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日本精英如何改革日本

日本「銀行沙皇」竹中平藏大臣和官產學各界改革精英接受《財經》專訪,講述如何終結「失去的十年」,以及經濟復甦的秘密

　　兩個月前,10月8日,英國《經濟學人》雜誌以「封面文章」和「特別調查」的方式發表長篇報道,題為「太陽也會升起」(The Sun Also Rises)。文章從國際權威觀察家的角度,認定了日本經濟正走向穩定復甦,並介紹了日本已經和正在發生的變革。

　　文章引起的震動一如16年前的1989年。那一次,《經濟學人》的封面標題是「太陽也會西沉」(The Sun Also Sets)。

　　在此前——當然更多地在此後,西方的主要新聞媒體刊登了大量關於日本經濟復甦及原因分析的報道,日本已經和即將進行的結構改革,更成為新聞焦點。「日本人回來了」、「日本黎明」、「太陽終於升起」等醒目標題頻現報端。

　　與輿論相同步,就在《財經》記者專訪竹中的前一周,12月14日周三,日本股市突破15000點,達到五年來的新高。同日,日本央行公布的一項調查結果表明,日本企業景氣狀況的業績判斷指數連續三個季度保持升勢。而在周一,日本財務省發表的「對內對外證券投資狀況」報告顯示,2005年前11個月,外國投資者在日本股市投資創下歷史新高。至此,在日本國內外,這一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重拾經濟升勢,已經成為無可爭辯的事實。

　　目前,據各種權威性預測,日本未來幾年的經濟增長將在2%至3%。這是一個非常理想的增長速度。

　　日本經濟復甦始於2003年夏,其間步履緩慢,進進退退,經歷了輾轉徘徊的2004年。然而,至2005年8月以來,穩定復甦已經成為日本經濟不可逆轉的趨勢。穩定復甦之源,正是五年來堅定不移的改革。

　　「他們改革了這麼多年,現在是開始收穫了。」香港金融界資深人士、目前擔任著滙豐銀行亞洲投資有限公司主席的史美倫女士在新近考察日本一周后,對《財經》有此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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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疑,在多重意義上,日本經濟值得中國人關注: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其復甦前景將直接影響世界經濟的全局;日本曾經歷了20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被視為「日本奇迹」,此後又經歷了長達十餘年的經濟衰退,被稱為「日本病人」,其間的教訓和經驗有著普遍借鑒意義;「日本式資本主義」、「主銀行制」和「郵政改革」等概念,過去和現在一直撞擊著中國改革的政策設計者和操作者,顯示出日本模式之於中國的高度相關性;中日兩國一衣帶水,經濟上依存度相當高,而政治關係又正面臨艱難局面——如此等等,還有許多。

　　正因為此,《財經》無法滿足於簡單的數據和結論,更希望獲得對於日本經濟復甦和改革的權威性解讀。在長期追蹤研究的基礎上,《財經》記者於去年10月和12月兩度赴日,在東京、大阪等地採訪了官、產、學各界十餘位重要人士。

　　採訪日本政府閣員的安排照例較為困難,而我們選中的竹中平藏,可謂日本內閣最重要的經濟官員之一,被稱為日本的「銀行沙皇」(banking czar)及「日本改革首席運營官」(COO),更增加了約訪的難度。此次採訪,直至我們日本系列採訪的最後階段方始完成。

　　所幸,有近兩個月的其他採訪所獲,我們可以更加有針對性地準備問題;且採訪事前約好用日文採訪加現場翻譯,時間為一小時。但採訪中,竹中改為與我們直接以英文交流,無形中獲得了更多的時間,記者帶去的所有問題都得到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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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說,在2001年4月,竹中平藏被任命為經濟財政政策擔當大臣時,在日本國內引起了一番震動。

　　竹中平藏本出身學界,原為無黨派人士。他1973年從日本著名的一橋大學經濟系畢業后,曾在日本開發銀行和大藏省從事研究,1989年受聘為哈佛大學客座副教授。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他一直在日本慶應大學任經濟學教授。以如此民間身份、學術背景一躍入閣,在日本政壇極為少見。當時在自民黨內政治根基遠未夯實的小泉純一郎做此選擇,更令人意外。

　　然而,躋身政壇后,竹中五年來一直是日本改革最主要的執行者,憑其堅定信念一步步獲得改革成功。從經濟財政政策大臣至經濟財政政策兼金融大臣,直到今天的總務兼郵政民營化改革大臣,竹中的政壇生涯也曾幾度遭遇危機,屢次因強硬的改革舉措受到反對派的攻擊。小泉雖備受壓力,卻在前後三次內閣改組時均堅持重用竹中,一次次將其置於改革鋒線。

　　我們對竹中的採訪進行得很順利。由於兼具經濟學家和日本改革主將的雙重身份,竹中對所有記者事前精心準備的問題幾乎都能迅速作答,顯出既有切身感受又有理論思考。

　　「我覺得作為專家和經濟學家,能為國家的政策制定做出貢獻是很幸福的事情。我希望繼續做這樣的貢獻。」在《財經》採訪行將結束時,竹中如此表露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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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是貨幣學派,不是制度學派,也不是傳統的周期理論學者,而我們早在2003年就準確地看到了日本經濟的復甦。」田中直毅告訴《財經》。

　　60歲的田中直毅是日本最著名的經濟學家之一,人如其名,議論直率而快捷。他擔任理事長的日本21世紀政策研究所以「政策研究」聞名,他本人也是日本現政府的經濟顧問之一。

　　加藤寬是日本老一輩經濟學家,曾經在慶應大學擔任經濟學教授多年,現已年屆八旬,仍有著榮譽教授的頭銜。這位長於比較經濟體制論和公共經濟分析的學者曾在1984年出版了《郵儲會崩潰》一書,最早在日本提出郵政改革的主張;他的主要著作《公私不分——日本走向滅亡之路》,在當年更是轟動一時之作。

　　如今,滿頭鶴髮的加藤寬在他的辦公室里接受《財經》採訪,聲如洪鐘,滔滔不絕,約定的一小時談完之後又主動延長了時間。而他最熱衷的話題之一,就是日本的郵政改革。

　　渡邊修,《財經》採訪的另一位政府官員,現任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理事長。較之身為大臣的竹中平藏,65歲的渡邊修更具「官相」。他自1953年東京大學畢業后即考上公務員,此後一直在日本政府任職,最高至通商產業事務次官,為「副大臣」之職。至2002年,他成為專事吸引外資的日本貿易振興會(后更名為振興機構)理事長。

　　日本著名企業丸紅株式會社(下稱丸紅)的西田健一、松下電器產業株式會社(下稱松下)的少德敬雄、朝日啤酒株式會社(下稱朝日啤酒)的瀨戶雄三,如今的頭銜都是「顧問」,但一兩年前還都在公司身居要職。「因為退居二線,他們會談得更坦率。」一位熟悉情況的日本同行向我們建言。果然,三次採訪都相當順利,所獲甚多。此外,《財經》還對富士膠片株式會社(下稱富士膠片)全球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古森重隆進行了採訪。

　　日本最大的銀行,如今當屬新近合併了日聯銀行的三菱東京日聯銀行;而最大的券商,正是中國人耳熟能詳的野村證券。聯繫採訪金融機構高層人士很難,但在此次日本之行的最後階段,《財經》終於如願。

　　《財經》在準備此次採訪的過程中,還與許小年、謝國忠、王君、陸磊等京港兩地的一批經濟學家進行了交流。

　　於是,以竹中訪談為主線,結合更廣泛的背景、介紹、分析和議論,我們期望這篇關於日本經濟與改革的解讀,能夠使讀者在深層次思索的意義上獲得滿足。

　　第一篇

　　日本經歷的是一種非常緩慢但非常穩定的停滯。這在某種程度上是非常危險的。日本經濟沒有出現那種類似其他國家的危機,這既是幸運又是不幸

　　復甦:信心從何而來

　　【實錄1】

　　《財經》:你如何看待日本經濟的復甦?復甦的跡象是什麼?什麼要素影響復甦?

