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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李世民說:「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中國和外國的歷史經驗，都是我們今天振興中國的鏡子，尤其是那些歷史條件同當代中國的情況和訴求接近的時代的成功經驗，更可以做為我們的鏡子。
現在，中國的領導人喜歡強調「中國特色」，然而，中國特色有精華也有糟粕，有正確也有謬誤；中國歷史有治世也有亂世，有前進也有倒退。我們當然只能繼承那些前進的、優良的、治世的傳統與特色，並使他們進行現代化的轉化。可是，現在的影視屏幕以至文學創作，把清朝的歷史和秦始皇、武則天的歷史反反覆覆的進行炒作，實在叫人厭煩透了。我現在一看到影視屏幕上出現了陰陽頭、大辮子、馬蹄袖、紅纓帽，一聽到卑躬屈膝的自稱「奴才、奴才」就感到噁心。其實，滿清這個朝代和秦始皇之類的暴君值得宣傳和繼承的東西實在太少了。且不說清兵入關時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和「留髮不留頭」；也不說滿清末期道光、咸豐和慈禧太后的昏庸腐朽、喪權辱國、荼毒百姓；僅就當代一些作家和影視製作者鼓吹和美化的「康干盛世」來說，也是不足為訓的。
明代後期，皇權、政權是極端腐朽的。但是，由於當時的朝廷是一個弱政府，不如清朝統治那麼多事和極權。{例如：萬曆皇帝長年不上朝，不辦公；天啟皇帝只顧遊戲和做木工}，腐朽、軟弱的政權並沒有完全壓倒社會、經濟、文化的進步。那時，城市民營工商業有了較大的發展，出現了傭工數百人的手工作坊和經營規模較大的商人；程朱理學和科舉制、八股文走到末路；出現了講究「致良知」和重實踐的王陽明學和後期王學；西方的科學技術隨著利瑪竇、鄂本篤、龍華民、熊三拔、畢方濟、湯若望、羅雅各、艾儒略等傳教士的源源東進，傳入中國；一大批高官和儒學權威徐光啟、李之藻、葉益藩、楊廷筠、丁魁楚、瞿式耜等接受了西學，甚至信奉了基督教；南明的永曆皇帝及其皇后、太子、妃嬪全家入教；反映市民生活的優秀小說「三言」、「二拍」和金瓶梅，中國最好的古典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隋唐演義》和神怪小說《西遊記》、《封神演義》相繼問世；中國第一部諷刺小說《儒林外史》把科舉制度和庸俗、迂腐的兩種儒生揭露得入木三分；人性化、自由化的散文小品層出不窮；反專制、反儒家名教和提倡個人自由、政治自由的大思想家李贄和中國最早的政黨－－東林、復社應運而生；後來又出現了全面揭露中國封建社會歷史積弊，反對君主專制、官僚政治、紳士政治，民主思想呼之欲出的中國最早的啟蒙思想家黃宗羲、顧炎武、王船山。如果由這些進步思想家領導的反清鬥爭能夠取勝，並改造農民的起義隊伍，中國的近代化必將大大提前。可是，為滿清二百餘年統治建立典章制度、提供指導思想的康熙皇帝，卻沒有像同時代的彼得大帝一樣，走「歐化」－－即近代化的道路，為中國發展近代科學，建立近代工業、近代學校和近代軍隊，也沒有接受明末那些先進思想家李贄、黃宗羲、顧炎武、王船山的思想去改革封建專制制度，卻是以程朱理學和已經腐朽不堪的科舉制度、八股文章去牢籠士子，選拔人才、治理國家；加上，重農輕商、閉關鎖國和大興文字獄。雖然取得一時的統一和安定，但在政治、經濟制度和思想文化導向方面，同那些實行近代化的國家背道而馳。所以，中國在1840年以後落後挨打以至淪為積貧積弱的半殖民地境地，在所謂「康干盛世」已經埋下了禍根。「康干盛世」，不過是封建末世的迴光返照而已。盲目歌頌「康干盛世」的人，他們的思想境界遠遠落後於當時的曹雪芹。
漢唐盛世卻大有不同。
所謂漢唐盛世，大體上是指西漢開國以後，歷經高祖、惠帝、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到宣帝劉詢執政的170年，即：公元前206年到公元前49年；東漢復國以後，歷經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執政的76 年，即：公元前25年到105年；唐朝貞觀以後，歷經太宗、高宗、武則天、中宗、睿宗、玄宗到天寶14年「安史之亂」以前大約130年，即：公元620年到755年。在這前後380年中，中國是堪與西羅馬比美、超過東羅馬的世界東方最富強、最文明的泱泱大國。漢唐盛世的優性文化和她們在內政、外交方面的積極經驗，對於正在和平振興的當代中國，具有可資借鑒的意義。
