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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社會看似逐漸沒落的古典音樂，近年來於中國社會得到了重生的機會，《國際先驅論壇報》日前撰文報導了中國的「西方古典音樂熱」現象，但在熱潮的背後，仍有不少音樂教育的隱憂。
《國際先驅論壇報》報導，當利瑪竇（Matteo Ricci）在16世紀拜訪中國時，他帶來了一架古典鋼琴；當義大利傳教士德理格（Teodoricus Pedrini）在1711年到達北京的時候，他為康熙創作了宮廷音樂。
西方音樂在20世紀初期在中國興盛成長，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之前，都仍受到共產黨的大力支持。
當1970年代後期「改革開放」政策實施以來，西方音樂開始大量湧入中國；另一方面，中國音樂家也像潮水般，一波波前往美國深造。
在1990年代之前，中國官方經常表現出對古典音樂的喜愛。前國家主席江澤民便曾表示，在鄧小平於1997年逝世后，他靠著聆聽莫札特安魂曲來減輕心中的哀痛。
不過，有力人士的支持比起因為民眾興趣而形成的風潮，恐怕影響力還是比較小。這樣的民眾包括了數百萬在北京、上海及其他大城市中的家長與青年學子。
芝加哥交響樂團的助理小提琴家、在中國出生的李郭昌（Li-Kuo Chang，音譯）認為：「每一個孩子，只要你有10跟手指，就能彈奏樂器，不管你有沒有天分，（學音樂）讓你不必去工廠或是農場。」
文化大革命讓音樂有了崛起的機會。中國最活躍的指揮家暨音樂企業家余隆表示，當大革命結束后，「人們變得非常饑渴」，任何東西都具有吸引力。
中國的家庭計畫生育政策，讓大部分城市家長只能擁有一個孩子，也因此，許多家長把讓孩子成為天才為目標，儘力栽培。
報導指出，在高度競爭的學校體系下，逼迫孩子學習樂器，似乎是讓他們進步的方法，此外，也是得到別人尊崇、塑造圓融人格的方式。學音樂的人數增加，也代表了能夠負擔音樂學校學費的家庭增多，如此也使得私人的音樂教學變成有利可圖的專業授課。
一家長便表示，他們跟自己的父母不同，他們有能力給予孩子最好的。
於是，像于振洋這樣練習著孟德爾頌曲目的孩子，並不在少數。
《國際先驅論壇報》報導，于振洋從七歲開始於湖北荊州的義務藝術課程中學習小提琴，于振洋的教師發覺了他的天賦，說服於振洋父母讓他專心在音樂學習上。九歲時，于振洋蠃得了國家青年小提琴競賽，兩年後，于振洋以高分進入中央音樂學院附屬中學。
于振洋的母親，於雅（Yu Ya，音譯）放棄了工作，陪于振洋搬至北京。「我們感覺他不只是我們家的驕傲，也是整個城鎮的驕傲。」於雅說。
2006年3月30日，有「中國鋼琴王子」美譽的青年鋼琴演奏家李雲迪亮相長沙，為「2007快樂男聲」代言，並作為形象大使拍攝廣告宣傳片。中新社傳真鄧霞攝
于振洋的父母向朋友借錢支付昂貴的學費及房租。這間在學校附近的小公寓里，于振洋在唯一的房間中睡覺、演奏。於雅認為，于振洋需要一個夠大的房間供他練習，否則樂器的聲音聽起來不對勁；至於於雅自己，則睡在走廊的吊床上。
于振洋表示，他的目標便是在全世界的音樂專家面前演奏，但在他們看到自己的容貌前，這些專家不會曉得于振洋是來自哪個國家。
「不少人覺得中國人的演奏水準還到不了世界水平，你可以聽聽同樣的曲調，由在中國學音樂的人來表演（會如何），這就是我想克服的。」于振洋說。
中國評論家認為，其中一項中國音樂專家面臨的障礙便是，古典音樂仍舊被視為可藉由努力、品質掌控等方式來駕馭的技術，但是經由融合技術、文化與創意而產生的即興、飽含情感的演出，才更令人感動。
不過，指揮家於龍（Yu Long，音譯）有不同看法。他表示，推廣音樂文化的障礙不是金錢問題，而是國家教育系統問題；因為往往著重在獲獎以及地位。雖然獎項帶來榮耀，但卻對提升人們學習音樂的興趣沒多大幫助。
