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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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學勤：激蕩三十年：改革開放的真相

作者：廣南子於 2007-12-21 07:21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時政解讀|通用分類:其它日誌

【主持人：】各位南都的讀者、各位廣州的市民，很高興又在這個周六的上午和大家相聚在嶺南大講壇。今天來了這麼多的朋友，除了現場的朋友，還有很多的網友也在關注今天的演講，昨天晚上我特意上天涯網看了一下，預告我們這個講座，已經有上百網友已經向朱老師提出了很多的問題。

   回到今天的這個主題，「激蕩30年：改革開放的經驗總結」，我們回望改革開放以來的30年，我個人覺得是要放在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歷史大轉型的過程中來看這30年，我們的大轉型其實就是讓中國從傳統的皇權專制社會向現代民主社會轉型，這一百多年的過程中，有揚帆啟航的時候，也有觸礁擱淺的時候，也有走回頭路的時候。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這艘大船重新走向現代化方向，揚帆重新啟航。站在這30年的節點上，回望過去30年中國所發生的事，我們站在現在，看現在是什麼樣的位置，展望未來中國以後應該往何處去呢？所以今天非常有幸請到了著名歷史學家，上海大學教授朱學勤老師，給我們解答很多的問題。

   朱老師大家很熟悉了，他長期從事近代史以及社會思潮的研究，是自由主義的領軍人物，他的很多書籍在座很多聽眾可能都詳細的閱讀了，我就不詳細的介紹了。下面把時間留給朱學勤老師，讓他給我們帶來一場精彩的演講，大家歡迎朱老師。

   三十年來的中國改革，有兩個階段

   【朱學勤：】明年就是改革開放30周年的紀念日了，我想到了這個關鍵時候，社會上有各種聲音出來，關於改革開放的第三次辯論，從前兩年一直到今年的上半年，已經持續了很長時間。

   第三場辯論是相對前面兩場辯論而言的，前面兩場辯論我就不重複了，第三場辯論是從郎咸平的講演開始，郎咸平跟我也有一點私交，當郎咸平在報紙上作為財政專家、公司法專家揭露上市公司造假坑害股民時我是非常贊成的，但是等到郎咸平把他的批評面擴大，擴大到否定整個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的道路，我就很不贊成了。我們兩個人曾經在上海有過一次深入的交談，從上半夜一直談到下半夜，我跟他說老朗老朗啊，你畢竟是從外面回來，不知道三十年中國是怎麼走過來的，你僅僅從三十年來官方的文件、三十年來人民日報、求是雜誌這些主流媒體的文字記錄來判斷三十年中國，你肯定就是找不準脈搏，因為三十年來中國基本的發展就是多干少說、只干不說、幹了再說。

   與郎咸平對立的觀點，後來起來反駁郎咸平對三十年改革開放全盤否定的皇甫平，我跟他也有一些交流，我從總體來說是贊成改革開放立場的，但是我對皇甫平的觀點也有保留，「兩平」之爭在價值判斷上針鋒相對，一邊說改革開放糟的很，一邊說改革開放三十年好的很。好派和糟派，在價值判斷上針鋒相對，卻共享的歷史前提是一致的。什麼歷史前提呢？就是他們都認為三十年來中國是只有一場改革，一場改革貫穿三十年。你要麼說它好的很，要麼說它糟的很。我說先不要下價值判斷，首先進行歷史學的事實還原，三十年來中國是只有這一場改革嗎？還是有另外一個面貌？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溝通的一個最基本的觀點。我的觀點是：

   三十年來中國是有兩場改革，而不是一場改革。或者說，三十年來的中國改革，有兩個階段。

   結束文革：從廣場政治重返世俗生活

   第一階段改革，經過三年徘徊，第二階段改革重新起步。兩場改革之前當然有聯繫，至少是同一人掌舵的產物，但是無可否認，兩場改革之間有斷裂，有相當大的差異。形成今日之中國者，好也罷壞也罷，更多的是與第二階段改革相聯，而不是與第一階段改革相聯。如果不把這個歷史事實還原出來，有十個皇甫平，一百個、一萬個，發表一百篇、一萬篇當年解放日報的評論文章，也不足以說服廣大的民眾。這就是我的基本觀點。

