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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邊是「封神」，一邊是放任
談到中國人近六十年來的精神文明狀況，不免有每況愈下之感，原因發人深思。這一話題事關中華民族的真正崛起，大有研究分析之必要。
李煒光先生在《我們的學生缺什麼》一文中有如下記述： 「不久前中央電視台舉辦了一期《對話》節目，邀請中美兩國高中學生參加，節目中中美學生的表現呈現強烈的對比，讀後令人深思。在價值取向的考察中，主持人分別給出了智慧、權力、真理、金錢和美的選項，美國學生一致選擇了真理和智慧。他們是這樣解釋的：如果我擁有智慧，我掌握了真理，我就會擁有財富和其他東西。而中國高中生除了有一個選擇了「美」外，沒有一個選擇真理和智慧，有的選擇了財富，有的選擇了權力。
接下來的環節是制定對非洲貧困兒童的援助計劃。首先由中國學生闡述。我們的孩子從中國悠久的歷史入手，歌頌了絲綢之路、茶馬古道、鄭和下西洋，然後彈古箏，彈鋼琴，吹簫，三個女生合唱，一個人深情地朗誦，然後是大合唱。最後對非洲的援助計劃則輕描淡寫地一筆帶過。只說組織去非洲旅遊，組織募捐，還去非洲建希望小學。一位留美的華裔作家現場發問：你們募捐，要我掏錢出來，首先你的整個援助計劃得打動我，我還要知道我的錢都花在什麼地方，我捐出去的每分錢是不是都真正發揮作用了。我們的學生對於這樣的問題面面相覷，誰也回答不出來。美國高中生的方案，則是從非洲國家的實際情況出發，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食物、教育、飲用水、艾滋病、避孕措施等，看起來都是一些很細小但又讓人覺得肯定是很實際的、必須要解決的問題，每一項工作，做什麼，準備怎麼做，做每件事的預算精確到幾元幾角幾分，都有細緻周到的計算安排。分工明確，又融成一個整體，讓人感到整個計劃拿過來就可以實施。
差異是如此巨大，又是如此令人憂慮。在涉及價值觀這樣的核心問題上，中國學生選擇直奔自認的主體——權力和財富，以致完全忽視了人生中更重要的東西。官文化在下一代中國人的頭腦里已形成根深蒂固的觀念，似乎已經無法改變。在做事上更是差勁。與美國學生的成熟幹練穩重不同，中國學生的表現與社會實際生活完全脫鉤，眼界狹窄，缺乏整體意識，除了才藝展現，就是書本上的知識，好像有用的東西一點沒學會。」
李先生所說的正是現在正在老去的一代中國人深沉的憂思。一句大家熟知的套話說，孩子們是祖國的未來，怎樣培養和教育下一代，使他們成為健康的合格的新型國家公民，關係國家民族的命運前途。這話雖然陳舊並且了無新意，卻偏偏道出了中華民族前途命運的一大危機，令人震動警醒。人們要問，我們的青少年和兒童在精神世界和生存發展能力上出現的這些問題又何由發生？毫無疑問，這一問題的發生有複雜的社會背景，但是，意識形態主管部門作為社會精神領域的指導者難辭其咎。而改革開放以來，意識形態主管部門的思想和履行其職能的方式未能與時俱進，一邊是「封神」，一邊是放任，令年輕人無所適從，難以確立精神支柱。
若干年來，我們習慣的宣傳方式是「樹立典型」，用以教育並引導人民包括青少年兒童在思想道德方面的進步。這種方式的特點大致有：
第一，官方主導。在某一特定的時期選擇宣傳什麼樣的典型，要達到何種宣傳目的，採用何種宣傳手段，都由官方決定並實施。
第二，這種典型所反映的價值觀主要為共產主義思想道德，或「毫不利已、專門利人」型，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型，缺乏與中華民族「勤儉」、「孝悌」、「誠信」、「友愛」等傳統美德的內在的有機聯繫，因而缺乏感召力。如果現實生活中擬作為典型的人與這一標準不完全相符，則「去粗取精」，去低取高，塑低成高，必高大完美而後已，這種人為拔高的方式通常又會產生反作用。
