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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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時代vs改革開放時代

作者：廣南子於 2007-12-27 13:18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時政解讀|通用分類:其它日誌

把毛澤東時代與改革開放時期完全對立起來，是中國精英集團樂此不疲的事情，當然強壇上的右派也在論證這個道理，說的多了，究竟哪些是不同的，哪些是相同的就不清楚了。這裡就改革開放取得的成績是否與毛澤東時代相關做一些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績。所有人都把這些成績歸結為「批判了階級鬥爭為綱，開創了以經濟建設為綱的正確路線」，以及「市場經濟帶來的巨大的活力，是唯一正確的發展模式」上。但事實並不這麼簡單。

　　首先，在不同時期，發展中國家可能取得高速增長的模式是不一樣的，也就是一個時期如果用甲種資源配給方式會取得更高發展速度，用乙種模式不可能取得高速發展。在另一個時期，也許甲種模式就不合適了，需要用乙種。選擇的正確不只表現在理論上，主要表現在結果上。

　　在工業革命后，世界所有國家要取得高速度的，有效的經濟發展，目標就是迅速實現工業化。而後起工業化國家要實現工業化，最重要的問題是能否給工業化提供巨大的資金投入。尤其是到上世紀20年代，重、化工業投入的資金驚人的高，已經不是早期輕工業的投入概念了。

　　對工業投入大量資金有兩條路，一條是提高國內積累率，一條是有外來援助。從上世紀初開始，所有新獨立的國家都不可能得到發達工業國的資金投入。這個時期所有外資直接投資都是宗主國對殖民地國家的。到了五十年代前後，西方國家直接投資基本都在發達國家內部進行，就算有點政府貸款，也是對「聽話」的國家說的。得到些借款，也是要還的，也是要回到國內積累率。

　　《發展經濟學》研究發現，後起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的過程中都存在一個所謂「低水平均衡陷阱」。這個陷阱通常包括這樣兩個關係：

　　首先，人均收入低，國家貧窮，消費會略小於收入，積累率很低。積累率低，投入工業的資金規模就小，產業進步機會小，收入增長就慢。收入增長慢，積累率就低。這種均衡狀態嚴重阻礙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進程。

　　其次，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由於歷史原因，都處於少數人佔有大部分資產的狀態，制度會傾向於保護少數政治和經濟權貴的利益，加大了收入分配懸殊趨勢。多數人收入改善的可能性小，使積累率、勞動力素質提高的可能性降低。這會進一步延緩工業化進程。

　　蘇聯如果繼續新經濟政策，結果一定會陷入這個「低水平均衡陷阱」。這也是被革命后第一個10年依然沒有擺脫農業國地位可以驗證。正像片中介紹的「直到1928年，蘇聯的工業產值還不到德國的一半，美國的八分之一」。

　　在一個相對封閉條件下的農業國提高積累率的方法顯然只有一條途徑：通過國有化形成政府控制資源配製的能力，通過「剪刀差」「剝奪」農民，並通過減少輕工業投入來降低消費率，從而提高積累率。由於蘇聯已經解決了低水平均衡陷阱第二個，也就是私有制問題，因此他們很容易的實現了計劃經濟模式。

　　對中國來說，要加速工業化只能有兩條路，一條是借款，而且只有向蘇聯借款，二是像蘇聯一樣實現計劃經濟，通過剝奪農民，減少輕工業投入降低消費率以提高積累率。

　　實際上，這個時期蘇聯與德國相比，中國與印度相比，在工業化速度方面都是取得了領先優勢的。實踐證明在後期工業化國家中，用計劃經濟模式工業化的速度高於市場經濟國家的。

　　但這並不意味著這個模式就是永久有效的模式，因為條件在發生變化。上世紀70年代后，世界發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變化，使後期工業化國家發展的條件改變了。這個變化的基本特點是：包括股票、期貨、匯市在內的金融市場交易量一飛衝天，完全脫離了物質生產的羈絆，世界成為一個大賭場。同時，西方工業國在70年代後期，尤其時90年代后以直接投資方式將產業資本向新興國家轉移（從70年代前的數十億美元，增加到七八十年代的數百億美元，然後到90年代后的數千億美元），形成發達國家產業空洞化（世界貿易從1970年的6000億美元，增加到80年的38800億美元，在增加到2004年的185800億美元）。同時，西方工業國的產業空洞化必然造成全球國際貿易猛增，這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次迅速工業化的新機會。能否有效利用這個機會，是所有後期工業國的能否實現高速發展的關鍵。

　　這種情況下，計劃經濟模式就有問題了。計劃經濟內部資源配置主要靠人來操作，計價方式與國際資本接軌困難。只有市場經濟才比較適合利用國際產業資本的轉移和國際市場的激增。於是，在70年代后，拉美國家、東亞和東南亞一些國家和地區利用這個條件，經濟迅速增長。但是這個時期，西方產業資本外溢的速度還很慢，數量也只達到百億美元級，因此實際上對中國這樣的大國作用是很小的，能夠惠及的國家大多是千萬級人口的國家。

