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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國大學教育的人，可能都會注意到這樣一種現象：本世紀初，最早承擔傳統教育向現代教育轉變職責的，大多是一批傳統的士子，比如北大校長蔡元培、南開大學創始人嚴修、南洋大學堂校長唐文治、交通大學校長葉恭綽，以及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等等，都是進士或舉人出身。如果僅僅是個別人，也許還是特例，但現代大學教育史向我們顯示，這是一種較為普遍的現象。
不僅如此，這些現代大學制度的設計者，同時又是具有世界眼光的人，比如蔡元培，是留德學生，而蔣夢麟是留美學生。而且，從一開始，他們就居於教育的主導地位，像蔡元培、蔣夢麟都是做過大學校長和教育部長的人。現代大學的萌芽時期，最需有好的設計者，這一點，可以說是中國現代大學的幸運。制度的設計在於理念，在於對國家進步的強烈感情，在於對世界文明的誠意。中國早期大學制度的設計者們，可以說都是具有這樣品格的人。有了這樣品格的人，才奠定了好的大學制度，最終才出現了像北大、清華、復旦等一些向當時國際一流大學看齊的大學。
除此之外，1929年7月，國民政府制定的《大學組織法》還明文規定，除國立大學外，可以設立私立大學，「由私人或私法人設立者，為私立大學」。尤其重要的是私立大學的概念里包含了外國人和教會可以在中國辦大學，這是一種開放的世界眼光。在中國教會大學任教多年的芳威廉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早期由於缺少現代化的高等教育體系，任何新事物都難免是舶來品，新式大學顯然是外國輸入，嚴格區別於中國的傳統教育。」
當時國立東南大學的校長郭秉文曾說過：「從全國範圍來評論，有些教會大學已處於中國最好與最有效率的大學之列。而且，由於他們興辦得較早，所以他們就有更大的影響與更多的優勢。」
對於這些大學，教育部一視同仁。而且對於辦得好的私立大學，中央和省市政府都要撥款補助，或者由教育部轉商各庚款教育基金委員會撥款補助。在待遇上各種形式的大學地位是平等的。《大學組織法》還明文規定：大學校長不得由官員兼任。「大學校長一人綜理校務，國立、省立、市立大學校長簡任，除擔任本校教課外，不得兼任他職」。在中國早期大學制度設計者的理念中，教育獨立的觀念可以說深入人心。
1937年，胡適在廬山談話中也多次強調，官員不能兼任公私立學校校長或董事長。1945年，蔣夢麟做了行政院秘書長后，他的北大朋友就勸他必須辭掉北大校長一職，他們認為，大學校長決不能由官員兼任。此外，當時十分強調私立大學與國立大學的平等地位，事實上做沒做到還在其次，重要的是辦大學的人應有這樣的理念。中國是一個具有非常優良教育傳統的國家，從古代的私人講學到現代的私立大學，都可以舉出無數的實例。從私立大學到民間教育家，本來就有一脈相承的傳統，只是後來中斷了，不是中國人沒有能力辦好私立大學。南開大學、廈門大學、復旦大學、光華大學等等，在當年都是堪與國立大學比肩的私立大學，其校長張伯苓、林文慶、馬相伯、張壽鏞，個個稱得上一代教育宗師。
胡適在《談談大學》的演講中曾說過：「記得二十餘年前，中日戰事沒有發生時，從北平到廣東，從上海到成都，差不多有一百多所的公私立大學，當時每一個大學的師生都在埋頭研究，假如沒有日本的侵略，敢說我國在今日世界的學術境域中，一定占著一席重要的地位，可惜過去的一點傳統現在全毀了。」
對今天的人來說，那個年代已成歷史。我們只能回望，從前輩學人留下的點滴文字中，感受那個年代的大學，以及那個年代的教授。
自由流動的教授
過去的教授是可以自由流動的。所謂自由流動，是指大學校長有聘任教授的自主性，而教授也有自己選擇大學的自由。自由流動其實就是遷徙自由和擇業自由的具體化。由於過去的教授社會地位較高，經濟上相對也有保障，這使自由流動成為教授生活的一種常態，就是說，過去的教授一般不會在一個自己不喜歡的大學里混下去，特別是年輕教授，他們的流動性是很大的。