   中國的改革為什麼啟動，首先就是要回顧它是被文革逼出來的。文革與改革一字之隔，天翻地覆。今天為什麼我們說文革結束不能僅僅歸咎於四人幫、不能僅僅歸咎於四人幫後面有毛澤東晚年錯誤的支持，因為文革實際上是更大範圍、更長時段激進革命運動的終結——從1789年法國革命到1989年蘇共解體，這是一個非常完整的歷史單元，兩百年，多一年少一年都不行，上帝從來沒有在世界上安排如此整齊的歷史單元，讓世人選擇應該改革什麼、放棄什麼、選擇什麼。從1789年開始的激進革命運動，到了1794年的7月，在法國發生「熱月」事變，雅克賓派專政嘎然而止。然後是社會還俗大潮，所謂社會還俗，單個人在人生的某一個階段，會厭煩世俗的生活，會出家，出家會厭煩，然後還俗，社會也是，在一個癲狂的時代整個社會出家，進入超凡入聖的年月，但是社會不會持續太久，時間長了，總會產生從廣場重回廚房的世俗性返歸運動。這一場從廣場到廚房、從革命到世俗的轉折。革命幾乎席捲了20世紀大半個年月，所以1976年的10月6日的歷史含量極其豐富，我們有機會可以專門來分析歷史的這一天，從正面、反面、側面、負面，多方面的解析歷史這一天里的信息。和我們今天議題有關的，我點到一句，點到為止：這一天僅僅是長達半個多世紀激進革命的終點，結束了中國激進的革命，社會大還俗，群眾從廣場政治重返世俗生活。

   事變發起者幾乎沒有歷史自覺。他們結束文革之後還是進行文革路線，所謂三年徘徊。此後的路線可以看出中國的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結束，這樣才能理解為什麼他們抓了四人幫，可是此後三年的路線並沒有改變。改革是在那三年當中孕育起來的，所以從某種意義來說，文革和改革一字之隔，既是對文革的否定，也是拖著一個長長的文革尾巴，歷史在斷裂中相連。

   第一場改革從1978年三中全會到1989年是青春浪漫的歲月

   這樣進入歷史的脈絡，就可以理解第一場改革為什麼發生，第一場改革為什麼中斷。第一場改革如果說有一個歷史的天幕，歷史的天幕上有一行字，隱隱約約來昭示人間中國這場改革的總背景的話，那一行字當然是「文革不能再發生了」，正是因為文革天怨人怒，在黨內的上層下層，從國內到海外，都有從文革到改革的呼聲和動力。第一場改革恰恰是在解散文革這個大旗下召集起他的同盟軍，記住我說的是解散文革——中國的文革是被解散，而不是被剷除的。改革在黨內的開明取向的黨員和黨內外有強烈改革願望的知識分子，還有社會底層，主要是農民，這三者當中結成了一個廣泛的同盟。

   從1978年三中全會到1989年，這十一年，大家肯定是記憶深刻的。我們簡單的說一下，在一個人的身上，我們從來沒有看到過所謂返老還童的奇迹，但是我們確實在一個民族的身上看到過返老還童的短暫的歲月，那個十一年。我為什麼這麼說呢？我們都是過來人，不僅僅是在物質上，更重要是在人的內心深處，整個民族已經走向了災難的深淵，每一個人的內心都有陰霾，這個民族還有沒有前途。就是那樣的一個暮氣沉沉的時代，突然迎來了一個大家好像都年輕了十歲的返老還童的青春浪漫歲月，我們都記得那個歲月大學課堂里兩代大學生聚集一堂，三十歲以上已經拖家帶口的大學生，還有就是應屆大學生，那時那一個圖書館說明天早上我們再增加社會的閱覽證50張、100張，半夜圖書館門口就排起長龍，我們都記得新華書店突然說明天可以發行巴爾扎克、托爾斯泰的小說，哇，長龍又出現了，還有電影院播放已經禁演十七年的電影，哪怕是洪湖赤衛隊，也會排起長龍。那個時候，整個民族突然變年輕了。那個時候如果要尋找一個背景音樂的話，我想最好的背景音樂就是城鄉共鳴、老少皆宜的歌曲，就是《在希望的田野上》。那一個枯木逢春的青春浪漫歲月，這個黨、這個民族非常幸運，這個黨、這個民族出現了歷史上空前絕後的黃金領導層，這是一個基本事實，因為那個時候還是一個人治階段，領導人怎麼樣，要比今天更有力量來決定社會的基本面貌。