　　於是，中國共產黨很及時地在1980年前後選擇了向市場經濟轉軌。使中國實現了持續近30年的高速增長。尤其90年代後到今天，缺少了這樣一個國際背景，中國不可能取得高速發展的。

　　上世紀80年代，由於改革前長期高積累低消費，長期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經濟政策，使國內需求積蓄了巨大的能量。我們利用已經發育比較充分的重工業和能源、交通條件和部類齊全的工業體系，把投資重心放在了輕工業上，使長期壓抑的內需得到滿足，旺盛的內需成為80年代經濟高增長的基本動力。這個時期經濟增長率除了1981年的調整，1989年和1990年財稅物價改革帶來的振蕩外，增長率大多在10個百分點左右，84年和85年還分別達到15％和13％。這個時期每年都是貿易逆差，1986年和1987年逆差達到149億和120億美元，也就是國內總需求大於實際的GDP數額。在這個時期，平衡是靠借貸實現的，每年借貸都在100億美元左右。由於西方還沒有進行產業資本轉移，外商直接投資數額很小，每年只在20到60億美元左右。

　　情況在 90年代發生了變化。1991年，外商直接投資第一次突破100億美元，達到119億，此後連年增長，大約在1992到1997年每年有600億到900 億的外商直接投資。1997年東南亞發生金融危機，外商直接投資在1997~2000年，減少到每年500億到600億。但新世紀開始，外商直接投資又迅速增長，2001年~2005年，分別為：692億、828億、1156億、1535億、1891億。從1991年開始，世界直接投資中，中國所得資本一直是發展中國家的第一，多數年份排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少數年份世界第一，累計達到1.3萬億美元。

　　同時，中國外貿順差也迅速增長，逐漸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1997年，中國人開始重視GDP，因為當年GDP第一次在90年代下降到兩位數以下，是9.3%，接著連續兩年低於8％，即使好轉的2000年好2001年，也僅為8.4%和8.3%，這些數字都是改革期間比較低的。但到03年開始，經濟又開始向兩位數增長了。如果分析經濟增長率和順差關係，會發現1997年以來，增長不是靠內需實現的，主要靠外需實現。

　　80年代的增長動力顯然是來自壓抑的內需。90年代前期，如果按1990年不變價計算，從1990年到1996年經濟凈增長17949億人民幣，同期外貿差額積累為順差2843億人民幣。也就是外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累計佔總增長的15.8%。這個時期內需主導經濟增長的增長模式還十分明顯。

　　1997年發生根本性變化，仍按1990年不變價計算，1997年到2006年GDP增長56579億人民幣，而同期外貿進出口差額累計為順差42909億人民幣，佔GDP增長額的75.8%，四分之三強。也就是說，如果沒有強烈的外需支持，中國僅靠內需，經濟增長率會大幅度下降。這個時期經濟平均增長率在9.6%左右，如果扣除外需支撐部分，只有 2.4％！也就是這10年可能成為中國解放以來經濟發展最慢的10年。

　　但是，我們必須明白一個重要道理，就是西方產業資本外溢並不只給了中國機會，也給了世界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一個機會，尤其數以千億美元級的直接投資對印度這樣的大國也是個機會。但是是中國利用了世界對新興市場國家投資的最大部分。這是為什麼呢？

　　如果不分析一下毛澤東時代我們做了什麼，就不會了解中國人為什麼能夠最及時地把握了機會。下面我們逐條做一些分析。

　　與美國不處於敵對狀態屬於充分必要條件，因為強權美國一定會制裁與它敵對國家交易的西方公司。中國雖然沒有印度等國家與西方國家關係融洽，但是自 1971年中美首腦會談后，70年代初所有發達國家都與中國建交。這次資本轉移不是政府貸款而是民間資金，除了美國明確進行經濟制裁的國家，基本不受政治因素影響。而這個基礎中國已經在改革開放前奠定了。

　　國家要足夠大也屬於充分必要條件。由於這次轉移規模非常大，因此真正能夠長期獲益的只有人口大國。對於台灣地區、韓國、泰國等人口小國和地區來說，製造業一發展，勞動力就緊張，工資就很快上漲，西方產業資本很清楚這種情況。世界上發展中國家人口接近一個億和一個億以上的國家，有中國、印度、印尼、巴基斯坦、孟加拉、巴西、墨西哥等國。這裡，巴基斯坦和孟加拉條件太差，顯然沒什麼機會。剩下的應該是印度、印尼、巴西和墨西哥，其中印度的人口與中國接近，印度似乎更民主，更市場化，應該比中國機會更大，但是歷史並沒有青睞印度而青睞了中國，為什麼呢？