　　竹中平藏:就日本當前的經濟形勢而言,可以說經濟已經復甦,日本潛在的增長率(potential growth rate)在2%左右。復甦的動力來自改革。

　　可以有兩種改革,被動改革和主動改革(reactive reform and proactive reform)。典型的、真正的被動改革,就是處置不良資產;典型的主動改革就是私有化,建立「小政府」。現在我們完成了被動改革,而主動改革還在進行中。如果我們能加速主動改革,就能使經濟增長率達到2%至3%。這仍是我們的任務。處置不良資產推動了日本經濟的復甦;現在,繼續進行主動改革,正可以進一步為當前的復甦增強動力。

　　《財經》:那你怎麼評論當前的宏觀經濟局勢?目前的失業率的數據不是很好吧?

　　竹中平藏:你的意思是失業率偏高?以我之見,日本的失業率很低,因為很多人正在找更好的工作。現在的失業率是4.2%或4.4%。扣除通貨膨脹因素以後的實際失業率應當是3.5%到4.0%。就是全民就業,失業率也在3.5%到4.0%左右。

　　考慮到這個事實,可以說當前的失業率是相當低的。這是重組的基點,很多人總是想找到更好的工作,這不是所謂的被迫失業。人們願意離開現有的工作,找到更好的工作。現在人力市場的情況並不壞。

　　《財經》:通貨緊縮的情況繼續存在,原因何在呢?

　　竹中平藏:通貨緊縮是金融的問題,顯示為物價的下降。在日本,這些年來物價下降的理由有三點:一是實際GDP增長率低,總需求不夠,內需不足;二是技術更新很快,比如說,計算機價格下降很快,此外,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下,日本從中國也進口了很多低價的商品;第三點對於日本來講很重要,日本的商業銀行因為有大量的不良資產,信用評級下降,不能恢復到以前的水平。因此,貨幣供應量每年只能以2%的水平增長,這也引致了物價下降。

　　上面所談的第一點,現在已經得到解決;第二點還在持續,並不單是日本,全世界都在面臨這一問題;日本最需解決的問題,是我剛才講的第三點,要增加貨幣供應。銀行在解決了不良資產問題之後,信貸能力增強,信用中介加強,就為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條件。

　　《財經》:現在日本人都把整個20世紀90年代稱為「失去的十年」。你可否講講究竟是怎麼回事?這是不是一個泡沫經濟崩潰后的震蕩過程?

　　竹中平藏:你問的問題很重要。90年代日本的經濟增長率平均是1%,而80年代是4.5%,90年代的經濟增長率很低。

　　我先講講為什麼90年代增長會那麼低。1989年12月29日,東京股市日經平均指數上漲到38915點,日本股票總市值達到國民生產總值(GNP)的1.6倍,這是頂點,此後開始漫長的下跌。這其實是先有資產價格膨脹,再有下降,日本經歷了泡沫經濟和泡沫經濟的崩潰。隨著資產價格的下降,企業大量借款無法償還,銀行產生了很多不良資產。在資產負債表上表現為資不抵債,經濟增長也大幅放緩。

　　所以,日本結構改革的重點是處置巨額的不良資產,調整日本企業和政府的資產負債表。到現在為止,才算清理完。經濟增長率也達到2%-3%。

　　《財經》:為什麼日本經濟的蕭條會持續了那麼長的時間?

　　竹中平藏 :這是一個非常基本的問題。正如我剛才解釋的那樣,日本平均經濟增長率在90年代只是1%。作為一個成熟經濟體,我估計日本潛在增長率應當達到2%-3%。

　　為什麼在這麼長時間內,經濟增長如此緩慢?這個在某種程度上是很容易解釋的。因為很長時間日本的銀行與企業都背負著一個資不抵債的資產負債表。所以,首要的事便是調整資產負債表。對於銀行來說,調整資產負債表意味著處置不良資產;對於企業來說,意味著壓縮貸款。

　　日本經濟目前已經基本完成了調整資產負債表的工作。現在我們處於非常新的前沿位置,可以進一步發展經濟了。

　　《財經》:日本經濟有沒有可能早些復甦?

　　竹中平藏:像印尼、韓國、泰國,他們在經歷了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也出現過類似的情況。這些國家經歷的是大起大落的「V字型」復甦。經濟可以在危機來臨后的某一年以10%的規模萎縮,然後是急劇的「V字型」復甦。但日本的情況與此不同。日本在過去十餘年間的增長不是負10%,而是正增長,不過只有1%。日本沒有出現危機。這是很富有諷刺意味的,因為沒有危機,所以沒有「V字型」復甦。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日本經歷的是一種非常緩慢但非常穩定的停滯。這在某種程度上是非常危險的。日本經濟沒有出現那種類似其他國家的危機,這既是幸運又是不幸。這裡有幾個原因。可以比較一下日本和韓國及其他國家的經濟。從宏觀經濟的角度看,一個主要原因是日本有大量的國內儲蓄,可以用來支撐政府赤字政策。韓國和泰國沒有如此規模的國內儲蓄,所以需要向其他國家借款,於是遭遇了金融危機以及「V字型」復甦。日本有雄厚的國內儲蓄,所以沒有遇到類似危機。我們的曲線是這樣的(畫平線)。即使在90年代,日本經濟也是一條平線。

　　另一個原因是,日本仍然有非常具有競爭力的製造業,例如松下和豐田。我們經常用這個概念,「失去的十年」。但即使在失去的十年中,松下和豐田仍然增加出口,贏得了市場。這也支撐和支持了日本經濟。所以,我們並沒有這樣的下降(指圖中V字底部),也沒有「V字型」復甦。

　　《財經》:如此說來,沒有危機,對日本其實不是好事,所以你說「有諷刺意味」。如果更早一些改革,經濟恢復是否會早一些?代價會小一些?

　　竹中平藏:當然,我覺得是這樣。

　　《財經》:但為什麼以前的政治家很難實施真正的改革?直到五年前小泉執政后,才能夠真正地改革?

