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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的軍事領袖地位是如何確立的 (2)（轉貼）

作者：duck1 於 2009-7-10 03:01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歷史|通用分類:其它日誌

關鍵詞：

寧都會議失去紅軍指揮權

　　但在毛澤東開創並堅持的軍事戰略、土地政策等原則問題上，儘管毛澤東率部取得了空前的軍事勝利，王明左右下的中共中央還是對毛澤東產生了嚴重的不滿。中央否定毛澤東事實堅持的「鄉村為中心」的革命主張，要求進行城市戰、街壘戰的演習，把戰爭引向中心城市，取得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在上海中央的直接指示下，11月初中央代表團主持召開中央蘇區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即贛南會議)，嚴厲指責毛澤東開創的方針策略為「狹隘經驗論」、「農民的落後思想」、「富農路線」和「右傾機會主義」。會議撤消了毛澤東在中央局的代理書記職務，轉由項英接任，另成立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以朱德為主席，王稼祥、彭德懷為副主席，取消紅一方面軍總司令和總政委的設置，紅軍統一歸中革軍委指揮。這就是毛開始失去領導職務的開端，首先漸漸失去對紅一方面軍的指揮權。

　　在受到王明「左傾」中央批判的同時，毛澤東卻擔任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國家主席(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政府總理(人民委員會主席)，時間僅在贛南會議后的次日。毛澤東的這個職務雖然只有象徵意義，但說明毛澤東的影響並不是一下能夠消除的，動議成立這個完全按照莫斯科體制建立的政權首腦是在彭德懷領導的紅三軍團佔領長沙時，當時對外公布的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即為黨的最高領袖向忠發，但向在上海處於秘密狀態，當時中共中央便推薦毛澤東出任，由共產國際遠東局及莫斯科首肯，在1930年即已內定。

　　12月，周恩來到達中央蘇區，正式出任蘇區中央局書記。當時蘇區中央局正在激烈爭論紅一方面軍是否攻打贛州、吉安等城市，毛澤東堅決反對，要求紅軍應進攻國民黨軍隊的薄弱環節，打通中央蘇區與方誌敏領導的贛東北蘇區的聯繫，但毛澤東意見除朱德外無人贊成。在上海的臨時中央(因向忠發被捕變節被處死、王明到共產國際任職、周恩來前往中央蘇區，經共產國際批准，上海臨時中央政治局成立，博古為總負責人)則於1932年1月9日發出《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要求紅軍「以佔取南昌、撫州、吉安等中心城市，來結合目前分散的蘇維埃根據地，開始湘鄂贛各省的首先勝利」；不點名指責毛澤東。

　　在與毛澤東接觸后，周本已改變了原來主張進攻中心城市的主張，但臨時中央的指示使蘇區中央局作出決定，以彭德懷為前敵總指揮，以紅三軍團為主力，出擊贛州，毛澤東則被安排到瑞金東20里的東華山上一座古廟休養，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力幾乎被完全剝奪。

　　彭德懷部隊五十多天攻打贛州不克，周恩來派項英請毛澤東下山商討軍事方針，毛冒雨日夜兼程直奔前線指揮部，但在江口召開的蘇區中央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放棄攻打贛州、轉向外圍「出擊求鞏固」的意見被否決，會議決定紅軍主力分兩路夾贛江而下，向北發展。

　　毛澤東在率中路軍(隨即改為東路軍)行動時，說服總指揮林彪、政治委員聶榮臻，爭取到周恩來的支持，在3月至5月期間，連下龍岩、漳州，取得重大戰果。但是在上海的臨時中央卻對毛澤東的不滿更加嚴厲起來，4月4日，張聞天發表《在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與數省的首先勝利中中國共產黨內機會主義的動搖》長文，系統批判毛澤東，指出當前蘇區的主要危險，「是對國民黨統治的過分估計，與對於革命力量的估計不足的右傾機會主義。」

