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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起初，租界是為了「華夷分治」，外國人不可以進上海城，只在租界生活，當然公園等娛樂設置，也只是為外國人服務，不對國人的。
後來，租界里華人日多，交稅日重，歐風美雨，意識先進，認識到「納稅人的權利」，所以，要求平等權。
當時租界，提出了類似當年美國聯邦法院的「隔離但平等」的解決方案，在外灘公園以北另造一個公園，專給華人使用。
但是，租界華人的民權意識，已經發展，認為「隔離即不平等」，還是提出華人進入外灘公園。
但從來沒有「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
直到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後，中國人在租界里的地位，前所未有的提高。租界當局逐漸廢除了歧視性規定。
二戰中，中國人民的偉大貢獻，贏得了在國際上的尊嚴。租界撤消，不平等條約被廢。可以說，中國人從那一天，早就站起來了！
這跟XXX沒有關係！
其實沒有「牌子」已經足夠說明中國人在租界里的屈辱，沒有必要有這個「攪屎棍」！就象南京大屠殺中，哪地殺了多少同胞，就是多少，沒有必要說「萬人坑」這種讓人誤解的話。
I
鴉片戰爭以後，上海開埠，但上海人不允許夷人入城，也不許租賣房產給英國人。所以，幾經交涉，開闢了英國人專住的「租界」，是為華夷分治。租界在上海城北，黃浦江的灘塗地以西。后，英人自設總會、跑馬場、公園，自娛自樂，與上海人井水不犯河水。
后租界日漸繁榮，華人也開始大量入居租界。當局也向華人收稅，華人也與外國人一樣交稅。
久之，公園等公共場所還是依從前那樣，不向華人開放。
而華人認為「同樣納稅，同等權利」，自己受到歧視，希望當局改變政策。華人對當局不滿，於是產生某種認識扭曲， 產生一種諷刺，這種諷刺又逐漸變成了集體的自卑和自虐。
1885年的《外灘公園遊覽須知》
第一條： 「狗及腳踏車切勿入內」；
第五條：除西人傭僕外華人不準入內；
第六條：兒童無西人同伴不準入內；
1909年9月的《公共租界工部局公共娛樂場（今魯迅公園）規章》
3.華人不準入內，除非是侍奉外國人的傭人。
4.印度人不準入內，除非是衣冠整潔者。
5.馬、汽車和自行車不得入內。
6.嬰兒車必須限於園徑上推行。
7.狗不得入園，除非加嘴套及用皮條牽住。
1909年的法國公園的規定：
（1）嚴禁下列人和物進入公園：中國人，但照顧外國小孩的中國阿媽和伺候洋人的華仆可跟其主人入園；酒醉或衣衫不整的人……
（2）洋人牽帶的外加口罩的狗允許入內。……
（5）公董局保留有權利發給華人入園券。
這些對華人的歧視性規定，在民間「概括」為了「華人與狗不得入內」。
以上三個公園的規定里，都沒有「華人與狗」四字。
這就跟前些年，不滿情緒把某些城市的新交規概括成「撞了白撞」一樣。其實，上海的公安局的那個《通知》里，根本沒有「撞了白撞」那幾個字，那是歪曲。
但時深日久，「華人與狗」漸成習語，被大家反覆練習，加深。
以致，著名的美籍歷史學家周策縱也使用這個習語：「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
其名著的《五四運動史》P296（嶽麓出版社）：
法租界比公共租界更為不民主。……曾有一段時期，法租界當局在公園豎立標有「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實際上，根據1909年公園開辦時的規定，有主人帶領的狗是可以入內的，而中國人不行。此規定1928年被反轉過來。
而事實上，這個「華人與狗」的牌子，是指上面法租界公園那個規定，那裡面沒有「華人與狗」四字，它也是從裡面「概括」出來的。可見連歷史學家在寫著作時，也用使用了這個「習語」。而不是事實上存在著這麼一塊「牌子」。