流動本身是一種雙向選擇的機制，教授在選大學，大學也在選教授，教授最終固定下來的大學，通常就是他們比較滿意的大學。這種自由流動的機制，對於展示一個人的才華有積極意義，同時也對教授保持學術活力有促進作用。
1932年，楊樹達在清華執教，當時的中文系主任是劉文典，因為有人說了楊樹達的閑話，他就決定離開清華。楊在回憶錄中記下了這件事：「十一日。書與系主任劉叔雅（文典），告以下年不願受清華之聘。廿二日。文學院院長馮芝生（友蘭）來，言見余與叔雅書，有辭職之說，務請打消此意云云。余答言：'聞學校有人與余為難，故有彼信，免使學校為難。余學問佳否，姑可不論，即憑余之努力，學校不應因諸先生無知之言而對余不滿。』芝生唯唯而去。二十三日。在清華，劉叔雅來信：學校局面已定，不許余辭職，休假不成問題。此次當教授皆續聘三年，希望假滿后仍回學校任教云云。」
像這樣的情況在過去的大學里是常見的，是真教授就不愁沒有去處。當年魯迅在中山大學，后因傅斯年又聘了顧頡剛來中大，而魯迅和顧頡剛有積怨，不願待在一個學校，所以很快就離開了。由於有自由流動的機制，大學里教授之間的矛盾一般能夠減至較低程度。
說痛快話的教授
張東蓀是中國著名的哲學家，早年在上海光華大學做教授。當時學校有一個慣例，每次校務會議開會時，主席都要恭讀總理遺囑。張東蓀對此很反感，有一次忍不住說：「下次再讀遺囑，我就不來了。」遂奪門而去。
西南聯大時，國民黨當局要求負有一定行政職務的教授都入黨，當時任法商學院院長的陳序經聽罷脫口說道：「扯淡，我就不入。」
過去的大學里，教授對於黨派活動一般是比較反感的，這種態度源自西方的大學理念，還不僅是對某一具體黨派好壞的評價，而是從根本上反對在大學里進行黨派活動，無論是什麼樣的黨派活動，教授們都不贊成。王瑤在《念朱自清先生》一文中說：「他平日並不過問政治，1942年昆明學生發生倒孔運動后，國民黨大批拉攏大學教授入黨，在1943年5月9日的日記中，曾記載聞一多先生和他商量一同加入國民黨，因了他的拒絕，才沒有加入。」
張奚若是中國知名的政治學教授，抗戰期間，曾做過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他在參政會上多次對國民黨的腐敗和獨裁提出尖銳的批評。有一次擔任會議主席的蔣介石聽得不高興，打斷了張奚若的話。張盛怒之下拂袖離開會場，返回昆明。下次參政會開會時，張奚若收到邀請信和路費后，立即給參政會秘書處回電：「無政可參，路費退回。」
1946年初，在舊政協開會前夕，張奚若應西南聯大學生會的邀請，做過一次演講，開講之前，他就說：「假如我有機會看到蔣先生，我一定對他說，請他下野。這是客氣話。說得不客氣點，便是請他滾蛋。」
講課自由的教授
講課自由是學術自由在大學的一種表現形式。所謂講課自由，是指大學教授在講台上有自由傳播自己學術觀點的權利，也有自由表達自己政治見解的權利。舊大學里對前一點體現得較好，而對后一點限制頗多。
舊大學從體制上說有一長處，就是在課程設計上留給教授很大的空間，簡單說就是那時沒有統編教材，在課程設置好大體範圍之後，教授可以根據自己的愛好和學術專長選擇教材。在舊大學里，教授的講義通常就是自己的學術研究成果，多年積累之後，多數都要出版。舊大學教授的學術成果許多就是由講義而來的，有些學生記下的課堂筆記，多年以後出版，人們也會當作學術成果看，這是舊大學里的一種傳統。由於沒有統編教材，教授就必須學有專長，如果隨便找一本專著來做自己的講義，那樣的日子是不會長久的，不但同行會看不起，學生也不買賬。
沒有統編教材，也就沒有統一考試，所以舊大學里教授的權力是很大的。比如說，當年陳寅恪在清華國學院，有一次招生出的考試題就是對對子，他出了上聯「孫行者」，請考生對出下聯。據說當年對出下聯「胡適之」的只有一人，即後來成為古漢語專家的周祖謨先生。
