目前對中國「經濟學家」（economists）的批評很多沒有遵循「程序正義」，而是一種情緒化、功利化、妖魔化的指摘。中國經濟學家不是當權派，更沒有壟斷地位。因此，如果「經濟學家」的頭銜可以帶來好處，那麼優勝劣汰的力量一定不會導致整個群體都是「不合格的」。這本是最基本的經濟學道理，可惜有些人即便讀了哈佛的博士也沒明白。在搞臭中國經濟學家的幾種原因中，我認為基本上屬於誤導公眾。我願意梳理這些原因，並與批評者進行真誠的對話，從而真正有利於中國經濟學教育和科研水平的提升。
二、經濟學家中的南郭先生
不合格的經濟學家在搞臭中國經濟學家。合格的經濟學家說話要有邏輯、講證據，靠過程說服別人；不合格的經濟學家愛煽情、好鼓動，靠結論影響別人。以教育問題為例。如果第一個經濟學家經過縝密的思考和詳細的調研，認為在目前的財政預算下研究生應該以自費為主，而第二個經濟學家頭腦一熱就說教育都應該免費。那麼公眾會做出什麼反應呢？很顯然，幾乎所有研究生都會贊同第二個經濟學家的觀點，因為這符合研究生的利益。中國一百萬在校研究生後面還有幾百萬家長，他們也有很強的動力支持第二個經濟學家。其他人怎麼樣？反正收費不收他們的錢，普通百姓也無權支配財政預算，因此多數人會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於是，在報紙、電視、網路上，我們會看到對第一個經濟學家的鋪天蓋地的批評。批評的理由可以是「為有錢人辯護」、「不關心弱勢群體」、「沒有良心」等等。
假如一個客觀的事實是，中國現有的財政預算在保證基礎教育之後，確實沒有財力保證所有研究生免費上學，除非大大削減研究生數量。那麼，第一個經濟學家顯然是合格的，因為他發表的觀點是科學的，而第二個經濟學家無疑是不合格的。這個故事還遠沒有結束。不合格的經濟學家由於發表了受到廣大群眾擁護的觀點而聲名鵲起，繼而對其他熱點話題繼續發表迎合受眾口味的觀點，因此就變得「著名」起來，甚至輔弼國政，最終制定了一個不合實際的流產的政策。第二個經濟學家的失敗，令公眾對經濟學家群體完全失去信任，因此眾口一詞，幾乎將經濟學家積毀銷骨了。這是一個「劣幣驅逐良幣」的故事。
這個故事也許有點誇張，但是類似的故事卻天天上演。一項科學的經濟政策，應該經過「看現象——講故事 ——建模型——做檢驗——提建議」等一系列鏈條來得到。遺憾的是，少數合格的經濟學家埋頭於前面幾個環節，勤勤勉勉，只能略有小成，方才戰戰兢兢地提供若干建議。與真正的經濟學家埋首書齋、少問世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不合格的經濟學家天天在報紙、電視和網路上大放厥詞、口吐蓮花。合格的不敢說，不合格的天天說，於是公眾便以為那些在媒體上頻繁曝光的人代表了經濟學家群體，自然會在他們露出馬腳后對經濟學家群體失去信任。
造成經濟學家魚目混珠的原因在於，經濟學在中國還缺乏足夠的專業化與分工，還沒有形成足夠的技術壁壘。在英文中，「學科」（discipline）一詞具有「訓練」、「紀律」的意思。熊彼特在其鴻篇巨製《經濟分析史》中對「經濟學」下定義時，特彆強調了它作為一種「專門的分析工具」的地位。由於經濟學在中國還沒有建立起足夠高的進入門檻，導致人人都可談經濟學，似乎人人都是經濟學家，尤其是一朝成名的人。一些讀了入門級的薩繆爾森《經濟學》的人，也能以「專家」的身份在報紙上開專欄，大談特談從通貨膨脹到流動性過剩，從產權改革到國有資產重組等所有經濟話題。這種「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絕對不是跟我們的媒體沒有關係。
三、起鬨的媒體