　　竹中平藏:這個問題不難回答。設想一下,如果日本遭遇東南亞那種類型的危機,許多政治家和日本公眾可能意識到改革的重要性。但是日本並沒有那樣的危機,甚至在上世紀90年代「失去的十年」中,日本經濟仍然繼續增長——儘管增長率很低,但還是在增長。這就是解答。沒有危機,也就缺乏改革的壓力。

　　【報道】

　　手術:難以承受之痛

　　回過頭來看,日本經歷了「失去的十年」,直至2001年以後才痛下決心改革,很有些「早知今日,何必當初」之憾。在接受採訪時,竹中平藏拿出紙筆,一邊繪圖一邊講解其過程,承認「沒有危機」可能是「非常危險的」。

　　被動改革意味著首先付出「不改革的代價」,而且,改革仍然是極為痛苦的過程。我們採訪的企業家在2001年以後的改革中,都是身居高位的公司決策層人士。聽他們講起當年經歷,方知改革的震蕩如此激烈。

　　「90年代誰都沒有出來收拾局面。特別是1997年發生了亞洲金融危機,日本那麼多公司被捲入危機,但是誰都沒有及時處理問題。」西田健一就這樣說。據他回憶,他所在的丸紅——日本最大進出口商之一,直到2001年11月才痛下決心,要在第二年著手解決企業的負債。這一財年,日本的GDP增長只有0.4%。

　　2001年12月,丸紅的大量投資出現虧損,同時賬面上有6000億日元貸款。以往的靠山銀行也面臨經營惡化,無力相助。2001年12月19日,丸紅的股價跌到歷史最低點每股58日元。

　　作為專務董事之一,西田現在還記得,當時丸紅的七位董事如何徹夜不眠地討論,公司應如何自救。最後,董事會做出了艱難的決定:公司將大批資產折價變現還貸,不惜資產大縮水;同時,讓50歲以上的員工提前退休,公司支付至58歲的退休金;公司職員大規模減薪,社長減薪一半,副社長以及擔任專務董事減薪40%,其他員工則減薪10%。

　　回過頭來看,改革的步子走對了,5000多人的公司減少了上千名員工,企業的資產負債表乾淨了。丸紅避免了破產厄運,又步入發展軌道。至2005年10月,丸紅的股價已逾600日元,較當年最低點升了10倍。

　　比丸紅動手稍晚的,是松下——竹中平藏所稱「90年代仍然支撐著日本經濟的企業之一」。

　　前松下副社長少德敬雄覺得,在經濟環境並不好的90年代,松下一直有利潤,有可觀的財務報表,而這對企業正是最危險的事情。2000年上半年全球範圍的IT泡沫破裂之後,松下才意識到,自身已經成了一個「重而慢」的公司。

　　2002年春,松下上半年的財務報表出現了4000億日元虧損。「這是松下歷史上創記錄的虧損。」少德敬雄說,「大虧損正是大幫忙。」

　　於是,松下的改革手術開始了,目標是朝向「輕與快」。多家「重複建設」的分廠被關閉,為此,松下將五家上市交易的子公司私有化,重新組建成一家Panasonic。14個業務重疊的領域被集中成四個,過去層級過多的管理架構也壓縮為五層。

　　最痛苦的改革還是裁員。松下被迫關閉在美國、歐洲和亞洲其他地區的工廠,甚至在日本本土先後兩次共裁減了兩萬名員工。這在日本引起極大震動。

　　「沒有人願意再經歷這樣的痛苦。」如今已經擔任松下顧問的少德回憶說,「不過當我們這樣做了,其他家電企業也加入了這一行列。」

　　復甦:沒有救世主

　　日本經濟在2003年一季度跌入谷底,2002財年的GDP增長為0.1%。此後,經濟復甦從夏季呈現,卻時有徘徊,國際上的宏觀經濟分析家們悲觀者居多。

　　田中直毅告訴《財經》,他主持的21世紀政策研究所從2003年夏天起,就認定日本經濟開始復甦。雖然當時日本企業還有大量庫存,銀行不良資產包袱沉重,貨幣供給的增量還不足2%,但是,田中和他的同事依據日美兩國統計的各種經濟變數,看到了資本市場新趨勢。「日本和美國的投資者改變了金融投資的組合,從債券轉向股票。我們的經濟模型歸納了這些現象,認為復甦開始了!」

　　這是企業家抓住時機,重新投資的時候。在他看來,日本經歷的是投資拉動的經濟復甦,其直接動力則始於2003年的設備投資。

　　復甦的動力源自改革。誠如中國經濟學家許小年對《財經》所說:「日本長達十多年的衰退和蕭條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結構性的。」曾任通產省副大臣的渡邊修在接受採訪時說,今天出現復甦,是因為日本企業在過去幾年中,已經解決了「三個過剩」,即產能過剩、勞動力雇傭過剩和債務過剩。

　　「企業的利潤率有了大幅增加,企業已完成了長期的結構調整。」在這位現任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的理事長看來,這正是信心所在,也是自2005年8月經濟恢復上升態勢的原因。

　　日本野村證券金融經濟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木內登英,也很贊同「三個過剩」的概括。他還認為,解決「三個過剩」的過程中,日本企業更早解決的是債務過剩和產能過剩,勞動力過剩稍在其後。

　　真刀真槍的改革始於2001年至2002年。

　　「到2004年,日本企業已經完全解決了債務問題,改變了資產負債表,從而有了剩餘資金來擴大生產。2004年主要是購入設備,2005年則大量雇傭員工,增加工資,進而增加了內需。經濟就穩步復甦了。」木內登英說。在他看來,這些年來日本企業的改革可稱「壯士斷腕」。

　　至於政府政策對於復甦的貢獻,木內登英直言,主要在「政府撒手不管」,迫使民間企業進行改革。「以前日本政府用了大量資金擴大公共投入以支撐經濟,推遲了企業的結構調整。2001年以來停止了這種政策,雖然使GDP降低了,但改變了企業界的思維方式,使之認識到必須自己動手解決問題。在這個意義上,政府政策貢獻不菲。」

　　「過去以為復甦要靠政府,現在意識到我們不需要政府了,日本人在意識形態上發生了變化。」在接受《財經》專訪時,田中直毅這樣總結日本過去15年來最重要的經驗,正與木內登英不謀而合。

　　在當前,木內登英認為有兩個因素在支撐日本經濟的強勁復甦:其一,日本企業加大資本投入,擴大產能;其二,日本內需的顯著增長。據他預測,2006年日本經濟的真實增長當在2.4%,而今後若干年均在2%左右的增幅。

　　「這是一個理想的增長,如果像上世紀80年代,平均增長率4.3%,就太熱了。」目前,木內登英最擔心的是人們因為健忘而過度擴張,他覺得現在的股市就稍有些過熱了。由是,他主張日本央行2006年能夠結束零利率,適當升息以使經濟平穩增長。

　　黃金期:技術制勝

　　「你如何看待日本的未來?」——在系列採訪中,我們屢屢提出這樣的問題。

　　滿頭銀髮的加藤寬在回答這一問題時顯得最為興奮。他認為,日本經濟在今後十年將進入「黃金期」。

　　「我認為,日本具備了走向黃金時期的力量。過去,流向民間的資金被堵截了40%,阻礙了日本的發展,現在只要其中一半歸還民間,就能發揮很大的效用。」

　　在加藤寬看來,未來日本的黃金時期,與20世紀70年代的繁榮大不相同。這一經濟「黃金期」有顯著的高技術特徵,其得益於在改革中放鬆管制引入競爭。日本這些年在電信業的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大有進展,光纜目前已經鋪滿全國,在兩三年內可以進入每一個家庭,在世界上均屬領先;同時,得益於近年來的結構調整和改革,日本企業致力研發續有所成,技術上更為先進,將來可以以其技術與其他國家,比如中國和韓國的製造業互補。

　　「所以,在未來的『黃金期』,不是樣樣『日本造』,而是日本大量提供技術,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基礎性力量。」他這樣預測。

　　田中直毅雖然沒有使用「黃金期」的概念,但他關於日本技術優勢的看法,與加藤寬頗有相似之處。在田中看來,技術優勢更多地來自日本企業對於特異性(differentiation)的認知及靈活調整能力。中國加入WTO改變了製造業的利潤分配格局。最初日本企業也有抱怨,也曾寄望於人民幣升值。但2003年以來,日本企業的視角發生了變化,不再致力於在製造環節的競爭,而是以大量資源投入研發,追求技術領先。

