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臺獨產生及發展的一些主客觀因素
一﹑現代臺獨的緣起
在日本佔據台灣五十年之後,二十世紀中葉的1945年是人類現代史中有決定意義的一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在這一年取得了徹底勝利。1945年5月2日蘇聯攻克柏林,軸心國頭號成員德國於5月8日向盟國無條件投降。在東方,精疲力竭走投無路的日本法西斯狂徒,被美國威力強大的兩顆原子彈炸掉了他們最後的奢望。罪惡深重的倭酋裕仁衡量再三,知道絕打不過以美國為首的盟軍,只有向盟國屈膝投降一路可走了。為留下倭種,又可逃脫其個人罪債,於是宣佈接受盟國的「波茨坦宣言」,向盟國無條件投降。日本通過瑞士政府提出保留天皇國家體制,盟國沒作文字上公開應允,但在具體處理上,實現了日本這一要求,從這一角度說日本投降是附有條件的,即日本投降,倭酋裕仁得要保存,裕仁還因此得以善終。但據「波茨坦公約」,日本必須把台灣還給中國,這樣因甲午戰敗割給日本已五十年的台灣又回到了中國疆土之內。
其實從二戰期間的1942年中途島海戰日本艦隊被擊敗,東方反法西斯戰爭日本必敗的態勢已定。只是將以何種方式徹底擊敗日本,還要與日本周旋多久,在未到結局前,仍是個變數。其中一種可能是要在中國大陸消滅龐大的日軍,然後經朝鮮打到日本去。1943-1944年在中國西南及緬甸與日軍激戰的中國遠征軍即以「打到東京去」激勵將士。但戰爭形勢的發展美國採用了在太平洋以「跳島戰術」對付日寇,從而縮短擊敗強敵的時間減少了傷亡。作為跳島的一環,美太平洋艦隊司令尼米茲主張攻打台灣。而美國西太平洋戰區司令麥克阿瑟元帥則堅持先收復菲律賓,然後才擇島而攻。羅斯福總統支持了麥帥的方案,因此台灣在太平洋戰爭中,除受過空襲之外,台灣島上並未發生陸上戰鬥。由於這樣當日本宣佈投降,駐紮在台灣的日軍有部份少壯派軍官不服,並認為日皇的「終戰詔書」是假的,日本仍有實力再戰。以牧澤義夫,宮中牾郎為首的一班中級軍官串通一氣,勾結日治富豪林本源家族的林熊祥、許丙(林本源的管家,日本貴族院議員)發運「台灣自治獨立運動」,企圖佔據台灣。如成功就把台灣作為「大日本帝國」的復興基地,如果失敗則「玉碎成仁,寧死不降」。
但這個計劃得不到日本台灣末代總督安籐利告的支持。安籐認為此計劃前提是要得到絕大多數台灣民眾的支持,而對「台灣同胞並無絕對加以信賴的勇氣和自信」。很快又證實日皇詔書是屬實的,出於對日皇的服從,在大多數駐台日軍將領支持下,安籐等在台日本殖民當局也很快向盟國投降,少數軍人企圖「玉碎」的行動沒有成功。
但是牧澤義夫等少數右翼激進分子和少壯派軍人仍不死心,他們聯合台灣漢奸創立秘密組織。從此種下現代台獨孽種,開啟了延續至今的台獨狂瀾。可見今天的台獨啟端於日本在台勢力的餘孽,從一開始其細胞中就含有倭寇的基因。
二﹑統治主體的不斷變更
台灣住民雖然絕大部份都是不同時期來自大陸的漢民,但幾百年來,從1624-1662荷蘭人;1662-1683年鄭氏家族;1683-1895年滿清; 1895-1945年日本人到1945年交還民國至今,統治主體不斷更迭,滄海桑田,物換星移。使台灣人雖然在文化上頑強地認同中原。但在國家認同上,不少住民有偏安一偶,最好自成一國的追求和願望,因為許多漢人到台灣本來就是出於躲避大陸政治或經濟的重壓。不少精英更希望或養成以我為中心,自我膨脹的「福佬沙文主義」。一位叫吳新榮的台灣醫生,1941年8月10日在其日記中這樣描述他心目中的台灣:
一個人坐在書房中,無所事事望南壁的地圖,終於理清思緒,完成「台灣中心說」的思考;
台灣為東南亞最中心地,故可稱地理上的聖地。
台灣之東為世界最大洋即太平洋,西為世界最大大陸即亞細亞洲。
北迴歸線橫斷中部,北為溫帶,南為亞熱帶。
越東海,北控日本列島,越南海,南控南洋群島。
日本列島之北,朝鮮半島為大陸之左手;南洋群島之西,中南半島為大陸之右手。
朝鮮之北,接臨滿州、蒙古;越南之西,接臨泰國、緬甸。
滿州之北,為世界未開地之地西伯利亞;緬甸之西,為世界寶庫印度。
若說山東半島與海南島是中國大陸的兩耳,則台灣正是鼻子。
於此聖地,南北有新舊兩都兩地;又東半為山地,西半為平野。
他日新高港完成,則為東亞最大港;台中可以成東亞最大都市。