推行「無為」或「有為」的仁政。
西漢、東漢和唐朝，是推翻了極端專制、極端殘暴、極端勞民、虐民的秦始皇、王莽和隋煬帝而贏得民心、取得政權的，自然要反其道而行之，推行民本主義的仁政。在漢惠帝、文帝、景帝三朝，由於暴秦的殺伐、苛法、苦役、重負鬧得人口銳減、民窮財盡，漢朝就實行了道家的「無為而治」的仁政，讓老百姓修養、生息、恢復和發展生產。
無為」，是人治的無為和法治的有為。
西漢，第一個開國丞相是蕭何。當劉邦與項羽在滎陽、成皋之間以戰爭爭奪政權的時間，蕭何就在劉邦的大後方關中建立法律、制度。蕭何原來是秦朝的縣吏，熟悉秦朝的法律，也體會到秦法的嚴酷，他在《漢律》中放寬了秦法，惠帝、文帝、景帝又繼續放寬。例如，惠帝廢除了「挾書律」，即：不許民間挾書、藏書；廢除了 「夷三族」律，即：誅殺父族、母族、妻族；並規定「民年七十以上或不滿十歲者，有罪當刑皆免」；減田租，十五稅一。漢文帝元年，「盡除收帑相坐令」，就是廢除有罪者連坐親友、鄰里的苛法。文帝二年，開言路，廢除誹謗妖言之罪，這同近現代的「言論自由」有些類似。文帝十三年，廢除了墨、鼻、剕三種肉刑，用剃髮、割須代替了臉上刻字的「墨」刑；用「笞」（打棍子）代替了割鼻和剁腳的「鼻」和「剕」刑；保留了宮刑和死刑。景帝元年，又減少了笞刑的數量，規定了笞具的大小、厚薄。元二年，明令改剮刑（即千刀萬剮）為斬首棄命。景帝二年，又將田賦減為三十分稅一，這個稅率一直維持到東漢末年。文帝和景帝還規定了輕罪可以納粟贖罪。由於法律較為寬鬆、合理，長期受到秦朝苛法迫害的人民，也樂於遵守寬鬆合理的漢律，官民上下都有守法精神。
唐代的長安、揚州、廣州、交州等繁榮城市，胡商很多。波斯人和大食（阿拉伯）人把西亞和東南亞的珠寶、象牙、犀角、琉璃、玳瑁、香料等奢侈品販入中國；把中國的絲綢、瓷器、茶葉等運到西方。胡商康謙在天寶年間官至安南都護，可見胡商可以為官參政。 唐代的大都市，還有胡人開的酒店，用胡女招徠顧客。例如李白詩：「胡姬美如花，當爐笑春風」。
現在，中國的領導人喜歡強調「中國特色」，然而，中國特色有精華也有糟粕，有正確也有謬誤；中國歷史有治世也有亂世，有前進也有倒退。我們當然只能繼承那些前進的、優良的、治世的傳統與特色，並使他們進行現代化的轉化。可是，現在的影視屏幕以至文學創作，把清朝的歷史和秦始皇、武則天的歷史反反覆覆的進行炒作，實在叫人厭煩透了。我現在一看到影視屏幕上出現了陰陽頭、大辮子、馬蹄袖、紅纓帽，一聽到卑躬屈膝的自稱「奴才、奴才」就感到噁心。其實，滿清這個朝代和秦始皇之類的暴君值得宣傳和繼承的東西實在太少了。且不說清兵入關時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和「留髮不留頭」；也不說滿清末期道光、咸豐和慈禧太后的昏庸腐朽、喪權辱國、荼毒百姓；僅就當代一些作家和影視製作者鼓吹和美化的「康干盛世」來說，也是不足為訓的。
明代後期，皇權、政權是極端腐朽的。但是，由於當時的朝廷是一個弱政府，不如清朝統治那麼多事和極權。{例如：萬曆皇帝長年不上朝，不辦公；天啟皇帝只顧遊戲和做木工}，腐朽、軟弱的政權並沒有完全壓倒社會、經濟、文化的進步。那時，城市民營工商業有了較大的發展，出現了傭工數百人的手工作坊和經營規模較大的商人；程朱理學和科舉制、八股文走到末路；出現了講究「致良知」和重實踐的王陽明學和後期王學；西方的科學技術隨著利瑪竇、鄂本篤、龍華民、熊三拔、畢方濟、湯若望、羅雅各、艾儒略等傳教士的源源東進，傳入中國；一大批高官和儒學權威徐光啟、李之藻、葉益藩、楊廷筠、丁魁楚、瞿式耜等接受了西學，甚至信奉了基督教；南明的永曆皇帝及其皇后、太子、妃嬪全家入教；反映市民生活的優秀小說「三言」、「二拍」和金瓶梅，中國最好的古典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隋唐演義》和神怪小說《西遊記》、《封神演義》相繼問世；中國第一部諷刺小說《儒林外史》把科舉制度和庸俗、迂腐的兩種儒生揭露得入木三分；人性化、自由化的散文小品層出不窮；反專制、反儒家名教和提倡個人自由、政治自由的大思想家李贄和中國最早的政黨－－東林、復社應運而生；後來又出現了全面揭露中國封建社會歷史積弊，反對君主專制、官僚政治、紳士政治，民主思想呼之欲出的中國最早的啟蒙思想家黃宗羲、顧炎武、王船山。