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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始終是一個問題。在國內的經濟學家當中，我或許較早探討教育問題。探討和思考是同時進行的，我對這一問題思考得越久，就越難下筆寫這篇文章。我們現在探討的，似乎主要不是中國古人探討的教育問題，雖然那仍是一個問題。
首先，讓我以最簡捷的語言描述我們現代中國人深陷其中且不能自拔的教育的困境：當整個社會被嵌入到一個以人與人之間的激烈競爭為最顯著特徵的市場之內的時候，教育迅速地從旨在使每一個人的內在稟賦在一套核心價值觀的指引下得到充分發展的過程蛻變為一個旨在賦予每一個人最適合於社會競爭的外在特徵的過程。
說我們的社會被「嵌入」到市場之內，這一說法隱含著某種無奈。也就是說，我們這個社會，歷史地，大勢所趨地，似乎毫無覺悟可能地轉入到西方「市場社會」的演化路徑上，同時又無法擺脫我們數千年浸淫其中的「家庭本位」教化傳統。市場社會價值體系的核心是「個人」及其權利，這一體系其實很難融入以「家庭」為核心的傳統中國社會的價值體系。例如，中國兒童與他們的家長們的關係，典型地不像也不可能像現代西方家庭那樣成為一種「公共」關係——最初是以上帝的律法為基礎並於近代轉變為以社會契約為基礎的理性關係。中國的家長們仍習慣於將子女視為他們私人的一部分，也就是他們肉體和心靈的自然延續。觀察我們周圍的家庭，不難見到，那些與父母（或單親撫養人）保持親密關係的孩子，更容易成為他們父母生命和意志的衍生物，也更深切地感受到這一「無我」狀態的困擾。另一方面，那些來自「冷漠家庭」的孩子們，雖然很容易確立自我意識並表現出強烈的個性，卻通常被認為具有「反社會」傾向。在這兩種情形之間，絕大多數孩子不知道也無從知道應當怎樣在親情（及各種義務）與個性（及各種權利）之間保持某種「健康的平衡」——既不因親情而喪失個性發展的機會也不因個性張揚而遠離主流社會。
只要你探討得足夠深入，我認為，你肯定會意識到中國孩子們的上述的這種困境。教育的問題，我相信是由此開始的。大致而言，每一個孩子，從他還在母腹里的時候，上述的教育問題就開始了。
首先，如果這孩子的父母是已經充分地市場化了的「理性人」，那麼他們會根據孩子將帶給他們的效用來決定他們在孩子身上的投資數額，不應太多，也不會太少。以中國轉型期社會最普遍的折現率（下限10%，上限35%或更高）的下限估算，孩子必須有希望在父母中年時期給父母帶來足夠高的效用。否則，父母撫養孩子到成年所支付的開銷就不能得到令人滿意的回報。這一折現率的上限導致更可怕的人類行為——「棄嬰」，因為高達35%的折現率要求孩子在兒童時期就為他們的父母帶來令人滿意的回報！在西方穩態社會裡，最普遍的折現率不會超過5%，因此，孩子們只要有希望在他們父母老年時期帶來足夠高的效用，在他們身上的人力資本投資就是合算的。
讓我們繼續設想孩子們的那些充分市場化了的父母以年率平均10%的折現率在孩子們身上進行人力資本投資，並據此監督他們的孩子的學習及與時間配置有關的一切行為——這些行為都將被看作是經濟行為從而必須被置於「理性人」的控制之下。競爭是社會性的，既然是父母生命的延續，孩子們就必須參與父母所參與的社會競爭。競爭越是激烈，父母行為的折現率越高，孩子們的時間對父母而言就越是寶貴，於是就越不能被「浪費」在天真無邪並且毫無效率可言的童年活動中。每一分鐘，那些號稱擁有「天才培養」計劃的父母們告訴我們說，孩子的每一分鐘都必須與「知識」或「技能」的學習結合起來。以如此高的折現率，我們很懷疑，假如他們的孩子終於，在他們臨終的床前，捧上一張北京大學錄取通知書或哈佛大學錄取通知書及全額獎學金——假如那就是他們為孩子確立的成功標準，他們是否還會感到幸福。理性人的行為，如果折現率高於10%，就必須在中年時期見到上述結果，否則，他們的子女教育（投資）就不算是「成功的」。