史學家李埏回憶，當年陳寅恪在西南聯大講授隋唐史，開講前開宗明義：「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也不講。現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
這雖然是大師的風格，常人難以企及，但這也從另一面說明，自由授課在當時的大學里是很受推崇的。
教授保護學生
在舊大學里，教授和學生平時也許並不那麼親密，但在遇到大事的時候，學生對教授的態度則是充分信任，而教授對學生也可以說是愛生如子。對於學生的政治興趣和政治選擇，教授一般是有一個態度的，有時教授也會勸勸學生，希望學生能夠聽他們的話。教授有苦口婆心的時候，也有和學生起衝突的時候，但教授和學生彼此之間的信任，一到關鍵時刻，便會體現出來。
馮友蘭回憶錄中，就表達了他很珍惜當年和學生之間的這種情誼。有一次，清華接到當局的一份學生名單，要學校把這些學生交出來。梅貽琦校長立刻召集校務會議，商討應對辦法，決定由教務處通知這些學生，叫他們小心謹慎，儘可能隱蔽起來。當局派部隊圍住了清華，要逮捕這些學生。剛吃罷晚飯，梅貽琦打電話叫馮友蘭去他家開會。馮剛要出門，有兩個學生要進來，他就說：「好吧，請進來吧。」
到了梅家以後，才知道大部分學生聚在體育館內，軍警正準備攻打體育館。梅貽琦說：「看情況隨時都可能發生大事，校務會議的人都不要走，等著隨時應付。」
然後梅貽琦就往城裡打電話，請求援助。後來找到當時的市長秦德純，他過去是宋哲元的幕僚，秦找了宋哲元后，軍警才撤離了清華。
等馮友蘭回到家裡，那兩個學生也走了。馮後來回憶說：「任載坤（馮夫人）對我說，那兩個學生坐在客廳里，在沙發上睡著了，發出很大的鼾聲。她聽見門外常有人來來往往，怕出危險就把他們叫起來藏在後院廚房裡。我也不知道那兩個學生是誰。」
當年的一個學生後來回憶說：「我們從梅校長家出來，已將天黑，大家就按校長的話，設法躲避。我自己是躲在葉公超教授家裡，像姚依林當時躲在馮友蘭教授家裡……從這一件事看來，梅校長當時作為國民黨政府特任的國立大學校長，能冒著一定風險，如此保護學生，應該說是十分難得的。」
校長保護教授
大學校長以愛護學生和教授為天職，這也是現代大學的理念之一。對舊大學的校長來說，他們決策什麼事情，往往先會在思想情感方面和教授學生進行溝通，全然不把大學校長當做一個官員來做。所以每當教授和學生出事的時候，他們的第一反應不是去責怪教授和學生，而是先去解脫他們，使他們免於任何迫害。
那時的大學校長似乎有一種自覺，凡是教授和學生遇到什麼事情時，他們總是把教授和學生放在第一位，這是過去做大學校長的基本行事原則。
當年許德珩、侯外廬、馬哲民都是進步教授，「七七」事變前，他們被捕后，成為當時北平轟動一時的大事。當時北大校長是蔣夢麟，文學院院長是胡適，誰都知道他們在許多問題上與這些進步教授的看法根本不同，可以說不是一路人。但在他們出事以後，蔣夢麟和胡適卻多方奔走，設法營救，直至最後，國民黨政府迫於壓力，釋放了三位教授。
史學家張芝聯回憶，他當年在上海光華教書時，有一段時間還兼任校長朱經農的英文秘書。1948年3月，有一封南京教育部給朱經農校長的密件，恰好落到張芝聯的手中，原文是這樣的：「上海光華大學朱經農校長密鑒：據有關機關報稱，該校秘書張芝聯，秘密領導左傾學生醞釀成立自治會，並借授課時間分析時局，攻擊本黨且煽動學生退出本黨等情，希查明具報為要。」
張芝聯看完后大吃一驚，立即去找朱校長。朱經農看完密件后安慰張芝聯說：「不要緊，我去南京向部里說明，不必擔心。」
教授幫學生翻譯論文
費孝通晚年常常念及他當年在西南聯大和幾個學生一起做研究的情形，就是後來人們常說的研究群體：魁閣。
那時費孝通是這個集體中的領導，他的幾個學生如史國衡、張子毅、胡慶均等人，在費先生的領導下，都非常努力，做出了許多學術成果，如史國衡的《ChinaEnters her Machine Age》，以及張子毅的《Earthbound China》（與費孝通合著）。這些學術成果在當時很有影響。
