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軍事領袖地位是如何確立的(1)(轉貼）

毛澤東軍事領袖地位的確立源於遵義會議，但毛澤東在黨內確立其軍事統帥的地位卻有一個相當長的過程。先始於井岡山時期的紅四軍，以古田會議召開為標誌；但在中央蘇區卻失去了對軍隊的控制權；在經歷非常複雜的黨內鬥爭和慘痛的紅軍失敗后，遵義會議上毛澤東得以復職，成為中央紅軍的事實決策者，在會理會議后鞏固了這種地位；在與張國燾的分裂活動的鬥爭中，毛澤東在1935年的8月正式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的最高軍事統帥。

　　秋收暴動部隊的領導者

　　毛澤東的軍事統帥地位，最早源於後來成為工農紅軍主力的紅四軍，毛澤東即是這支軍隊的締造者之一。1927年9月，按照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議的決定，毛澤東以湖南省委前敵委員會書記的身份，領導湘贛邊界秋收暴動。9日，暴動發動，部隊統一編組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19日，暴動部隊在遭受重大挫折后，毛澤東提出「向萍鄉方向退卻」，此時毛澤東所部槍多人少、極度疲乏，不足1000人。毛澤東決定「上山」，進軍井岡山，通過聯絡、改造當地地方武裝袁文才、王佐部隊，於10月下旬在此站穩腳跟。

　　33歲的毛澤東在這一個多月的軍事指揮與領導活動，顯示出其超越同儕的遠大眼光、果敢氣魄。當時中共在共產國際與蘇聯的指導、影響下，堅持城市革命的暴動計劃，毛澤東及時改變原定攻打長沙等大城市計劃，改向國民黨軍隊稀薄的農村區域發展，從後來無論是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還是毛澤東個人命運的變遷來看，這都是一個具有深遠意義的轉折點。

　　而且，在部隊中以在基層建立組織的形式確認、保證軍隊服從黨的領導，亦是毛澤東的創造性貢獻。毛澤東一介書生，其卓越的軍事才能這時還未被部下完全了解、信服，於是毛澤東進行「三灣改編」：首先，撤換不稱職的軍隊首長，縮編、精簡部隊，以陳浩為部隊實際軍事首長，取消對毛澤東軍事主張有異議而又悲觀的余灑度的指揮權；其次，改變軍隊內部的官兵關係，推行內部民主改革，不許官長打罵士兵，允許士兵會議的發言權；再次，建立全軍由前敵委員會統一領導體制，連、營、團建立黨組織，所有一切重大問題，均須黨組織集體討論決定，確立黨委的絕對領導權。

　　毛澤東的主張雖然遭到部分軍官的激烈反對，但因得到了下層士兵的擁護堅持了下來，紅軍的戰鬥力與毛澤東的威望隨著紅軍的勝利與地方割據區域的擴大增長起來。例如，毛澤東在率部剛上井岡山時，部隊士氣低落，消極、背叛、逃跑「變成了公開的事」；但一年後，部隊戰鬥力空前提高，連白軍俘虜兵都成為勇敢的戰士。毛澤東得到上下一致擁戴，如紅軍落腳井岡山的重要支柱之一袁文才也對毛澤東推崇備至，不止一次對人說：「毛委員的話中央都聽，只要好好保護毛委員，將來革命還是有前途的。」

　　成為紅四軍領導核心

　　1928年4月毛澤東領導的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與朱德領導的部隊會合，共同組建為第四軍(不久，更名為紅軍第四軍，即「紅四軍」)，這就是著名的「朱毛紅軍」。

　　會師后的紅軍，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朱德任軍長，毛澤東為黨代表，並任紅四軍軍委書記。5月20日，毛澤東任湘贛邊界特委書記；6月4日，中共中央來信決定毛澤東為紅四軍前敵委員會書記，以後，在井岡山時期毛澤東也基本上是以前委書記的職務領導紅四軍。

