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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月19日筆者在香港商報撰文《未來強國的對決搏弈》中明確指出，「未來中國與美、俄、歐等諸強的『巔峰對決』，應是以資訊科技為支撐、以尖端太空武備為制衡、以強大經濟體量+質量為中心的經濟滲透與影響，以及全球統一市場之主導和國際資本運營控制的『競合博弈』」。即未來強國之間顛峰對決的焦點，就是大國之間的資本實力對決；是資本強國之間的市場滲透與經濟實力搏弈。因此，只有資本強國而非資本大國才有對決的資格和實力，中國要實現這一宏偉戰略目標，必須加速完成由一個資本大國到資本強國的蛻變和質的飛躍。
根據最新公布的相關數據顯示，截止2007年底，中國金融總資產由2002年底的23.7萬億人民幣，增加到52.6萬億人民幣；主要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由2002年的23.6%，下降到6.7%；金融體系利潤由2002年底的364億人民幣，增加到2987億；資本充足率達標行從2003年底的8家，增加到136家，資產值佔總資產比重由0.6%上升到78.9%。另外，2007年底居民儲蓄存款餘額達17萬億人民幣、外匯儲備達1.4萬億美元。
去年內地A股國際IPO融資額達4473億人民幣，較上年度增長1.72倍，已列全球首位；內地股市也較上年大升97%，而位居全球股市升幅榜首；世界前十大市值的上市公司中，中國已佔半壁江山。
另外，截止今年1月14日，內地滬市總市值突破28.234萬億人民幣，流通市值達7.028萬億，平均市盈率為61.94倍；深市總市值突破6.232萬億人民幣，流通市值達3.129萬億，平均市盈率約70倍。兩市總市值均連續創出歷史新高。
種種跡象表明，中國已成為名副其實的資本大國，但還不是一個資本強國。正如中國證監會研究中心主任祁斌先生指出：「一個強大的資本市場，首先要有效率，擁有調節自我的能力，而這需要完善的市場機制和相關配套機制；第二要擁有一系列良好的指標，如市場機構強大、法律法規健全、市場運作規範、投資者比較成熟；第三是要擁有一定的國際競爭力」。這些主要因素已從微觀運行機制和市場環境的層面，解釋了資本強國的條件和標準，指出了中國距一個成熟的資本強國所存在的差距。
然而，筆者認為，以目前的經濟結構、市場特徵和體制環境而言，中國要完成由資本大國到資本強國的發展轉變，將是十分艱巨的任務。中國要抓住機遇，迅速完成由資本大國到資本強國的蛻變，搶佔世界經濟的制高點，必須立足於國際戰略和全球市場的高度，從宏觀領域解決好以下幾個關鍵問題。
首先，必須解決好創新型經濟結構的調整問題。當今世界領先的資本強國，如：英、美、日等，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已完成了由工業化經濟到后工業化產業時代的過度，而逐步進入到信息化和高科技產業經濟時代。從而主宰了產業價值鏈的高端，掌控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話事權和資產定價權，即產業利潤的絕大部分流向了高科技信息社會的經濟體，流向了資本再生和增值能力最強勁的上游環節。而中國目前仍然沒有擺脫世界大工廠的角色，仍然承受著發達國家的資源掠奪和價值盤剝。因此，我們必須按「十七大」所提出的「建立創新型國家和創新型經濟」的戰略目標，儘快完成從綠色產業結構到經濟結構的調整與轉型，大力發展節能環保型工業和高科技信息化服務業，逐步提升整體經濟結構中的現代服務業的比重和水平。這是資本強國的最基本特徵。
第二，必須解決好國際經濟戰略人才的培養和儲備問題。中國必須培養自己的,國際化的頂級經濟戰略大師和戰略人才。中國需要的是有大國承擔、民族精神和社會責任感的；有全球視野和戰略眼光的；如：格林斯番和保爾森般的，本土國際經濟戰略大師和眾多的經濟、金融戰略人才。而不是洋買辦和外資大行的代言人。我們的戰略大師和精英們將是建立資本強國的核心力量，也是未來參與國際資本對決的中堅力量。
第三，必須儘快建立健全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法律環境。資本強國和國際資本運營中心、金融中心都有一個共同和基本的特徵，就是以市場服務為導向的，立法完備、法制健全、監督嚴密的法制環境，如：「倫敦、紐約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完善的法制和高效一流的專業服務正是其主導資本對決和保持競爭優勢的力量源泉。資本市場的運行主要是靠法制監控與制約,而非過多的政策影響和行政干預。
第四，必須建立完善開放、自由、公平和效率的資本運行機制與金融市場環境。雖然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高速發展，在世界經濟的格局中已處於舉足輕重的位置，發揮著積極的作用。但同時也要看到，我們的市場開放程度和有效性還有待進一步發展，資本運行的市場機制和自由、公平的搏弈環境還有待培養。人民幣匯率改革和可自由兌換國際化也有一個因應國情的漸進發展過程。這些，都是作為一個資本強國所必須適應的標準和亟待解決的問題。中國香港作為世界一流的國際金融中心，其市場自由度連續14年排名全球第一；而中國內地市場自由度仍徘徊在全球140多位，這些都是我國建立和發展資本強國進程中所面臨的嚴峻挑戰。（作者：馬建波）
