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造業成本上升之下,中國重工業仍有成本優勢,正進入一個黃金時代;但不應任由輕工業轉移出境,而要向內陸轉移。
製造業成本上升
由於通貨膨脹和本幣升值,中國製造業成本正在上升。目前,人民幣對美元名義匯率大約以每年7%的速度升值,包括4%的名義匯率升值和3%的通貨膨脹。
這一趨勢可能導致:第一,出口價格上升(貿易條件改善);第二,勞動生產率更高(進一步降低成本的潛力);第三,經濟增長減速。前兩者在中國出現的可能性比較大。第三種情況通常是不受歡迎的,但在經濟出現過熱時也不是一件壞事。
最近幾年裡,中國面臨的貿易條件頗為不利。原材料進口佔中國總進口額的近三分之一,而CRB指數(美國商品研究局指數)幾乎比2002年底翻了一番。出口價格方面,美國的進口統計數據顯示,中國出口商品價格僅有輕微上漲,然而相對於過去幾年價格節節下跌的情況,這已有里程碑式的意義。這種初顯的出口價格上漲趨勢,可能會在未來幾個月中加強。
最近關於「中國製造」產品安全問題的爭議,也和中國製造商面對成本壓力採取的對策有關。中國的出口企業通常是一盤散沙,各自為戰,而國外進口商則相對集中。很多出口商都只有一兩個大客戶,要麼是大的零售商,要麼是大品牌的擁有者。出口商顯然為佔據市場而不遺餘力,所以任何來自客戶的漲價要求都會使他們心驚,想方設法壓價。這樣,有的製造商就不得不採用更低廉的原材料、將產品縮水或省去工藝環節,以求降低成本。
我相信,西方進口商對這種情況其實心知肚明。很多分析師都注意到,最近兩年中大型零售商提供的商品在材質和品質上都有下降趨勢。因為這些大零售商都在試圖削減成本,惟恐漲價毀了他們的形象。因此,他們對供應商的偷工減料也就睜隻眼閉隻眼了。
隨著成本壓力不斷增加,這種以犧牲產品安全和質量來壓低價格的做法終於招致大規模的產品召回。這一後果對於零售商和品牌企業來說都是嚴重的。他們在未來幾年中可能官司纏身,付出巨大代價。高昂的訴訟成本會警醒他們,壓榨中國製造商利潤的行為具有很大風險。
幾年前,我曾訪問過一家為美國某知名大型零售商供貨的台灣電纜企業。該美國零售商每年年底都會對五家供應商進行末位淘汰,所以每家企業都拚命削價以求自保。報價最高的供應商遲早會被炒掉,而美國零售商屆時會找到一家新供應商,讓他們今後繼續彼此傾軋下去。不過,當中國和世界都面臨通貨膨脹壓力時,這種策略便產生了產品質量惡化的後果。那些大零售商將面臨的官司開支,可能比此前壓榨到的利潤還多。
最近幾次產品質量事件令一些大型採購商有所醒悟,開始調整他們的採購方式,包括減少供應商數量,加強質量監管。不過,減少供應商數量將顯著縮小採購商的議價餘地,在某種程度上相當於放棄了壓榨策略,買方不得不支付足夠高的價格以保證產品質量。
目前的產品質量危機也引發出一個好結果,即中國製造商的定價變得更加可持續。這會提高中國出口產品的價格或改善貿易條件,從而有利於中國通過出口價格提升化解人民幣實際匯率升值的成本。
重工業黃金時代
布魯金斯學會最近的一篇文章認為,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TFP)在1993年到2004年間,以每年平均4%的速度增長,而1987年至1983年間則為3.6%。TFP是衡量經濟增長的標尺,意為在不增加勞動力或資本投入的情況下,一個經濟體生產力的增長。
中國所面臨的機遇,在於TFP增長在過去兩年中再度加速,大約達到6%,而且升勢還有望持續。這有利於中國消化人民幣實際匯率升值的衝擊。如果TFP每年再多增長2%(即達到8%),就可部分抵消實際匯率每年7%的升值。
生產率加速的主要原因首先是重工業的起飛,其次是國內需求的規模效應。
一方面,勞動力向具有更高附加值的產業轉移,就會帶來TFP的上升。直觀地說,當更多的人由制衣業轉而生產制衣機器,他們就會創造更多的價值。當日本在20世紀70年代、韓國在80年代分別發生重工業起飛時,都經歷過一段生產率高增長。
關於中國的重工業,舉例來說,它正逐步發展最大的遠洋船舶製造基地。從鐵礦石、鋼板到整船,中國創造的價值大約佔最終產品價值的四分之三。而且比國內附加值高份額更重要的是,重工業工人的工資往往能達到輕工業的兩倍。
中國重工業之所以迅速發展的原因之一,是在德國、日本、韓國這樣的國家中,重工業工人的工資已達到中國的7倍到20倍。相比之下,中國輕工業出口產品的附加值通常只能占最終產品價值的二分之一,同時它還面臨著印尼、越南這樣工資水平更低國家的競爭。所以,中國的平均TFP得以增長,主要源於那些高附加值重工業的擴張。
中國重工業正進入一個黃金時代。從各類機械製造業到汽車零件,其世界市場份額還不足以使重工業產品的價格接近中國的成本水平,所以中國企業仍有很大的增長潛力和利潤空間。
不過,總有一天,這些產業都轉移到中國這樣的國家時,成本差異所產生的利潤就會終結。屆時,重工業將會進入一個增長緩慢、利潤萎縮的時代。這大約是十年以後的事情。
另一方面,國內很多領域在需求上的擴張,已可保證相應行業實現最優化的規模經濟。例如,城市購買力足以支撐一個規模龐大的房地產市場。