　　毛澤東並非一開始就取得了對紅四軍絕對的領導權。會師不久，紅四軍即遭遇「八月失敗」。本來6月底毛澤東即在永新聯席會議上反對四軍主力冒進湘南，認為紅軍應留守邊界，以創造以寧岡為中心的羅霄山脈中段政權，並得到四軍主要將領朱德、陳毅、王爾琢等的支持，會後，毛澤東致信湖南省委，但毛澤東的意見為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經、省委派充湘贛邊界特委書記楊開明所改變，四軍主力之一二十九團突進郴州，幾乎全軍覆沒。

　　紅四軍受制於湖南省委的組織體制的改變，是在1928年11月，中共中央6月4日指示信到達邊界時。在信中，中央規定，所有管轄區域內的工作「完全受前委指揮」，並指定由毛澤東、朱德等5人組成，毛為書記，前委下設軍委，朱德為書記。指示信明確規定，紅軍中的最高領導機關是毛澤東領導的前委，其職務為中央任命，這說明中共中央已明確井岡山紅色區域的最高領導人是毛澤東。毛澤東一般隨軍行動、直接指揮，軍委基本形同虛設，還有就是負責邊界各縣地方黨組織系統的領導機關———湘贛邊界特委。毛澤東對特委工作非常重視。杜修經曾說，邊界特委「實際上一切工作與指導，都集中在澤東同志身上」；楊開明亦說：「特委的事總是書記一個人處理，個人專政，書記獨裁，成為邊界的通弊。首先澤東為特委書記時，特委就在澤東一個人荷包里……」這種集權現象與特委屢屢改變、幹部不足有關，但主要是毛澤東在地方幹部中的威信，使得一般幹部相信並自願服從毛澤東的領導。

　　劉安恭挑起兩派爭論

　　但是，對於毛澤東在四軍的領導地位卻在1929年初在紅四軍內部出現了懷疑的聲音，公開表露對毛澤東前委工作不滿的是劉安恭。劉於1929年5月上旬受中央派遣到達紅四軍，出任臨時軍委書記兼政治部主任，實際上僅居毛澤東、朱德、陳毅之後排名第四位的領導人。劉以軍委書記名義決定前委只能討論紅軍行動問題，不要管軍隊其他事，這就激發了四軍內部關於毛澤東領導的前委職權範圍、工作責任進而發展到對毛澤東個人領導作風等的大爭論。在5月底的前委會議上，支持毛澤東與支持劉安恭的兩派意見相持不下；6月8日，毛澤東在上杭白砂再次召集前委擴大會議，支持毛澤東者佔少數，毛澤東於是要求辭職；14日，毛澤東致信公開表態支持他的林彪，提出黨內存在的14個問題，並具體表示，是有人「與黨爭權」，雖沒有點名，顯然是指支持劉安恭的朱德。至此，四軍內部幾乎所有高級將領與地方領導幹部，分化為擁護朱德與擁護毛澤東的兩派。支持毛澤東的僅有林彪、譚震林、伍中豪、江華等少數人。在6月22日的紅四軍「七大」上，毛澤東前委書記職務被撤免，陳毅當選，會議並對毛澤東、朱德以嚴厲批評和處分。

　　在此次爭論中，對於毛澤東的批評，集中於對毛澤東領導的前委權力問題，即認為毛澤東過於專權。而按毛澤東的分析，表面看是軍委和前委的許可權劃分，實際上是「黨的三個最大的組織原則發生了動搖」，即反對黨管一切，權力太集中於前委；反對一切工作歸支部；反對黨員個人自由受限制。紅四軍「七大」雖然肯定了毛澤東的許多主張，但對朱德、毛澤東各打「五十大板」的「陳毅主義」，毛澤東卻非常不滿，且毛澤東前委書記職務本由中共中央指定，四軍黨代會輕易改變中央決議，顯然有違組織原則。在此情況下，新當選的前委書記陳毅決定直接前往上海報告中央。臨時主持前委工作的朱德在9月下旬主持召開了紅四軍八大，正在地方養病的毛澤東拒絕與會，並複信朱德，嚴厲批評朱、陳等人，這更引起紅四軍其他領導人強烈不滿，會議致信毛澤東，敦促其儘快返回，表示否則將給予其黨紀處分。