第三，這類典型大抵死人多、患絕症的多、健康的活人少。可能是以為從宣傳角度看悲劇更容易感動得人流淚，而宣傳死人則更為保險，人死了不會再「犯錯誤」，不致因成為典型后出現新問題損害形象影響宣傳效果。
這可以說是一種現代的「封神」法。既僵化呆板，又脫離實際。而所封之「神」大抵都是黨員幹部，恰與官場貪腐泛濫成災的現實成為對照。突出此種方法教育和引導社會大眾和青少年、兒童既不對路，又缺少說服力，效果如何，相信沒有人會給出較高的評價。
除了「封神」和對某些敏感言論的「封禁」之外，官方在宣傳教育方面似乎明顯沒有其他可用的導路，因而又出現另一極端即「放任」。在追逐金錢利益的狂熱趨動下，鋪天蓋地的宣傳產品倒以誤導青少年和大眾的佔了主流，而意識形態主管部門卻是放棄了過去一以貫之的堅定立場，採取了視而不見或乾脆放任的態度。以最近幾年熱播的許多電視劇（包括不斷創造新的票房記錄的所謂大片）而論，即令是以嚴肅著稱的中央台也常常播出令人始料不及的玩藝兒，到處瀰漫「戲說」、「搞笑」和「荒誕不經」，銀幕上的紅男綠女，凡屬青少年的，大多染上流行病，不是瘋顛，就是獃痴，肉麻翻為有趣，淺薄翻為時尚，這種傳染病又在各種電視選秀等商業炒作行為中獲得更大的流行，成為影響整個青少年群體的主要精神食糧。毋須多作分析，這些所謂「精神食糧」之中當然找不到共產主義理想道德和「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的蛛絲馬跡，同樣也找不到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因素，更無現代國家公民所要求的必備品質，甚至沒有思想，有的只是引導人們逃避現實，不負責任，渾渾噩噩，唯有一個沉迷於幻想世界之中的「自我」，或瘋瘋傻傻遊戲人生，或機緣巧合一夜暴富。可以說，這類東西都應當歸入精神鴉片類。這些鴉片類的精神產品在整個精神產品市場上佔有相當大的比例，它給青少年、兒童造成的惡劣影響不可低估。如同有些外國人看多了中國武打片一樣，誤認為「中國人會飛」，處在成長期間的青少年和兒童缺乏鑒別能力，吸收的這些「鴉片」一多，難免昏昏沉沉，以為人生本當如此。若是將來他們以這種態度對待學習和生活，將是什麼災難性的後果？劉國光先生最近提出設問，誰在佔領中國的輿論陣地？他主要考慮的還是意識形態姓社或姓資的問題，並且對設問的問題似乎也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所指的輿論陣地其實只是少數學者和刊物圈內，屬於中國輿論陣地之小小一隅。依我分析，就輿論陣地的大局而言，當然還是意識形態主管部門在控制著中國的輿論陣地，但從目前的現狀和實質上看，不如說是「金錢」在控制著中國的輿論陣地。
參加中美對抗賽的中方學生都是在這樣的精神產品哺育下和氛圍中長大的，他們的表現正是這種哺育和氛圍所產生的必然結果。
很難揣測在宣傳方面如此放任的原因所在。但有一點可以看得比較清楚，這就是由於精神產品產出方面的若干禁忌，使得迴避現實成為一種不失為明智的選擇，源於當代生活並有著深刻的時代內涵震撼人心的作品難以問世，而追逐商業利潤和票房價值的考慮又使作品製作者將追求生活的真實和高尚審美情趣的要求擱置一邊。這些年來相聲和小品的由盛而衰，只靠遠離實際生活的「逗你玩」、「忽悠」苟延殘喘，便是眾目共睹的典型例證。可見，宣傳主管部門在作為與不作為之間造成了目前的現狀：精神鴉片泛濫成災，真正紮根於現實生活、具有教育意義能感動人心的作品極其稀少。在電視劇方面，這幾年我們進口了不少韓片，反映韓國人的家庭、愛情生活，儘管我並不喜歡看這類題材，但客觀地說，這些影視劇無不在著力表現韓國人內在的精神風貌，孝悌，友愛，忠誠，追求上進等等，即使僅從服裝打扮、環境布置來看，也儘力給人以清新可喜的感受。反觀我們一些電視劇，人物之鄙陋，品行之低下，行為之輕佻，環境之污濁，都形成鮮明對照。但奇怪的是，從時下的趨勢看，似乎這正是製作者所追求的東西。
