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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英帝國古老的自由貿易理論到今天的全球化理論，在人類經濟史上，話語權似乎是一切霸權的基礎。
對於那些將「全球化」當作口頭禪的經濟學家們，就如同宗教社會裡上帝的地位一樣，全球化被奉若神明，是不證自明的真理。比如我們眼前的電腦吧，CPU來自美國、液晶顯示屏核心組件來自日本，又在中國組裝，最後還要裝上美國的軟體，鐵證如山，這不是全球化又是什麼？！
在《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和普利策獎得主托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一書被炒得洛陽紙貴之際，總有一些不和諧的音符打破跨國大生產的全球化主旋律——就如同十九世紀末「物理學上空的兩朵烏雲」一樣（分別指的是經典物理在光以太和麥克斯韋－玻爾茲曼能量均分學說上遇到的難題，這場危機最終導致了二十世紀物理學的偉大革命），今天全球化理論上空也懸浮著兩朵「不祥之雲」。
第一朵烏雲是中國企業買美國企業老是碰壁（聯想收購虧損而沒有多少技術含量的IBM全球PC業務算是幸運了）。最近的例子是「中國公司收購希捷」的傳言。傳言的始作俑者是《紐約時報》。它在8月25日報道說，全球最大的硬碟製造商美國希捷公司CEO威廉·沃特金斯(William Watkins)透露，一家中國企業有意併購希捷。於是美中經濟與安全評估委員會官員馬上指出：「這（指硬碟——筆者注）顯然是電腦系統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中國或其他國家的收購意嚮應當得到全面評估，以便確定我們所承受的風險。」
這不禁使人想起2005年中海油以185億美元現金競購優尼科的往事。本來全球化的市場中，中國人出價高，競購成功是天經地義的事。但美眾院卻以398對15票的壓倒性多數將這筆交易給否了。這多少讓那些天天口誦「全球化」的中國經濟學家困惑——原來，世界市場中的決定性因素不是價格，而是政治意志。記得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石油漲價后，賺得缽滿盆平的沙特阿拉人也像今天的中國人一樣傻乎乎要去買美國企業，美國人明確表示，買美國國庫券行，買美國企業就是不友好的行為。
全球化的第二朵烏雲是中國人去美國越來越難了，前不久還引起了陝西師範大學一位要去美國參加學術會議的教授的抗議。這位先生描述自己被拒簽時的感受時說：「簽證官立即扭身操作電腦。迅速扔出我們的全部材料：『對不起，我無法給你們簽證！』我們握著材料木然轉身。我回身又走到窗前平靜地說道：『我是洛杉磯會議的三位組織者之一，請你看看邀請函的署名。我不能與會，會影響會議。』簽證官大聲叫（我不願使用『咆哮』這個詞）：『我已經做出決定了！』事情前後僅幾分鐘，我們連一句辯解講話的時間也沒有。」
說去美國越來越難是恐怖分子鬧得也罷，反正國際旅行社的朋友們老是抱怨簽證難簽。不僅是美國，西方所有發達國家的反移民傾向這些年都變得越來越嚴重了，看來拉登無論怎麼神通廣大也很難能成為這一普遍現象的替罪羊。
那麼，在報紙雜誌白紙黑字、電視主持人侃侃而談的背後，「全球化」這一概念是由誰推動的，其真實的意義又是什麼呢？
一、「全球化」概念是美國地緣戰略家的傑作
現代全球化理論最早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由美國銀行家大衛·洛克菲勒和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等人創建的三邊委員會（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三邊指美國、加拿大；歐盟國家；日本）所提出來的，目的是促進美國及其盟友的商業和地緣政治利益。後來，經過美國媒體、學者和外交關係理事會的大力推廣，再加上發展中國家一些學者的鸚鵡學舌，這一概念很快成為世界主流媒體的常用語。
在三邊委員會官方網站（www.trilateral.org）的組織簡介（About the Organization）中，我們能讀到下面的文字：
「70 年代初給三邊委員會的創立者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斷增長的互相依賴』已經深化為『全球化』，作為（同其他主要國際組織一道）更廣泛國際體系的主導力量，三邊國家共享思想和領導力的需要不同消減了，而是加強了。與此同時，他們的領導能力必須考慮到國際體系的戲劇性變化。在同其他國家的關係變得更加成熟和分散的時候——三邊國家的領導任務需要同其他國家一道完成。」