起鬨的媒體在搞臭中國經濟學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媒體要發財，要賺眼球，怎麼辦？他們不敢罵官員，不能罵富人，又不敢得罪窮人，只好拿學術界和娛樂界開涮了。文人相輕，一個極端的觀點誕生了，馬上會有更多更極端的觀點誕生。不怕學者缺觀點，就怕媒體缺版面。娛樂界就更不用說了，「沒有緋聞的明星不是明星」嘛。在這個政治敏感但搞笑無罪的時代，學術研究竟然淪落到和娛樂八卦一個檔次，這要多虧了媒體的傳播功能。
這樣說絕對不是要辱沒媒體的正面功能。別忘了，能夠將「陽春白雪」式的經濟學論文部分地變成「下里巴人」式的經濟學散文，媒體居功至偉。想想看，十幾年前，有多少普通百姓敢談論經濟學？多數人不知「產權」為何物，但是你看一旦討論起國企改革，現在多少業餘人士躍躍欲試？現代經濟學教育在中國大陸的大規模傳播大概是在1999年，但是經濟學的普及幾乎是齊頭並進。
可是，媒體是一把鋒利的雙刃劍。在傳播經濟學的同時，媒體不可避免地將經濟學「矮化」了。這種矮化主要體現在媒體的「選擇性誤導」上。面對一個熱點話題，媒體總希望發表極端、激進的觀點（譬如第二個經濟學家的觀點），再發表一些針鋒相對的觀點。對於媒體來說，對錯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引起關注。作為曾經的經常撰稿人，我就經常受到編輯的這種「熱心鼓勵」。如果學者的觀點不夠偏激，「熱心」的編輯或記者甚至會斷章取義，真正做到「語不驚人死不休」。正是這種貌似「平衡」、沒有立場的曖昧態度，加速了經濟學家市場逆向淘汰的進程。顯然，一個專心於學術研究的人，哪有那麼多功夫在媒體上和一個不學無術的人辯個你死我活？
四、不講理的網民
不講理的網民在搞臭中國經濟學家。中國的網民大概是世界上最不講理的人了，我冒昧地揣測原因可能是沒有地方可以講理吧。在現實世界中，不敢罵上級，不便罵同事，罵別人對方又聽不見，躲在被窩裡罵又不過癮。多虧了網路，它成了不爽的人發泄情緒的重要場所，成了民主的替代品，成了青年人實現「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的幻境。從這個角度講，我特別理解網民，也因此認定網路不是一個可以講理的地方。
我這樣說是有科學邏輯的。回到前面那個故事。當兩個經濟學家宣布了自己對研究生收費的觀點時，結果是顯而易見的。主張收費的第一個經濟學家會在網上被罵個狗血噴頭，而主張免費的第二個經濟學家會被認為代表了最廣大研究生的根本利益，因為幾乎所有研究生都會上網。一個經濟學家要跟上百萬研究生網民辯論，他就是不要命也搞不定。此時此刻，媒體可以推波助瀾，搞一個「網上投票」。聰明人不看也知道，在「是否贊同收費」或者「你支持哪個經濟學家」這樣的選項面前，第一個經濟學家將以絕對優勢落敗。
其實，學過一點兒統計學或計量經濟學的人都知道，網上投票毫無科學性可言。第一，它不滿足樣本的隨機性這一基本要求，因此結果必然是有偏的。因為網路沒法控制或篩選投票者的類型。第二，它具有嚴重的自選擇效應，或者說解釋變數不是外生的。在前面那個故事中，反對第一個經濟學家的觀點的廣大研究生，因為感到義憤，而且上網很方便，因此具有很強的激勵去網上投票反對或發表反駁觀點。而對此漠不關心或者支持第一個經濟學家的觀點的人（例如沒有研究生的父母），因為事不關己，或者上網不方便，絕無強烈的激勵去網上投票支持或者發表聲援觀點。因此，我有一次對一個經濟學博士說，網上有人罵你是很正常的，沒有人罵才不正常呢。
五、泛道德批判
泛道德批判這種不良習俗搞臭了中國經濟學家。中國人似乎特別喜歡訴諸道德批判。因為一旦從道德上將對方打倒了，那麼就徹底打倒了對方。「道德」缺乏足夠的技術標準，缺乏足夠的「職業化」，泛濫成災。人都是有缺點的，泛道德化的結果是沒有人在道德上是絕對清白的。於是，道德成為一種武器，一切人反對一切人。
