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南子

https://big5.backchina.com/?233700

胡適在台灣的日子

作者：廣南子於 2007-12-1 05:29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文史博覽|通用分類:其它日誌

文/ 徐宗懋

1961年，閑暇時的胡適

1961年，胡適自美返台，陳誠前往機場迎接

1958年，胡適在國民大會中與蔣介石閑談

　　胡適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化史上一位重要人物。其獨樹一幟的思想和作風，曾在生前身後引起無盡的爭論。
　　著名史學家唐德剛認為：他是近百年來提倡"文學改良"和推行"白話文學"的第一人。
　　而在上世紀50年代，大陸曾經掀起批胡適的狂潮：文學界--批判他歪曲文學史，在古典文學研究中製造混亂；史學界--批判他"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治學方法；哲學界--批判他用實用主義對抗辯證唯物主義，用唯心史觀對抗唯物史觀，用改良主義對抗社會革命論，用個人主義對抗集體主義。
　　《胡適來往書信選》 "致楊杏佛" 中說："我受了十年的罵，從來不怨恨罵我的人，有時他們罵得不中肯，我反替他們著急。有時他們罵得太過火了，反損罵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們不安。如果罵我而使罵者有益，便是我間接於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願挨罵。"
　　一言難盡的胡適，在逝世40年後的今天，依然引人深思。
　　胡適在寶島度過了人生最後的四年，靜靜地躺在台北近郊的墓園中，不少過境台灣的學人會在這裡獻上一束鮮花，腦中彷彿滑過一個世紀來中國知識分子的沉浮。那堆浩瀚似海的著作，永不休止的爭辯有如一縷清煙，隨著歲月逐步飄散，最後化成一座肅穆的墓碑。
民主自由思想引人深思
　　1962年2月24日，胡適以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身份在該院蔡元培紀念館舉行酒會，同時歡迎新院士的加入。胡適的心情很好。他說："現在我們在此山上，可以看見物質進步的情形，可是剛遷來時，院子里連放書的架子也沒有，一直到近6年，得到幫助才慢慢恢復，現在已有7個研究所，開過4次會議，選舉了3次院士。"胡適繼續說："我們十幾年，在孤島上，離群索居，在物質的困難，精神的困難之下，還做了一些工作。"回顧過去展望未來，胡適顯得十分興奮，話說得很多，刺激到心臟。酒會結束后，賓客陸續離開會場。胡適仍邊走邊與友人交談，不到五分鐘，胡適突然昏倒在地，已向外走的院士和賓客又紛紛趕回，大家圍著他，其中身在現場的台大醫學院院長魏火曜立刻為他施行人工呼吸，隨後中央研究院的醫生趕到注射鹽酸腎上腺素及使用氧氣急救，然均告罔效。晚上7點半左右，台大醫院楊思標醫師趕到，診斷過後宣布胡適已往生了。此刻，胡適周圍的友人黯然啜泣，氣氛悲凄。
　　名滿中外、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胡適就這樣走了，至今剛好滿40年。胡適在中國現代史上的地位，包括其主張、思想，五四運動中的角色及黨派傾向等等，均已為人所熟知，因此這裡筆者較著重他去台灣以後的情形。雖然如此，歷史是有延續性的，胡適從大陸到台灣，其思想意識和政治主張仍是千絲萬縷，難以切割。在20世紀初救亡圖存的年代，胡適以30歲之齡推動白話文運動，提倡自由、理性、科學等。其思想的核心便是"理性"與"實證"，其名言為"有一分證據，講一分話"，"多談問題，少講主義"。這種思維講究經驗和證據，主張漸進式的改變，反對先驗的完美主義和烏托邦，認為先驗的浪漫主義一旦付諸政治實踐，只會造就出神權社會，形成自由與民主的大倒退。
