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是人類史無前例的社會制度試驗, 對世界的啟示是巨大的

解讀「一國兩制」對世界的啟示
2007年06月30日

「一國兩制」是人類史無前例的社會制度試驗，也為世界各國解決歷史遺留的主權領土問題，提供了嶄新思路。香港時事評論員洪清田，「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張志剛，以及法國國際廣播電台中文部負責人陳彥做客《震海聽風錄》，探討如何應對「一國兩制」實施過程中，人類兩大社會制度的摩擦和衝突，以及如何把握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思維之間的平衡和融合。

邱震海：香港回歸十周年的紀念日最近已經越來越近，今天從歷史和國際的視角為您解讀一下香港「一國兩制」的這個人類史無前例的社會體制試驗對香港、對中國大陸，以及對世界的啟示意義。

香港「一國兩制」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先生曾經說過，「一國兩制」50年不變，如今1/5的時間過去了，未來40年的路到底怎麼走？我們從審視過去十年走過的道路中應該可以獲得許多啟示。

20世紀80年代初，中英開始香港主權問題談判。當時的中國無論是經濟發展水平還是政治開放程度，都和香港存在很大的差距。有評論指，作為「一國兩制」設計師的鄧小平，突破意識形態局限，放棄原有的政治底線，顯示了極高的政治智慧。1997年7月1日，回歸后的香港，在「一國兩制」原則下，不僅保持資本主義制度以及生活方式不變，而且成為實行社會主義的中國內地和資本主義世界溝通的橋樑，以及中國吸收國際先進文明成果的重要基地。同時也是傳承了幾千年東方智慧的中國，嫁接西方理念之後，在21世紀重新崛起的契機和起點。

怎樣理解香港「一國兩制」？

邱震海：「一國兩制」在過去十年，應該說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不可否認也有許多風風雨雨。我想我們把細節擺在一邊，而是拿出「一國兩制」理論內涵上一些真正的東西。我首先想請教三位的是，就三位的理解，「一國兩制」到底應該是一種什麼樣的一種含義？首先我想請教一下在香港的時事評論員洪清田先生。洪先生，您怎麼理解香港「一國兩制」？

洪清田：我們談兩制之間必定需要每一個制度都成為一個體系，成為一個實體，然後才能夠互動。我們談互動，互動必須一定要有個體制跟實體，如果沒有成為一個實體的話，就談不上互動，因為互動一定有自主性、自由行、實體性的系統。

邱震海：志剛兄，「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的總裁，今天聽聽您對「一國兩制」的高見。

張志剛：首先我們要了解「一國兩制」是一個概念，是一個構想。這個構想怎麼落實到我們現在這個制度上，這個系統上？是從「一國兩制」這個構想發展出來，北京政府對整個問題的一套基本的政策方針，這一套政策方針再發展出來一套基本法，我們現在那個實體就是在基本法裡面。所以我們講「一國兩制」只是一個很基本的，一個大方向的構想，這個構想就是我們在整個中國文化上面，我們是從來都重視這個統一，統一是我們在中國歷史的文化的常態，是一個正常的態度，也是我們要求、追求的一個理想的政治狀態。我們從來對分裂，獨立這些事情，在我們的文化裡面都是不贊成的。所以我們怎麼去針對這個歷史上的一些現實，用一個比較務實的情況，把統一標準降低到最低的要求，就是用「一國兩制」來實現的。

統一不是一個政治的問題，是一個歷史的問題，統一在其他的國家，可能沒有我們這裡包袱這麼沉重，這麼一個重大的歷史意義。但是中國來講，這就是我們文化裡面一個非常重要的成分。

邱震海：好，你講到中國文化。那麼現在我們來聽聽同樣也是經過中國文化濃厚浸透的，但是現在長期在歐洲生活的這個法國的政治學者陳彥先生，陳彥兄，從這個歷史的或者從國際的角度，你怎麼理解「一國兩制」？