根據最新公布的相關數據顯示，截止2007年底，中國金融總資產由2002年底的23.7萬億人民幣，增加到52.6萬億人民幣；主要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由2002年的23.6%，下降到6.7%；金融體系利潤由2002年底的364億人民幣，增加到2987億；資本充足率達標行從2003年底的8家，增加到136家，資產值佔總資產比重由0.6%上升到78.9%。另外，2007年底居民儲蓄存款餘額達17萬億人民幣、外匯儲備達1.4萬億美元。
去年內地A股國際IPO融資額達4473億人民幣，較上年度增長1.72倍，已列全球首位；內地股市也較上年大升97%，而位居全球股市升幅榜首；世界前十大市值的上市公司中，中國已佔半壁江山。
另外，截止今年1月14日，內地滬市總市值突破28.234萬億人民幣，流通市值達7.028萬億，平均市盈率為61.94倍；深市總市值突破6.232萬億人民幣，流通市值達3.129萬億，平均市盈率約70倍。兩市總市值均連續創出歷史新高。
種種跡象表明，中國已成為名副其實的資本大國，但還不是一個資本強國。正如中國證監會研究中心主任祁斌先生指出：「一個強大的資本市場，首先要有效率，擁有調節自我的能力，而這需要完善的市場機制和相關配套機制；第二要擁有一系列良好的指標，如市場機構強大、法律法規健全、市場運作規範、投資者比較成熟；第三是要擁有一定的國際競爭力」。這些主要因素已從微觀運行機制和市場環境的層面，解釋了資本強國的條件和標準，指出了中國距一個成熟的資本強國所存在的差距。
然而，筆者認為，以目前的經濟結構、市場特徵和體制環境而言，中國要完成由資本大國到資本強國的發展轉變，將是十分艱巨的任務。中國要抓住機遇，迅速完成由資本大國到資本強國的蛻變，搶佔世界經濟的制高點，必須立足於國際戰略和全球市場的高度，從宏觀領域解決好以下幾個關鍵問題。
首先，必須解決好創新型經濟結構的調整問題。當今世界領先的資本強國，如：英、美、日等，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已完成了由工業化經濟到后工業化產業時代的過度，而逐步進入到信息化和高科技產業經濟時代。從而主宰了產業價值鏈的高端，掌控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話事權和資產定價權，即產業利潤的絕大部分流向了高科技信息社會的經濟體，流向了資本再生和增值能力最強勁的上游環節。而中國目前仍然沒有擺脫世界大工廠的角色，仍然承受著發達國家的資源掠奪和價值盤剝。因此，我們必須按「十七大」所提出的「建立創新型國家和創新型經濟」的戰略目標，儘快完成從綠色產業結構到經濟結構的調整與轉型，大力發展節能環保型工業和高科技信息化服務業，逐步提升整體經濟結構中的現代服務業的比重和水平。這是資本強國的最基本特徵。
第二，必須解決好國際經濟戰略人才的培養和儲備問題。中國必須培養自己的,國際化的頂級經濟戰略大師和戰略人才。中國需要的是有大國承擔、民族精神和社會責任感的；有全球視野和戰略眼光的；如：格林斯番和保爾森般的，本土國際經濟戰略大師和眾多的經濟、金融戰略人才。而不是洋買辦和外資大行的代言人。我們的戰略大師和精英們將是建立資本強國的核心力量，也是未來參與國際資本對決的中堅力量。
第三，必須儘快建立健全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法律環境。資本強國和國際資本運營中心、金融中心都有一個共同和基本的特徵，就是以市場服務為導向的，立法完備、法制健全、監督嚴密的法制環境，如：「倫敦、紐約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完善的法制和高效一流的專業服務正是其主導資本對決和保持競爭優勢的力量源泉。資本市場的運行主要是靠法制監控與制約,而非過多的政策影響和行政干預。
第四，必須建立完善開放、自由、公平和效率的資本運行機制與金融市場環境。雖然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高速發展，在世界經濟的格局中已處於舉足輕重的位置，發揮著積極的作用。但同時也要看到，我們的市場開放程度和有效性還有待進一步發展，資本運行的市場機制和自由、公平的搏弈環境還有待培養。人民幣匯率改革和可自由兌換國際化也有一個因應國情的漸進發展過程。這些，都是作為一個資本強國所必須適應的標準和亟待解決的問題。中國香港作為世界一流的國際金融中心，其市場自由度連續14年排名全球第一；而中國內地市場自由度仍徘徊在全球140多位，這些都是我國建立和發展資本強國進程中所面臨的嚴峻挑戰。（作者：馬建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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