駐京辦的裁撤與美高法的裁定

　　中美兩大國的決定都事涉政治與金錢的關係。但方向不同。中國是抑制，美國是鼓勵。

　　駐京辦的泛濫是改革開放以後的事情，據不完全統計，縣級單位駐京辦就達5000餘家。到現在已經演變成為滋生腐敗的主要溫床，也自然成為民眾詬病的話題之一。這對於地方政府來說無疑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對國家部委的工作也造成了一定的干擾。所以說駐京辦的撤銷既有反腐的作用，也有節約整個社會開支的效果。但是我們也要承認的是，自從腐敗產生以來，所有的手段都是治標，而不是治本。古今中外皆然。法國1月28日剛剛宣判前總理德維爾潘無罪，其涉及的雖然是政治案件，卻又是金額高達五億美元的軍售回扣案的子案而已。法國大革命都二百多年了，腐敗案仍然此起彼伏。

　　以我們對西方了解較多的華人看來，駐京辦和美國華盛頓幾千家遊說集團並無二致。事實上，「在很大程度上，華盛頓的繁榮歸功於它做為首都，吸引了大約2萬利益集團」（羅斯金《政治科學》）。美國參議員約翰.麥凱恩曾非常無奈的說：「金錢購買了溝通的途徑」。大公司都希望能夠在國會找到自己的代言人，這是公司實現快速發展的必由之路。但真正的後果卻是，不僅政策可以被遊說，就是人事任命也一樣。許多退下來的高官大都進入這些遊說公司。當然由於制度不同，中國的駐京辦和美國的遊說集團還是有根本上的差異。駐京辦的主體是地方政府，而美國則是各個企業。地方政府通過遊說獲得的利益至少也還惠於當地百姓，而美國企業的遊說目的只是它自己而已。

　　不過，駐京辦的裁撤雖然不能治本，但從治標層面上確實有效。也體現了中國政府治理腐敗的決心和意志。但美國高法的裁定卻是逆勢而行：不但不是抑制，反而是縱容。何以在號稱世界最發達的民主國家美國，竟然出現這樣逆時代潮流和民意的事件呢？

　　這既有制度上的原因，也有現實政治博弈的需要。美國當初建立三權分立制度，有兩個目的。一是防止出現權力的壟斷。二是防止暴民政治。因此，最高法院法官的產生一是任命。即不通過民選，從而可以擺脫民意的影響和控制。二是終身制。從而又可以避開行政權的干撓。但是美國的開國國父們並沒能預料到資本的崛起及對政治的影響，當時的美國也算一窮二白。所以最高法院可以枉顧民意，無視奧巴馬的反對，發起對「民主本身的攻擊」（奧巴馬語），儘管「這不單打擊了政府約束企業影響的行動，甚至可能使美國受外國集團的擺布」（奧巴馬）。

　　奧巴馬上台一年，其執政風格和立場基本展現在世人面前：偏左、而且略帶民粹色彩的一位黑人總統。特別是他發起的兩項重大改革：醫療和金融管制，一是保護低收入階層，一是打擊金融資本勢力。這自然會引發財團的強烈不滿和反彈。當他們發現無法收買奧巴馬和（暫時無法影響）國會的時候，就收買了最高法院。

　　不過，話又說回來，何以中國就能關掉駐京辦？這還是制度的原因。雖然改革開放三十年，資本的力量也在中國崛起，但仍然無法挑戰政治權力的最終決定權。這和西方政治臣服於資本最根本性的不同。更何況駐京辦本質上還是屬於政治權力本身。只要有足夠的政治意志，自然並不難解決。

　　中國的腐敗是伴隨著改革開放死灰復燃的歷史現象。最終的解決恐怕仍然是要通過改革。比如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可以實行公務員體系的高薪養廉，銀行體系的健全從而為財產申報制創造條件。這不妨看作另一個華人社會新加坡的經驗。至於西方的經驗，我看還是免了吧。看看韓國和台灣，再看看香港和新加坡，不就一清而楚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