　　古田會議肯定毛澤東建軍思想

　　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周恩來在聽取陳毅的彙報后，明確表示不能動搖毛澤東、朱德的領導格局，並以指示信的方式，充分肯定了毛澤東的建軍思想，強調紅軍不單純是作戰的武裝，也是建立蘇維埃政權及擴大政治影響於全國的重要力量。指示信明確指出，黨的組織系統不變，前委下不設軍委，「毛同志應仍為前委書記，並須使紅軍全體同志了解而接受。」

　　1929年12月28日紅四軍九大召開，即著名的古田會議。毛澤東在會上重新當選為前委書記，並起草長達3萬字的《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明確提出必須確立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古田會議對於紅四軍與毛澤東來說，都有非同尋常的深遠意義，正如朱德所說：「九大的影響，深入在四軍同志的腦中，的確九大是四軍黨第一幕重要歷史。」

　　古田會議結束不久，按照中央規定，1930年2月7日，毛澤東在江西吉安陂頭召集四、五、六軍聯席會議(即「二七會議」)，決定將紅四軍前委擴大為四、五、六軍的共同前委，毛澤東為書記；2月，毛澤東、朱德率部打破國民黨軍隊的第二次「三省會剿」；6月，紅四軍與閩西紅十二軍、紅六軍合編為紅一軍團，毛澤東任政治委員和前委書記，朱德為總指揮，全軍計2萬餘人；8月，紅一、三軍團合建為紅一方面軍，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為總政委、總前委書記，全軍3萬餘人，成為當時全國實力最為強大的紅軍。在此後一年多時間裡，毛澤東領導紅一方面軍取得了輝煌戰果，粉碎了國民黨的第一、二、三次「圍剿」，贛南、閩西根據地基本連成一片，基本形成中央根據地。

　　毛澤東以黨建軍的思想與軍事指揮的高超智慧為他博得了很高威信，當時實際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在1929年7月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上撰文熱情報道、高度讚揚「朱毛是革命農民武裝的先鋒隊，又有無產階級的政黨為之領導。」向各根據地推薦紅四軍的經驗。

　　毛澤東的軍事、政治能力也開始引起共產國際的關注。從1929年至1936年，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在各種文章中，有60處關於毛澤東的報道；蘇聯報章對毛澤東的游擊戰爭經驗十分注意，多次報道毛澤東與朱德的紅四軍取得的戰績，措辭熱情洋溢。1930年3月20日，由於信息失誤，共產國際在其官方公報《國際新聞通訊》英文版第14期上誤發訃告，沉痛宣告「中國共產黨的奠基者、中國游擊隊的創立者和中國紅軍的締造者之一的毛澤東同志，因長期患肺結核而在福建前線逝世」，儘管消息錯誤，但說明毛澤東在共產國際的心目中的地位確實超越了很多中共中央高級領導人，對照在此之前去世的如李大釗、王荷波、張太雷、蘇兆征都沒有專門以共產國際名義發布的訃告，此舉則更值得重視。

　　5月，斯大林明確告知來莫斯科彙報工作的周恩來，應該學習毛澤東的經驗，說：既然中國的軍閥都能搞武裝割據，你們為什麼不能建立大一些的武裝根據地。如果有四川那樣大的一塊地方，中國革命就好辦了。6月，從莫斯科回來的周恩來傳達了斯大林指示，此前不久遭到李立三嚴厲批評的毛澤東在六屆三中全會上晉陞為政治局候補委員，這是毛澤東在1925年因為與陳獨秀的分歧離開中共中央5年後，再次接近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層。

　　「富田事變」導致毛澤東領導危機

　　毛澤東在井岡山及中央根據地的領導權威在30年代前中期遭遇挫折即遭受第三次「左傾」錯誤打擊，但毛澤東的領導危機卻在1930年夏季、1931年初已經出現了一些徵兆，這並非是中央錯誤路線的打擊(當時為六屆三中全會後的中央，由瞿秋白、周恩來主事，毛受到中央的稱許)，而是毛澤東領導的總前委發動的「肅AB團事件」的後果。