公眾對經濟學界不滿，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經濟學家不講道德」。但是這裡的「道德」並沒有明確的定義。須知，「職業道德」與作為人的基本道德並不是一回事。前者要求當事人遵循基本的職業規範和專業精神，而後者是對所有人都適用的標準。即便是後者，我們也應該注重從過程而不是結果上考察。難道我們能謳歌一個用惡毒的話辱罵他人但卻為作家提供了寫作素材的人嗎？難道犯罪嫌疑人就不應該擁有辯護律師嗎？
令人遺憾的是，學術界內部的爭議也往往貼上了道德的標籤。幾年前，著名的「邱田之爭」最後演變為一場非學術的「道德之爭」。經濟學界也不例外。我曾經在一篇博客日記中調侃：做經濟學家，如果既不聰明，也不勤奮，那麼一定要人好。只要你人好，總會左右逢源，最終在高手博弈的懸崖峭壁間游刃而上。特殊的約束條件約束了學術，但絕對不會約束人品。學界聚會，都談人品問題，不談學術。可見，道德是如何重要！
發表於《經濟學家茶座》總第30輯（2007年第四輯）
一、標準
最近幾年，中國「經濟學家」可謂聲名狼藉。不必說BBS上謬傳已久的「經濟學家駭人聽聞的語錄大全」，也不必說傳統媒體批評經濟學家的長篇累牘，更不必說網上對著名經濟學家信任度的投票，單單一句「合格的經濟學家最多不超過5個」，就將大陸經濟學家集體判了個死刑。社會科學工作者對社會的作用往往是無形的，難以估量的。比如，斯密提出「看不見的手」的原理，只要市場經濟還存在，其貢獻就是無價的。當然，反過來，錯誤的經濟政策是任何經濟學家個人的代價都無法彌補的。因此，我認為任何試圖對經濟學家的投入/產出進行量化的努力都是徒勞的。從這個角度講，對經濟學家的批判，只能訴諸「程序正義」，而不能訴諸「實體正義」。中國經濟學家合不合格，只能在給定的環境下，從專業、學術的角度去討論，應該評價他們實現職業目標和個人目標的過程，而不是從結果去倒推他們的職業道德和職業水平。簡單地說，批評者應該評價經濟學家是如何做事的，而不是去評價經濟學家做了什麼事。畢竟，我們不能看見一個人有錢就說他是壞人，要看是怎麼賺錢的。
舉個典型的例子。一個經濟學家也許說過，「腐敗和賄賂成為權力和利益轉移及再分配的一個可行的途徑和橋樑，是改革過程得以順利進行的潤滑劑」。幾乎人人都痛恨腐敗，但是我們不能因為一個經濟學家認為「腐敗有理」就罵他。我們應該首先看這個經濟學家是如何得出這個「謬論」的。結合語境，我認為這個經濟學家是說，當政府管制阻礙了創造財富時，如果企業家通過賄賂來創造財富，增加了社會總福利，那麼這種腐敗行為是約束條件下最優的。這種邏輯完全合乎經濟學原理，合乎專業水平和職業道德，是實事求是的。如果一畝地最多只能生產一千公斤水稻，難道為了不讓人挨餓，科學家就應該謊報一萬斤？
很遺憾，目前對中國「經濟學家」（economists）的批評很多沒有遵循「程序正義」，而是一種情緒化、功利化、妖魔化的指摘。中國經濟學家不是當權派，更沒有壟斷地位。因此，如果「經濟學家」的頭銜可以帶來好處，那麼優勝劣汰的力量一定不會導致整個群體都是「不合格的」。這本是最基本的經濟學道理，可惜有些人即便讀了哈佛的博士也沒明白。在搞臭中國經濟學家的幾種原因中，我認為基本上屬於誤導公眾。我願意梳理這些原因，並與批評者進行真誠的對話，從而真正有利於中國經濟學教育和科研水平的提升。
二、經濟學家中的南郭先生
不合格的經濟學家在搞臭中國經濟學家。合格的經濟學家說話要有邏輯、講證據，靠過程說服別人；不合格的經濟學家愛煽情、好鼓動，靠結論影響別人。以教育問題為例。如果第一個經濟學家經過縝密的思考和詳細的調研，認為在目前的財政預算下研究生應該以自費為主，而第二個經濟學家頭腦一熱就說教育都應該免費。那麼公眾會做出什麼反應呢？很顯然，幾乎所有研究生都會贊同第二個經濟學家的觀點，因為這符合研究生的利益。中國一百萬在校研究生後面還有幾百萬家長，他們也有很強的動力支持第二個經濟學家。其他人怎麼樣？反正收費不收他們的錢，普通百姓也無權支配財政預算，因此多數人會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於是，在報紙、電視、網路上，我們會看到對第一個經濟學家的鋪天蓋地的批評。批評的理由可以是「為有錢人辯護」、「不關心弱勢群體」、「沒有良心」等等。