以上描述的，僅僅是微觀行為。這些微觀行為還應被集結為宏觀效果——數千萬家庭的微觀行為的宏觀效果。那才是我們今天感受到的「教育的問題」，我們每一個人都知道教育是大成問題的，因為它原本應關注孩子們的內在稟賦的開發，而不是摧殘任何不符合「應試教育」體制的內在稟賦。最可恨的是，我們每一個人不僅知道大家都不喜歡這一狀況而且知道大家都只能接受這一狀況。我周圍只有兩位朋友堅決抵制目前的教育體制，帶著他們的孩子，退出了摧殘孩子的正規學校。不過，未來怎樣？我還沒有替他們的孩子看清楚，好像是那個「娜拉出走後」的老問題。
娜拉出走之後，她必須承受的是整個社會的壓力。孩子們單獨退學之後，必須承受的也是整個社會的壓力，誰認證他們的文憑？僱主怎樣聘用這些沒有文憑的畢業生？哪怕他們在極短時間內以自己的能力取得了僱主的信任，那些有文憑的僱員怎樣對待他們和他們的僱主？還有，他們怎樣結交異性朋友？婚前怎樣拜見雙方家長？雙方家長怎樣看待沒有學歷或文憑的孩子？還有，將來他們的孩子們怎樣面對自己的老師和同學？那些同學和老師怎樣看待他們？凡是認真嘗試過單獨反抗現行教育體制的家長和孩子們都會很容易地發現——只是不像魯迅那樣深刻和富於悲劇性，發現我們這個社會的深層潛藏著如此龐大數量並且如此荒誕可怕的傳統偏見。這些偏見可以殺死阮玲玉，也可以殺死我們的孩子，事實上，社會偏見可以殺死任何敢於不遵循偏見而生活的社會成員。
可是，難道我們有過只看文憑的傳統嗎？難道我們的私塾和鄉學傳統不是基於「有教無類」和「因材施教」這兩大原則的嗎？仔細回顧我們的傳統，我們不難發現，舊傳統的靈魂在科舉廢除之後始終延續著，在新文化運動之後延續著，在那場史無前例地掃蕩舊傳統的運動之後仍延續著。
八十年多前，梁漱溟剖析過舊傳統的靈魂。他指出，中國文化傳統的基本社會特徵是「家庭本位」，以及與此適應的「禮樂教化」。作為對比，他指出，西方文化傳統的基本社會特徵是「個體」與「群體」之間的緊張協調關係，以及與此適應的神與人之間的緊張協調關係。
首先，讓我以最簡捷的語言描述我們現代中國人深陷其中且不能自拔的教育的困境：當整個社會被嵌入到一個以人與人之間的激烈競爭為最顯著特徵的市場之內的時候，教育迅速地從旨在使每一個人的內在稟賦在一套核心價值觀的指引下得到充分發展的過程蛻變為一個旨在賦予每一個人最適合於社會競爭的外在特徵的過程。
說我們的社會被「嵌入」到市場之內，這一說法隱含著某種無奈。也就是說，我們這個社會，歷史地，大勢所趨地，似乎毫無覺悟可能地轉入到西方「市場社會」的演化路徑上，同時又無法擺脫我們數千年浸淫其中的「家庭本位」教化傳統。市場社會價值體系的核心是「個人」及其權利，這一體系其實很難融入以「家庭」為核心的傳統中國社會的價值體系。例如，中國兒童與他們的家長們的關係，典型地不像也不可能像現代西方家庭那樣成為一種「公共」關係——最初是以上帝的律法為基礎並於近代轉變為以社會契約為基礎的理性關係。中國的家長們仍習慣於將子女視為他們私人的一部分，也就是他們肉體和心靈的自然延續。觀察我們周圍的家庭，不難見到，那些與父母（或單親撫養人）保持親密關係的孩子，更容易成為他們父母生命和意志的衍生物，也更深切地感受到這一「無我」狀態的困擾。另一方面，那些來自「冷漠家庭」的孩子們，雖然很容易確立自我意識並表現出強烈的個性，卻通常被認為具有「反社會」傾向。在這兩種情形之間，絕大多數孩子不知道也無從知道應當怎樣在親情（及各種義務）與個性（及各種權利）之間保持某種「健康的平衡」——既不因親情而喪失個性發展的機會也不因個性張揚而遠離主流社會。
只要你探討得足夠深入，我認為，你肯定會意識到中國孩子們的上述的這種困境。教育的問題，我相信是由此開始的。大致而言，每一個孩子，從他還在母腹里的時候，上述的教育問題就開始了。