給人的感覺是，我們的宣傳迄今為止還沒有找到自己的方向。共產主義道德的一套不適合作為全社會公眾的精神食品，民族的傳統美德經過批判打擊之後又已凋零得不成模樣，造成幾代人的精神營養嚴重缺失。不要說現在的少年兒童，即令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出生的青年人，若是告訴他們「黎明即起，灑掃庭除」，「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業維艱」，「居身務期儉樸，教子要有義方」，「慎獨」，「修身」之類，他們聽來已象是外星人語言。何況到他們的子女一代，自然猶有過之。
這確象是悲觀論調。中國人在近六十年的期間內精神領域始終處於頹勢，六十年中又以近三十年為甚。鄧小平先生曾說過，改革十年最大的失誤是教育，這大概是在1988年前後講的。不幸的是，這一判斷對整個三十年完全適用。而我們在宣傳教育方面的對策至今仍在走著兩個極端，「封神」和「封禁」之外，乾脆放任。這種情況應當引起深刻的反思。
反思之一：人民群眾在精神家園方面的進步，主要應當是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改造自己。因為這種進步只能是一種立足於傳統而又高於傳統的繼承和發展、弘揚和升華，源於生活經驗和生活環境，如雨露陽光潛移默化，不能由外界強行輸入或一廂情願地撥苗助長，更不能背離現實生活的基礎。因此官方主導不如民間主導。官方所要做的是，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在行動上真正體現高尚的、與時俱進的法治品格和新型道德形象，如新加坡政府以其清廉以及對社會和人民的高效率服務，引領了全國人民的清新和健康風尚。
反思之二：必須明確區分黨員教育與國民教育、黨內教育與社會教育，二者不可混同。黨員教育與黨內教育是黨的自身建設的事，目標可以是「培養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而國民教育則應當以培養現代法治國家的合格國民為目標，黨員必須是合格國民，而合格國民未必要成為「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所以社會宣傳應當更加貼近生活，貼近老百姓的思想。對普通國民而言，脫卻人性的神讓人頂禮膜拜而不可學習模仿，因而「封神」的方法就失去了宣傳教化的意義。
反思之三：在我們的精神生活中需要樹立更為豐富多樣的、植根於民族傳統而又具有現代氣息、現代民主與法治理念並具於開拓創新精神的榜樣。這些榜樣充滿個人魅力和不同尋常的豐富內涵，同時又是平常的凡人。人類的精神家園本是無限豐富生動的領域，揭示這種真實、豐富和生動，不是從教條出發通過人為的拔高和概念化去塑造高大全，而是通過表現真實深入挖掘，於細微處見精神，展現鮮活的生命及其感人內涵。過去的「封神」方式決定了所推出的典型品類單調形象單薄，有的明顯透出「假大空」，神聖的光環使之於人民大眾相距甚遠，幾乎遙不可及。要改變這種狀況，需要精神產品的生產者和各類媒體真正貼近群眾貼近基層貼近老百姓的日常生產生活，發現和展示這些普通人生活中的閃光點。工人，農民，知識份子，企業家等等，都是著眼的對象；每一個村、鎮、市縣，都應當有群眾津津樂道的普通人的傳奇。這需要社會各界、新聞媒體來共同推動。
其實，「封神」方式帶來的不僅是效果不佳，還有其他弊端，突出的就是助長「言行不一」，造成虛假和虛偽的流行，敗壞社會風氣。許多地方的官方「封神」造就的先進模範人物及其演講，成為一種鬧劇：台上由播音員表演聲情並茂甚或涕淚滂沱，台下竊竊私議，只因離實情太遠。這樣的「封神」，不封也罷。