　　胡適的這種想法和馬列主義必然是針鋒相對。可以說，在中國現代發展史上，激進派與務實派的角力中，胡適的思想與作風是務實派最重要的代表。然而在內憂外患充滿挫折的歲月中，一步到位的革命思想總是比慢吞吞的漸進改革更能激發熱情，也更能描繪美麗的遠景，也因而更能吸引年輕的心。30年代以後，由救國的熱情轉化的政治浪漫主義成為中國思想界的主流。抗戰勝利后，國民黨無力維護充分的民族尊嚴，也無法有效地改善人民的生活，益使革命之火一夕之間燒遍神州大地。即使是歷史轉折的危亡之秋，胡適亦未改變其自由派的立場，他親自寫信給李宗仁，鼓勵他出來選副總統，相信民主憲政是挽回時局的惟一方法。同時，又婉拒了蔣介石有關參選總統的邀請，因為他相信不當官，而以獨立知識分子發出聲音更能貢獻國家。
自詡為忠言直諫的書生
　　1948年中的國民大會正副總統選舉日後證實為一場災難，國民黨並未透過這場選舉獲得人心，反而加劇其內部派系的矛盾，癱瘓其黨的機器，並嚴重地破壞了蔣介石的領導威信。即使如此，蔣並未動搖對胡的敬重與信任。1948年12月14日夜，北平已處於解放軍的包圍中，蔣介石於翌日派了飛機到北平，接胡適夫婦和幾位學人及眷屬南下。17日，蔣介石夫婦在南京官邸請胡適夫婦共進晚餐，並為胡適過生日。在中原動蕩、江山易手之際，胡適手中無一兵一卒，蔣介石仍對他百般禮遇，胡適也以充分的政治支持作為回報。雙方關係親近似乎路人盡知，然而外界不得而知的是，胡適自詡為忠言直諫的書生，他對蔣介石究竟直言到何種程度？1988年蔣經國過世后，蔣家統治時代的政治禁忌逐步解除，1990年胡適日記公開，相當程度平息了史學界的疑惑與爭論，也為胡適在台灣的角色劃出了最清楚的輪廓。
　　1949年後胡適由中國赴美講學，國民黨退守台灣，為了站穩腳步，開始進行黨政軍的組織改進。主持改造計劃的是斯大林時期留蘇12年，曾為蘇共預備黨員的蔣經國。他將整套蘇聯的組織方式引進台灣，用完全的軍事手段管理社會，將孫中山的學說"三民主義"供奉成拯救人類的宗教信條，蔣介石不僅是政治領袖，也被加以高度的個人崇拜。蔣經國用這種方法肅清內部，凝聚人心，重建國民黨的組織力量。這裡必須提到1950年國民黨敗退台灣后，對於如何重整旗鼓，黨內存有兩種截然相反的意見。其一是以胡適、雷震為首，認為國民黨在大陸的失利就是因為沒有貫徹民主政治，導致政府腐化，人心盡失，因此國民黨必須徹底反省，在台灣實施充分的民主憲政，如此才能對大陸百姓產生號召力。其二則是以蔣經國、陳誠為首，他們認為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正在於提供了過多的民主自由，給予共產黨滲進內部和煽風點火的機會，國民黨本身卻綁手綁腳，無法施予有效的反擊。為了記取教訓，國民黨在台灣應將內部不穩定因素徹底清除，廣設政工制度，鞏固領導中心，以確保政策的順利推動。
　　國民黨走上了第二條路。平心而論，任何一個經歷潰敗並處於風聲鶴唳的政治集團都很容易走上第二條路，不過這段歷史似乎也決定了胡適在其人生最後旅程的動向，他的民主憲政的理念出現了新的現實意義。1951年5月，胡適從美國寫了一封長信給蔣介石，勸蔣考慮"國民黨自由分化為幾個獨立的政黨"，而且第一件事便是"蔣介石辭去國民黨總裁"。1952年9月，胡適再寄一封長信給蔣，直言："民主政治必須建立在多個政黨並立的基礎上，而行憲四、五年來未能樹立這個基礎，是由於國民黨未能棄\'黨內無派、黨外無黨\'的心理習慣。言論自由不是憲法上的一句空話，必須由政府與國民黨明白表示願意容忍一切具體政策的批評，並須表示，無論是孫中山、蔣介石，無論是三民主義，五權憲法，都可以作批評的對象。"這年底，胡適應蔣介石之邀來台講學，並在公開場合發表反共演說，他提出有關全球戰略的5點計劃，其根本之道在於"解放蘇俄"。這樣的演說內容多少反映東西方強烈對峙的世界局勢，不過在與蔣的私下會晤中，胡又有另一番陳詞。1953年1月16日，胡適在日記上寫道："蔣公約我吃飯，7點見他，8點開飯，共談了兩個鐘頭，我說了一些逆耳的話，他居然容受了。我說，今日台灣實無自由。第一無人敢批評彭孟緝（時任台灣省警備司令）。第二，無一語批評蔣經國（時任總政戰部主任），第三，無一語敢批評蔣總統。所謂無言論自由，是盡在不言中也。而總統屢次加刑，是違憲甚明。然整個政府無一人敢向總統如此說！最奇怪的，是他問我，召開國民大會有什麼事可做？我說：\'當然是選舉總統與副總統。\'他說：\'請你早點回來，我最怕開會！\'這最後一段話頗使我驚異，難道他們真估計可以不要憲法了嗎？"