首先，如果這孩子的父母是已經充分地市場化了的「理性人」，那麼他們會根據孩子將帶給他們的效用來決定他們在孩子身上的投資數額，不應太多，也不會太少。以中國轉型期社會最普遍的折現率（下限10%，上限35%或更高）的下限估算，孩子必須有希望在父母中年時期給父母帶來足夠高的效用。否則，父母撫養孩子到成年所支付的開銷就不能得到令人滿意的回報。這一折現率的上限導致更可怕的人類行為——「棄嬰」，因為高達35%的折現率要求孩子在兒童時期就為他們的父母帶來令人滿意的回報！在西方穩態社會裡，最普遍的折現率不會超過5%，因此，孩子們只要有希望在他們父母老年時期帶來足夠高的效用，在他們身上的人力資本投資就是合算的。
讓我們繼續設想孩子們的那些充分市場化了的父母以年率平均10%的折現率在孩子們身上進行人力資本投資，並據此監督他們的孩子的學習及與時間配置有關的一切行為——這些行為都將被看作是經濟行為從而必須被置於「理性人」的控制之下。競爭是社會性的，既然是父母生命的延續，孩子們就必須參與父母所參與的社會競爭。競爭越是激烈，父母行為的折現率越高，孩子們的時間對父母而言就越是寶貴，於是就越不能被「浪費」在天真無邪並且毫無效率可言的童年活動中。每一分鐘，那些號稱擁有「天才培養」計劃的父母們告訴我們說，孩子的每一分鐘都必須與「知識」或「技能」的學習結合起來。以如此高的折現率，我們很懷疑，假如他們的孩子終於，在他們臨終的床前，捧上一張北京大學錄取通知書或哈佛大學錄取通知書及全額獎學金——假如那就是他們為孩子確立的成功標準，他們是否還會感到幸福。理性人的行為，如果折現率高於10%，就必須在中年時期見到上述結果，否則，他們的子女教育（投資）就不算是「成功的」。
以上描述的，僅僅是微觀行為。這些微觀行為還應被集結為宏觀效果——數千萬家庭的微觀行為的宏觀效果。那才是我們今天感受到的「教育的問題」，我們每一個人都知道教育是大成問題的，因為它原本應關注孩子們的內在稟賦的開發，而不是摧殘任何不符合「應試教育」體制的內在稟賦。最可恨的是，我們每一個人不僅知道大家都不喜歡這一狀況而且知道大家都只能接受這一狀況。我周圍只有兩位朋友堅決抵制目前的教育體制，帶著他們的孩子，退出了摧殘孩子的正規學校。不過，未來怎樣？我還沒有替他們的孩子看清楚，好像是那個「娜拉出走後」的老問題。
娜拉出走之後，她必須承受的是整個社會的壓力。孩子們單獨退學之後，必須承受的也是整個社會的壓力，誰認證他們的文憑？僱主怎樣聘用這些沒有文憑的畢業生？哪怕他們在極短時間內以自己的能力取得了僱主的信任，那些有文憑的僱員怎樣對待他們和他們的僱主？還有，他們怎樣結交異性朋友？婚前怎樣拜見雙方家長？雙方家長怎樣看待沒有學歷或文憑的孩子？還有，將來他們的孩子們怎樣面對自己的老師和同學？那些同學和老師怎樣看待他們？凡是認真嘗試過單獨反抗現行教育體制的家長和孩子們都會很容易地發現——只是不像魯迅那樣深刻和富於悲劇性，發現我們這個社會的深層潛藏著如此龐大數量並且如此荒誕可怕的傳統偏見。這些偏見可以殺死阮玲玉，也可以殺死我們的孩子，事實上，社會偏見可以殺死任何敢於不遵循偏見而生活的社會成員。
可是，難道我們有過只看文憑的傳統嗎？難道我們的私塾和鄉學傳統不是基於「有教無類」和「因材施教」這兩大原則的嗎？仔細回顧我們的傳統，我們不難發現，舊傳統的靈魂在科舉廢除之後始終延續著，在新文化運動之後延續著，在那場史無前例地掃蕩舊傳統的運動之後仍延續著。
八十年多前，梁漱溟剖析過舊傳統的靈魂。他指出，中國文化傳統的基本社會特徵是「家庭本位」，以及與此適應的「禮樂教化」。作為對比，他指出，西方文化傳統的基本社會特徵是「個體」與「群體」之間的緊張協調關係，以及與此適應的神與人之間的緊張協調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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