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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中國國力的迅速增強，美國近年來一直在抱怨中國企圖蠶食它的勢力範圍，包括削弱它在東亞地區的影響力，目的是要最終取而代之。就現實情況來看，美國在東亞的地位依舊是一言九鼎，但其影響力在持續下降也是事實。但是，要追究其真正原因，只是看眼前還不夠，還需要用歷史的眼光去看。
美國在東亞地區開始發揮影響力，始自1853年迫使日本打開門戶之時。此後，其影響力與日俱增，最後竟然超過了東亞地區最大的鄰國俄羅斯，也超過了當時世界上最強的帝國英國。華盛頓當時的對日、對俄政策尤為成功，包括利用兩者之間的利益衝突從中漁利。
而美國的對華政策同樣是舉足輕重。例如，上世紀初，美國以新興強國身份提出的「門戶開放」政策，固然是從自身利益出發，而且最終以失敗而告終，但它卻暫時阻止了歐洲列強和日本進一步肢解和瓜分中國的進程。從此之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美國對中國的影響力無處不在，其在東亞的地位也不受根本性的挑戰。
美國在東亞影響力早就在減弱
正因如此，美國過去處理中國事務時一直充滿信心，不僅在制定決策和作出反應時迅速快捷，而且還在東亞其他事務中長袖善舞。相比之下，美國在處理與歐洲國家的關係時，處處遇到阻力和干擾，決策過程緩慢，執行的難度也很大。
美國過去對東亞、包括對中國事務之所以比較得心應手，首要原因與實力不均衡有直接關係。美國最初在東亞出現時，已經是一個正在快速崛起的強國；而中國積貧積弱，內亂不止，且四分五裂。原因之二是，當時的美國政界和公眾對中國事務不甚關心，也不太了解，因此在看待美國在華利益和對華政策時，基本上沒有什麼分歧。
然而，二戰結束以後，美國雖然以戰勝國的身份繼續留駐東亞，國際地位如日中天，但它在本地區的影響力反而不如從前。最重要的標誌是，隨著中國國共內戰的結束，美國在戰略性的錯誤和迷茫中「失去了中國」，導致其亞洲戰略空前受挫。儘管它與日韓兩國建立了軍事同盟關係，在亞洲其他地區也擴大了影響力，但與二戰之前相比，其實際影響力已經大大萎縮。
由此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美國在本地區影響力的減弱，並非始自今日。事實上，自從新中國成立之日起，這個減弱的過程就已經開始。只不過因為中國遲至20多年前才從昏睡中蘇醒，所以美國今天才止不住地表現出驚恐之狀。
放棄了征服中國的意願
如同百年前英國面對美國崛起的勢頭一樣，美國對中國的崛起抱著同樣的戒心和疑慮，並試圖通過各種手段予以壓制和阻撓。但是，從中美兩國這些年來彼此交手和交往的情況看，雖然美國對彼此實力此消彼長的態勢心有不甘，但是，除了盡量以現實的態度面對現實之外，似乎已不存在其他更好的選擇。
最能體現這種現實態度的標誌之一是，作為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強國，美國已經失去了征服其最大潛在對手的意願和決心。把中國稱為美國的「利益相關者」和合作夥伴，希望中國與美國一起共同維護國際秩序，要求中國在某些地區安全事務中發揮關鍵角色，這些都代表了一種本質性的轉變。它表明，美國固然希望繼續獨攬國際事務，但因時勢所致，它又必須有所不為，改而與中國分享管理世界事務的權力。
標誌之二，雖然中美之間在很多領域存在著巨大的分歧和爭執，但無論這些分歧有多麼尖銳，雙方在大多時候都限制在言詞之爭上，在實際操作中變得非常謹慎。例如，近年來，兩國之間的貿易之爭不可謂不激烈，但雙方都避免了全面貿易戰的爆發。華盛頓方面一直指責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但美國商務部連續兩年在正式報告中卻自我否定，稱中國沒有操縱貨幣。
標誌之三，美國在醞釀和制定針對中國的戰略決策時，過程越來越緩慢，難度越來越大。多年來，美國一直在各種場合、以各種方式誇大中國的軍事能力，炒作其「軍事威脅」，但所有這些言論都沒有形成具體的決策和行動。相反，美國內部對中國軍事能力的評估和態度很不一致，反映出美中之間的複雜利益關係，使美國的決策過程也變得複雜化。
實質性對抗越來越少
由於中美兩國的實力對比還在變化，美國制定對華政策的過程也將越來越緩慢。對處在上升期的中國而言，決策過程中投鼠忌器的心態會更加明顯。雖然在某些時候兩國彼此害怕，但在更多時候還會彼此尊重。這種心理上的均衡態勢，有助於減少實質性對抗，使正面衝突的可能性變得越來越小。
1823年，針對英國用各種手段遏制美國崛起進程的政策，托瑪斯·傑斐遜致信門羅總統說：「英國是一個能夠對美國構成最大傷害的國家。若能讓它站在我們這一邊，我們就無需害怕整個世界。」