支持《自由中國》力爭言論自由
　　除了私諫之外，胡適也以具體行動支持言論自由的主張，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自由中國》雜誌，後來甚至釀成國民黨撤守台灣后最大的政治案件。1947年底，自由派的國民黨高層人士雷震任制憲國民大會秘書長，負責各黨派的協調溝通，受到蔣介石的信任。1950年，國民黨進行改造，雷震深入參與各項籌劃工作，希望透過國民黨的民主化收攬人心。他邀請了胡適、王世傑、杭立武等自由派知識分子創辦《自由中國》雜誌，初期以宣揚反共為主，慢慢這份刊物延續了30年代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一貫立論與風格。由於文字水平甚高，觀點犀利，吸引了大批的年輕讀者，漸漸發展成言論自由的重鎮，不過與當道者的矛盾也日益加深。1951年，雷震在國民黨改造委員會會議中提出報告，主張廢除學校三民主義課程和軍隊黨部，不過卻為蔣經國嚴斥。雷震在日記中記下一段話："3月29日，上午至忠烈祠，到后不久，遇到蔣經國，彼即邀我去談話，彼即開口：\'你們有個提案，要撤銷軍隊黨部是不是？\'予答不錯，並雲今日軍隊有政工人員，何必再來另一組織之黨部，彼云：\'你們是受了共產黨的唆使，這是最反動的思想，你們這些人，本黨不知吃了多少虧，今日你們仍不覺悟。想來危害本黨。\'"不久后，軍隊的改造委員會在圓山就職，蔣介石在文武官員面前公開罵雷震是"共產黨及漢奸無異，為一種寡廉鮮恥之行為！"
　　由國民黨的改造所產生的路線摩擦已散發濃濃的火藥味，不過雷震並沒有退縮，反而在打壓下激發出強大的抗爭意志。《自由中國》針砭時局，用詞越來越不客氣。胡適挂名在《自由中國》，其支持態度是公開明顯的，這種支持不是特定的政策主張，而是堅信言論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前提，是促進社會進步的重要因素，哪怕是一些過激的言論都可在民智的增長中自然地消化溶解。由於這種理想主義的號召，一批由大陸來台知識分子形成《自由中國》的強大筆陣，把直言不諱當成榮譽。1957年開始的15篇《今日的問題》社論系列，1958年的《美國的遠東政策》社論，1959年到1960年的總統連任問題、地方選舉問題的相關言論等等，均直判當局的痛處，極具震撼性。
　　1958年4月，胡適應蔣介石之邀來台定居，並恢復最高學術單位"中央研究院"。就地利之便，胡適對雷震等自由派知識分子的聲援有增無減。1959年至1960年間，《自由中國》不僅言論犀利，甚至計劃將民主信念付諸實踐，要將原本的"清議"變成權力重新分配的具體行動。這就逾越了當局容忍的極限。這段時期的政治大事是國民黨準備凍結憲法有關總統只能兩任的條文，讓蔣介石三度連任總統。《自由中國》強烈反對此舉，其社論直指："如果台灣真聽任修憲者一味硬幹到底，則將不再承認自由中國政府為合法政府了"這段時期，胡適雖未公開這麼表明，但卻請張群代轉蔣介石有關他的見解，實質上與《自由中國》相互呼應。1959年10月15日，他在日記中寫道："為國家的長久打算，我盼望蔣總統給國家樹立一個\'合法的、和平的轉移政權\'的風範。不違反憲法，一切根據憲法，是\'合法的\'。人人視為當然，雞犬不驚，是\'和平的\'......如果國民黨另有主張，他們應用正大光明的手段明白宣布出來，絕不可用現在報紙上註銷的\'勸進電報\'方式。這種方式，對蔣先生是一種侮辱，對國民黨是一種侮辱，對我們百姓是一種侮辱。"