   我想鄧的作用，大家都不會質疑了，我只舉一個例子。三中全會上曾經討論過以陳雲同志出來掌舵，而三中全會的時候當時鄧小平還沒有全部恢複名譽，他正處在局外人向局內逐漸走進的階段當中，這是一。第二，三中全會說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從階級鬥爭轉向經濟建設，那麼在黨內，大家公認的懂經濟的人是陳雲，而不是其他人。所以這兩個因素放在那裡，三中全會上元老派，老幹部，一度盼望是陳雲出來掌舵，這個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但是陳雲表態說從經濟建設方面來說，我確實夠格可以掌這個舵，但是我們這麼黨、這麼大的國家，總要有一個領過兵、帶過軍隊、打過仗的人出來掌舵，我什麼都不缺，就缺後面這一條。他說，如果是按照這一條來找掌舵人，那當然是鄧小平。

   鄧的作用是無可置疑。三架馬車中左膀右臂，耀邦不用說了，相對於趙紫陽來說，我想這兩個人正好是一個互補，耀邦是火熱的激情，耀邦的作用在哪裡呢？他是一個有道德魅力、人格魅力的人，不要小看道德魅力、人格魅力，你想一想從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整個中國社會滿目瘡痍，主要是人的精神世界受到那麼多挫折，黨內那麼多幹部，包括老幹部，從那麼多整人的左傾運動中走出來，那麼多人都整過人，也被人整過，每一個人的內心都留有政治運動的陰霾，而唯獨耀邦是一個異數，是一個罕見的政治人格，他就好象沒有經歷過這些運動，是一個透明的人格，滿身陽光的人格，用今天的時髦話來說就是一個「陽光青年」，這樣的人在那個時代出現，起什麼作用呢？其實他是把這個黨、這個民族所剩無己的道德資源、道德剩餘、道德殘餘凝聚起來，從文革走向改革，沒有這樣的一個人，這個社會凝聚不起來，這個黨也凝聚不起來，他的火熱般的激情是起這個作用，也是無法代替的。

   那趙紫陽正好跟耀邦形成一個對應、互補，如果說這一邊是火熱的激情，那趙紫陽就是冰雪般的聰明。他沒有讀過大學，按照他的學歷來說，好像是初中不到，就參加了革命。但是後來無論是在廣東，還是在四川，留下的口碑，或者是到總理、總書記任上，他和第一流的科學家、第一流的經濟學家，那種交流之透徹，使人不得不驚嘆這個沒有讀過多少書的領導人悟性第一流。