　　至此，蘇區中央局不得不在6月中旬在長汀召開蘇區中央局會議，承認並檢討「不可容許的右傾機會主義」，決定恢復紅一方面軍總部，以朱德為總司令，原一直擔任總政治委員的毛澤東只以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隨軍行動，實際上是閑置起來，而總政委一職則空缺。經到前方的周恩來及在前方的王稼祥等反覆爭取，在8月8日，蘇區中央局同意恢復毛澤東總政治委員職務，但規定前方成立由周、毛、朱德、王稼祥組成的「最高軍事會議」，周為主席，負責制定前方的行動方針和作戰計劃。毛的軍職未擔任多久，在是否應攻打南城的問題上，前後方發生激烈爭論，並上升到「積極進攻戰略」與「消極防禦戰略」的原則衝突。10月上旬，寧都會議召開，蘇區中央局「開展了中央局從未有過的反右傾鬥爭」，集中火力批判毛澤東，毛澤東被免去總政委職務，由周恩來代理。10月6日，臨時中央常委會同意對毛的處分，毛澤東被迫離開紅軍領導崗位，直至1935年1月遵義會議的復職。

　　遵義會議后回到紅軍指揮層

　　隨著博古等中央核心領導人的遷入中央蘇區，對毛澤東的政治批判也陸續展開，毛澤東基本處於養病和賦閑狀態，甚至被剝奪工作的權利。伴隨反「圍剿」鬥爭的失敗和毛澤東對王稼祥、張聞天爭取工作的漸見成效，到紅軍長征時，毛澤東一度失去的軍事行動發言權也漸漸恢復。在1935年1月中旬的遵義會議上，毛澤東進入中共決策核心層，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因撤消原來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最高決策層「三人團」，中央五人常委會(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博古、陳雲)重新分工，張任黨的中央書記，在黨內「負總的責任」；毛為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周則為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3月4日，中革軍委發布命令，以朱德為前敵司令員、毛澤東為前敵政治委員，組成遵義戰役的前敵司令部，這是毛澤東自1932年寧都會議后第一次獲得公開直接指揮紅軍的權力。

　　但是，毛澤東見在紅軍高級將領與中央負責人中對運動戰及游擊戰重要性認識不足，且大敵當前，過於民主的會議制度容易錯失戰機，不利部隊機動殲敵，因此，毛澤東提議另成立一個類似長征伊始的「三人團」。12日，張聞天主持召集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成立「新三人團」，即「三人軍事領導小組」，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周為「團長」。

　　「新三人團」是當時紅軍的最高軍事決策機關，這是毛澤東自進入中共最高決策層后，又進一步成為當時最重要的軍事指揮機關的領導核心。此時毛澤東不僅是軍事指揮核心，還是政治局常委，居於黨內領導核心，可以說，這時毛澤東在黨與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初步確立。

　　在「新三人團」成立不久，紅軍在順利跳出金沙江封鎖線后，對毛澤東「四渡赤水」的轉移作戰方針，不少人提出了質疑。林彪直接致信「三人團」，要求改變指揮領導層，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隨軍行動，由彭德懷任前敵指揮。5月12日，張聞天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即會理會議)，會上，毛澤東認為這些不滿是黨內對失去中央蘇區而缺乏勝利信心和存在不滿情緒，是右傾思想的反映；而且認為林是受彭德懷的鼓動。周恩來、朱德支持毛澤東，會議最後肯定了毛澤東的軍事指揮。這是毛澤東自遵義會議后第一次遭遇領導危機，但成功化解。

　　在反對張國燾的鬥爭中成為紅軍統帥

　　1935年6月14日，一、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會師后，兩軍主帥在戰略上出現嚴重分歧。毛澤東、張聞天本對張寄予厚望，希望兩軍合力實現北上建立川西北、進而奪占川陝甘的戰略企圖，但張國燾卻堅持西進西康、青海、西藏或直取成都、進佔武漢，此即所謂南下與北上之爭。當時，張國燾自恃所率四方面軍主力部隊達5萬餘人，兵員充足，裝備較好；而中央紅軍則不足2萬，且經長途跋涉，人困馬乏，不斷向中央提出修改戰略部署、進行中央人員調整等要求。毛澤東、張聞天沉著應對，終於化解了這場危機。