　　這些話義正辭嚴，今天聽來仍然很有分量，不過畢竟不能改變現實，面對國民黨政權之不動如山僅如幾許清風，蔣介石仍然強行連任總統。雷震等人已不甘於空言改革，而是要以政治組織的方式直接挑戰國民黨的執政地位了。1957年，《自由中國》開始討論地方自治問題，台灣本省菁英開始與雷震接觸，1958年4月省議會和縣市長選舉舉行。5月份，本省在野菁英召開地方選舉檢討會議，雷震獲邀出席。雙方正式舉行會議，通過決議將成立新黨，定名為"中國民主黨"。參加新黨籌建工作的本省人包括李萬居、郭雨新、高玉樹、楊金虎、許世賢等人。這些都是在日本殖民時代著名的抗日人士，在本省民眾間深具聲望；大陸人的部分則有國民黨的雷震、齊世英、青年黨的夏濤及民社黨的楊毓滋等人。這種政治組合可以由大陸人在政治上層組織中據理以爭，並由本省人在中下層做群眾工作，其政治號召力與擴張性必然十分可觀，假以時日與國民黨分庭抗禮應可預期。不過，此舉也意味著《自由中國》與當局已接近攤牌的時刻。政工部門有關整肅《自由中國》的部署已有兩、三年之久，其相關刊物不斷地點名抨擊雷震等人，甚至連名滿中外的胡適也不放過，現在差的只是一個時機而已。1960年月4日，蔣介石終於下令逮捕雷震，同時被捕的還有《自由中國》的工作人員劉子英、馬之馬肅和傅正。劉子英被控為中共特務，馬之馬肅和傅正則是意圖非法顛覆政府，散布反政府言論。雷震的罪名則?quot;知匪不報"和"連續以文字為有利於叛徒的宣傳"。儘管這些都是明目張膽的陷構，不過，不幸的是，這似乎是中國政治長年的特色。10月8日，國防部軍法處判處雷震有期徒刑10年，劉子英、馬之馬肅分處12年和5年，傅正3年，《自由中國》遭停刊，這就是轟動一時的雷震案與《自由中國》事件。
　　對於這個案子，胡適十分痛心，甚至愧疚，儘管他也曾勸阻雷震在言詞和行動上不要太過火，但他畢竟是《自由中國》挂名的顧問，並直接支持和鼓勵雷震爭取言論自由的行動。案發後，胡適一直等待時機面陳蔣介石，11月18日，他趁著向蔣報告學術會議的狀況一吐為快，兩人甚至一度出現爭辯。這一天胡適的日記留下了重要的史料，值得細讀。他寫道：
　　我忍不住說："我本來對岳軍先生（張群）說過，我見總統，不談雷案。但現在談到國際形勢，我不能不指出這三個月來政府在這件事上的措施實在在國外發生了很不好的反響。我在4日早晨，已在大使館（按，國民黨駐美大使館）看見沈外長（沈昌煥）的長電報了。他說，此事曾經過了長期慎重考慮，政府深知在今日國際形勢下必發生予我不利之反響，但事非得已，不能不如此辦。我已見了這電報，我還不敢不說話，還打了兩個電報給副總統（陳誠），後來還寫了一封長信給陳雪屏。我盼望這兩個電報，一封信，他們都報告總統了。"
　　他說，口頭報告過。
　　我略說兩電報內容，都主張司法審判。我又略述給雪屏信中的主旨：沈部長長電說政府深知此案的不良反響。我說政府絕不會"深知"。總統沒有出過國，副總統也沒有出過國，警備司令部的發言人也沒有出過國，他們不會"深知"此案會發生的反響。我說，關於雷震案子是法庭的問題，我所以很早就盼望此案能移交司法審判，正是為了全世界無人肯信軍法審判的結果。這個案子的量刑，14年加12年，加5年，總共31年徒刑，是一件重大的案子。軍法審判的日子是10月1日才宣告的，被告律師只有一天半的時間可以查卷，可以調查事實材料。10月3日開庭，這麼重大的案子，只開了8個半鐘頭的庭，就宣告終結了，就定期8日宣判了，這是什麼審判？我在國外，實在見不得人，實在抬不起頭來。所以8日宣判，9日國外見報，10日是雙十節，我不敢到任何酒會去。我躲到Princeton去過雙十節，因為我抬不起頭來見人。
　　總統忽然講一件事。去年□□回來，我對他談起："胡先生同我向來是感情很好的。但是這一兩年來，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儆寰（雷震別號），不相信我們政府。"□□對你說了沒有？
　　我說，□□從來沒有對我說過這句話。現在總統說了，這話太重了，我當不起。我是常常勸告雷儆寰的。我對他說，那年（民國38年4月）總統要我去美國。我坐的輪船4月21日到舊金山。4月21日在中國已是22日了。船還沒進口，美國記者多人已坐小汽輪到大船上來了。他們手裡拿著早報，頭條大字新聞是"中國和談破裂，紅軍過江了！"這些訪員要我發表意見，我說了一些話，其中一句話"我願意用我的道義力量來支持蔣介石先生的政府。"我在11年前說過這句話，我至今沒有改變。當時我也說過，我的道義支持也許不值得什麼，但我說的話是誠心的。因為，我們若不支持這個政府，還有什麼政府可以支持？如果這個政府垮了，我們到哪兒去？這番話我屢次對雷儆寰說。今天總統的話太重，我受不了。我要向總統重述我在民國38年4月21日很鄭重的說過的那句話。10年前總統曾對我說，如果我組一個反對黨，他不反對，並且可以支持我。總統大概知道我不會組黨的。但他的雅量，我不會忘記的。我至今盼望的是：總統和國民黨其他領袖，能不能把10年前對我的雅量分一點來對待今日要組織一個新黨的人？