於龍說：「這不能像是比賽一樣，這是與美感有關。音樂必須被視為是文化的一部份，在這裡，人們將自己鎖在練習室里並想像自己能做出好音樂，可惜的是你將永遠無法以這種方式演奏出好音樂。」
此外，還有其他顧慮。評論家認為，當政府對古典音樂的支持已清楚明了時，中國卻錯誤地將大筆經費投入在建設音樂廳上，實際上，這筆錢應該有更好的用途，例如使用在音樂教育或是讓民眾能夠負擔票價的音樂表演上。
興建音樂廳的潮流始於1990年代的上海，當都市領導們認為建設宏偉聲樂廳能夠與其他國際城市匹敵時，在市政廳旁的土地上，一個耗費1億6000萬的法式玻璃鋼筋音樂廳工程開始了。
2006年6月6日，中國優秀鋼琴家郎朗在音樂會上演出。當日，德國世界盃倒計時音樂會在慕尼黑舉行。世界著名男高音多明戈、中國優秀鋼琴家郎朗以及慕尼黑的三支頂尖交響樂團為觀眾獻上一台精彩的音樂會。新華社記者郭勇攝
批評者認為政府官員在事後花費在照料音樂廳的時間和金錢，遠遠少於當初那1億6000萬，音樂廳行政人員在批評壓力下，推出有紐約票價水平的表演，但上海的生活水準一般來說較低，使得市政府需向國有企業施加壓力，請他們購買這些票，好填補空位。
中國國家劇院也被視為大而無用。劇院的完工比預計時間晚了四年，且較原本4億的預算還要多出1億元；北京的沙塵污染讓圓形的玻璃金屬頂罩上一層灰色；被批評者笑稱看起來像顆鴨蛋。
政府藝術顧問吳祖強表示，北京的確需要一個更大、音效更好的音樂空間，但政府興建的方向錯誤。「這是一個公眾場合，或是一個廣告空間？讓政府或是讓市場來經營？這些問題從未有人回答過。但除非你去解決問題，否則沒人敢上台去表演。」
此外，古典音樂在中國還面臨了其他困境，包括了管弦樂團樂器的品質並不優良、能夠建立音樂敏感度的室內樂練習時間很少；有人懷疑，在這樣的情況下，有多少的西方傳統能被吸收？
紐約朱麗亞音樂學院院長Joseph Polisi表示：「毫無疑問的是，西方音樂藝術天才就在那裡，但是否那位天才準備好吸收我們這有的知識？」
《國際先驅論壇報》報導，當利瑪竇（Matteo Ricci）在16世紀拜訪中國時，他帶來了一架古典鋼琴；當義大利傳教士德理格（Teodoricus Pedrini）在1711年到達北京的時候，他為康熙創作了宮廷音樂。
西方音樂在20世紀初期在中國興盛成長，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之前，都仍受到共產黨的大力支持。
當1970年代後期「改革開放」政策實施以來，西方音樂開始大量湧入中國；另一方面，中國音樂家也像潮水般，一波波前往美國深造。
在1990年代之前，中國官方經常表現出對古典音樂的喜愛。前國家主席江澤民便曾表示，在鄧小平於1997年逝世后，他靠著聆聽莫札特安魂曲來減輕心中的哀痛。
不過，有力人士的支持比起因為民眾興趣而形成的風潮，恐怕影響力還是比較小。這樣的民眾包括了數百萬在北京、上海及其他大城市中的家長與青年學子。
芝加哥交響樂團的助理小提琴家、在中國出生的李郭昌（Li-Kuo Chang，音譯）認為：「每一個孩子，只要你有10跟手指，就能彈奏樂器，不管你有沒有天分，（學音樂）讓你不必去工廠或是農場。」
文化大革命讓音樂有了崛起的機會。中國最活躍的指揮家暨音樂企業家余隆表示，當大革命結束后，「人們變得非常饑渴」，任何東西都具有吸引力。
中國的家庭計畫生育政策，讓大部分城市家長只能擁有一個孩子，也因此，許多家長把讓孩子成為天才為目標，儘力栽培。
報導指出，在高度競爭的學校體系下，逼迫孩子學習樂器，似乎是讓他們進步的方法，此外，也是得到別人尊崇、塑造圓融人格的方式。學音樂的人數增加，也代表了能夠負擔音樂學校學費的家庭增多，如此也使得私人的音樂教學變成有利可圖的專業授課。