　　比如說,通過廣泛使用機器人和自動化流程,日本製造業的工資成本可以控制在10%;通過三維軟體技術作產品設計,可以縮短創新周期。

　　日本在研發上的大量投入,以及支持企業支持研發的制度創新,在田中看來,正是未來日本經濟發展之基本支撐點。松下在浴火重生之後推出的戰略調整,或正是對於學者所述的一種例證和詮釋。

　　少德敬雄告訴《財經》,松下從2003年始推出「V(victory,意謂勝利)字型系列產品」,其特點是驚人價格、黑匣技術和獨特風格。「黑匣技術」,就是指其將產品製作或設計賦予極大的技術含量,整個過程一體化。「我們把這樣的新技術用於新產品,無法輕易模仿,對手一時難以超越。」少德說。至2005年,松下已經在家電、辦公設備和職業用品方面推出70至90種V字型產品。

　　在海外投資上,松下也調整了策略。例如在中國,松下已經從過去的生產普通電器與中國對手正面競爭,改為一方面生產高端產品,一方面向中國同業銷售零部件和模板,從而以技術優勢佔領市場。據少德介紹,在2006年,松下在大中華地區銷售額有望達到700億元人民幣,其中50%—60%均來自零部件與模板。

　　少德很有信心地表示,松下由「重而慢」轉至「輕與快」,現在雖然利潤還不很可觀,但已經清晰地看到了未來發展的路向。

　　第二篇

　　「首要的推動力還是處置不良資產。不良資產減少,對經濟產生正面影響。而由於經濟得益於此,兩者形成了非常重要的聯動關係」

　　金融改革:無聲革命

　　【實錄2】

　　《財經》:你以前擔任過金融大臣,主持了金融改革的進程,你認為金融改革的成果主要在於什麼地方?

　　竹中平藏:剛才我講了調整資產負債表。從銀行的角度來看,調整資產負債表意味著處置不良資產。我常想起三年前,我第一次被提名為金融大臣時,就主張商業銀行必須處置不良資產。當時,幾乎所有的銀行家、政治家,甚至日本媒體都反對這一改革。主張處置不良資產的人不多但很堅決,其中就有首相小泉。

　　當時,從政治上看,形勢非常嚴峻,對我非常不利。但在首相的支持下,改革措施終於帶來了成果。例如三年前,全體銀行借貸中的不良資產率達到8.4%,比例相當高,而今天已經下降到2.9%。日本金融市場由此實現了正常化。三年前,許多媒體在使用「金融危機」這個概念,認為主要銀行可能破產。現在銀行都在盈利,金融市場穩定,股價上升。因此,處置不良資產的政策是成功的。

　　《財經》:我想,世界已經意識到日本的大銀行的確擺脫了不良資產的包袱。但是如何擺脫的呢?主要原因是什麼?我讀過很多分析,都說經濟復甦了,銀行的不良資產也就消化掉了。到底何者為先呢?

　　竹中平藏:我理解,你是要談銀行資產負債表與宏觀經濟的關係。從經濟學家的角度來看,答案很簡單——兩者都重要,但首要的推動力還是處置不良資產。

　　不良資產減少,對經濟產生正面影響;而由於經濟得益於此,兩者形成了非常重要的聯動關係。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三年前沒有這個政策,經濟能出現今天這樣的復甦嗎?可能不會。整個變局還是由政府相關政策引發的。

　　《財經》:你在過去處置不良資產過程中遇到的挑戰是什麼?

　　竹中平藏:最難的是如何實施政策,這就是要給市場一個好的預期。市場預期很重要。一旦預期惡化,一切都會惡化,這是一種惡性循環。所以說,形成良性循環是非常重要的。像我剛才提到不良資產和宏觀經濟復甦的關係,關鍵是給市場一個好的預期。這是最難的。

　　在實施改革政策之初,有一些媒體的看法也極為負面。好在日本市場相當健全,能夠理解調整資產負債表的必要性。一旦這種觀點擴展開來,就在政策和市場、市場和政策間形成一種良性循環。這一良性循環的產生有一個拐點,即政府在三年前向(破產)銀行注入公共資金。

　　《財經》 :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困難嗎?

　　竹中平藏:需要一些積極的震蕩,以引導市場走向正確的方向。在改革之初,我們就確信這一政策方向正確,但誠實地說,很難估計什麼時候才能見效。2003年政府向銀行注資,給市場提供了信息,表明日本政府很迫切、很認真地想使市場正常化。這個信息對市場很重要。基於此,市場給以積極回應。從此,股價開始上升,經濟也開始復甦。努力把信息帶給市場很重要。

　　《財經》:金融改革是否已經完成?你對此項改革有何評價?

　　竹中平藏:改革沒有止境。就金融改革而言,我當年提出了降低不良資產的計劃,但僅適用於主要銀行。日本共有600家地方銀行和小銀行。它們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來處置不良資產。這是一點。

　　另外就是對大銀行而言,可以說,一部分改革已經完成得很有效率,但是,還是要考慮其公司治理等方面的問題。大銀行的公司治理目前還很不完善,按國際標準看,其盈利能力也不算很高。因此,當前強化大銀行的公司治理仍是重要的任務。以此基礎上,大銀行也必須增加盈利,提高資產回報率。

　　《財經》:可否再談談日本金融監管制度的改革?

　　竹中平藏:我現在不是金融大臣了,並不分管負責金融監管的金融廳。三年前我任職時,監管體制不完善,我提出了新的監管標準,以之對大銀行進行嚴格監管。這個努力仍在繼續。不過,當前更重要的任務是增加和強化所有銀行的公司治理,像我剛才說的那樣。公司治理和通過市場治理,成為比政府監管更重要的內容。重心已經從政府監管轉移到市場上來了。公司治理的監督方面,股東和市場將發揮更大的作用。我認為這是當前的趨勢。

　　《財經》:在日本有「主銀行制」,現在這個制度有什麼變化嗎?

　　竹中平藏:「主銀行制」長期以來一直在發生變化。大約始於上世紀80年代末,「主銀行制」就發生了變化。「主銀行制」本質上就是代理制,其積極作用不能被否認,因為它在運行良好時,可以降低總代理成本。但是在日本,「主銀行制」演至極致。在美國和歐洲,也有「主銀行制」,問題在於日本的「主銀行制」太極端,成了代理成本的例外。當然,現在已經正常化,美國、歐洲和日本的制度事實上已經趨同了。

　　【報道】

　　銀行沙皇:竹中殺手鐧

　　竹中平藏接受採訪時,談得相當平靜,但人們很難忘卻三年來日本金融改革經歷的驚濤駭浪。

　　2001年4月出任經濟財政政策擔當大臣的竹中平藏,一年後的9月又被委任兼職金融大臣,自此開始了他作為「銀行沙皇」的生涯。

　　自日本股市1989年從近39000點的高峰破裂,日本金融機構在20世紀90年代中積累了大量壞賬。至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這種情況進一步惡化。在過去若干年中,日本歷屆政府一次又一次試圖改革,曾出台了一系列金融法規,設立了專門處理壞賬的機構,著手解決銀行不良資產等一系列問題。但由於金融改革本身的複雜性,加之遭遇重重反對聲浪,擔心對經濟形成過大衝擊,最終都未能有效兌現改革初衷,反使問題積累得越來越多。

　　竹中2002年9月兼任金融大臣后,強硬派姿態更加顯著,僅10月7日在國會一番講話就引起強烈衝擊。很快,東京股市連續下滑,跌破了8700點大關,日本朝野一派緊張氣氛。自民黨內部對竹中指責不斷,反對黨則於10月24日向國會遞交決議案,要求追究竹中平藏的政治責任。