陳彥：我是這樣想，就是說「一國兩制」這個「一國」，我想應該是架構，就是說它是一個大的框架，那麼「兩制」應該是這個框架之下的具體的內容。就是它的架構之下，才有「兩制」。那麼現在的問題，我是覺得，可能在這講「兩制」的時候，要特別需要理解的是，就是說「兩制」，這個「兩制」到底是什麼東西，是說香港的制度和中國的制度都些什麼不同，他們的不同在哪裡？是不是能夠在一國的構架之下能夠相結合，或者能夠相共存，這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香港的制度，如果我們把它作為資本主義制度，中國大陸的制度作為社會主義的制度這樣兩個層面來理解的話，實際上可能會有一個偏向，就是一說到資本主義，我們想到是自由經濟，而一想到社會主義，我們可能想到的是計劃經濟。但是從經濟上來理解「一國兩制」顯然是不夠的。我覺得從香港的角度來看，香港不僅僅是一個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香港還有自由的傳媒，新聞自由，還有法制社會等。這個兩制是在一個過渡中的「兩制」，「兩制」不光是有共存和競爭，還有一個互補的問題。

邱震海：您的意思是說，其實在香港目前的演化當中，中國的本身在演化一個大的背景，而香港的演化，香港的主權回歸以及過去十年「兩制」的一種互相交融和磨合，恰恰是天衣無縫的融合到中國整個演化的進程當中去。

那麼我想再把話題切回到剛才志剛兄和洪先生所說的中國的文化，我知道洪先生對中國的文化長期非常有研究，您發表的很多宏論都是上下五千年。我很想聽一聽您從中國文化的角度，怎麼來理解目前香港的「一國兩制」？

洪清田：香港的實體在基本法框架下面是統一的問題。但是我覺得，統一從來在香港不是一個問題，我們一開始就不承認三個不平等條約，所以整個香港問題不是一個統一問題。香港的問題，我認為100多年來就是一個中國人尋找現代化過程的問題，這牽涉到上下五千年。在中國人裡面，我經常覺得，中國只有中國人沒有人這個概念。不像現代社會裡面，從一個人開始，然後界定你是什麼國家，什麼文化，什麼民族的人，就是人是一個普世的、人權的、共通的概念，中國基本上沒有。

張志剛：我補充兩點。第一陳先生剛才是講「兩制」，我要補充一點，就是「兩制」在這裡不是兩個在西方講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所謂香港的資本主義，是從香港過去150年發展出來整個制度，我們不能把1982年還是1984年把這切斷，還是1997年切斷。我們所謂「兩制」，香港哪一制，是照顧到香港的歷史發展，保留過去一直發展的程序。我們講的香港的資本主義，是香港過去經驗的資本主義。我們要從歷史上來看這個問題。另外，我也同意洪先生講，統一在香港不是一個大問題。因為從來香港沒有搞過什麼獨立的運動，也沒有人提出過我們要獨立出來。但是我講這個統一的問題，是整個中國的問題。為什麼要「一國兩制」？這就是要追尋統一一個最低的成本。

邱震海：洪先生講到一點，我非常感興趣。他說香港是中國整個的現代化的一個先行者吧，在這一方面我特別感興趣。

邱震海：我想請教一下在洛杉磯的陳彥，從國際的視角來看，您覺得香港這樣「一國兩制」，對未來中國的現代化會有哪些正面的作用？

陳彥：香港的作用是很大的。在中國歷史上，「統一」、「分裂」這兩個一直是互相的摩擦，有時候統一，有時候分裂。但是一直到現在為止，就是在香港回到中國為止，我們沒有，實際上就是意味著所謂現代意義上的統一。這個現代意義上的統一，是從香港這兒開始的。我的所謂現代意義上的統一是什麼呢？就是說在一個國家，在一個行政國家行使權利這麼一個範圍之內，有可能有不同的社會制度的存在，這是在歷史上沒有過的。那麼香港在這個意義上講，它既是讓中國的文化跟現代文化接軌，同時也是把中國引向世界，走向世界這個意義上的統一。

未來40年香港的路到底怎麼走？

邱震海：到底如何理解香港正在進行的「一國兩制」，到底如何從國際上和歷史的視野進行透視。從剛才第一部分討論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各位嘉賓一個比較主要的一個共識，就是香港是中國未來統一的一種示範的模式或者一種標本。香港當然非常重要的是中國現代化的先驅，同時香港也是把中國領向現代文明的一個重要的基地和橋樑，或者說一個跳板。那麼有了這麼一種基本的共識之後，現在回過頭來看一看，過去十年香港走過的成功之路，以及展望未來40年香港的路到底怎麼走？首先想請教一下志剛兄。