1943年，費孝通到美國后，親自將自己學生的研究成果譯成英文在美國出版，當時費先生也只不過30出頭，做這樣的事當然是需要一點胸懷和境界的。
王淦昌先生回憶他當年在清華的學生生活時，也說到過這樣一件事：「1930年我考進德國柏林大學做研究生，在一次偶然的機會看到了我上面說的那篇論文被翻譯成英文發表在清華大學論文集第一期上，這是完全出乎我意料的事，使我非常驚訝，十分感激。吳教授對他學生做的事就像他自己做的事那樣認真，竟親自翻譯並送去發表。它又是一股無形的動力，激勵著我在柏林大學認真做研究。」
王淦昌提到的教授，便是當時清華物理系的吳有訓先生。
[ 本帖最後由 廣南子 於 2007-8-29 16:18 編輯 ]
不僅如此，這些現代大學制度的設計者，同時又是具有世界眼光的人，比如蔡元培，是留德學生，而蔣夢麟是留美學生。而且，從一開始，他們就居於教育的主導地位，像蔡元培、蔣夢麟都是做過大學校長和教育部長的人。現代大學的萌芽時期，最需有好的設計者，這一點，可以說是中國現代大學的幸運。制度的設計在於理念，在於對國家進步的強烈感情，在於對世界文明的誠意。中國早期大學制度的設計者們，可以說都是具有這樣品格的人。有了這樣品格的人，才奠定了好的大學制度，最終才出現了像北大、清華、復旦等一些向當時國際一流大學看齊的大學。
除此之外，1929年7月，國民政府制定的《大學組織法》還明文規定，除國立大學外，可以設立私立大學，「由私人或私法人設立者，為私立大學」。尤其重要的是私立大學的概念里包含了外國人和教會可以在中國辦大學，這是一種開放的世界眼光。在中國教會大學任教多年的芳威廉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早期由於缺少現代化的高等教育體系，任何新事物都難免是舶來品，新式大學顯然是外國輸入，嚴格區別於中國的傳統教育。」
當時國立東南大學的校長郭秉文曾說過：「從全國範圍來評論，有些教會大學已處於中國最好與最有效率的大學之列。而且，由於他們興辦得較早，所以他們就有更大的影響與更多的優勢。」
對於這些大學，教育部一視同仁。而且對於辦得好的私立大學，中央和省市政府都要撥款補助，或者由教育部轉商各庚款教育基金委員會撥款補助。在待遇上各種形式的大學地位是平等的。《大學組織法》還明文規定：大學校長不得由官員兼任。「大學校長一人綜理校務，國立、省立、市立大學校長簡任，除擔任本校教課外，不得兼任他職」。在中國早期大學制度設計者的理念中，教育獨立的觀念可以說深入人心。
1937年，胡適在廬山談話中也多次強調，官員不能兼任公私立學校校長或董事長。1945年，蔣夢麟做了行政院秘書長后，他的北大朋友就勸他必須辭掉北大校長一職，他們認為，大學校長決不能由官員兼任。此外，當時十分強調私立大學與國立大學的平等地位，事實上做沒做到還在其次，重要的是辦大學的人應有這樣的理念。中國是一個具有非常優良教育傳統的國家，從古代的私人講學到現代的私立大學，都可以舉出無數的實例。從私立大學到民間教育家，本來就有一脈相承的傳統，只是後來中斷了，不是中國人沒有能力辦好私立大學。南開大學、廈門大學、復旦大學、光華大學等等，在當年都是堪與國立大學比肩的私立大學，其校長張伯苓、林文慶、馬相伯、張壽鏞，個個稱得上一代教育宗師。
胡適在《談談大學》的演講中曾說過：「記得二十餘年前，中日戰事沒有發生時，從北平到廣東，從上海到成都，差不多有一百多所的公私立大學，當時每一個大學的師生都在埋頭研究，假如沒有日本的侵略，敢說我國在今日世界的學術境域中，一定占著一席重要的地位，可惜過去的一點傳統現在全毀了。」
對今天的人來說，那個年代已成歷史。我們只能回望，從前輩學人留下的點滴文字中，感受那個年代的大學，以及那個年代的教授。