　　然而,民眾站在竹中平藏一邊。在2002年10月30日東京電視台舉行的輿論問卷調查中,竹中獲得69%的支持票。

　　2002年10月底,竹中平藏如期推出「金融再生計劃」。金融廳還公布了嚴格的實施「金融再生計劃」的時間表,要求在2004財年解決不良貸款問題,以恢復全球對日本金融體系與金融行政的信任。

　　這個「竹中計劃」有兩柄殺手鐧 :其一,以美國財會方式計算金融機構的資本充足率,這意味著日本傳統上將全部預計退稅額列入自有資本的方式被否決,改為僅其中10%可列入自有資本;其二,銀行所持有的土地、股票或債券不能以「賬麵價格」入賬,必須按市場價格確定資產價值。據此計劃,日本金融機構將減少6萬億日元自有資本金,資本充足率低於8%。

　　按「竹中計劃」對銀行清理壞賬,是一種權責對稱的清理辦法。銀行必須對自身的壞賬承擔財務責任。2000年以前,日本政府曾以認購優先股形式向主要金融機構注入大量國庫資金。「竹中計劃」明確規定,如果金融機構不能如期實現贏利計劃,董事長須下台;若連續三年虧損,政府將考慮把優先股轉換成普通股,參與該金融機構的管理,並視情況將其收為國有。

　　改革舉措對經濟穩定造成極大的衝擊,更使資本市場發生震蕩。機構投資者紛紛拋售日本的銀行股票。至2003年3月,日本股市跌破8000點大關,回到1983年的水平。

　　危機當前,竹中也曾採取了一定措施穩定人心。2003年7月日本關西地區理索納銀行瀕於破產,政府拿出1.96萬億日元資金給予救助,成為給市場的積極信號。

　　此外,在實施日本的存款保險制度方面,竹中也體現了靈活性。日本的存款保險制度原規定最高償付額為1000萬日元,自1996年以後這一制度被凍結。2002年4月,竹中決定恢復這一制度,但將償付額提升,改為活期賬戶存款無限償還。這一政策一直延續到2005年3月主要大銀行財務狀況基本改善時止。

　　2003年8月1日,就在日本國會否定了反對黨要求追究竹中責任的議案后不久,日本金融廳發布命令,要求日本瑞穗金融控股集團等15家政府持有股份的金融機構提出「改善經營狀況計劃」,報金融廳審核;此外,每個季度都必須向金融廳提交「計劃執行情況報告」。

　　計劃發布后,日本主要金融機構紛紛抗議。時逢小泉面臨自民黨內選舉,種種壓力再度指向要求竹中下台。

　　2003年9月,小泉純一郎再度當選自民黨總裁,旋即改組內閣,但仍繼續任用竹中平藏推進改革。2004年10月,日本內閣重組,竹中平藏擔任了經濟財政及郵政民營化改革大臣。

　　金融改革繼續推進。自1993年以來即無真實利潤的銀行業,從2003年底扭虧為盈。到2005年3月,日本主要銀行的不良資產比率終於從2002年3月的8.4%降至2.9%,不良資產餘額則由2002年3月的43.2萬億日元減少到2005年3月的17.9萬億日元,減少了58.6%。

　　2005年10月,日本新內閣組建,竹中平藏再度入閣。這一回,他卸下經濟財政政策擔當大臣重任,擔任了總務兼郵政民營化改革大臣。

　　感受震蕩:手術刀與安全網

　　自2002年4月日本恢復實行存款保險制后,不少日本儲戶將儲蓄轉入資產質量較好的銀行。當時經營最為穩健的東京三菱銀行由此受益不淺。

　　副行長金成憲道回憶,自那時起,東京三菱接到從瑞穗、三井住友等銀行轉過來的大批存款,其存款額幾年來翻了兩番,從15萬億日元增至現在的60萬億日元。

　　「從2005年3月起,存款保險制度已經調整,單一銀行的存款以賠付1000萬元日元為上限(無息部分除外)。不過金融已經比較穩定,所以我們行也不再見到這種大規模轉單了。」他說。

　　作為日本大型金融集團中經營最好的銀行,東京三菱銀行雖經「金融再生計劃」的洗禮,但並未因震蕩性改革受到過大衝擊。2004年,日本第四大銀行日聯銀行在被迫大規模處理不良資產的過程中,暴露出大量問題;更因試圖在財務報表中造假受到金融廳查處,公司岌岌可危,被迫與東京三菱銀行進行合併談判。

　　2006年1月1日,合併后的三菱東京日聯銀行正式開業,以162.7萬億日元(約合1.4萬億美元)的總資產,成為世界最大銀行。

　　「比起金融廳的前任大臣,竹中平藏很不一樣,他熟悉經濟學,理解市場經濟。他在恰當的時候獲得了恰當的職位,所以日本金融改革有此成果。」金成憲道這樣說。

　　與金成憲道一樣,《財經》採訪的專業人士與學者專家,目前都對日本金融改革的成就相當認可。例如加藤寬就認為,堅決處置不良資產,確保穩定健全的金融體系,恢復金融市場的資金配置功能,是日本改革最重要的經驗,恰如推遲這一做法正是「失去的十年」中的主要教訓。

　　曾經在中國工作多年的丸紅特別顧問西田健一也認為,中國吸取日本的經驗教訓,「第一還是要清理壞賬,不清理的話,銀行也不能發展。如果銀行本身的體質不好,對於企業也有影響」。

　　「如果不清理壞賬,就像背著『炸彈』在行走。」他說。

　　金成憲道還介紹了東京三菱銀行當年處理不良資產的幾個做法:通過司法程序討還;由銀行支持擔保幫助好企業重整盈利業務,靠企業利潤后償還;由銀行協助問題企業進行債務重組,收回部分貸款;直接打入壞賬等。

　　金成還特彆強調了在處置不良資產過程中的「安全網」。他認為,這是日本得以成功處置不良資產的一條經驗。在關鍵時刻,政府通過注入公共資金,讓瀕於倒閉的民間金融機構國有化,然後再通過有實力的企業出資重新民營化。日本設立的「存款保險機構」以及「產業再生機構」,也大大緩解了處置不良資產造成的衝擊。

　　「1997年日本北海道最大的銀行北海道拓殖銀行破產,造成一連串相關企業破產,整個地區經濟在五年中一蹶不振。我們從中吸取了教訓,這就是為什麼政府會使用公共資金救助一些銀行,重整之後再出售。」金成說。

　　主銀行制式微:銀企利益紐帶鬆綁

　　赴日本採訪之前,京港兩地不少專家都對日本主銀行制的演變表示了興趣。「日本的金融體制會不會逐漸發生改變,從過去的銀行中心、主銀行制的體制,朝向一種更高程度的整合?」世界銀行北京辦事處的高級經濟學家王君就如此設問。

　　所謂「主銀行制」,也稱「主辦銀行制」,系指企業的主要融資業務由一家銀行來承擔,倘該企業需要向其他銀行貸款或以其他方式融資,也由這一銀行負責安排。《財經》首席研究員陸磊贊同竹中平藏的說法:「主銀行制」的確具有降低交易成本的優點,日本的「主銀行制」走到極端,也走向了反面。「銀行和企業交叉持股,銀行間亦交叉持股,完全結成了利益紐帶關係。」

　　野村證券的木內登英向記者介紹,二次大戰以後,日本最初是由政府主導資金配置,政府從日本儲戶拿錢后,投向特定產業,比如鋼鐵、煤炭;至上世紀60年代以後,政府將此職能讓位於私人銀行。如果銀行按市場需求配置資源,這本來是件好事。但銀行卻把資金過多地投向了自己的掌控的某些產業,例如建築和房地產,這些極易產生泡沫的領域。