面對只有現時中國大陸總面積0.375%的地方,就可以有如此「豐富」的想像,其心態可見一斑,其可笑也令人掩嘴。事實上作為一個球體的地球,其球面上可以找到很多這樣自以為是的點。但這種「精英分子」的心態無疑是台獨理念被樂於接受的溫床。
三﹑日本殖民政策的影響
作為台灣絕大多數住民在血緣上、文化上、地理上最親近的故土中國,在過去百年經歷著一個千年未遇之悲慘景況:甲午戰敗,「馬關條約」對清朝軍事、經濟、政治的沉重打擊;義和團運動發展到與多國為敵,屈辱的「辛丑條約」進一步削弱了大清帝國,置黎民於水深火熱;辛亥革命未能徹底挽救中國,反而帶來接踵而至的動亂,軍閥混戰,國體反覆,日本提出亡華之二十一條;蔣介石北伐成功卻隨之中原大戰,國共分裂,中共在井崗山落草自成一國。九一八東北為倭寇所奪,「七· 七」盧溝橋事變日本更對全中國進逼,人民流離失所,國家支離破碎;二戰爆發后,倭寇的狂妄引至美國參戰,在美國大力協助下才擊敗了日寇;又隨之進入昏天黑地的國共大戰,生靈塗碳,百業凋零;更令人哀嘆的是毛澤東奪得大陸之後,他老人家對極需休養生息的國家和人民肆意折騰了二十多年,韓戰的消耗直到文革浩劫,國家已到民窮財盡、接近崩潰的邊緣。
相比之下,台灣自1895年割給日本,日本出於自身的民族利益。一方面奴化台人、掠奪資源及人力,一方面也讓台灣長期相對安定。在台灣實行了各種現代化建設,廢止橫徵暴斂的重稅。改善教育,開啟民智,進行大量基本建設。築鐵路起水壩、建電廠、開發糖業,使台灣奠定了邁向現代化的基礎。台灣的漢民反而能得到生活的安定和改善。被認為台灣頭號漢奸的辜顯榮,當年就讚嘆道:「若以公平眼光觀察帝國佔領台灣以後而至三十年間的治績,我台灣島民應為地球各國人民中最幸福之人民之一……中華民國以迄今日,動亂相繼,號稱共和政治,實則各省均有督軍,在其管轄下,各自為政,一味熱衷互爭權勢、橫徵暴斂……與此相比,我台灣一次也未發生過戰亂,島內和氣洋洋,一片昇平景象……如此幸福之人民,世界上什麼地方可以尋得﹖」當然這是一個被日本人喂肥了的「皇民化」高級台人之所言。
一九三五年日本為弦耀其治台成績,舉行「始政四十週年紀念博覽會」。福建省主席陳儀被邀前去參觀,大為驚訝,為吸收「台灣經驗」陳特請設計嘉南大川的日本工程師八田與一考察福建水利,擬定「福建省開發計劃」。1950年從大陸到台灣的「中國農村復興委員會」有個報告,對台灣當日社會經濟狀況也大加讚許:「日本人治台灣不用重稅政策暴斂人民財富,以避免人民怨恨,其經濟來源則多取自數種重要日用品之專賣,例如酒、菸、鹽、樟腦。此類專賣品之收入一部份用在教育、修路及建設現代化城市之用,對於人民知識之開發、運輸、交通之改進,公共企業之補助均有關係,使農工業均有進步。」
從上可見,一邊是國家長期戰亂,政局反覆多變,人民備受蹂躪,始終不得安生。一邊是人民被隔離於痛苦深淵之外,社會相對平和,可以致力於復興建設。當然這裡筆者並不否定反日情緒及事件的存在,但總的來說這種兩岸歷史的斷裂,所形成的反差,在台灣住民的內心必然引起文化可以相聯,政治最好割裂的傾向。
1949年國民政府中央遷台之後,在政治上與大陸勢不兩立,在經濟上取得比日治時期輝煌得多的成就。這種情況更加大台灣民眾堅決與共產主義隔絕的心態,而不是拉近了雙方的距離。即使中華民族情結濃厚的國民黨人員也多不願被大陸中共統一。
四﹑臺灣有大量的「日治餘孽」
1945 年10月25日,隨著台北接受日寇投降儀式的結束,國民政府正式接管了台灣。有數以拾萬計的日籍軍人、日僑被遺返,但有三十萬台籍日本官兵變成了中國人,留在台灣各地。而這些人許多曾在中國及東南亞參戰,他們燒殺搶掠中國人可能比真正日本人不會差,他們思想基本倭化,中國人情感淡薄。也有數千計的日籍技術人員、警務人員、民政人員留在台灣,幫助管理。日本對台統治五十年,台灣社會當然生活著大量日治時期的既得利益者,深受皇民化教育影響的社會各界,甚至日本浪人等等。他們日本情結深,生活、語言、舉止完全倭化,形成大量「日治餘孽」。
剛從大陸到台灣接收管治任務的國民政府官員,他們的管治方式許多也不為當地台民熟悉和接受。國民政府那時又忙於在大陸應付中共奪權,肯定影響盡心處理臺灣問題。造成積累許多矛盾,這些矛盾與日治餘孽的不滿交織在一起使台灣社會極為複雜,大大加劇了離心力的滋生。
五﹑中共一些作為對臺獨的影響
