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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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為什麼要共同向中國施壓

作者：廣南子於 2007-11-29 16:02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時政解讀|通用分類:其它日誌

正當全力以赴準備明年奧運會的時候，中國似乎面臨各方面的國際壓力。在一系列問題上，從非洲達爾富問題到亞洲緬甸問題，西方千方百計地想著對華施加壓力，並且種種壓力總是以各種方式和明年北京奧運會牽連在一起。

　　奧運會為西方提供了一個可以說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從前有很多次奧運會都產生了西方所想要的社會政治效果，西方也同樣希望這樣的效果產生於中國。

　　西方的非政府組織在向中國施加壓力方面已經活動了很長一段時間了。但現在西方的一些政府或隱或顯地對利用奧運會向中國施加壓力也感起興趣來了。

　　或者說，本來非政府組織在前台，政府在後台，但現在政府也開始往前台走。

　　這方面，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北美和歐洲各國也就是傳統大西洋聯盟國家之間的默契了。歐洲三大國英國、法國和德國中間，法國和德國的對華立場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簡單地說，兩國都努力向美國靠攏。

　　德國執政黨最近召開大會，討論德國的亞洲政策。出台的政策文件給人一個非常強烈的印象，那就是德國的對華政策似乎要重複美國布希總統當年的新保守主義政策。

　　德國執政黨對華政策的這種轉型連一些德國學者都驚呼德國亞洲政策上原教旨主義精神的崛起。在北美，除了一直領軍對華施壓的美國，加拿大政府近年來對華越來越強硬，最近則更進一步，似乎有了要和中國對著乾的架勢。

資本希望中國朝其方向發展

　　西方國家對華施壓表現在各個方面。在貿易問題上，歐盟已經表示，歐盟和美國具有共同的價值取向，要和美國在政策層面進行方方面面的協調，對中國施加共同的壓力，包括人民幣匯率，對華貿易赤字，中國出口產品質量、知識產權、能源外交、市場開放等等，無所不包。

　　西方各國也開始支持海外的反對力量對中國施加壓力。最近德國、美國和加拿大政府一個比一個高調「禮待」達賴喇嘛就是很明顯的例子。

　　不過最有可能，長遠看也是最會有影響的就是所謂的一個對華的「民主同盟」的形成了。這些年來，在美國，無論是政府還是政策圈都在宣揚民主同盟的概念。

　　儘管美國的民主共和兩黨在很多外交政策問題上衝突很大，但在民主和人權價值上並沒有多大的分歧。民主人權是美國新保守主義政策的重要一部分，也一直是民主黨外交政策話語的核心。

　　在對華政策上，「民主同盟」的概念本來局限於亞洲。美國是提倡者，日本和澳洲對此一直百分百支持。不僅支持美國，而且也親自出馬，拉攏中國周邊國家，來組建民主同盟。

　　歐洲的對華關係本來注重於經貿關係，對民主同盟的概念並沒有多大的興趣，但現在開始有了。歐洲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轉變？

　　首先應當指出的是，促使中國內部各方面的變化，尤其是政治上的變化，一直是西方國家的對華政策的核心目標之一。西方從來就沒有把經貿和政治區分開來過。西方鼓勵中國的改革開放，鼓勵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其最終的目標就是中國的政治變遷，也就是用經濟手段來達到政治目標。

　　在主權國家之間，並不存在純粹經濟學意義上的資本。在任何地方，資本都具有經濟和政治的兩面性。資本要在中國獲得巨大利益的同時希望中國朝著資本所希望的正確方向發展。

　　這兩方面相輔相成。資本的唯一目標就是利益的最大化。資本在中國取得了最初的巨大利益之後，現在開始要追求最大化。這種最大化就是要求中國用法治、人權和民主來消化所謂的「不確定」狀態，從而保障其在中國的長期利益。

　　隨著中國的加速崛起，西方在促使中國政治變遷方面開始感覺到時間上的壓力。儘管隨著高速的經濟發展，中國內部的矛盾也越來越多，但在西方看來，中國的硬力量和軟力量正在加速度提升，從而對西方構成挑戰。