　　此外,日本「走向極端」的「主銀行制」過去顯著地聽從政府指揮棒的調遣。「銀行按政府的意思安排貸款,這樣來推動產業。結果一旦企業不行了,產業不行了,銀行也就出問題了。」加藤寬在談及此時,還批評了產業政策,認為這「其實是一件壞事。通產省制定的產業政策也給日本經濟帶來了很大的弊端。」

　　日本的「主銀行制」近年來確實發生一些實質性變化。特別是日本有關法律已經規定,銀行所持企業股份不能超過其自有資本。通過改變資產負債表的「金融再生」,日本的大銀行被迫大量減持企業股份,其對企業的控制和影響也早已不復當初。

　　《財經》在採訪一些企業家時,可以明顯感覺到企業對銀行的依賴在降低。朝日啤酒的前董事長瀨戶雄三就認為,日本經濟衰退十餘年,最重要的經驗之一就是「企業必須自立,不能依靠他人」。他稱,「以前日本有『主銀行制』,企業受到一定保護,企業發展也受到了局限。」

　　曾擔任過丸紅專務董事的西田健一也承認,過去「並沒有認識到貸款太多會影響企業的經營狀況,不過現在丸紅的貸款已經下降到2000億日元。我們現在不再貸款了。」

　　木內登英相信,「主銀行制」還會繼續存在,但其功能會持續減弱。「企業開始尋求其他融資工具,例如股本融資和公司債。」

　　第三篇

　　「所謂『小政府』,就是民間能夠做的事,讓民間做」……它的另一重含義,就是政府控制的資源要減少

　　郵政改革與「小政府」目標

　　【實錄3】

　　《財經》:我們想請你談談日本結構改革的現狀,以及你的評價和展望。

　　竹中平藏:我剛才已經解釋了日本的經濟,現在泡沫經濟崩潰后資產負債表上體現出來的資不抵債的狀況,已經得到了解決,經濟增長率也回升到2%-3%。但是今後的十年是全球化的十年,日本的人口結構也將進一步趨向老化。日本經濟必須要進行「進攻方向的改革」,亦即主動改革。

　　如果主動改革做不好的話,日本經濟雖然現在恢復到了一定的水平,仍然會倒退。所謂主動改革,就是在人口數量減少的環境下,盡量使政府成為「小政府」,提高效率,以減輕日本國民的稅務負擔。稅務負擔過重,經濟無法增長。

　　所謂「小政府」,就是「民間能夠做的事,讓民間做」。就像你所知道的,郵政民營化改革就是朝向建立「小政府」的改革,非常重要。現在日本已經通過了關於郵政改革的法案,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下一步,以郵政改革為中心,縮小政府的職能,是最重要的任務。

　　《財經》:中國人對日本的郵政改革感到很難理解。為什麼稱之為重組?你能解釋一下它之於改革的重要性嗎?為什麼遇到那麼多的抵抗?

　　竹中平藏:首先,讓我重複一下,創建一個「小政府」,對於日本經濟的未來是一個根本性的重要議題。

　　中國人很難想象的是,日本將面臨人口下降趨勢。人口總數下降、平均年齡老化的情況很快將出現。在這種情況下,公眾的負擔從現在起就會急劇加大,想想那些醫療費、養老金吧。這些是由公眾繳付的,所以,日本國民的繳付壓力會增加,稅收和養老金壓力會有急劇增加。考慮到這種情況,創建一個「小政府」就非常重要。

　　日本郵政是政府的一部分,雇傭27萬公務員。郵政服務包括郵遞服務、快遞服務、物流運輸等。這些服務不可或缺,但可以由像佐川急便這樣的私人企業來做。這是一方面。日本郵政的另一類服務是銀行和保險服務。同樣地,銀行和保險業務也可由私人企業來經營。所以,日本郵政應當且可以民營化。通過民營化裁減27萬人,這意味著政府裁員30%。我們就是要通過這樣非常劇烈的政府改革,來創造一個「小政府」。

　　《財經》:郵政民營化的直接目標就是為了創建「小政府」?

　　竹中平藏:我再從另一個角度解釋一下。你可能知道日本郵儲之龐大——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機構,包括銀行和保險在內的資產總和達到340萬億日元。你能想象340萬億日元嗎?這是目前世界上存款規模最大的商業銀行瑞穗銀行的四倍。

　　日本民眾現擁有的儲蓄總額為1400萬億日元,其中26%進入郵儲。一旦郵政民營化,政府在全部家庭資產(the total household asset)中的份額就會降到5%。這也是「小政府」的另一重含義,就是政府控制的資源要減少。所以,日本郵政實行民營化對於日本經濟非常重要,特別是對創建「小政府」特別重要。

　　《財經》:既然郵政改革如此重要,為什麼要12年才能完成?是不是有可能縮短時間,加快速度?

　　竹中平藏:這主要是政治原因。因為日本的郵政系統長期以來在政治上支持一些集團,所謂的「郵政族」。日本有近2.5萬個郵局,郵政局長在支持某些政客當選時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在政治上這些人非常反對民營化。他們想維持現有的體系。這就是為什麼郵政改革這麼難,直到最近將其民營化幾乎是不可能的。你知道,小泉首相四年前上任時,把郵政改革放在了政治日程的首位。這是一場政治鬥爭。

　　《財經》:小泉首相今年9月卸任后,這項改革是否會倒退?

　　竹中平藏:理論上說是有可能的。不過,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民主社會,人們都在密切地關注政治進程;而且,從根本上說,日本國民已經認識到了創建「小政府」的重要性。如果政治家打算創建更大的政府,意味著國民的稅務負擔會增加。所以,我認為國民會強烈反對反改革的政策。在這種情況下,民主核查機制會在這個國家發揮作用。

　　【報道】

　　結構改革實質:改革日本傳統

　　我們赴日採訪是在2005年9月之後。其時,小泉純一郎解散眾議院的政治豪賭大獲全勝,「小泉流」衝擊日本島,郵政改革廣得人心。

　　不過,如何理解郵政改革,對於中國人仍然有些艱難。很慶幸的是我們採訪了加藤寬——日本最早主張進行郵政改革的老牌經濟學家。

　　《郵儲會崩潰》,這是加藤寬1984年一本著作的名字。「當時國會批判了這書,說沒有這樣胡鬧的事情。」他回憶說。

　　加藤寬是日本最早主張結構改革和郵政改革的經濟學家,曾著有《公私不分——日本走向滅亡之路》等在當時振聾發聵的著作。小泉和竹中年齡雖相差十歲,但都是加藤寬的學生。

　　據加藤寬回憶,他在1977年參加小泉的婚禮時,曾專門送了自己的著作當禮物。「我注意到,他一直到婚禮結束,手上一直拿著我的書。」加藤深信,自己的著作和主張,直接影響了後來出任首相的小泉。

　　在採訪中,加藤講述了日本必須進行結構改革的深層次道理。「五年前,小泉參選之前,曾問我什麼是結構改革。我說,結構改革就是對日本的傳統進行改革。」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提倡的是「富國強兵」。交通和通信網路作為支撐其制度的基礎設施而得以擴充。當時,郵政系統創始人前島密到英國考察,發現英國的郵政和郵儲都很發達,從老百姓手中集中了資金之後,用於增強軍事力量,受到很大啟發。所以,前島密在建起全國性網路之後,還建起了郵儲。