核心問題是要杜絕「假大空」和「假惡丑」，提倡「真善美」。而「真善美」三者之中，應以「真實」為第一位，這是在精神領域追求真理的前提。唯有撤除各種禁錮，才能解放思想，引導青少年直面歷史，直面人生，從中吸取營養，學習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前不久，溫家寶總理探訪了幾位老一輩科學家，其中有九十六歲高齡的季羨林先生。季先生送溫總理一句話：「假話一句不講，真話不全講」。這是季先生的諍諫，集九十六年之經驗智慧，深知「求真」為所有人的立身之本，社會正氣賴之樹立，誠為人生格言。假話一句都不能講，講了有損人格，真話不全講因為有例外，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受法律保護，當然無可奉告。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的撥亂反正，黨風和社會風氣的根本好轉，全體國民包括青少年的精神境界的提升，都要從一個「真」字入手。
隨著「封神」方式從現代宣傳陣地的退出，宣傳部門也要有自己的變革。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除真理標準的討論由鄧小平同志強勢推動以外，宣傳部門在若干年中與時俱進並由「人治」轉向法治的動作屈指難數，難免有僵化、保守、古板之嫌，或者走向另一個極端，在若干宣傳領域放棄規範引導的應有責任。而宣傳教化工作責任至為重大，不進則退，則淪為社會發展的阻礙。宣傳部門要適應形勢，必須從天上走到地下來，走到老百姓之中來，真正沉下去聽取反映百姓的聲音，解放思想，撤除各種禁忌的藩蘺，求「真」杜「假」，加強引導，放手而不放任，才能創造出中國人精神家園百花齊放的嶄新局面。
談到中國人近六十年來的精神文明狀況，不免有每況愈下之感，原因發人深思。這一話題事關中華民族的真正崛起，大有研究分析之必要。
李煒光先生在《我們的學生缺什麼》一文中有如下記述： 「不久前中央電視台舉辦了一期《對話》節目，邀請中美兩國高中學生參加，節目中中美學生的表現呈現強烈的對比，讀後令人深思。在價值取向的考察中，主持人分別給出了智慧、權力、真理、金錢和美的選項，美國學生一致選擇了真理和智慧。他們是這樣解釋的：如果我擁有智慧，我掌握了真理，我就會擁有財富和其他東西。而中國高中生除了有一個選擇了「美」外，沒有一個選擇真理和智慧，有的選擇了財富，有的選擇了權力。
接下來的環節是制定對非洲貧困兒童的援助計劃。首先由中國學生闡述。我們的孩子從中國悠久的歷史入手，歌頌了絲綢之路、茶馬古道、鄭和下西洋，然後彈古箏，彈鋼琴，吹簫，三個女生合唱，一個人深情地朗誦，然後是大合唱。最後對非洲的援助計劃則輕描淡寫地一筆帶過。只說組織去非洲旅遊，組織募捐，還去非洲建希望小學。一位留美的華裔作家現場發問：你們募捐，要我掏錢出來，首先你的整個援助計劃得打動我，我還要知道我的錢都花在什麼地方，我捐出去的每分錢是不是都真正發揮作用了。我們的學生對於這樣的問題面面相覷，誰也回答不出來。美國高中生的方案，則是從非洲國家的實際情況出發，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食物、教育、飲用水、艾滋病、避孕措施等，看起來都是一些很細小但又讓人覺得肯定是很實際的、必須要解決的問題，每一項工作，做什麼，準備怎麼做，做每件事的預算精確到幾元幾角幾分，都有細緻周到的計算安排。分工明確，又融成一個整體，讓人感到整個計劃拿過來就可以實施。