自由流動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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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本身是一種雙向選擇的機制，教授在選大學，大學也在選教授，教授最終固定下來的大學，通常就是他們比較滿意的大學。這種自由流動的機制，對於展示一個人的才華有積極意義，同時也對教授保持學術活力有促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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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痛快話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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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聯大時，國民黨當局要求負有一定行政職務的教授都入黨，當時任法商學院院長的陳序經聽罷脫口說道：「扯淡，我就不入。」
過去的大學里，教授對於黨派活動一般是比較反感的，這種態度源自西方的大學理念，還不僅是對某一具體黨派好壞的評價，而是從根本上反對在大學里進行黨派活動，無論是什麼樣的黨派活動，教授們都不贊成。王瑤在《念朱自清先生》一文中說：「他平日並不過問政治，1942年昆明學生發生倒孔運動后，國民黨大批拉攏大學教授入黨，在1943年5月9日的日記中，曾記載聞一多先生和他商量一同加入國民黨，因了他的拒絕，才沒有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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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課自由是學術自由在大學的一種表現形式。所謂講課自由，是指大學教授在講台上有自由傳播自己學術觀點的權利，也有自由表達自己政治見解的權利。舊大學里對前一點體現得較好，而對后一點限制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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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統編教材，也就沒有統一考試，所以舊大學里教授的權力是很大的。比如說，當年陳寅恪在清華國學院，有一次招生出的考試題就是對對子，他出了上聯「孫行者」，請考生對出下聯。據說當年對出下聯「胡適之」的只有一人，即後來成為古漢語專家的周祖謨先生。
史學家李埏回憶，當年陳寅恪在西南聯大講授隋唐史，開講前開宗明義：「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也不講。現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
這雖然是大師的風格，常人難以企及，但這也從另一面說明，自由授課在當時的大學里是很受推崇的。
教授保護學生
在舊大學里，教授和學生平時也許並不那麼親密，但在遇到大事的時候，學生對教授的態度則是充分信任，而教授對學生也可以說是愛生如子。對於學生的政治興趣和政治選擇，教授一般是有一個態度的，有時教授也會勸勸學生，希望學生能夠聽他們的話。教授有苦口婆心的時候，也有和學生起衝突的時候，但教授和學生彼此之間的信任，一到關鍵時刻，便會體現出來。