　　「明治維新雖然進行了很多的改革,但做法還是軍國主義的,以軍政為中心。」他說。

　　二次大戰戰敗結束了日本軍國主義,但「大政府」的形態依然存在。官僚們的提法是將資金用於國家建設,因此增加了許多「公共事業」。在此過程中,出現了政治家貪污現象。直至泡沫經濟崩潰后,有了慘痛經驗,日本應當意識到必須創建小政府,搞地方分權,而能讓民間做的事情就要讓民間做。

　　加藤寬認為,這就是政府結構改革的實質。在結構改革中,核心就是郵政改革。

　　姍姍來遲的郵政改革:

　　一個相當漸進的方案

　　在日本政府,郵政是大機構,原來被稱為郵政省。小泉就曾在1992年出任宮澤喜一政府的郵政大臣。當時,他就曾提出了郵政改革的主張,立即遭到否決。

　　日本郵政擁有占政府人員總數30%的公務員隊伍,其控制日本國民家庭儲蓄四分之一的巨大規模,都使郵政改革意義格外重大,行動也格外艱難。《財經》採訪的日本專家們說,這牽涉大量既得利益,關乎中央政府的權力。

　　竹中平藏所提及的「郵政族」,僅僅是阻力之一方。事實上政府利益本身就會因郵儲民營化受到嚴重衝擊。因為日本的巨額郵儲金融資產在使用時不必通過國會,只要財政投融資預算審議通過即可使用。「不需要通過國會,官僚可以隨意支配。」加藤寬說。正因為此,儘管此項改革道理充分,但在整個90年代寸步難行。

　　「官僚們又創立了很多『特殊法人』,給自己退休后找好了地方。大家聯合起來,為自己找後路,所以無法進行結構改革。公共事業就是給官僚退休后找好的退路。」加藤寬譏諷道。

　　日本1998年通過《中央省廳改革基本法》,郵政省被縮編為總務省郵政事業廳,2003年4月又被改組為郵政公社。截止到2004年底,這個郵政公社擁有員工27.1萬人,下設2.47萬個郵局,總資產達到404萬億日元(約合3.6萬億美元)。其中,郵政儲蓄餘額達到220萬億日元(約合1.95萬億美元),超過日本四大商業銀行存款餘額總和;簡易保險部門資產達120萬億日元(約合1.07萬億美元),也相當於日本四大家壽險公司資產規模總和。這兩類資產累計達340萬億日元,相當於日本當年GDP的三分之二。

　　小泉政府在2005年9月的眾議院大選中以壓倒優勢獲勝,顯示出日本國民對郵政改革的熱情支持。此後,醞釀已久的郵政民營化相關法案得以通過。其實,這是個相當漸進的改革方案。

　　日本議會通過的法案包括郵政民營化法案、日本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法案等六項內容。據此,在2007年4月前,將解散現有的日本郵政公社,成立一個國家控股公司,下設窗口公司(郵遞)、郵政事業公司(管理日本全國2.47萬個郵政網點)、郵政儲蓄銀行和保險公司四大機構。在2017年前,國家控股公司必須售出其在郵政儲蓄銀行和保險公司所持的全部股份,實現民營化。

　　「郵政改革的第一個目標是改革官僚主導、中央集權的制度;第二個目標是通過政府公務員裁員27萬人,進行公務員改革;第三個目標是將民間的資金交還民間使用。這些目的達到的話,就完成了民營化。」加藤寬這樣解讀。

　　他還介紹說,在小泉任內,除了郵政改革,還要推行公務員改革、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養老金改革和醫療改革。「推動這些改革后,小泉的任期就到了,要看下一任還做些什麼。」

　　12年太久:提速可期?

　　比起已經進行的「金融再生計劃」,日本需要耗時12年的郵政改革方案,使旁觀者覺得格外漫長。

　　郵政改革對日本經濟有什麼影響?按竹中平藏的看法,這一「主動改革」,正可為日本經濟進一步復甦增加動力;但12年漫漫長路,又使人不敢多有期盼。例如野村證券高級經濟學家木內登英就認為,這項改革對近期經濟不會有什麼影響。

　　「我覺得改革的步驟應當加快。民營化可以改進經濟效率,不僅郵儲,而且對郵遞服務業和保險業也一樣。如果動作太慢,無法使員工意識到變化。」木內登英說,「我想因為郵政民營化的反對者太多,所以政府只能選擇緩行。不過這個進程可能每過三年要重新評價一下,將來的政府可以加快民營化進程。」

　　他還提出,日本現在有很多政府預算外機構。這些機構通常是自動地從郵儲獲得資金,運營效率則相當低下。郵儲私有化之後,這樣的政府預算外機構就必須面對金融市場。一旦其商業活動無效益,就面臨極高的融資成本。這種市場治理可以改進政府商務活動的效率。「我理解,這是竹中平藏先生主持郵政民營化過程中最重要的事情。」

　　第四篇

　　「低失業率、銀行信貸為主和交叉持股,我認為這些不是日本式資本主義的基本要素」

　　定義「日本式資本主義」

　　【實錄4】

　　《財經》:經歷了過去15年日本經濟的衰退、改革和復甦,不知你怎麼看「日本式資本主義」?

　　竹中平藏:你提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日本式資本主義」的基本要素是什麼?很多人會說是低失業率、銀行信貸為主和交叉持股。我認為這些不是「日本式資本主義」的基本要素。交叉持股是日本經濟、日本管理歷史中的一個新現象,是上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的,只有30年的歷史。交叉持股很有趣,但不是日本經濟的基本要素。比如說在戰前,日本沒有交叉持股。不過,如果經濟上具有潛在的高增長,那麼低失業率、銀行信貸為主和交叉持股會發揮很重要的作用。

　　如果讓我們來定義「日本式資本主義」的基本要素,那就是我們能夠靈活變化,適應環境,適應經濟形勢。我認為,這是「日本式資本主義」的基本要素。比如終身雇傭制度,這是戰後的一種現象。戰前的經濟環境大不相同,終身雇傭制對日本國民沒有什麼益處。我認為,為了使自己適應環境,日本一直在非常靈活地改變制度。我認為這是「日本式資本主義」的基本要素。我們現在正在變化。

　　《財經》:你所說的「靈活性」與「盎格魯-薩克遜式資本主義」有什麼異同?

　　竹中平藏:什麼是「盎格魯-薩克遜式資本主義」的基本要素,很難定義。例如在我說的那個90年代——日本「失去的十年」,日本國民相對不是很願意變革。這與「日本式資本主義」的基本要素是相悖的。現在,我們在變革,這正是「日本式資本主義」的基本要素。但是,將這樣的「日本式資本主義」說成是「盎格魯-薩克遜式資本主義」並沒有意義,是誤導。

　　《財經》:所以你認為所謂資本主義的各種模式,在本質上是沒有區別的,其實都是同一框架?

　　竹中平藏:就是這個意思。你能定義「中國式資本主義」嗎?在某種程度上,它與「盎格魯-薩克遜式資本主義」很相像;有時它又是「日本式資本主義」的例證。所以,簡單劃分會令人誤解。這是我的觀點。

　　【報道】

　　外部視角與內部視角:

　　日本特色資本主義的基石在瓦解

　　在採訪中可以感到,對於習慣於經濟學思考的政治家竹中平藏來說,所謂「日本式資本主義」,是一個他考慮多時的問題。其回答雖有些讓人意外,卻也在情理之中。

　　《財經》接觸的絕大多數內地與香港兩地經濟學家都很愛談「日本式資本主義」這個概念,特別是現在擔任著高盛高華公司副董事長的許小年。

　　日本戰後引以為榮的模式,「日本式資本主義」,為什麼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突然垮下去了呢?許小年認為,過去日本標榜成功的經驗就是終身雇傭制,可是在過去的15年中,日本在朝著解除終身雇傭制的方向前進。過去,日本式的交叉持股把企業和銀行綁在一起,然後由通產省充當日本株式會社的總舵手。這模式是不是確實出了問題了?所謂「日本式資本主義」,就是用東方的集體主義精神架在西方的市場經濟上,但看來這樣的模式可以採用一個階段,有過成功,但隨著經濟的發展是不是就該拋棄了?日本失去了十年,是不是因為在模式轉換上太慢了?

