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主觀因素在於幹部缺乏說真話的能力:
首先是不會說真話,真話就是符合客觀實際的話,可是在現實中,我們有些幹部,尤其是領導幹部,由於工作指導思想和工作作風嚴重不實,滿足於聽彙報、看報表,讀數字,察亮點,不肯沉到一線,深入實地,即使想說真話,但是不了解實際情況,只好說些空話、套話、假話來應付場面,上行下效,這樣的領導自己不會說真話,還教壞了下級,帶壞了一班人,這也是導致官場之中假話盛行的一個禍根。
其次是不想說真話,有的幹部老好人思想作怪,怕得罪人,不講假話,應付不了局面。有的幹部幹部熱衷於說假話是因為心中對當權者有所求,他們能力平庸,道德低下,卻又偏偏要出人頭地,除了假大空,靠阿諛奉承,吹牛皮拚命地表現自己以外,別無他法。還有一些幹部因為個別領導對自身升遷起過積極作用,出於「知遇之恩、湧泉相報」的封建陋習,所以在反映情況時,只圖報恩,歌功頌德。
最後也是最主要的是不敢說真話,這是因為我們的社會無論在過去或是現在,有不少「講真話」就沒有「好下場」的「榜樣」。文革中為民請命的開國元勛彭德懷,為國家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搞調研說了實話的劉少奇、鄧小平同志被冤枉成反黨集團,國家主席的劉少奇慘死在開封,死時的頭髮已經足有一尺長……現實生活中存在的敢說實情者也往往難以存身。「向總理說實話」的李昌平為當地農民說了真話之後,屢遭打擊,不得不「自願」辭掉了鄉黨委書記的職務,被迫出走。進行了8年艱辛舉報、說出了河北省原省委書記程維高某些實情的幹部郭允光,被指犯有「誹謗領導」罪而關進了看守所,開除黨籍並非法勞教,親朋和家人受到株連。東北瀋陽的何樹庭因為檢舉當地有關領導被人殺,連自己的命都搭上了……!
2、客觀因素在於缺乏一個講真話的社會環境
一是我們的管理決策民主水平較低,一些領導越來越遠離「民主」兩字,對家長制、一言堂的作風習以為常。「惟上不惟下」是普遍存在的現象,一些幹部不講真話,惟上成風,整天研究上級領導想什麼,上級領導喜歡什麼,甚至一些工作是在看上面行政領導的臉色在做。
二是幹部考核任用的機制不合理:
當前片面以經濟增長論英雄而制定實施的考核工作目標上缺乏整體性,考核幹部政績報表化,數字化,表面化,誰膽大,誰浮誇,誰就是開拓型的好乾部,致使以偏概全的問題和現象比較明顯和突出,而且在考核過程中是領導考領導、上級考下級,上級領導的評價成了「決定」一個人和一個地方政績的主要依據,幹部的考核、任免、升遷都是上級領導說了算,群眾意見的影響力微乎其微,幹部自然對上級負責,很難對群眾負責。在政績考核、用人導向上存在的偏差,出現了群眾意見越大,幹部升遷越快的「帶病提拔」怪現象,使說大話、說空話、說假話的之風愈演愈烈。
三是監督監察的缺失:
自上而下的監督缺乏:由於體制的原因,我們的許多領導幹部,在工作除了忙於迎來送往,就是忙於向上跑辦各種工作,很少有機會下去對下級的工作認認真真地進行監督檢查,例行的檢查也多是「上午坐著車子轉,中午端著杯子轉,下午圍著桌子轉,晚上摟著女子轉」走了形式,對下級的監督自然也流於了形式。
自下而上的監督缺乏,當前我們的政權運行透明度太低,各種公開、公示要麼流於形式,要麼是遮遮掩掩,普通幹部和廣大群眾面對社會中的弄虛作假、以權謀私,黑箱操作等行為或者是「只聞其聲、不見其實」,或者是「身受其害,不知其人」。自下而上的監督基本上是形同虛設。
專門的監督缺乏:人大是我們法定的專門監督機構,日前全國人大代表,大午集團董事長孫大午說2400多全國人大代表中,雖然有工人農民代表551名,但實際上他估計一下大概百分之八十都是政府官員。實際這是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的運動會,這樣的以政府官員為主的組成的人大機構,來監督政府官員,能有多大的效果呢?
by 賈建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