差異是如此巨大，又是如此令人憂慮。在涉及價值觀這樣的核心問題上，中國學生選擇直奔自認的主體——權力和財富，以致完全忽視了人生中更重要的東西。官文化在下一代中國人的頭腦里已形成根深蒂固的觀念，似乎已經無法改變。在做事上更是差勁。與美國學生的成熟幹練穩重不同，中國學生的表現與社會實際生活完全脫鉤，眼界狹窄，缺乏整體意識，除了才藝展現，就是書本上的知識，好像有用的東西一點沒學會。」
李先生所說的正是現在正在老去的一代中國人深沉的憂思。一句大家熟知的套話說，孩子們是祖國的未來，怎樣培養和教育下一代，使他們成為健康的合格的新型國家公民，關係國家民族的命運前途。這話雖然陳舊並且了無新意，卻偏偏道出了中華民族前途命運的一大危機，令人震動警醒。人們要問，我們的青少年和兒童在精神世界和生存發展能力上出現的這些問題又何由發生？毫無疑問，這一問題的發生有複雜的社會背景，但是，意識形態主管部門作為社會精神領域的指導者難辭其咎。而改革開放以來，意識形態主管部門的思想和履行其職能的方式未能與時俱進，一邊是「封神」，一邊是放任，令年輕人無所適從，難以確立精神支柱。
若干年來，我們習慣的宣傳方式是「樹立典型」，用以教育並引導人民包括青少年兒童在思想道德方面的進步。這種方式的特點大致有：
第一，官方主導。在某一特定的時期選擇宣傳什麼樣的典型，要達到何種宣傳目的，採用何種宣傳手段，都由官方決定並實施。
第二，這種典型所反映的價值觀主要為共產主義思想道德，或「毫不利已、專門利人」型，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型，缺乏與中華民族「勤儉」、「孝悌」、「誠信」、「友愛」等傳統美德的內在的有機聯繫，因而缺乏感召力。如果現實生活中擬作為典型的人與這一標準不完全相符，則「去粗取精」，去低取高，塑低成高，必高大完美而後已，這種人為拔高的方式通常又會產生反作用。
第三，這類典型大抵死人多、患絕症的多、健康的活人少。可能是以為從宣傳角度看悲劇更容易感動得人流淚，而宣傳死人則更為保險，人死了不會再「犯錯誤」，不致因成為典型后出現新問題損害形象影響宣傳效果。
這可以說是一種現代的「封神」法。既僵化呆板，又脫離實際。而所封之「神」大抵都是黨員幹部，恰與官場貪腐泛濫成災的現實成為對照。突出此種方法教育和引導社會大眾和青少年、兒童既不對路，又缺少說服力，效果如何，相信沒有人會給出較高的評價。
除了「封神」和對某些敏感言論的「封禁」之外，官方在宣傳教育方面似乎明顯沒有其他可用的導路，因而又出現另一極端即「放任」。在追逐金錢利益的狂熱趨動下，鋪天蓋地的宣傳產品倒以誤導青少年和大眾的佔了主流，而意識形態主管部門卻是放棄了過去一以貫之的堅定立場，採取了視而不見或乾脆放任的態度。以最近幾年熱播的許多電視劇（包括不斷創造新的票房記錄的所謂大片）而論，即令是以嚴肅著稱的中央台也常常播出令人始料不及的玩藝兒，到處瀰漫「戲說」、「搞笑」和「荒誕不經」，銀幕上的紅男綠女，凡屬青少年的，大多染上流行病，不是瘋顛，就是獃痴，肉麻翻為有趣，淺薄翻為時尚，這種傳染病又在各種電視選秀等商業炒作行為中獲得更大的流行，成為影響整個青少年群體的主要精神食糧。毋須多作分析，這些所謂「精神食糧」之中當然找不到共產主義理想道德和「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的蛛絲馬跡，同樣也找不到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因素，更無現代國家公民所要求的必備品質，甚至沒有思想，有的只是引導人們逃避現實，不負責任，渾渾噩噩，唯有一個沉迷於幻想世界之中的「自我」，或瘋瘋傻傻遊戲人生，或機緣巧合一夜暴富。可以說，這類東西都應當歸入精神鴉片類。這些鴉片類的精神產品在整個精神產品市場上佔有相當大的比例，它給青少年、兒童造成的惡劣影響不可低估。如同有些外國人看多了中國武打片一樣，誤認為「中國人會飛」，處在成長期間的青少年和兒童缺乏鑒別能力，吸收的這些「鴉片」一多，難免昏昏沉沉，以為人生本當如此。