那麼三邊委員會是一個什麼機構呢？
三邊委員會成立於1973年，由美國最有權勢的國際銀行家、大通曼哈頓銀行前董事長戴維·洛克菲勒發起創辦的。它在紐約、巴黎、東京設有三個總部。第一任主任就是布熱津斯基。此君出身於波蘭的一個貴族家庭，在加拿大度過了自己的成長歲月，在蒙特利爾麥吉爾大學獲得學士和碩士學位，然後在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在哈佛大學時，他的研究領域是俄國十月革命、列寧和斯大林。1959年，布熱津斯基接受了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教職，隨後與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建立了密切的關係。當1976年吉米·卡特當選為美國總統的時候，布熱津斯基成為他的國家安全顧問。他和卡特首次宣布人權是「美國外交政策的靈魂」。1978年，布熱津斯基前往中國，開啟了美中關係正常化的進程（但其行為極不光彩）。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都認為布熱津斯基是美國主要的地緣政治戰略家之一，其著作甚豐，有《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運籌帷幄：指導美蘇爭奪的地緣戰略構想》、《大失敗：20世紀共產主義的滅亡》、《失去控制：21世紀前夕的全球混亂》等。
表面上三邊委員會是北美、西歐和日本三個地區十四個國家的民間組織，實際上是西方國際金融財團及其控制下的跨國公司的政策協調機構。它對美、歐、日三邊地區各國共同關心的國際經濟體系、金融、貿易、能源、國際關係等問題進行磋商和討論，以協調它們在這些方面的政策，並對各自的政府施加影響。美國在卡特任總統期間，總統、副總統、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國務卿、國防部長、財政部長等要職都由三邊委員會成員所佔據，總共達二十六位之多，實際上三邊委員會在美國對外事務的決策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對西歐、日本等各國政府也有程度不同的影響。里根的政策顧問和在里根政府中任要職的三邊委員會成員也有七名。
三邊委員會成立以來，它的建議對世界格局產生了重大影響。影響所及如1975年開始至今仍在進行的西方七國首腦會議、國際金融制度中的彈性匯率、、西方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對華政策的轉向等等。
2005年11月，三邊委員會亞太區會議曾在北京召開。
二、 「全球化」是單腿獨立的瘸子
全球化的概念是如此含混，以致我們難以為它找到恰當的定義。按照對全球化的一般理解，全球化首先意味著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而事實是，經濟生產中的三個要素：資本、土地和勞動，只有資本是自由流動的，土地和勞動則被固化在民族國家之內。
我們以工業品在世界範圍內的流動為例，其基本流動規律是：那些勞動密集的產品和原料能源基本上是從其他國家流入西方發達國家，而知識密集型產品則是從西方發達國家流入世界其他國家。具體表現為，在工業生產中，為了製造製成品所需要的中間產品，比如說單晶硅，集成電路等等都由發達國家壟斷。
西方發達國家通過對世界其他國家物力和人力資源的攫取維持著自已的高福利和高工資，而世界其他國家只能通過出賣廉價勞動力和廉價能源維持基本的生活。更有甚者，由於西方發達國家資本對當地經濟生態的破壞，使一些國家的人民陷入了絕對貧困之中。
今天在世界不同國家與國家之間，以及民族國家的內部，貧富分化已經發展到了阻礙世界市場健康運行的地步，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不過是這一社會痼疾在經濟上的反映。
本來，勞動力要素的自由流動是解決貧富分化問題的最有效途徑。它會使經濟這一複雜巨系統產生 「損有餘補不足」的調節效果，進而實現全社會的均衡發展。根據商務部政研室處長楊正位博士提供的數字：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墨西哥工人移民到美國700萬，另有300萬在美國打工，其工資增長了8倍，周工資從31美元增加到278美元，同時美國非熟練工人的相對工資水平卻下降了5%。印度尼西亞工人移至馬來西亞后，每天工資也從28美分增加到2美元以上，增長了6倍；1870-1913年期間，國際貿易蓬勃發展，自由移民的數量也在飛速增長，從母國流向國外的移民使得低收入國家居民收入上漲的同時使高收入國家居民收入下降。如當時愛爾蘭的居民收入上漲了32%，義大利28%，挪威10%；而阿根廷當地居民收入下降了22%，澳大利亞15%，加拿大16%，美國8%」。據專家估算，大西洋兩岸的大規模移民，可以解釋70%的實際工資趨同。（楊正位：《發展中國家應對WTO和經濟全球化的總體戰略》 http://www.chinareform.org.cn/ci ... did=12&id=17054）