所以，陳旭麓先生和上海檔案館和 「聯繫」、「概括」觀點，是正確的。
陳先生認為：「過去一講到租界，我們毫不例外地把它說成是『罪惡的淵藪』；
一講到租界，人們就會很自然地聯想起上海外灘公園門外寫著『華人與狗不準入內』的象徵著恥辱的牌子
（這塊牌子，是人所共知的。但有沒有這個牌子呢？後來查了，其實並沒有這個牌子，但有一些遊園規則，其中一條是『狗與××不準入內』，一條是『華人不準入內』。
後來我們把它聯繫起來便是『華人與狗不準入內』。
這對中華民族來說，是一種侮辱，從民族立場上說，是不可容忍的）。
如果從人類文明史來說，又不一定是這樣。」
（《中國近代社會新陳代謝的若干問題》，《陳旭麓文集》第二卷《思辨留蹤》第165頁，華東師大出版社）
上海檔案館《上海地方志》（2001版）的觀點：
據1909年的《上海指南》，外灘公園遊覽須知第一條、第六條仍規定「狗及腳踏車切勿入內」，「華人無西人同行，不得入內」。這種明顯歧視華人的規定，引起愛國人士的普遍不滿與憤怒。這一規定後來被民間概括為「華人與狗不得入內」。
其實，清末民初的《上海指南》中，在介紹西人公園（即外灘公園）時，幾種版本都註明「華人不得入內」。可見嚴肅的工具性的文獻，都沒有「華人與狗」一說。
而「華人與狗」的文字卻出沒在「感情味很濃」的作品中，如日記，演講，詩歌，還有電影（比如，李小龍的《精武門》，周星馳的《點秋香》算不算？）
這就是事實和感情的分野！
大家還可想一想：法租界內的「復興公園」（或叫法國公園、顧家宅公園），怎麼會有「華人與狗」一牌？
眾所周知，法國人是「小狗優先，紳士靠邊」，可能不讓中國人進，但絕對讓狗進去。（因為公共租界還有義大利、俄國等國，後來還有日本的管理的原因，所以就「委曲」小狗了）
再舉公共租界里的體育場所為例：
早期（南京政府成立之前），公共運動場的管理規則主要為：（1）衣冠不整者不得入內，中國人除使用運動場的俱部成員及陪伴外國人者不得進入該運動場……
還是沒有把華人和狗並列
提要：
起初，租界是為了「華夷分治」，外國人不可以進上海城，只在租界生活，當然公園等娛樂設置，也只是為外國人服務，不對國人的。
後來，租界里華人日多，交稅日重，歐風美雨，意識先進，認識到「納稅人的權利」，所以，要求平等權。
當時租界，提出了類似當年美國聯邦法院的「隔離但平等」的解決方案，在外灘公園以北另造一個公園，專給華人使用。
但是，租界華人的民權意識，已經發展，認為「隔離即不平等」，還是提出華人進入外灘公園。
但從來沒有「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
直到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後，中國人在租界里的地位，前所未有的提高。租界當局逐漸廢除了歧視性規定。
二戰中，中國人民的偉大貢獻，贏得了在國際上的尊嚴。租界撤消，不平等條約被廢。可以說，中國人從那一天，早就站起來了！
這跟XXX沒有關係！
其實沒有「牌子」已經足夠說明中國人在租界里的屈辱，沒有必要有這個「攪屎棍」！就象南京大屠殺中，哪地殺了多少同胞，就是多少，沒有必要說「萬人坑」這種讓人誤解的話。
I
鴉片戰爭以後，上海開埠，但上海人不允許夷人入城，也不許租賣房產給英國人。所以，幾經交涉，開闢了英國人專住的「租界」，是為華夷分治。租界在上海城北，黃浦江的灘塗地以西。后，英人自設總會、跑馬場、公園，自娛自樂，與上海人井水不犯河水。
后租界日漸繁榮，華人也開始大量入居租界。當局也向華人收稅，華人也與外國人一樣交稅。
久之，公園等公共場所還是依從前那樣，不向華人開放。
而華人認為「同樣納稅，同等權利」，自己受到歧視，希望當局改變政策。華人對當局不滿，於是產生某種認識扭曲， 產生一種諷刺，這種諷刺又逐漸變成了集體的自卑和自虐。
1885年的《外灘公園遊覽須知》