   我第一次訪問台灣的時候，台灣中研院的院長，現在已經退下來了，李遠哲，他跟我談過。我說你是華人世界當中的諾貝爾獎獲得者，70到80年代多次到大陸來，見過從鄧小平到江澤民的三代領導人，你談一談私下個人跟他們接觸的體會。李遠哲那天談的很動感情，本來根據議程是二十分鐘結束，二十分鐘時秘書進來提醒結束，結果李院長說你不要提醒了，我和大陸來的教授談的很投機，要結束我自然就結束了。我們談了四十分鐘，他就跟我說了跟這三位大陸領導人的交流體會。他說鄧小平是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我說為什麼這麼說呢？他說有一次鄧小平一上來就很坦率甚至帶有質問的口氣說台灣為什麼要獨立？鄧的性格大家都知道，毛甚至都說過「他是開鋼鐵公司的」，黨內敢於拍桌子和江青對抗的兩個人，一個是林彪，一個是鄧小平，所以鄧小平見到李遠哲開門見山第一句話就是這句話，我一點也不奇怪。李遠哲也是一個直來直去的人，最後鄧小平聽完之後臉色放緩，就說了一句，這麼說來，台灣回歸不是我們這一代人能夠解決的了？李遠哲說是，要留給下一代人解決了。當時鄧小平結束這一場談話，只是長嘆一聲，哎呀，總是要葉落歸根嘛，就是這樣結束的。所以李遠哲說鄧小平這個人，一有胸懷二有膽量，第三有眼光，所以他說是世界眼光的政治家。李遠哲還說他每一次見趙紫陽，都是把當時世界最前沿的科技動態整理出來，帶給他，告訴他中國人在哪些方面欠缺，哪些方面迎頭趕上。他沒有聽不懂的地方。

   第一場改革的隱患只是觀念風暴而和千百萬民眾當下的利益結合不緊密

   但是第一場改革它是有隱患的，第一個隱患它的動力更多來自於改革派的官員和社會上的知識分子結合在一起的觀念風暴，你去看那個時候所謂的啟蒙作品，和千百萬民眾當下的利益結合不緊密的。你看看今天，包括南都報的言論版，每一個話題和當下發生的時政、新聞，和民眾在社會具體運作當中的權益、損益是結合在一起的。二十年前我自己經歷過那個歲月，也經歷過啟蒙，那個啟蒙是懸空在天上的，和千百萬民眾的利益有結合，但是結合的不緊密，所以很容易被打退，很容易被武器的批判所粉碎。

   總的發展趨勢是很明白的，擺脫計劃經濟，趨向於非計劃經濟的模式，但是非計劃經濟的模式是什麼呢，黨內是前後徘徊的，開始說是學匈牙利模式，後來說學新加坡模式，後來在黨的文件里一步步靠近新經濟模式，但是每一次靠近時，檢索黨的文件，今天我想起來都是繞來繞去的繞口令，開始是說「公有制前提下計劃經濟基礎上的商品經濟」，後來又說是「政府制訂計劃、計劃指導市場、市場影響企業」等等。有四個字是呼之不出、呼之欲出，這四個字大家今天都明白，就是市場經濟，這四個字始終沒有堂堂正正出現在黨的綱領性文件里，這是第二個隱患。

   第三個隱患，剛才我說到歷史在斷裂中連續，文革和改革是一字之隔，第一場改革改變了政策，改變了經濟政策，但是還沒有真正觸動政治體制，尤其是鄧小平說的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改革，實際上沒有觸及。當剛剛要觸及的時候，一連串的事件發生了。

   那麼發生的原因，我們不從個人品質上去找，至少是你這個體制，從文革中來，選擇了新的經濟政策，但是這個體制沒有改變啊。我們的歷史是在斷裂中相聯的，儘管第一場改革提出了非常好的改革的目標，第一經濟體制改革，第二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曾經有過兩個小高潮，都是以鄧小平的講話為標誌，1980年鄧小平有一場講話《論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1986年他曾經催促要設立專門研究政治體制改革的機構，提出各種各樣的草案、方案出來，他自己個人的論述，多次切入舊的政治體制的命脈，他曾經說過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在英國、美國、法國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為那裡有民主制度。他也曾經說過，我們要尋找到一個制度，這個制度使得好人上去做好事，壞人即使上去也不能做壞事。他還說過，一個黨、一個民族千百萬人把他們的榮枯興衰命運維繫於我一身，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鄧小平的很多政治體制改革的論述，現在都還沒有失去光彩，但是經濟體制改革改到一半，政治體制改革提出目標，還沒有觸動就中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