若是將來他們以這種態度對待學習和生活，將是什麼災難性的後果？劉國光先生最近提出設問，誰在佔領中國的輿論陣地？他主要考慮的還是意識形態姓社或姓資的問題，並且對設問的問題似乎也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所指的輿論陣地其實只是少數學者和刊物圈內，屬於中國輿論陣地之小小一隅。依我分析，就輿論陣地的大局而言，當然還是意識形態主管部門在控制著中國的輿論陣地，但從目前的現狀和實質上看，不如說是「金錢」在控制著中國的輿論陣地。
參加中美對抗賽的中方學生都是在這樣的精神產品哺育下和氛圍中長大的，他們的表現正是這種哺育和氛圍所產生的必然結果。
很難揣測在宣傳方面如此放任的原因所在。但有一點可以看得比較清楚，這就是由於精神產品產出方面的若干禁忌，使得迴避現實成為一種不失為明智的選擇，源於當代生活並有著深刻的時代內涵震撼人心的作品難以問世，而追逐商業利潤和票房價值的考慮又使作品製作者將追求生活的真實和高尚審美情趣的要求擱置一邊。這些年來相聲和小品的由盛而衰，只靠遠離實際生活的「逗你玩」、「忽悠」苟延殘喘，便是眾目共睹的典型例證。可見，宣傳主管部門在作為與不作為之間造成了目前的現狀：精神鴉片泛濫成災，真正紮根於現實生活、具有教育意義能感動人心的作品極其稀少。在電視劇方面，這幾年我們進口了不少韓片，反映韓國人的家庭、愛情生活，儘管我並不喜歡看這類題材，但客觀地說，這些影視劇無不在著力表現韓國人內在的精神風貌，孝悌，友愛，忠誠，追求上進等等，即使僅從服裝打扮、環境布置來看，也儘力給人以清新可喜的感受。反觀我們一些電視劇，人物之鄙陋，品行之低下，行為之輕佻，環境之污濁，都形成鮮明對照。但奇怪的是，從時下的趨勢看，似乎這正是製作者所追求的東西。
給人的感覺是，我們的宣傳迄今為止還沒有找到自己的方向。共產主義道德的一套不適合作為全社會公眾的精神食品，民族的傳統美德經過批判打擊之後又已凋零得不成模樣，造成幾代人的精神營養嚴重缺失。不要說現在的少年兒童，即令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出生的青年人，若是告訴他們「黎明即起，灑掃庭除」，「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業維艱」，「居身務期儉樸，教子要有義方」，「慎獨」，「修身」之類，他們聽來已象是外星人語言。何況到他們的子女一代，自然猶有過之。
這確象是悲觀論調。中國人在近六十年的期間內精神領域始終處於頹勢，六十年中又以近三十年為甚。鄧小平先生曾說過，改革十年最大的失誤是教育，這大概是在1988年前後講的。不幸的是，這一判斷對整個三十年完全適用。而我們在宣傳教育方面的對策至今仍在走著兩個極端，「封神」和「封禁」之外，乾脆放任。這種情況應當引起深刻的反思。
反思之一：人民群眾在精神家園方面的進步，主要應當是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改造自己。因為這種進步只能是一種立足於傳統而又高於傳統的繼承和發展、弘揚和升華，源於生活經驗和生活環境，如雨露陽光潛移默化，不能由外界強行輸入或一廂情願地撥苗助長，更不能背離現實生活的基礎。因此官方主導不如民間主導。官方所要做的是，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在行動上真正體現高尚的、與時俱進的法治品格和新型道德形象，如新加坡政府以其清廉以及對社會和人民的高效率服務，引領了全國人民的清新和健康風尚。