過去中共在現代台獨發展過程中起過推波助瀾的作用,但我們絕不懷疑今天中共對統一台灣的殷切期望及堅定決心。其實,凡中國領導人誰也不敢擔負失去台灣的歷史責任,過去國民黨如此,現在中共也一樣。中共與外國領導人凡會談或接見例必講及台灣屬於中國、強調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真是每談必講,每見必談,次次強調,趕上當年中共宣傳「毛澤東思想」了。假如今天沒有中共作反台獨的中流砥柱,恐怕國民黨如何獨力支撐也沒辦法,台獨早已成功。但是人們不要忘記,中共過去在助長臺獨方面確有難辭其咎之處,何以見得﹖我們不妨回顧一下歷史
一)內戰引起國際對「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原意的挑戰
二戰期間,羅斯福在世時,對蔣介石統領的中國軍隊長期抗戰,拖住大量日軍十分讚許。對此後中國軍隊在擊敗日本方面也期望較高。1943年末在埃及開羅中美英三國首腦會晤中籤署發表了著名的「開羅宣言」。衡量中國在反法西斯中的貢獻和作用,宣言中有戰後臺灣交還中國之承諾。43-44年間中國戰區「西勝東敗」,在雲南及緬甸主動出擊的遠征戰役中仗打贏了,但在國內卻讓日本人取得了長衡會戰的勝利,打通了中國東北及沿海鐵路線直通印度支那的通道。使日本人企圖依仗從印支到滿洲漫長戰線與美軍長期周旋之初步設想得以實現。但由於美國人付出沉重代價在太平洋擊敗日寇,最後以廣島、長琦兩顆原子彈解決了問題,結束二戰。所以美國人眼中,中國所以五十年之後失而復得台灣,他們付出了很大代價。不過戰後還是按「開羅宣言」及「波茨坦公告」原意把台灣交還給了中國。
而在二戰結束后韓戰發生前,國共發生內戰,美國曾加以調停。但後來國民黨節節敗退,大陸丟失。除國民黨重軍事、輕政經,腐敗嚴重等自身問題外。中共不擇手段歪曲、醜化國民政府,影響很多美國人深信國民黨蔣介石不民主﹑不得人心也有關。當年中共比今天民進黨更會拉攏民心,又受蘇聯背後支持。美國朝野預計中共奪取大陸后必定攻取台灣,也一定能成功。在這樣的大政治氣候下,國際和美國朝野對台灣地位的處理提出了許多「建議」和「主張」。其中有早期著名臺獨分子廖文毅;不甘心台灣歸還中國的日本官員和政客;日本治台五十年留下的餘孽;各種心態的台獨分子也趁機紛紛出籠,鼓吹否定「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主張台灣地位未定,要求美國或聯合國託管。
廖文毅加緊活動不用說,曾參與1943年到1944年哥倫比亞大學訓練,準備需要時前去管理台灣的美國人佐治· 克爾(Geroge Keer;由於當時還未決定是否會攻打台灣,後來決定不打就撤消了這個計劃)就是「台灣地位未定論」的堅定支持者。1946年他被任命為駐台北副領事,他說:「開羅宣言不是一經慎重草擬的官式文書,而只不過是一種承諾,是一個搖擺在狐疑的中國人面前的戰利品而已。」在他看來他的國家總統的「承諾」是可以不算數的。克爾還說開羅宣言等「伏下一危險的陷阱,對美國利益的損害,有一些將永無彌補的可能。」
1946年夏,克爾請十名日本人做閩南語翻譯,有傾向性地對台灣人進行民意測驗(以早期搞台獨的廖文毅提議的群體為主),得出結論是「台灣人不願受中國管而願意受美國管」。
1947年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有美國駐台官員表示「台灣如願脫離中國的統治,美國可以幫忙」。
日本國會議員尾崎行雄公開主張「台灣以公民投票決定主權歸屬」,日本政府的外相盧田均更公然向聯合國要求日本對台灣的移民權利。
1949 年2月美國駐華參贊莫成德代表美國政府飛去台灣,企圖說服台灣省主席陳誠和在台訓練新兵的陸軍副總司令孫立人將軍在台灣另立政權(與當時美國曾在大陸找第三勢力類同)讓蔣介石以「政治流亡者」身份在台灣「避難」,但為陳誠及孫立人拒絕。而麥克阿瑟多次表白「在對日和約簽訂前,台灣仍屬盟國總部」。並於 1949年6月正式向國民政府駐東京代表團建議,將台灣交盟軍總部和聯合國代管。甚至在蔣介石的勢力基本撤到台灣后的1949年10月美國國務院還有人向杜魯門總統建議,對蔣介石施壓讓他的軍隊移到海南島。出現這些與「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原來承諾背道而馳的現象,顯然與國共內戰而國民政府失敗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