另據來自世界銀行的統計資料，1870-1913年期間，移民比例高達10%，1870-1910年從歐洲移出6000萬人；而20世紀80年代以來，移民總數僅佔世界總人口的2%。也就是說，隨著通訊和交通工具的飛速發展，人類的流動不是更加自由了，而是更加不自由了——如果我們把生產要素資本、土地和勞動的自由流動看成是支持世界經濟一體化的三個足，那個今天所謂的「全球化」至多不過是單腿獨立的瘸子。
三、「全球化」背後西方文明的劣根性
按照弗里德曼的說法，主要是信息技術平衡了世界經濟的競爭，全球變得更加平坦了。但弗里德曼和西方經濟學卻無法解釋：外包信息技術只能給印度12億人口中的100萬提供就業機會，同時只支付那些僱工以在美國同等工作1/15到1/8的工資。
一百多年前，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在他的《政治經濟與賦稅原理》中曾經指出，假如在世界範圍內能夠自由移民，那麼肯定會有一些國家變為荒漠，因為這些國家所在的地區或許根本不適合人類居住，這裡的人口將全部移民到其它更適合居住的國家。但是由於現實中沒有移民自由，所以在這些國家與其它國家之間有了國際貿易，由此大衛·李嘉圖深入闡述了自己的「比較優勢」國際貿易理論。
這裡，李嘉圖看到了現代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貿易體系形成的最本質力量：勞動力流動的不自由。
當我們考察整個西方文明史的時候就會發現，自古希臘時代以來，西方文明就有對平等公正的強烈訴求，但在現實層面，他們卻通過劃地為牢的辦法阻止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在古希臘和古羅馬，最賢明的哲人都認為沒有公民權的奴隸是天生地義的，他們像騾馬一樣，只有勞動的權利，而沒有公平享受經濟成果的權利，所以西方文明核心組份：階級、公民、選舉權等等都是緊緊圍繞這一體系建立的。
而中華文明不是這樣，她是普世主義的，中國人從來就沒有階級、公民這些概念。在中國傳統經濟思想中，「階級」一詞的原意是指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按社會貢獻的大小分配財富的社會系統層級，而不是個人貴賤、貧富身份的象徵。進一步說，中國傳統的社會系統層級組成是流動的，而西方文明的社會層級組成則體現出固化的趨勢，這一趨勢有時更多的體現在民族（城邦）國家內部，有時則體現為不同國家之間。《詩經·小雅·北山》中「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生動地描述了國人傳統的百姓均平思想——中華民族的形成本身就是五千多年來東亞大陸上不同民族勞動力自由流動、自由通婚的結果。
1899年，梁啟超在《清議報》分兩期刊出了一篇名為《論中國與歐洲國體異同》的文章，其中談到中國與歐洲社會結構的不同時，梁啟超指出了兩點，一是歐洲自羅馬以後仍為列國，中國自兩漢以後永為一統，二是歐洲有分國民階級之風而中國無之。對於後者，他明確指出，中國分國民階級之風歷來不盛，至漢以後，尤絕無之。布衣卿相之局已是司空見慣。魏晉九品中正制雖然有「上品無寒門，下品無貴族」的流弊，但這並不是創立該制度的本意。至於唐以後設科取士，下層平民更是可以「平地青雲」。雖然還有皂隸奴才不許登仕版之禁，但這些人其數甚微，不能目為一獨立階級；西方有階級社會只會使社會一小部分人享受政治經濟文明成果，而無階級社會會使社會更為平等。他認為無階級社會是社會進步的表現，「無階級之國民，一般享受幸福，固為文明進化之一徵驗矣」。（《飲冰室合集》第一冊，文集之四，中華書局，1989年）
從西歐到北美洲，今天，在西方文明的核心區域反移民的浪潮高漲之際，西方城邦文明那種排外的、非融合的「單細胞特性」再次顯露了出來。如果經濟學的最終目標是全人類平等的福祉，那麼人的自由遷移就應成了人類最基本的權利——當中國的製造業工人同美國的製造業工人得到同樣的薪酬，當印度的軟體工程師和美國的軟體工程師享受平等的待遇的時候——全球化才具有了它本應具有的政治經濟學內涵。
勞動力的自由流動意味著人類在政治經濟上真正的平等，那不就是亞當·斯密 「世界公民」的嚮往嗎，不就是孔子「大同世界」理想嗎——我們也注意到，這樣的世界不僅超越了西方經濟學範疇，甚至超越了西方文明架構本身……