　　在硬力量方面，中國的經濟總量超過了德國。雖然中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並不高，但其國民生產總值已經夠讓西方人憂慮了。

　　中國的財富分配不公，每年都在製造著大量的富人，而富人爆發戶式的消費讓西方人感到很不是味道。當然，更有影響力的當是中國科學技術和軍事上的發展。航天技術的發展讓西方人驚嘆。

　　而即使是中國本來毫無優勢的軟力量方面，西方也感到了挑戰。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已經對中國的發展經驗表示出越來越大的興趣。

　　儘管中國方面並沒有過於強調，但「中國模式」在西方人看來已經成為西方民主模式的一個替代品。

　　中國的外交模式也讓西方擔憂。在處理非洲達爾富問題、亞洲緬甸問題，更不用說早先的北朝鮮問題，中國已經顯現出自身的處理方式。

　　儘管西方表面上對華表示不滿，但內行的人知道中國在追求一種與西方不同的外交方式和國際關係準則。在很大程度上，較之中國的硬力量，中國軟力量方面的發展更讓西方擔憂。

如何理性回應壓力是一大挑戰

　　在伊拉克問題上，德、法兩國和美國決裂。但是沒有美國，歐盟本身並不能在世界舞台上發生多大的作用。和美國決裂之後，德、法兩國感覺到自己似乎是西方陣營中的「異見人士」，只會發牢騷，而辦不成大事。

　　國家首腦的變遷給這兩國一個很好的機會來調整各自和美國的關係。

　　應當再次強調的是，歐洲和北美在中國問題上從來就沒有發生過重大的衝突，只是因為不同的利益，雙方的對華政策側重點不同罷了。

　　歐洲和中國沒有直接的地緣政治利益，所以比較強調商貿利益，而美國比較強調地緣政治學意義上的戰略利益。但一旦涉及到共同的戰略利益，雙方就會有合作的動機。

　　例如2005年中國出台針對台獨的《反分裂國家法》之後，歐盟和美國就立刻就對華戰略進行協商，尋找共同方案。

　　面對中國這樣一個崛起中的超級大國，歐洲和北美一直在尋找共同的利益。現在雙方都面臨共同的問題，如貿易糾紛、不斷增加的貿易赤字等等。共同的問題導向了共同的利益。有了共同的利益，就有了合作和協調的基礎。

　　從西方內部來說，因為是民主政治，國內各方面的改革舉步維艱，很難消化因為經濟的全球化而帶來的巨大壓力。西方政府因此轉向了政治方法。貿易保護主義就是其中之一。作為全球化的主要一個推動者，中國不可避免要承受此種政治壓力。

　　面對中國的崛起，西方一些人開始呼籲一個針對中國的大西洋聯盟。呼聲似乎很大，但要形成這個聯盟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從世界歷史看，軍事戰略上的聯盟最容易也最有效。但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中國並沒有對歐洲或者北美任何國家形成軍事戰略上的威脅。

　　西方面臨的是共同的經濟問題。經濟問題或許可以產生聯盟，但其凝聚力是個大問題。不用說歐洲與美國之間，就是歐盟各國之間，在對華經貿關係上，都有其各自的利益。

　　西方不見得能夠把較為抽象的民主、人權等概念轉化和體現在各自的經貿政策上。但這並不在任何意義上說，中國可以忽視西方的這種政治壓力。

　　西方的政治壓力，從長遠看，關乎於中國內部的政治變革；從中期來看，關乎於中國和西方的經貿關係；而從眼前看，則關乎於明年的奧運會。

　　如何理性回應西方的政治壓力，這不能不說是個巨大的挑戰.

by 鄭永年

鄭永年：浙江人，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政治研究所所長，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副教授，《中國》季刊主編,香港《信報》專欄作家。

1985年和1988，鄭永年分別從北京大學獲得法學學士和碩士學位。1992年和1995年分別獲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碩士和博士學位。專業領域是中國政治經濟研究及其對外關係。曾擔任聯合國發展計劃中國農村發展和民主項目的諮詢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