　　以上這段文字是胡適在台灣最重要的紀錄之一，它也多少反映了自由派學人在民主思想與實踐之間的兩難，其深刻的意義需要長期觀察比較后才能為人理解與體會。
他在台灣真正居住的時間只有4年，但卻種下了自由的種子
　　爭取民主自由的努力一旦遭到當權者強力鎮壓，很容易轉化為革命的激情，熊熊燃燒，然而革命行動所要求得組織紀律和思想純化勢必又與自由原則相抵觸。事實上，一旦革命絕對化后，連濫殺都可以合理化了，言論自由又算什麼？因此，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會堅持民主，同時也會拒絕和滿腔熱血的革命者站在一起。在社會對立氣氛高漲的關鍵時刻，這種自由主義者很容易被視為言行不一的偽善者，或是"保皇"、或是"獨裁者的幫凶"，胡適在中國被魯迅式的戰鬥氣息擠到一邊，在雷震案中受知識分子不解，或多或少都反映了這種困境。這不僅是胡適個人的問題，就廣義而言，也是百年中國務實改革者的處境，他們提供的進步之道似乎太溫和、太長期了，無法滿足人們被撩起的一步登天的夢想與慾望。或許，只有革命的路走到盡頭，滿目瘡痍的一刻，人們厭倦戰鬥，希望好好發展，找出長治久安之道時，如胡適者如沐春風的舒緩調子，才真正令人嚮往。
　　1949年以後中國大陸知識分子對胡適的看法似乎就經歷了如是心路。1954年11月，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對《光明日報》記者發表談話，主張"把胡適哲學思想的遺毒徹底清除"。12月間，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團，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舉行擴大會議，宣布了一項聯合召開胡適思想批判討論會的計劃，從哲學思想、政治思想、歷史觀點、文學思想、中國哲學史觀點、中國文學史觀點、紅樓夢研究、教育思想等九個方面，對胡適思想展開全面批判。隨後報刊發表了大量的批判文章，時間持續達半年之久，發表字數超過兩百萬字。對胡適思想的激烈批判有其必然且必要，1955年後，左的政策逐步實施，而且越來越狂熱，進入共產主義的烏托邦，胡適一生倡導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理性和實證的思想無疑是一大障礙，勢必成為打倒的對象。
　　然而思想畢竟是無法打倒的，思想只能經由時代的檢驗來證明其真理的成分。1962年10月15日，胡適安葬於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大門對面的山坡上。這是入秋以來最涼的一天，細雨霏霏，萬餘人陪著靈柩出殯，親朋好友黯然神傷。這位中國現代史上的大學者的墓碑上刻著："這位為學術和文化的進步，為思想和言論自由，為民族的尊榮，為人類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勞神以致身死的人，現在在這裡安息了！我們相信，形骸終要化灰，陵谷也會變易，但現在墓中這位哲人所給予世界的光明，將永遠存在。"這段簡潔有力的碑文確實刻劃了胡適的一生，他在台灣真正居住的時間只有4年，但卻種下了自由的種子，閱讀《自由中國》的青年學子日後成為政治與社會改革的中堅力量，至於胡適在全體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也隨著中國人對政治烏托邦的反思，而更散發出智慧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