反思之二：必須明確區分黨員教育與國民教育、黨內教育與社會教育，二者不可混同。黨員教育與黨內教育是黨的自身建設的事，目標可以是「培養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而國民教育則應當以培養現代法治國家的合格國民為目標，黨員必須是合格國民，而合格國民未必要成為「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所以社會宣傳應當更加貼近生活，貼近老百姓的思想。對普通國民而言，脫卻人性的神讓人頂禮膜拜而不可學習模仿，因而「封神」的方法就失去了宣傳教化的意義。
反思之三：在我們的精神生活中需要樹立更為豐富多樣的、植根於民族傳統而又具有現代氣息、現代民主與法治理念並具於開拓創新精神的榜樣。這些榜樣充滿個人魅力和不同尋常的豐富內涵，同時又是平常的凡人。人類的精神家園本是無限豐富生動的領域，揭示這種真實、豐富和生動，不是從教條出發通過人為的拔高和概念化去塑造高大全，而是通過表現真實深入挖掘，於細微處見精神，展現鮮活的生命及其感人內涵。過去的「封神」方式決定了所推出的典型品類單調形象單薄，有的明顯透出「假大空」，神聖的光環使之於人民大眾相距甚遠，幾乎遙不可及。要改變這種狀況，需要精神產品的生產者和各類媒體真正貼近群眾貼近基層貼近老百姓的日常生產生活，發現和展示這些普通人生活中的閃光點。工人，農民，知識份子，企業家等等，都是著眼的對象；每一個村、鎮、市縣，都應當有群眾津津樂道的普通人的傳奇。這需要社會各界、新聞媒體來共同推動。
其實，「封神」方式帶來的不僅是效果不佳，還有其他弊端，突出的就是助長「言行不一」，造成虛假和虛偽的流行，敗壞社會風氣。許多地方的官方「封神」造就的先進模範人物及其演講，成為一種鬧劇：台上由播音員表演聲情並茂甚或涕淚滂沱，台下竊竊私議，只因離實情太遠。這樣的「封神」，不封也罷。
核心問題是要杜絕「假大空」和「假惡丑」，提倡「真善美」。而「真善美」三者之中，應以「真實」為第一位，這是在精神領域追求真理的前提。唯有撤除各種禁錮，才能解放思想，引導青少年直面歷史，直面人生，從中吸取營養，學習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前不久，溫家寶總理探訪了幾位老一輩科學家，其中有九十六歲高齡的季羨林先生。季先生送溫總理一句話：「假話一句不講，真話不全講」。這是季先生的諍諫，集九十六年之經驗智慧，深知「求真」為所有人的立身之本，社會正氣賴之樹立，誠為人生格言。假話一句都不能講，講了有損人格，真話不全講因為有例外，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受法律保護，當然無可奉告。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的撥亂反正，黨風和社會風氣的根本好轉，全體國民包括青少年的精神境界的提升，都要從一個「真」字入手。
隨著「封神」方式從現代宣傳陣地的退出，宣傳部門也要有自己的變革。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除真理標準的討論由鄧小平同志強勢推動以外，宣傳部門在若干年中與時俱進並由「人治」轉向法治的動作屈指難數，難免有僵化、保守、古板之嫌，或者走向另一個極端，在若干宣傳領域放棄規範引導的應有責任。而宣傳教化工作責任至為重大，不進則退，則淪為社會發展的阻礙。宣傳部門要適應形勢，必須從天上走到地下來，走到老百姓之中來，真正沉下去聽取反映百姓的聲音，解放思想，撤除各種禁忌的藩蘺，求「真」杜「假」，加強引導，放手而不放任，才能創造出中國人精神家園百花齊放的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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