中國目前的城市化已經進入起飛階段,城市化水平約為43%。通過農村與城市間的人口流動,這一水平可以在25年中達到75%。屆時,農村人口的年齡結構較之城市人口將明顯老化,且數量相對於城市進一步自然萎縮,城市化進程接近完成。城市人口規模會由今天的5.6億翻一番。假定城市人口平均住房需求為20平方米,這就意味著新增住宅市場需求為112億平方米。而現有城市人口對住房條件升級的要求,可能又會產生50億平方米的需求。依此算來,20年到25年中,每年會產生6.5億到8.2億平方米的住宅需求。
住房市場增長的規模並不驚人,目前房地產的開發規模已經基本可以滿足上述持續性的需求。價值紅利的故事並非來自房地產業,而源自城市擴張給其他經濟活動帶來的規模效應。隨著城市的發展,只要基礎設施特別是軌道交通網路也相應發展,經濟就會變得更有效率。更多的城市人口有助於實現更深入的勞動分工。由於規模效應,世界上的特大型城市人均收入大多比該國平均水平高50%-100%。隨著中國出現越來越多的特大型城市,人們會從這一規模效應中獲利更多。
這種城市擴張帶來的高效率,可以在很多意想不到的地方表現出來。比如,送貨上門服務在小城市可能難以為繼,但在大城市就成為賺錢的行業。
城市化是提高國內需求效率最關鍵的因素。收入增長和規模經濟帶來的消費升級是另一個重要因素。白領階層的壯大,支持了高附加值的國內產品和服務業的崛起。例如,職業裝是一個巨大且快速增長的市場,其附加值比一般服裝、鞋帽要高得多。很多此類產品都具備在全國範圍內優化的條件。
輕工業應向內陸轉移
生產率提高對中國應對人民幣升值影響十分有利。但它對就業和收入分配問題卻無能為力。日本和韓國重工業起飛時,勞動力市場接近充分就業。因此,向資本密集型行業的轉型對他們有益無害。但是,中國還遠未達到充分就業狀態,向資本密集型行業的轉型,會削弱處於社會底層的非技術勞動力的議價能力。而實際匯率的上升,也提高了人民幣對外國產品的購買力,這對高收入群體有利。因此,這樣的轉換目前可能導致中國的不平等加劇。
所以,中國應當盡最大努力保護其勞動密集型的輕工業。一個好的出路是,把這些行業轉移到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這樣的內陸省份。內陸省份的土地和勞動力成本依然低廉,其生產成本可以和印尼和越南相抗衡。如果在國內有出路的話,很多廣東企業還是不願意遷到東南亞的。
但由於基礎設施和運輸條件的限制,遷往內陸省份的選擇暫不現實。輕工業的利潤空間有限,且對交貨期高度敏感,如果貨物在堵塞的高速公路上耽擱,就可能損失掉所有利潤,這將是難以承受的。
中國應該建設一條經江西、湖南、湖北直達深圳鹽田港的貨運專線鐵路,並在沿途的主要工業園區設置車站,完成遠洋航運和鐵路運輸的無縫對接。沿海企業可以搬遷到內陸的工業園,一如坐落在港口附近一樣運轉。我與很多準備搬遷到越南的廣東出口企業討論過,他們都表示,如果建設這樣一條鐵路的想法真的能夠實現,他們寧願遷往內陸。
出口行業向內陸轉移會給當地帶來更多就業,這有利於縮小地區收入差距。目前的情況是,內陸省份向沿海省份輸送勞動力,並依靠打工者寄回的工資發展當地經濟。而如果通過就業機會的內移,當地經濟會比在當前這種勞動力輸出模式下更多地受益。其土地資源和基礎設施會被更好地利用,此外,工人的消費支出還可以拉動當地的內需。
建設這樣的鐵路是十分經濟的。2007年,中國的出口總額將超過1.2萬億美元,其中長江和珠江三角洲佔了四分之三。如果2000億美元的出口額轉移到內陸,而承擔雙向運輸的鐵路收取1%的運費,那麼每年20億美元的運費就足以證明,花300億美元修一條這樣的鐵路是合算的。當然,其實際成本可能不過為這一預算的三分之一。因此,這類工程有相當大的商業生存空間。
中國不應急於將輕工業轉移出境。例如,傢具製造業對中國來說就是一個理想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它進口木材、出口傢具,其在國內產生的附加值主要來自勞動力,這符合中國的比較優勢。不過,由於傢具出口的主要市場是美國,它就成為美國大量貿易赤字的貢獻者,因而被美國某些機構視為對中國傢具製造業實施懲罰的理由。
把傢具製造業遷往越南,只會把美國對中國的部分貿易逆差轉到越南,而除了讓美國消費者支付更多錢買傢具外,這樣做並不能改變什麼。而且也不能肯定,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會因美國逆差縮減而得以緩解。一個基本的事實是,巨額的中美貿易逆差會長期存在,而針對單一行業的貿易政策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
為了應對人民幣實際匯率的升值,中國出口行業應該對其產品價值鏈進行升級。重工業起飛是一個偉大的進步。不過,中國不應該為此放棄輕工業。中國經濟規模之大,足以兼顧二者的發展。大量投資於像連接內陸省份與海港的貨運鐵路專線這樣的項目,將是明智的選擇。謝國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