對於那些將「全球化」當作口頭禪的經濟學家們，就如同宗教社會裡上帝的地位一樣，全球化被奉若神明，是不證自明的真理。比如我們眼前的電腦吧，CPU來自美國、液晶顯示屏核心組件來自日本，又在中國組裝，最後還要裝上美國的軟體，鐵證如山，這不是全球化又是什麼？！
在《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和普利策獎得主托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一書被炒得洛陽紙貴之際，總有一些不和諧的音符打破跨國大生產的全球化主旋律——就如同十九世紀末「物理學上空的兩朵烏雲」一樣（分別指的是經典物理在光以太和麥克斯韋－玻爾茲曼能量均分學說上遇到的難題，這場危機最終導致了二十世紀物理學的偉大革命），今天全球化理論上空也懸浮著兩朵「不祥之雲」。
第一朵烏雲是中國企業買美國企業老是碰壁（聯想收購虧損而沒有多少技術含量的IBM全球PC業務算是幸運了）。最近的例子是「中國公司收購希捷」的傳言。傳言的始作俑者是《紐約時報》。它在8月25日報道說，全球最大的硬碟製造商美國希捷公司CEO威廉·沃特金斯(William Watkins)透露，一家中國企業有意併購希捷。於是美中經濟與安全評估委員會官員馬上指出：「這（指硬碟——筆者注）顯然是電腦系統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中國或其他國家的收購意嚮應當得到全面評估，以便確定我們所承受的風險。」
這不禁使人想起2005年中海油以185億美元現金競購優尼科的往事。本來全球化的市場中，中國人出價高，競購成功是天經地義的事。但美眾院卻以398對15票的壓倒性多數將這筆交易給否了。這多少讓那些天天口誦「全球化」的中國經濟學家困惑——原來，世界市場中的決定性因素不是價格，而是政治意志。記得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石油漲價后，賺得缽滿盆平的沙特阿拉人也像今天的中國人一樣傻乎乎要去買美國企業，美國人明確表示，買美國國庫券行，買美國企業就是不友好的行為。
全球化的第二朵烏雲是中國人去美國越來越難了，前不久還引起了陝西師範大學一位要去美國參加學術會議的教授的抗議。這位先生描述自己被拒簽時的感受時說：「簽證官立即扭身操作電腦。迅速扔出我們的全部材料：『對不起，我無法給你們簽證！』我們握著材料木然轉身。我回身又走到窗前平靜地說道：『我是洛杉磯會議的三位組織者之一，請你看看邀請函的署名。我不能與會，會影響會議。』簽證官大聲叫（我不願使用『咆哮』這個詞）：『我已經做出決定了！』事情前後僅幾分鐘，我們連一句辯解講話的時間也沒有。」
說去美國越來越難是恐怖分子鬧得也罷，反正國際旅行社的朋友們老是抱怨簽證難簽。不僅是美國，西方所有發達國家的反移民傾向這些年都變得越來越嚴重了，看來拉登無論怎麼神通廣大也很難能成為這一普遍現象的替罪羊。
那麼，在報紙雜誌白紙黑字、電視主持人侃侃而談的背後，「全球化」這一概念是由誰推動的，其真實的意義又是什麼呢？
一、「全球化」概念是美國地緣戰略家的傑作
現代全球化理論最早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由美國銀行家大衛·洛克菲勒和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等人創建的三邊委員會（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三邊指美國、加拿大；歐盟國家；日本）所提出來的，目的是促進美國及其盟友的商業和地緣政治利益。後來，經過美國媒體、學者和外交關係理事會的大力推廣，再加上發展中國家一些學者的鸚鵡學舌，這一概念很快成為世界主流媒體的常用語。
在三邊委員會官方網站（www.trilateral.org）的組織簡介（About the Organization）中，我們能讀到下面的文字：
「70 年代初給三邊委員會的創立者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斷增長的互相依賴』已經深化為『全球化』，作為（同其他主要國際組織一道）更廣泛國際體系的主導力量，三邊國家共享思想和領導力的需要不同消減了，而是加強了。與此同時，他們的領導能力必須考慮到國際體系的戲劇性變化。在同其他國家的關係變得更加成熟和分散的時候——三邊國家的領導任務需要同其他國家一道完成。」
那麼三邊委員會是一個什麼機構呢？