　　6月26日，毛澤東等與張國燾在兩河口會面，當晚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兩軍共同北上，在川陝甘建立根據地，實際上否決了張的意見。會後，決定增補張為中革軍委副主席，徐向前、陳昌浩為軍委委員。可是當中央紅軍先期北進時，張國燾卻按兵不動，只是一再提出要「加強中央領導」。7月9日，張指示川陝省委致電中央，建議以徐向前任紅軍副總司令，陳昌浩任總政委，周恩來為參謀長，軍委下設主席一人，由朱德兼任，下設常委，決定軍事策略問題；10日，張親自致電中央，要求速決「統一指揮的組織問題」；18日，陳昌浩致電張國燾、徐向前並轉朱德，建議由張任軍委主席，朱德任前敵總指揮，周恩來兼參謀長，「中政局決大方針后，給軍委獨斷決行」。

　　對於張國燾的爭權計劃，毛澤東也是早有對策。7月18日的蘆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主要討論「組織問題」。會議決定，在中革軍委下增設總司令，由朱德兼任，張國燾任總政治委員，軍委下設「小軍委」(即軍委常委)，補充陳昌浩為委員，由張負責；以徐向前、陳昌浩為前敵總指揮部總指揮、政委，即以四方面軍總指揮部兼前敵總指揮部。會後，張即率四方面軍到達蘆花。

　　但是張的興奮僅維持了3天，在21—22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批評了紅四方面軍的缺點與錯誤，並得到會議的肯定。長期在四方面軍絕對掌權且剛升任要職的張國燾對此極為憤怒，但也無可奈何；會後，張對中央開始「反攻倒算」，在8月4日—6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張以批判博古中央失去蘇區為借口，要求清算中央政治路線錯誤；張還對毛澤東與張聞天提前議定的吸收四方面軍幹部進入中央的名單表示不滿，認為人數太少。此時，毛澤東則堅不鬆口，認為政治局本無權決定中委人選，現為特殊情況，才破例吸收四方面軍同志。會議最後還是顧及張的意見，對名單稍作修改，將原定周純全為候補政治局委員調整為正式委員。但張對會議結果極為不滿，加快了其分裂紅軍的步驟，會後，對中央制定的紅軍分兵兩路發動夏洮戰役的計劃拒絕執行，再次提出西進主張。

　　毛澤東、張聞天知道張的阻撓已難挽回，決定再次召集中央政治局會議，在召開該會之前，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會議，決定加強中央常委會的權力，會議確定常委分工為：張聞天兼管組織部，羅邁副之，毛澤東負責軍事，博古負責宣傳部，王稼祥負責紅軍政治部，凱豐負責少數民族委員會。本次會議關於中央常委的分工具有特殊意義，從組織上正式確認了毛澤東為全軍最高軍事統帥的地位，改變了遵義會議以來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助手的規定。應該說，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軍隊中的最高領導地位是從這時正式確立下來的。

　　次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即毛兒蓋會議)召開，張國燾沒有與會。會議明確紅軍必須向東，但張一意孤行，終致兩軍未能一致北上。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開緊急擴大會議，對張的錯誤作出政治決定。會後5日，毛澤東偶然發現了陝北紅軍的消息，中央紅軍終於找到了落腳點，中國共產黨也最終在延安決定了自己的軍事、政治與思想領袖———毛澤東。

　　毛澤東脫穎而出的原因

　　毛澤東能在中國共產黨最為危急、黨內政治鬥爭極為尖銳複雜的情況下脫穎而出，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軍事領袖，並進而成為中共第一代領導核心，主要原因有三：

　　1.毛澤東超群的智慧與高超的謀略。

　　首先是毛澤東天才的軍事才能。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主要的工作是以武裝鬥爭反抗國民黨統治，建立紅色政權。毛澤東率部進入井岡山地區，以游擊戰爭開創割據區域，實是別開生面的創舉；毛澤東領導的紅四軍不斷壯大，最終成為工農紅軍的主力部隊，人數最多、戰鬥力最強、控制區域最大，中央蘇區成為中共中央的駐地，毛澤東與朱德也成為紅軍的象徵符號。這其中，毛澤東的軍事指揮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毛受到左傾錯誤打擊得以東山再起的最重要因素。在中央紅軍處於絕境時，又是毛澤東挺身而出，率領紅軍脫離國民黨的圍追堵截，最終安然到達陝北，重新崛起。毛澤東挽救了黨、紅軍，這沒有一點誇張。