假如一個客觀的事實是，中國現有的財政預算在保證基礎教育之後，確實沒有財力保證所有研究生免費上學，除非大大削減研究生數量。那麼，第一個經濟學家顯然是合格的，因為他發表的觀點是科學的，而第二個經濟學家無疑是不合格的。這個故事還遠沒有結束。不合格的經濟學家由於發表了受到廣大群眾擁護的觀點而聲名鵲起，繼而對其他熱點話題繼續發表迎合受眾口味的觀點，因此就變得「著名」起來，甚至輔弼國政，最終制定了一個不合實際的流產的政策。第二個經濟學家的失敗，令公眾對經濟學家群體完全失去信任，因此眾口一詞，幾乎將經濟學家積毀銷骨了。這是一個「劣幣驅逐良幣」的故事。
這個故事也許有點誇張，但是類似的故事卻天天上演。一項科學的經濟政策，應該經過「看現象——講故事 ——建模型——做檢驗——提建議」等一系列鏈條來得到。遺憾的是，少數合格的經濟學家埋頭於前面幾個環節，勤勤勉勉，只能略有小成，方才戰戰兢兢地提供若干建議。與真正的經濟學家埋首書齋、少問世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不合格的經濟學家天天在報紙、電視和網路上大放厥詞、口吐蓮花。合格的不敢說，不合格的天天說，於是公眾便以為那些在媒體上頻繁曝光的人代表了經濟學家群體，自然會在他們露出馬腳后對經濟學家群體失去信任。
造成經濟學家魚目混珠的原因在於，經濟學在中國還缺乏足夠的專業化與分工，還沒有形成足夠的技術壁壘。在英文中，「學科」（discipline）一詞具有「訓練」、「紀律」的意思。熊彼特在其鴻篇巨製《經濟分析史》中對「經濟學」下定義時，特彆強調了它作為一種「專門的分析工具」的地位。由於經濟學在中國還沒有建立起足夠高的進入門檻，導致人人都可談經濟學，似乎人人都是經濟學家，尤其是一朝成名的人。一些讀了入門級的薩繆爾森《經濟學》的人，也能以「專家」的身份在報紙上開專欄，大談特談從通貨膨脹到流動性過剩，從產權改革到國有資產重組等所有經濟話題。這種「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絕對不是跟我們的媒體沒有關係。
三、起鬨的媒體
起鬨的媒體在搞臭中國經濟學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媒體要發財，要賺眼球，怎麼辦？他們不敢罵官員，不能罵富人，又不敢得罪窮人，只好拿學術界和娛樂界開涮了。文人相輕，一個極端的觀點誕生了，馬上會有更多更極端的觀點誕生。不怕學者缺觀點，就怕媒體缺版面。娛樂界就更不用說了，「沒有緋聞的明星不是明星」嘛。在這個政治敏感但搞笑無罪的時代，學術研究竟然淪落到和娛樂八卦一個檔次，這要多虧了媒體的傳播功能。
這樣說絕對不是要辱沒媒體的正面功能。別忘了，能夠將「陽春白雪」式的經濟學論文部分地變成「下里巴人」式的經濟學散文，媒體居功至偉。想想看，十幾年前，有多少普通百姓敢談論經濟學？多數人不知「產權」為何物，但是你看一旦討論起國企改革，現在多少業餘人士躍躍欲試？現代經濟學教育在中國大陸的大規模傳播大概是在1999年，但是經濟學的普及幾乎是齊頭並進。