如果由這些進步思想家領導的反清鬥爭能夠取勝，並改造農民的起義隊伍，中國的近代化必將大大提前。可是，為滿清二百餘年統治建立典章制度、提供指導思想的康熙皇帝，卻沒有像同時代的彼得大帝一樣，走「歐化」－－即近代化的道路，為中國發展近代科學，建立近代工業、近代學校和近代軍隊，也沒有接受明末那些先進思想家李贄、黃宗羲、顧炎武、王船山的思想去改革封建專制制度，卻是以程朱理學和已經腐朽不堪的科舉制度、八股文章去牢籠士子，選拔人才、治理國家；加上，重農輕商、閉關鎖國和大興文字獄。雖然取得一時的統一和安定，但在政治、經濟制度和思想文化導向方面，同那些實行近代化的國家背道而馳。所以，中國在1840年以後落後挨打以至淪為積貧積弱的半殖民地境地，在所謂「康干盛世」已經埋下了禍根。「康干盛世」，不過是封建末世的迴光返照而已。盲目歌頌「康干盛世」的人，他們的思想境界遠遠落後於當時的曹雪芹。
漢唐盛世卻大有不同。
所謂漢唐盛世，大體上是指西漢開國以後，歷經高祖、惠帝、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到宣帝劉詢執政的170年，即：公元前206年到公元前49年；東漢復國以後，歷經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執政的76 年，即：公元前25年到105年；唐朝貞觀以後，歷經太宗、高宗、武則天、中宗、睿宗、玄宗到天寶14年「安史之亂」以前大約130年，即：公元620年到755年。在這前後380年中，中國是堪與西羅馬比美、超過東羅馬的世界東方最富強、最文明的泱泱大國。漢唐盛世的優性文化和她們在內政、外交方面的積極經驗，對於正在和平振興的當代中國，具有可資借鑒的意義。
推行「無為」或「有為」的仁政。
西漢、東漢和唐朝，是推翻了極端專制、極端殘暴、極端勞民、虐民的秦始皇、王莽和隋煬帝而贏得民心、取得政權的，自然要反其道而行之，推行民本主義的仁政。在漢惠帝、文帝、景帝三朝，由於暴秦的殺伐、苛法、苦役、重負鬧得人口銳減、民窮財盡，漢朝就實行了道家的「無為而治」的仁政，讓老百姓修養、生息、恢復和發展生產。
無為」，是人治的無為和法治的有為。
西漢，第一個開國丞相是蕭何。當劉邦與項羽在滎陽、成皋之間以戰爭爭奪政權的時間，蕭何就在劉邦的大後方關中建立法律、制度。蕭何原來是秦朝的縣吏，熟悉秦朝的法律，也體會到秦法的嚴酷，他在《漢律》中放寬了秦法，惠帝、文帝、景帝又繼續放寬。例如，惠帝廢除了「挾書律」，即：不許民間挾書、藏書；廢除了 「夷三族」律，即：誅殺父族、母族、妻族；並規定「民年七十以上或不滿十歲者，有罪當刑皆免」；減田租，十五稅一。漢文帝元年，「盡除收帑相坐令」，就是廢除有罪者連坐親友、鄰里的苛法。文帝二年，開言路，廢除誹謗妖言之罪，這同近現代的「言論自由」有些類似。文帝十三年，廢除了墨、鼻、剕三種肉刑，用剃髮、割須代替了臉上刻字的「墨」刑；用「笞」（打棍子）代替了割鼻和剁腳的「鼻」和「剕」刑；保留了宮刑和死刑。景帝元年，又減少了笞刑的數量，規定了笞具的大小、厚薄。元二年，明令改剮刑（即千刀萬剮）為斬首棄命。景帝二年，又將田賦減為三十分稅一，這個稅率一直維持到東漢末年。文帝和景帝還規定了輕罪可以納粟贖罪。由於法律較為寬鬆、合理，長期受到秦朝苛法迫害的人民，也樂於遵守寬鬆合理的漢律，官民上下都有守法精神。
唐代的長安、揚州、廣州、交州等繁榮城市，胡商很多。波斯人和大食（阿拉伯）人把西亞和東南亞的珠寶、象牙、犀角、琉璃、玳瑁、香料等奢侈品販入中國；把中國的絲綢、瓷器、茶葉等運到西方。胡商康謙在天寶年間官至安南都護，可見胡商可以為官參政。 唐代的大都市，還有胡人開的酒店，用胡女招徠顧客。例如李白詩：「胡姬美如花，當爐笑春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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