在當代世界，中美兩國的情形也是如此，雙方都有能力給對方造成最大的傷害。但是，如果能夠站在一起，它們也就無懼於任何挑戰。
美國在東亞地區開始發揮影響力，始自1853年迫使日本打開門戶之時。此後，其影響力與日俱增，最後竟然超過了東亞地區最大的鄰國俄羅斯，也超過了當時世界上最強的帝國英國。華盛頓當時的對日、對俄政策尤為成功，包括利用兩者之間的利益衝突從中漁利。
而美國的對華政策同樣是舉足輕重。例如，上世紀初，美國以新興強國身份提出的「門戶開放」政策，固然是從自身利益出發，而且最終以失敗而告終，但它卻暫時阻止了歐洲列強和日本進一步肢解和瓜分中國的進程。從此之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美國對中國的影響力無處不在，其在東亞的地位也不受根本性的挑戰。
美國在東亞影響力早就在減弱
正因如此，美國過去處理中國事務時一直充滿信心，不僅在制定決策和作出反應時迅速快捷，而且還在東亞其他事務中長袖善舞。相比之下，美國在處理與歐洲國家的關係時，處處遇到阻力和干擾，決策過程緩慢，執行的難度也很大。
美國過去對東亞、包括對中國事務之所以比較得心應手，首要原因與實力不均衡有直接關係。美國最初在東亞出現時，已經是一個正在快速崛起的強國；而中國積貧積弱，內亂不止，且四分五裂。原因之二是，當時的美國政界和公眾對中國事務不甚關心，也不太了解，因此在看待美國在華利益和對華政策時，基本上沒有什麼分歧。
然而，二戰結束以後，美國雖然以戰勝國的身份繼續留駐東亞，國際地位如日中天，但它在本地區的影響力反而不如從前。最重要的標誌是，隨著中國國共內戰的結束，美國在戰略性的錯誤和迷茫中「失去了中國」，導致其亞洲戰略空前受挫。儘管它與日韓兩國建立了軍事同盟關係，在亞洲其他地區也擴大了影響力，但與二戰之前相比，其實際影響力已經大大萎縮。
由此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美國在本地區影響力的減弱，並非始自今日。事實上，自從新中國成立之日起，這個減弱的過程就已經開始。只不過因為中國遲至20多年前才從昏睡中蘇醒，所以美國今天才止不住地表現出驚恐之狀。
放棄了征服中國的意願
如同百年前英國面對美國崛起的勢頭一樣，美國對中國的崛起抱著同樣的戒心和疑慮，並試圖通過各種手段予以壓制和阻撓。但是，從中美兩國這些年來彼此交手和交往的情況看，雖然美國對彼此實力此消彼長的態勢心有不甘，但是，除了盡量以現實的態度面對現實之外，似乎已不存在其他更好的選擇。
最能體現這種現實態度的標誌之一是，作為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強國，美國已經失去了征服其最大潛在對手的意願和決心。把中國稱為美國的「利益相關者」和合作夥伴，希望中國與美國一起共同維護國際秩序，要求中國在某些地區安全事務中發揮關鍵角色，這些都代表了一種本質性的轉變。它表明，美國固然希望繼續獨攬國際事務，但因時勢所致，它又必須有所不為，改而與中國分享管理世界事務的權力。
標誌之二，雖然中美之間在很多領域存在著巨大的分歧和爭執，但無論這些分歧有多麼尖銳，雙方在大多時候都限制在言詞之爭上，在實際操作中變得非常謹慎。例如，近年來，兩國之間的貿易之爭不可謂不激烈，但雙方都避免了全面貿易戰的爆發。華盛頓方面一直指責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但美國商務部連續兩年在正式報告中卻自我否定，稱中國沒有操縱貨幣。
標誌之三，美國在醞釀和制定針對中國的戰略決策時，過程越來越緩慢，難度越來越大。多年來，美國一直在各種場合、以各種方式誇大中國的軍事能力，炒作其「軍事威脅」，但所有這些言論都沒有形成具體的決策和行動。相反，美國內部對中國軍事能力的評估和態度很不一致，反映出美中之間的複雜利益關係，使美國的決策過程也變得複雜化。
實質性對抗越來越少
由於中美兩國的實力對比還在變化，美國制定對華政策的過程也將越來越緩慢。對處在上升期的中國而言，決策過程中投鼠忌器的心態會更加明顯。雖然在某些時候兩國彼此害怕，但在更多時候還會彼此尊重。這種心理上的均衡態勢，有助於減少實質性對抗，使正面衝突的可能性變得越來越小。
1823年，針對英國用各種手段遏制美國崛起進程的政策，托瑪斯·傑斐遜致信門羅總統說：「英國是一個能夠對美國構成最大傷害的國家。若能讓它站在我們這一邊，我們就無需害怕整個世界。」
在當代世界，中美兩國的情形也是如此，雙方都有能力給對方造成最大的傷害。但是，如果能夠站在一起，它們也就無懼於任何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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