張志剛：我覺得是基本上我們這個經驗是非常成功的，「一國兩制」以前從來沒人做過，從香港第一次做，我們就已經做成功了。

陳彥：我是這樣想，從回歸十年來看，我覺得香港的意義是特別重要的，香港本身的發展觀察起來也是十分有意義的。比如說香港有非常健全的法制，香港的法制社會對大陸是有非常有重要的提示意義的。而且香港現在包括的香港公益社會的發達，這個對大陸的影響也是很大的。

邱震海：以前很多人說大中國小香港，也許在香港回歸十周年的今天，我們是不是要說一個大香港小中國，這當然是一種邏輯上的悖論，但也許是可以供人們思考的一個話題。一國和兩制到底如何并行不悖？也許也是未來40年我們要面臨的一個挑戰。那麼未來40年，香港的路到底怎麼走？

張志剛：在城市管理方面，怎麼管一個城市的經驗，香港可以提供很多很多這方面的示範的作用。但是國家發展是完全另外一回事。

洪清田：不是完全，我不同意說是完全的一回事，是兩者之間必然有某一種程度的關係跟聯繫在裡面，不能夠完全分開的。

陳彥：我覺得香港的意義從長遠來看，是不是能夠放到一個更大的框架去。比如說目前我們所經歷的國際局勢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那麼全球化時代香港的發展，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前景？比如說在一個相對封閉的國際環境之下的香港，可能就是一個城市的經驗，比如張先生講的，跟國家之間的關係還是很不一樣的。但是在全球化之間，我們現在比如說從歐洲的角度來看，歐盟的成長，是正在走出民主國家的這樣一個傳統的國家管理範式。比如說過去的主權，現在我們把國家的主權交出來，主權通過各種國家集團進行共管，這樣一個模式從西方來看，它有一個前瞻的可能，就是說可能我們21世紀走出去的，起碼是民主國家不會再如此重要。

現在的能源問題，生態問題，各種全球的犯罪集團，包括恐怖主義這些問題，都不是一個國家可以解決的，必須是多個國家聯合起來。而且另外一個趨勢，就是比如說從歐洲來看，可能一個國家，比如說西班牙下邊的一些小的州，它想分裂，它需要搞自己的民主，要自己成立獨立的州，但是它們都是十分認同歐洲聯盟的，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

邱震海：陳先生說的這些話，也許對於亞洲來說，處理中國、日本和印度的關係是適用的，就是各個國家不要把自己國家的民族利益至於最高，而是要把地區的利益。但是處理一個主權國家內部，你覺得對於處理大陸、香港和國際社會三者之間的關係，歐盟的模式適用嗎，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為香港「一國兩制」有所借鑒呢？

陳彥：我的意思是說，城市與城市之間的關係，地區與地區之間的關係，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以後很可能會慢慢在一個十分平行的角度來進行管理。而不是說僅僅是垂直的，就是說這個國家，然後下面地區，城市，這個管理很多是橫向性的管理，聯合起來的這種力量，呈網路狀態的管理。這是一個就是比較前瞻性的管理的模式。

張志剛：對香港的「一國兩制」經驗來講，有一些我們做的比較好，譬如說回歸前很多我們害怕發生的事情，完全沒有出現。我們可以看見，強調不變哪一部分，是做的非常成功，我們說50年不變，不是完全一成不變，就是按照過往的規律來變，我們現在爭吵最多，麻煩最多的就是變這一部分。所以怎麼變，是我們要想的最多的事情。

邱震海：不變是沒有問題的，關鍵是如何變，如何變得更好，我想這可能是未來，也許再過5年、10年，我們大家又可以重新坐在這裡進行討論的問題。不知道是誰說過這麼一句話，他說回歸以後的香港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回歸以後的香港只有是世界的，才能更好的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剛才我們的討論從歷史到現實，從中國到西方，這樣的討論也許您覺得與香港過去十年來曾經經歷或目前正在經歷的各種紛紛擾擾的風波以及他們的細節沒有太多直接的關係，但也許只有跳出細節，從更宏觀的角度來審視細節，我們才能更從容的返回細節和處理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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