　　共產黨內正式開始肅清「AB團」，是在1930年5月，由贛西南特委領導。隨之，肅反運動由白區而蘇區、由黨外而黨內、由地方而軍隊迅速展開，到6月下旬，在中央蘇區已相當普遍，9月進入高潮。毛澤東對此十分支持，認為贛西南蘇維埃政府與地方軍隊中有大批AB團分子，甚至超過1／4,前期轟轟烈烈的肅反運動有加強的必要。

　　此時，毛澤東反對李立三中央進攻武漢、長沙、吉安等大中城市的戰略方針，在紅一方面軍內部有爭議，出現「罵前委反抗中央命令」的言論與不滿前委領導的情緒，毛澤東與總前委認為這是「AB團」的進攻。肅AB團運動由此歸於總前委的直接領導。由於此前毛澤東所信任的領導骨幹宛希先、袁文才、王佐均為湘贛邊特委(後為西路行委)所錯殺，贛西南特委在1930年8月召開的第二次全體會議，貫徹李立三中央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精神，對毛澤東關於紅軍軍事戰略、政治鬥爭等路線、政策進行了系統的批評，並撤免毛澤東所信任、支持的贛西南特委書記職務，引起毛澤東極大不滿，毛澤東斷定贛西南特委為「AB團」控制，派遣總前委秘書李韶九到贛西南領導肅反、鎮壓，終於激起「富田事變」。

　　毛澤東領導的總前委肅「AB團運動」，導致了非常嚴重的政治後果。據蕭克上將回憶，僅在其四軍即打AB團一千三四百人，佔全軍人數五分之一。黃克誠在回憶錄中引述一位紅四軍老資歷幹部何篤才的話，即批評毛澤東「過於信用順從自己的人，對持不同意見的人不能一視同仁，不及朱老總寬厚坦誠」，黃克誠說：「如果不是毛澤東在組織路線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蘇區排斥毛澤東，當不會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對毛澤東的領導權力產生更為直接的影響則是中共中央對中央蘇區的逐漸控制。早在1930年10月，六屆三中全會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蘇區中央局，負責指導全國蘇維埃區域與紅軍的工作，由周恩來、項英、毛澤東等組成，周為書記，因周暫時無法脫身，由項代理書記。項英於1930年12月中旬到達閩西蘇區，1931年1月15日正式成立蘇區中央局，並成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項為主席。隨之，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撤消，毛澤東擔任蘇區中央局委員、軍委副主席兼軍委政治部主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成為排列項之後的第二位人物。由於戰爭頻繁、交通不便，中央局做工作的通常只有項英一人，組織機構很不健全，其實際許可權也僅限於中央蘇區，而且因為中央局主要面臨問題是紅軍的戰爭，項英不懂軍事，缺乏作戰經驗，「所以，在當時作戰指揮上，毛澤東仍然能夠起主要作用。」

　　但項英在對待「富田事變」及肅反的問題上與毛澤東發生了嚴重分歧。項英改變了毛澤東與總前委認定其為反革命暴動的結論和一網打盡式的過火鬥爭的結論，主張按照黨內矛盾、教育方式與黨的會議的辦法來處理參與「事變」的人員，肅反鬥爭基本結束。項、毛此矛盾未糾結多久，四中全會產生的中央指定的由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組成的中央代表團於4月中旬到達中央蘇區，隨即召開蘇區中央局第一次擴大會議，批評項英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基本肯定毛澤東為書記的紅四軍前委工作，再次將「富田事變」定性為是由「AB團」領導的、立三路線的一部分擁護者參加的反革命暴動，實際上肯定了毛澤東的意見，並繼續肅反。會後不久，項職務被撤換，由毛澤東代理蘇區中央局書記及中革軍委主席。

 

【摘自《新聞午報》；原載《劍虹評論周刊》曹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