　　「竹中要乾的事,就是把日本傳統的基石全打碎。」這是許的看法。

　　在外部觀察家看來,竹中平藏屬於受美國模式影響很重的經濟學家,而他在日本所做的事情,使日本更接近於西方式的系統。「竹中不承認外界所說的『日本式資本主義』,其實就是不願意受到『日本特色』束縛,就是堅持要在日本搞徹底的市場經濟。」《財經》首席研究員陸磊這樣理解。

　　在採訪中,日本官產學各界人士很少用「日本式」來詮釋日本經濟。加藤寬非常強調結構改革「就是對日本的傳統進行改革」,但並不認同「日本式資本主義」的概念。

　　明顯不同的只有木內登英。在我們的整個採訪中,木內登英任職的野村證券是「非日本化」色彩最重的公司,其公關經理是美國人,木內登英理所當然地用英文採訪,並為記者準備了一本英文資料,顯示出這是一家以英文為工作語言的公司。可能正因為此,木內登英關於日本式資本主義的看法也更接近於外部觀察者。

　　木內登英承認,日本目前的制度與傳統的「日本式資本主義」已經差別很大,更接近於「盎格魯-薩克遜式」。其重要標誌,在木內看來,就是日本經濟中已經出現較前為多的英美體制看重的直接融資,現在日本的公司也更加註重股東的利益而非銀行的利益。此外,勞動力市場也發生了變化。全職員工在被半工和臨時工所取代,大規模裁員出現了。這種趨勢不會改變。

　　「當前由於經濟復甦,日企開始增加全職員工。我覺得這個趨勢會持續到2006年。」他說,「不過,這並不意味著日本的勞動力市場會回到過去的僵化狀態。彈性會保持。」

　　木內登英特別提出了一個概念,就是「差異性」。

　　他說,竹中平藏制定政策的思路是美國式的,美國式的特點就是強調競爭和承認差異性。日本社會過去是個相當平等的社會。但在蕭條期,人們開始接受差異性,認同不同地區的經濟差別和員工的不同工資。「甚至工人們面對新的勞動力市場也在進行調整。有些人被裁員,有些人因為表現好而獲得高薪。日本人逐漸接受了這樣的變化。」

　　日本過去的地區經濟差距非常小,政府用稅收補貼地方。「所以,我想地區差距可能會擴大,也許會變得像中國沿海地區和中部那樣。」他認為,「日本經濟正在接受『盎格魯-薩克遜式的資本主義』。」

　　儘管如此,在微觀層面,日本文化和傳統的力量仍在發揮作用。《財經》採訪日本一些製造業的大企業時,每常可以感覺到傳統的力量非常強大。加藤寬向《財經》坦承,現在日本的企業正處於迷茫時期,「按美國的方式管理還是按日本的方式管理?」

　　他強調,一個最大的區別是如何對員工進行考績。「美國方式」是按照業績來評價,而「日本方式」是論資排輩。現在確實有很多企業在這個方面猶豫不決。「現在日本的企業已經渡過危難時期,穩定下來了。但只有20%的企業按業績對員工進行考察,其他的還是日本傳統方式。」

　　例如一家企業如果一位工程師有了重要發明,在日本現在會得到獎勵,但數額不會太高,至多相當於美國可能獎勵的20%。這個人可能會與美國相比,感到不滿意,但日本社會認為,一個發明是大家努力的結果,個人的力量不代表全部。「還必須要考慮日本的環境基礎。日本企業也在慢慢變化。」他說。

　　【實錄5】

　　《財經》:你如何看待中日間的經濟關係?

　　竹中平藏: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都很務實,日本人也非常務實。會有一些關於日中政治關係的討論,但我認為經濟關係相當好,雙方的經濟有很高的相互依存性,現在正在從雙方的合作中受益。

　　解決政治問題還需要一段時間。但我們一定能解決這些問題,因為兩個國家之間已經有了好的現實和實際的聯繫。

　　【報道】

　　重視中國:無可選擇

　　2005年12月13日,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行的東亞峰會上,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表示,竹中平藏可能成為自己的繼承人。

　　這一說法多少令人有些吃驚,且目前並不為日本政治觀察家們所認同。觀察家們普遍認為,在小泉2006年9月結束任期后,更有可能的接班人,會是現任官房長官安倍晉三、現任外務大臣麻生太郎、現任財務大臣谷垣禎一及前官房長官福田康夫等。此前,小泉也曾表示他的接班人可能是安倍晉三。

　　觀察家不看好竹中平藏,原因是他從政時間過短。雖然竹中已經成為自民黨成員,並於2004年7月當選為參議員,但在派系林立的自民黨內部,竹中並無根基。

　　《財經》在採訪結束時,問及竹中平藏會否參加2006年秋季首相競選,他明確地說:「肯定不會」(definitely no)。

　　當然,無論未來日本政局及竹中平藏本人的政途如何變遷,我們在有限的時間內採訪這樣一位過去和現在都在主持經濟改革的日本大臣,只能用更多的時間討論日本國內經濟問題,而把中日經濟關係問題放到最後。

　　在12月初同意接受《財經》採訪之時,竹中也曾通過秘書事先說明,他不會就日中關係發言。不過我們確信,僅同意接受中國記者的專訪本身,已經顯示了竹中平藏對中國的看重,而且上述他對《財經》有關提問的回答,是早有準備的。

　　中日關係,主要是中日經濟關係,其實是《財經》作為中國記者在日採訪時一個不應迴避的主題。在日採訪期間,我們就此與多數被採訪者進行了討論。人們的看法並不完全一致,甚至頗有自相矛盾之處,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重視中國。這正與竹中平藏所談相符合。■ 　　日本日經BP社記者田原真司,日本亞洲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渡邊真理子,本刊實習記者趙逸荻,本刊實習研究員柯蘭如,本刊記者王豐、黃山對此文亦有貢獻(來源:《財經》雜誌  原標題 《財經》雜誌：解讀日本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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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記

　　東京都的港區是各國使館和歐美大公司雲集之處,據稱是東京最昂貴的地段之一。2005年12月間的一個周日下午,在港區赤坂一座格外幽靜的辦公樓的七層私人辦公室里,竹中平藏接受了《財經》的專訪。

　　這位現任日本總務兼郵政民營化改革大臣平日時間安排甚緊,採訪只能安排在周末。我們在他那間風格簡潔的辦公室等了約十分鐘。54歲的竹中行色匆匆趕來,一邊說著「抱歉」,一邊迅速坐到長條桌的對側,馬上就切入採訪正題。其做派與舉止,更像學者,一如日本媒體所描述,沒有「政客」氣派。

　　當然,正是學者背景和五年來執掌改革大局的經歷,使竹中平藏格外引人注目;亦使我們確定把對他的專訪,作為此番「解讀日本經濟復甦和改革」的系列採訪中最重要的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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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竹中的採訪,最終被確定在2005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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