馮友蘭回憶錄中，就表達了他很珍惜當年和學生之間的這種情誼。有一次，清華接到當局的一份學生名單，要學校把這些學生交出來。梅貽琦校長立刻召集校務會議，商討應對辦法，決定由教務處通知這些學生，叫他們小心謹慎，儘可能隱蔽起來。當局派部隊圍住了清華，要逮捕這些學生。剛吃罷晚飯，梅貽琦打電話叫馮友蘭去他家開會。馮剛要出門，有兩個學生要進來，他就說：「好吧，請進來吧。」
到了梅家以後，才知道大部分學生聚在體育館內，軍警正準備攻打體育館。梅貽琦說：「看情況隨時都可能發生大事，校務會議的人都不要走，等著隨時應付。」
然後梅貽琦就往城裡打電話，請求援助。後來找到當時的市長秦德純，他過去是宋哲元的幕僚，秦找了宋哲元后，軍警才撤離了清華。
等馮友蘭回到家裡，那兩個學生也走了。馮後來回憶說：「任載坤（馮夫人）對我說，那兩個學生坐在客廳里，在沙發上睡著了，發出很大的鼾聲。她聽見門外常有人來來往往，怕出危險就把他們叫起來藏在後院廚房裡。我也不知道那兩個學生是誰。」
當年的一個學生後來回憶說：「我們從梅校長家出來，已將天黑，大家就按校長的話，設法躲避。我自己是躲在葉公超教授家裡，像姚依林當時躲在馮友蘭教授家裡……從這一件事看來，梅校長當時作為國民黨政府特任的國立大學校長，能冒著一定風險，如此保護學生，應該說是十分難得的。」
校長保護教授
大學校長以愛護學生和教授為天職，這也是現代大學的理念之一。對舊大學的校長來說，他們決策什麼事情，往往先會在思想情感方面和教授學生進行溝通，全然不把大學校長當做一個官員來做。所以每當教授和學生出事的時候，他們的第一反應不是去責怪教授和學生，而是先去解脫他們，使他們免於任何迫害。
那時的大學校長似乎有一種自覺，凡是教授和學生遇到什麼事情時，他們總是把教授和學生放在第一位，這是過去做大學校長的基本行事原則。
當年許德珩、侯外廬、馬哲民都是進步教授，「七七」事變前，他們被捕后，成為當時北平轟動一時的大事。當時北大校長是蔣夢麟，文學院院長是胡適，誰都知道他們在許多問題上與這些進步教授的看法根本不同，可以說不是一路人。但在他們出事以後，蔣夢麟和胡適卻多方奔走，設法營救，直至最後，國民黨政府迫於壓力，釋放了三位教授。
史學家張芝聯回憶，他當年在上海光華教書時，有一段時間還兼任校長朱經農的英文秘書。1948年3月，有一封南京教育部給朱經農校長的密件，恰好落到張芝聯的手中，原文是這樣的：「上海光華大學朱經農校長密鑒：據有關機關報稱，該校秘書張芝聯，秘密領導左傾學生醞釀成立自治會，並借授課時間分析時局，攻擊本黨且煽動學生退出本黨等情，希查明具報為要。」
張芝聯看完后大吃一驚，立即去找朱校長。朱經農看完密件后安慰張芝聯說：「不要緊，我去南京向部里說明，不必擔心。」
教授幫學生翻譯論文
費孝通晚年常常念及他當年在西南聯大和幾個學生一起做研究的情形，就是後來人們常說的研究群體：魁閣。
那時費孝通是這個集體中的領導，他的幾個學生如史國衡、張子毅、胡慶均等人，在費先生的領導下，都非常努力，做出了許多學術成果，如史國衡的《ChinaEnters her Machine Age》，以及張子毅的《Earthbound China》（與費孝通合著）。這些學術成果在當時很有影響。
1943年，費孝通到美國后，親自將自己學生的研究成果譯成英文在美國出版，當時費先生也只不過30出頭，做這樣的事當然是需要一點胸懷和境界的。
王淦昌先生回憶他當年在清華的學生生活時，也說到過這樣一件事：「1930年我考進德國柏林大學做研究生，在一次偶然的機會看到了我上面說的那篇論文被翻譯成英文發表在清華大學論文集第一期上，這是完全出乎我意料的事，使我非常驚訝，十分感激。吳教授對他學生做的事就像他自己做的事那樣認真，竟親自翻譯並送去發表。它又是一股無形的動力，激勵著我在柏林大學認真做研究。」
王淦昌提到的教授，便是當時清華物理系的吳有訓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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