可是，媒體是一把鋒利的雙刃劍。在傳播經濟學的同時，媒體不可避免地將經濟學「矮化」了。這種矮化主要體現在媒體的「選擇性誤導」上。面對一個熱點話題，媒體總希望發表極端、激進的觀點（譬如第二個經濟學家的觀點），再發表一些針鋒相對的觀點。對於媒體來說，對錯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引起關注。作為曾經的經常撰稿人，我就經常受到編輯的這種「熱心鼓勵」。如果學者的觀點不夠偏激，「熱心」的編輯或記者甚至會斷章取義，真正做到「語不驚人死不休」。正是這種貌似「平衡」、沒有立場的曖昧態度，加速了經濟學家市場逆向淘汰的進程。顯然，一個專心於學術研究的人，哪有那麼多功夫在媒體上和一個不學無術的人辯個你死我活？
四、不講理的網民
不講理的網民在搞臭中國經濟學家。中國的網民大概是世界上最不講理的人了，我冒昧地揣測原因可能是沒有地方可以講理吧。在現實世界中，不敢罵上級，不便罵同事，罵別人對方又聽不見，躲在被窩裡罵又不過癮。多虧了網路，它成了不爽的人發泄情緒的重要場所，成了民主的替代品，成了青年人實現「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的幻境。從這個角度講，我特別理解網民，也因此認定網路不是一個可以講理的地方。
我這樣說是有科學邏輯的。回到前面那個故事。當兩個經濟學家宣布了自己對研究生收費的觀點時，結果是顯而易見的。主張收費的第一個經濟學家會在網上被罵個狗血噴頭，而主張免費的第二個經濟學家會被認為代表了最廣大研究生的根本利益，因為幾乎所有研究生都會上網。一個經濟學家要跟上百萬研究生網民辯論，他就是不要命也搞不定。此時此刻，媒體可以推波助瀾，搞一個「網上投票」。聰明人不看也知道，在「是否贊同收費」或者「你支持哪個經濟學家」這樣的選項面前，第一個經濟學家將以絕對優勢落敗。
其實，學過一點兒統計學或計量經濟學的人都知道，網上投票毫無科學性可言。第一，它不滿足樣本的隨機性這一基本要求，因此結果必然是有偏的。因為網路沒法控制或篩選投票者的類型。第二，它具有嚴重的自選擇效應，或者說解釋變數不是外生的。在前面那個故事中，反對第一個經濟學家的觀點的廣大研究生，因為感到義憤，而且上網很方便，因此具有很強的激勵去網上投票反對或發表反駁觀點。而對此漠不關心或者支持第一個經濟學家的觀點的人（例如沒有研究生的父母），因為事不關己，或者上網不方便，絕無強烈的激勵去網上投票支持或者發表聲援觀點。因此，我有一次對一個經濟學博士說，網上有人罵你是很正常的，沒有人罵才不正常呢。
五、泛道德批判
泛道德批判這種不良習俗搞臭了中國經濟學家。中國人似乎特別喜歡訴諸道德批判。因為一旦從道德上將對方打倒了，那麼就徹底打倒了對方。「道德」缺乏足夠的技術標準，缺乏足夠的「職業化」，泛濫成災。人都是有缺點的，泛道德化的結果是沒有人在道德上是絕對清白的。於是，道德成為一種武器，一切人反對一切人。
公眾對經濟學界不滿，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經濟學家不講道德」。但是這裡的「道德」並沒有明確的定義。須知，「職業道德」與作為人的基本道德並不是一回事。前者要求當事人遵循基本的職業規範和專業精神，而後者是對所有人都適用的標準。即便是後者，我們也應該注重從過程而不是結果上考察。難道我們能謳歌一個用惡毒的話辱罵他人但卻為作家提供了寫作素材的人嗎？難道犯罪嫌疑人就不應該擁有辯護律師嗎？
令人遺憾的是，學術界內部的爭議也往往貼上了道德的標籤。幾年前，著名的「邱田之爭」最後演變為一場非學術的「道德之爭」。經濟學界也不例外。我曾經在一篇博客日記中調侃：做經濟學家，如果既不聰明，也不勤奮，那麼一定要人好。只要你人好，總會左右逢源，最終在高手博弈的懸崖峭壁間游刃而上。特殊的約束條件約束了學術，但絕對不會約束人品。學界聚會，都談人品問題，不談學術。可見，道德是如何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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