三邊委員會成立於1973年，由美國最有權勢的國際銀行家、大通曼哈頓銀行前董事長戴維·洛克菲勒發起創辦的。它在紐約、巴黎、東京設有三個總部。第一任主任就是布熱津斯基。此君出身於波蘭的一個貴族家庭，在加拿大度過了自己的成長歲月，在蒙特利爾麥吉爾大學獲得學士和碩士學位，然後在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在哈佛大學時，他的研究領域是俄國十月革命、列寧和斯大林。1959年，布熱津斯基接受了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教職，隨後與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建立了密切的關係。當1976年吉米·卡特當選為美國總統的時候，布熱津斯基成為他的國家安全顧問。他和卡特首次宣布人權是「美國外交政策的靈魂」。1978年，布熱津斯基前往中國，開啟了美中關係正常化的進程（但其行為極不光彩）。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都認為布熱津斯基是美國主要的地緣政治戰略家之一，其著作甚豐，有《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運籌帷幄：指導美蘇爭奪的地緣戰略構想》、《大失敗：20世紀共產主義的滅亡》、《失去控制：21世紀前夕的全球混亂》等。
表面上三邊委員會是北美、西歐和日本三個地區十四個國家的民間組織，實際上是西方國際金融財團及其控制下的跨國公司的政策協調機構。它對美、歐、日三邊地區各國共同關心的國際經濟體系、金融、貿易、能源、國際關係等問題進行磋商和討論，以協調它們在這些方面的政策，並對各自的政府施加影響。美國在卡特任總統期間，總統、副總統、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國務卿、國防部長、財政部長等要職都由三邊委員會成員所佔據，總共達二十六位之多，實際上三邊委員會在美國對外事務的決策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對西歐、日本等各國政府也有程度不同的影響。里根的政策顧問和在里根政府中任要職的三邊委員會成員也有七名。
三邊委員會成立以來，它的建議對世界格局產生了重大影響。影響所及如1975年開始至今仍在進行的西方七國首腦會議、國際金融制度中的彈性匯率、、西方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對華政策的轉向等等。
2005年11月，三邊委員會亞太區會議曾在北京召開。
二、 「全球化」是單腿獨立的瘸子
全球化的概念是如此含混，以致我們難以為它找到恰當的定義。按照對全球化的一般理解，全球化首先意味著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而事實是，經濟生產中的三個要素：資本、土地和勞動，只有資本是自由流動的，土地和勞動則被固化在民族國家之內。
我們以工業品在世界範圍內的流動為例，其基本流動規律是：那些勞動密集的產品和原料能源基本上是從其他國家流入西方發達國家，而知識密集型產品則是從西方發達國家流入世界其他國家。具體表現為，在工業生產中，為了製造製成品所需要的中間產品，比如說單晶硅，集成電路等等都由發達國家壟斷。
西方發達國家通過對世界其他國家物力和人力資源的攫取維持著自已的高福利和高工資，而世界其他國家只能通過出賣廉價勞動力和廉價能源維持基本的生活。更有甚者，由於西方發達國家資本對當地經濟生態的破壞，使一些國家的人民陷入了絕對貧困之中。
今天在世界不同國家與國家之間，以及民族國家的內部，貧富分化已經發展到了阻礙世界市場健康運行的地步，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不過是這一社會痼疾在經濟上的反映。
本來，勞動力要素的自由流動是解決貧富分化問題的最有效途徑。它會使經濟這一複雜巨系統產生 「損有餘補不足」的調節效果，進而實現全社會的均衡發展。根據商務部政研室處長楊正位博士提供的數字：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墨西哥工人移民到美國700萬，另有300萬在美國打工，其工資增長了8倍，周工資從31美元增加到278美元，同時美國非熟練工人的相對工資水平卻下降了5%。印度尼西亞工人移至馬來西亞后，每天工資也從28美分增加到2美元以上，增長了6倍；1870-1913年期間，國際貿易蓬勃發展，自由移民的數量也在飛速增長，從母國流向國外的移民使得低收入國家居民收入上漲的同時使高收入國家居民收入下降。如當時愛爾蘭的居民收入上漲了32%，義大利28%，挪威10%；而阿根廷當地居民收入下降了22%，澳大利亞15%，加拿大16%，美國8%」。據專家估算，大西洋兩岸的大規模移民，可以解釋70%的實際工資趨同。（楊正位：《發展中國家應對WTO和經濟全球化的總體戰略》 http://www.chinareform.org.cn/ci ... did=12&id=17054）