一家長便表示，他們跟自己的父母不同，他們有能力給予孩子最好的。
於是，像于振洋這樣練習著孟德爾頌曲目的孩子，並不在少數。
《國際先驅論壇報》報導，于振洋從七歲開始於湖北荊州的義務藝術課程中學習小提琴，于振洋的教師發覺了他的天賦，說服於振洋父母讓他專心在音樂學習上。九歲時，于振洋蠃得了國家青年小提琴競賽，兩年後，于振洋以高分進入中央音樂學院附屬中學。
于振洋的母親，於雅（Yu Ya，音譯）放棄了工作，陪于振洋搬至北京。「我們感覺他不只是我們家的驕傲，也是整個城鎮的驕傲。」於雅說。
2006年3月30日，有「中國鋼琴王子」美譽的青年鋼琴演奏家李雲迪亮相長沙，為「2007快樂男聲」代言，並作為形象大使拍攝廣告宣傳片。中新社傳真鄧霞攝
于振洋的父母向朋友借錢支付昂貴的學費及房租。這間在學校附近的小公寓里，于振洋在唯一的房間中睡覺、演奏。於雅認為，于振洋需要一個夠大的房間供他練習，否則樂器的聲音聽起來不對勁；至於於雅自己，則睡在走廊的吊床上。
于振洋表示，他的目標便是在全世界的音樂專家面前演奏，但在他們看到自己的容貌前，這些專家不會曉得于振洋是來自哪個國家。
「不少人覺得中國人的演奏水準還到不了世界水平，你可以聽聽同樣的曲調，由在中國學音樂的人來表演（會如何），這就是我想克服的。」于振洋說。
中國評論家認為，其中一項中國音樂專家面臨的障礙便是，古典音樂仍舊被視為可藉由努力、品質掌控等方式來駕馭的技術，但是經由融合技術、文化與創意而產生的即興、飽含情感的演出，才更令人感動。
不過，指揮家於龍（Yu Long，音譯）有不同看法。他表示，推廣音樂文化的障礙不是金錢問題，而是國家教育系統問題；因為往往著重在獲獎以及地位。雖然獎項帶來榮耀，但卻對提升人們學習音樂的興趣沒多大幫助。
於龍說：「這不能像是比賽一樣，這是與美感有關。音樂必須被視為是文化的一部份，在這裡，人們將自己鎖在練習室里並想像自己能做出好音樂，可惜的是你將永遠無法以這種方式演奏出好音樂。」
此外，還有其他顧慮。評論家認為，當政府對古典音樂的支持已清楚明了時，中國卻錯誤地將大筆經費投入在建設音樂廳上，實際上，這筆錢應該有更好的用途，例如使用在音樂教育或是讓民眾能夠負擔票價的音樂表演上。
興建音樂廳的潮流始於1990年代的上海，當都市領導們認為建設宏偉聲樂廳能夠與其他國際城市匹敵時，在市政廳旁的土地上，一個耗費1億6000萬的法式玻璃鋼筋音樂廳工程開始了。
2006年6月6日，中國優秀鋼琴家郎朗在音樂會上演出。當日，德國世界盃倒計時音樂會在慕尼黑舉行。世界著名男高音多明戈、中國優秀鋼琴家郎朗以及慕尼黑的三支頂尖交響樂團為觀眾獻上一台精彩的音樂會。新華社記者郭勇攝
批評者認為政府官員在事後花費在照料音樂廳的時間和金錢，遠遠少於當初那1億6000萬，音樂廳行政人員在批評壓力下，推出有紐約票價水平的表演，但上海的生活水準一般來說較低，使得市政府需向國有企業施加壓力，請他們購買這些票，好填補空位。
中國國家劇院也被視為大而無用。劇院的完工比預計時間晚了四年，且較原本4億的預算還要多出1億元；北京的沙塵污染讓圓形的玻璃金屬頂罩上一層灰色；被批評者笑稱看起來像顆鴨蛋。
政府藝術顧問吳祖強表示，北京的確需要一個更大、音效更好的音樂空間，但政府興建的方向錯誤。「這是一個公眾場合，或是一個廣告空間？讓政府或是讓市場來經營？這些問題從未有人回答過。但除非你去解決問題，否則沒人敢上台去表演。」
此外，古典音樂在中國還面臨了其他困境，包括了管弦樂團樂器的品質並不優良、能夠建立音樂敏感度的室內樂練習時間很少；有人懷疑，在這樣的情況下，有多少的西方傳統能被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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