第一條： 「狗及腳踏車切勿入內」；
第五條：除西人傭僕外華人不準入內；
第六條：兒童無西人同伴不準入內；
1909年9月的《公共租界工部局公共娛樂場（今魯迅公園）規章》
3.華人不準入內，除非是侍奉外國人的傭人。
4.印度人不準入內，除非是衣冠整潔者。
5.馬、汽車和自行車不得入內。
6.嬰兒車必須限於園徑上推行。
7.狗不得入園，除非加嘴套及用皮條牽住。
1909年的法國公園的規定：
（1）嚴禁下列人和物進入公園：中國人，但照顧外國小孩的中國阿媽和伺候洋人的華仆可跟其主人入園；酒醉或衣衫不整的人……
（2）洋人牽帶的外加口罩的狗允許入內。……
（5）公董局保留有權利發給華人入園券。
這些對華人的歧視性規定，在民間「概括」為了「華人與狗不得入內」。
以上三個公園的規定里，都沒有「華人與狗」四字。
這就跟前些年，不滿情緒把某些城市的新交規概括成「撞了白撞」一樣。其實，上海的公安局的那個《通知》里，根本沒有「撞了白撞」那幾個字，那是歪曲。
但時深日久，「華人與狗」漸成習語，被大家反覆練習，加深。
以致，著名的美籍歷史學家周策縱也使用這個習語：「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
其名著的《五四運動史》P296（嶽麓出版社）：
法租界比公共租界更為不民主。……曾有一段時期，法租界當局在公園豎立標有「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實際上，根據1909年公園開辦時的規定，有主人帶領的狗是可以入內的，而中國人不行。此規定1928年被反轉過來。
而事實上，這個「華人與狗」的牌子，是指上面法租界公園那個規定，那裡面沒有「華人與狗」四字，它也是從裡面「概括」出來的。可見連歷史學家在寫著作時，也用使用了這個「習語」。而不是事實上存在著這麼一塊「牌子」。
所以，陳旭麓先生和上海檔案館和 「聯繫」、「概括」觀點，是正確的。
陳先生認為：「過去一講到租界，我們毫不例外地把它說成是『罪惡的淵藪』；
一講到租界，人們就會很自然地聯想起上海外灘公園門外寫著『華人與狗不準入內』的象徵著恥辱的牌子
（這塊牌子，是人所共知的。但有沒有這個牌子呢？後來查了，其實並沒有這個牌子，但有一些遊園規則，其中一條是『狗與××不準入內』，一條是『華人不準入內』。
後來我們把它聯繫起來便是『華人與狗不準入內』。
這對中華民族來說，是一種侮辱，從民族立場上說，是不可容忍的）。
如果從人類文明史來說，又不一定是這樣。」
（《中國近代社會新陳代謝的若干問題》，《陳旭麓文集》第二卷《思辨留蹤》第165頁，華東師大出版社）
上海檔案館《上海地方志》（2001版）的觀點：
據1909年的《上海指南》，外灘公園遊覽須知第一條、第六條仍規定「狗及腳踏車切勿入內」，「華人無西人同行，不得入內」。這種明顯歧視華人的規定，引起愛國人士的普遍不滿與憤怒。這一規定後來被民間概括為「華人與狗不得入內」。
其實，清末民初的《上海指南》中，在介紹西人公園（即外灘公園）時，幾種版本都註明「華人不得入內」。可見嚴肅的工具性的文獻，都沒有「華人與狗」一說。
而「華人與狗」的文字卻出沒在「感情味很濃」的作品中，如日記，演講，詩歌，還有電影（比如，李小龍的《精武門》，周星馳的《點秋香》算不算？）
這就是事實和感情的分野！
大家還可想一想：法租界內的「復興公園」（或叫法國公園、顧家宅公園），怎麼會有「華人與狗」一牌？
眾所周知，法國人是「小狗優先，紳士靠邊」，可能不讓中國人進，但絕對讓狗進去。（因為公共租界還有義大利、俄國等國，後來還有日本的管理的原因，所以就「委曲」小狗了）
再舉公共租界里的體育場所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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