　　其次是毛澤東的政治才能。在毛澤東領導地位漸趨提升並穩定的過程中，軍事才能帶來的成就、權威是重要方面，另一方面即是毛澤東的政治能力即黨的絕對領導地位的確定、處理紅軍與地方的關係、紅軍的發展與根據地的建設所作的貢獻。毛澤東在建立紅色割據區域時，明確提出紅軍戰鬥力有賴政治工作的支撐，黨的核心地位自基層即開始確立，防備紅軍混同於一般軍閥部隊；對於部隊中可能存在的農民、小資產階級習氣，毛澤東也是不遺餘力地教育、整頓與鬥爭……毛澤東的政治謀略、對革命前途的樂觀精神和堅定信仰、對軍隊與農民關係的處理，贏得了共產國際的支持與下層士兵、民眾的擁戴。

　　再次是毛澤東的領導能力。毛澤東在領導秋收暴動時，僅是中央特派員，到上井岡山時，毛澤東任前委書記也是頗費周章，但毛澤東妥善處理與王佐、袁文才的關係，得以在羅霄山脈站穩腳跟；對於後來上山會師的朱德、陳毅、彭德懷等，也很快取得他們的信任，在古田會議后，朱德、彭德懷成為毛澤東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及至在1933年上海臨時中央主要領導人陸續進入中央蘇區，毛澤東雖然與左傾中央格格不入，但經過努力，毛澤東還是取得了王稼祥、張聞天、周恩來的支持；對於與其有領導關係的上級之間的矛盾、分歧，毛澤東亦講究策略，在不變化根本戰略方針的前提下，有限的讓步、策略的爭取與風險的化解，都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在到達延安后，他們基本自覺站到毛澤東的旗幟下，毛最終得到了他們的信任、信服和信仰，成為以毛澤東為領導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主要成員。

　　2.共產國際的支持。

　　在中國共產黨發展的早期，共產國際與蘇聯對中國革命的影響力非比尋常。在黨內鬥爭非常尖銳與複雜的狀況下，毛澤東能夠逐步取得領袖地位，也需要共產國際的諒解、支持甚至幫助，否則其政治前途很難設想。

　　毛澤東即使在受到王明、博古嚴厲打擊的危難時刻，共產國際對毛澤東還是支持的，對其在井岡山、中央蘇區的游擊戰爭戰略戰術抱肯定與讚賞的態度。如1932年秋，在毛澤東與臨時中央及蘇區中央代表團爭論已無法調和時，毛澤東稱病告假，博古等有送毛到莫斯科「休養」的打算，但共產國際得悉王明的報告后，反對召回有指揮作戰豐富經驗的毛澤東，明確指出如此不僅造成隊伍內部的分裂，還會直接影響反圍剿戰爭的有效指揮；1934年4月在得知毛澤東被削去軍職后，共產國際再次要求臨時中央，對毛必須團結。在博古中央取得完全統治地位的六屆五中全會上，毛澤東突然晉陞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員，至少在名義上成為中央蘇區最高領導人之一，莫斯科還出人意料地將毛澤東、朱德等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都與共產國際的支持有關；遵義會議中國共產黨領導層的改變，事先沒有徵得共產國際的意見，事後共產國際對張聞天主黨、毛澤東主軍的領導體製表示讚賞；在張國燾分裂進入關鍵時期，從共產國際回來的張浩(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不僅帶回了與共產國際聯絡的電台，而且表態支持毛澤東與張聞天。

　　3.一批忠誠的共產黨人的幫助。

　　毛澤東在逐漸確立軍事領袖地位的過程中，在他周圍，聚集了一大批傑出的、忠誠的共產黨人，如朱德、陳毅、彭德懷、徐向前等高級將領，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等領導人，還有瞿秋白、李立三等早期領袖。他們與毛澤東有過分歧、爭執甚至嚴重衝突，但一旦問題得到了解決，他們就堅決執行黨的決議、方針，在嚴酷的環境中自覺維護毛澤東的正確領導，使毛澤東在革命與個人命運的關鍵時期能夠正確地、較為順利地選擇道路，走向成功。

　　【摘自《新聞午報》；原載《劍虹評論周刊》曹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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