另據來自世界銀行的統計資料，1870-1913年期間，移民比例高達10%，1870-1910年從歐洲移出6000萬人；而20世紀80年代以來，移民總數僅佔世界總人口的2%。也就是說，隨著通訊和交通工具的飛速發展，人類的流動不是更加自由了，而是更加不自由了——如果我們把生產要素資本、土地和勞動的自由流動看成是支持世界經濟一體化的三個足，那個今天所謂的「全球化」至多不過是單腿獨立的瘸子。
三、「全球化」背後西方文明的劣根性
按照弗里德曼的說法，主要是信息技術平衡了世界經濟的競爭，全球變得更加平坦了。但弗里德曼和西方經濟學卻無法解釋：外包信息技術只能給印度12億人口中的100萬提供就業機會，同時只支付那些僱工以在美國同等工作1/15到1/8的工資。
一百多年前，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在他的《政治經濟與賦稅原理》中曾經指出，假如在世界範圍內能夠自由移民，那麼肯定會有一些國家變為荒漠，因為這些國家所在的地區或許根本不適合人類居住，這裡的人口將全部移民到其它更適合居住的國家。但是由於現實中沒有移民自由，所以在這些國家與其它國家之間有了國際貿易，由此大衛·李嘉圖深入闡述了自己的「比較優勢」國際貿易理論。
這裡，李嘉圖看到了現代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貿易體系形成的最本質力量：勞動力流動的不自由。
當我們考察整個西方文明史的時候就會發現，自古希臘時代以來，西方文明就有對平等公正的強烈訴求，但在現實層面，他們卻通過劃地為牢的辦法阻止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在古希臘和古羅馬，最賢明的哲人都認為沒有公民權的奴隸是天生地義的，他們像騾馬一樣，只有勞動的權利，而沒有公平享受經濟成果的權利，所以西方文明核心組份：階級、公民、選舉權等等都是緊緊圍繞這一體系建立的。
而中華文明不是這樣，她是普世主義的，中國人從來就沒有階級、公民這些概念。在中國傳統經濟思想中，「階級」一詞的原意是指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按社會貢獻的大小分配財富的社會系統層級，而不是個人貴賤、貧富身份的象徵。進一步說，中國傳統的社會系統層級組成是流動的，而西方文明的社會層級組成則體現出固化的趨勢，這一趨勢有時更多的體現在民族（城邦）國家內部，有時則體現為不同國家之間。《詩經·小雅·北山》中「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生動地描述了國人傳統的百姓均平思想——中華民族的形成本身就是五千多年來東亞大陸上不同民族勞動力自由流動、自由通婚的結果。
1899年，梁啟超在《清議報》分兩期刊出了一篇名為《論中國與歐洲國體異同》的文章，其中談到中國與歐洲社會結構的不同時，梁啟超指出了兩點，一是歐洲自羅馬以後仍為列國，中國自兩漢以後永為一統，二是歐洲有分國民階級之風而中國無之。對於後者，他明確指出，中國分國民階級之風歷來不盛，至漢以後，尤絕無之。布衣卿相之局已是司空見慣。魏晉九品中正制雖然有「上品無寒門，下品無貴族」的流弊，但這並不是創立該制度的本意。至於唐以後設科取士，下層平民更是可以「平地青雲」。雖然還有皂隸奴才不許登仕版之禁，但這些人其數甚微，不能目為一獨立階級；西方有階級社會只會使社會一小部分人享受政治經濟文明成果，而無階級社會會使社會更為平等。他認為無階級社會是社會進步的表現，「無階級之國民，一般享受幸福，固為文明進化之一徵驗矣」。（《飲冰室合集》第一冊，文集之四，中華書局，1989年）
從西歐到北美洲，今天，在西方文明的核心區域反移民的浪潮高漲之際，西方城邦文明那種排外的、非融合的「單細胞特性」再次顯露了出來。如果經濟學的最終目標是全人類平等的福祉，那麼人的自由遷移就應成了人類最基本的權利——當中國的製造業工人同美國的製造業工人得到同樣的薪酬，當印度的軟體工程師和美國的軟體工程師享受平等的待遇的時候——全球化才具有了它本應具有的政治經濟學內涵。
勞動力的自由流動意味著人類在政治經濟上真正的平等，那不就是亞當·斯密 「世界公民」的嚮往嗎，不就是孔子「大同世界」理想嗎——我們也注意到，這樣的世界不僅超越了西方經濟學範疇，甚至超越了西方文明架構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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