　　因為質量高而且價格低的勞動力隊伍也屬於充分必要條件。上世紀初的直接投資是礦業和種植業，文盲就可以。對製造業來講，初中以上文化水平是基本條件。一個國家沒有足夠的受過初中及以上中等教育的能夠從事製造業的勞動力，同沒有足夠人口是同等意義。同時，勞動力是「按質定價」的。就這一點來說，中國處於絕對優勢。中國早在1978年中學入學率就達到87％，文盲率只有34％。印度在1980年的中學入學率只有30％，1980 年文盲率達到60％。到大量投資的1995年，中國中學入學率達到90％，文盲率下降到19％，而印度1995年中學入學率才達到49％，文盲率49％，依然達不到比中國改革前的水平。這樣的勞動力素質結構，自然很難被產業資本看中。其他幾個國家，在1980年和1995年的中學入學率好文盲率分別為：印尼：29％和48％；墨西哥：49％和61％；巴西：33％和45％，都沒有達到中國改革前水平（統計顯示，中國1978年中學在校生人數比1995年還高）。國際資本都是唯利是圖的，質量高價格低才會來。

　　部類齊全的工業體系，尤其是重工業和交通、能源體系屬於充分條件。確實，上世紀初西方給殖民地建過基礎設施，但那是為了運走東西。日本人在東北建電廠、鋼廠，修鐵路、碼頭，是為了把產品運回日本。這次轉移的產業資本是製造業，沒人會先給你建好鐵路，高速，鋼廠，電站等。製造業要求充分配套，如果電力、鋼鐵、交通、技術裝備條件不好，產業部類不齊全，單個製造業根本不會進來。1980 年，中國1980年的發電裝機容量已經達到8500萬千瓦，到1993年達到18000萬千瓦，而印度到1993年才達到中國1980年水平，人均裝機容量只有中國的62％。印度那麼熱的夏天連空調都開不了，還哪裡有電搞生產？1980年，中國鋼產量是印度的4倍，巴西的2.5倍，墨西哥的5.3倍。 1995年，擴大到印度的9倍，巴西的4倍，墨西哥的10倍。沒有改革前中國鋼鐵工業的基礎，根本無法與迅速增加的製造業配套。中國在1980年，鐵路貨運量是印度的3.4倍，1995年增加到4.7倍。人均貨運量1985年是印度的2.3倍，1995年是印度的2.7倍，印度哪裡有多餘運力去滿足新增的製造業？正是解放后我們正確地選擇了重輕農的關係，大力發展能源、交通和設備製造業，中國才具備改革后承接大量製造業的條件。

　　為什麼中國能早早就把工業做的部類齊全？因為中國在計劃經濟時代實行了高積累、低消費的國策，全國人民勒緊了褲腰帶創造出這個局面。1970年，中國人消費率只有 63%，積累率達到37％，印度人幹什麼呢？他們消費了78％的產出，只積累22％。到1980年，中國積累率35％，印度只有27％。一直到上世紀末，印度積累率才達到35%。沒有毛澤東時期前輩們勒緊褲腰帶，中國現在就與印度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其實還不是同一起跑線，因為美國肯定不願意支持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發達起來！

　　那麼，市場化和民主化是不是必要條件或充分條件呢？不是。西方這次資本轉移不是為了打開中國市場（發展中國家市場其實很小），而是兩頭在外，大進大出。計劃經濟國家可以更容易地選擇窗口方式的「特區」解決這些問題。早在70年代周總理就指示研究建立「特區」的政策了。至於民主不民主則更不重要，中央集權國家反而更容易制定出對外資的優惠政策。「資本家沒有祖國」，哪裡能賺錢就往哪裡去，管他什麼政治不政治。能賺錢，沙特國王那裡去的，薩達姆的地盤也去的。台商不是喜歡統一往大陸來，是因為這裡能賺錢！西方資本家一評估，都會發現把資本投向中國最合適。中國既然早就開了口子，資本進入是必然的。

　　如果是旁觀者看，似乎是中國共產黨早就有預謀，費盡心機花了幾十年功夫打造身段，以便趕上這個最有利的時期，把握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並利用這個機會迅速崛起。這樣看，鄧小平路線無非是毛澤東路線的繼續，都是根據中國和世界基本情況做出了正確選擇。把改革前後劃成兩個完全對立的時代，與歷史事實和邏輯無關！

　　毛澤東這個人並不是經濟學專家，但是毛澤東能夠在他領導的時期為他去世后才發生的中國人迅速崛起的機會創造一個最優條件，也許是巧合，但既然做了，就是英明，是天才。

　　當然，改革時代與毛澤東時代還確實有很多不同，而不僅僅是上面說的相同部分。但這些不同確實不敢恭維。

　　就以此篇來紀念這個偉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