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反思六四：趙紫陽政治幼稚

　　

　　1989年「六四」事件中」，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因同情學生和反對武力鎮壓，被免去黨內外一切職務，最終在軟禁中度過了生命中最後15年，於2005年逝世。當時，中國異議作家劉曉波發表長文《悲情的胡耀邦和趙紫陽》予以悼念。在《趙紫陽的局限性》一節中，劉曉波指出，在大陸的體制下，趙紫陽所實施的一切重大決策都要有鄧小平的背後支持才可能進行，這既是他成為改革的前台主角的原因，也是他的政治悲劇的最後根源。趙紫陽在政治上的不成熟或者說對專制政治的遊戲規則的不重視，以及他喜歡張揚的個性，則是他的悲劇的次要原因。

　　

　　1989年5月19日，趙紫陽在溫家寶陪同下在天安門廣場對絕食學生髮表談話，這是他最後一次公開露面（圖源：Getty）

　　趙紫陽的局限性

　　在大陸的體制下，趙紫陽所實施的一切重大決策都要有鄧小平的背後支持才可能進行，這既是他成為改革的前台主角的原因，也是他的政治悲劇的最後根源。趙紫陽在政治上的不成熟或者說對專制政治的遊戲規則的不重視，以及他喜歡張揚的個性，則是他的悲劇的次要原因。

　　1、急於求成的心理和過於張揚的個性趙紫陽的最大悲劇在於：既要藉助鄧的權威來排除黨內高層的阻力，又要屈從於鄧的太上皇嗜好和獨裁體制的慣性而隨時自我收斂。然而，趙紫陽畢竟不太像中共體制下的政客，而更像大變革時代急於求成的政治家，他喜歡公開化和透明的個性，在其他政治制度下無疑是優秀的為政之德，但在中共體制下就會變成張揚或傲慢，遂使他最終難為鄧小平所容。

　　趙紫陽的急於求成，表現在經濟改革上，是他在時機還不成熟之時，就全力執行鄧小平的硬闖物價關的決策，過早提出「加入國際大循環」，導致了黨內和社會的普遍不滿；表現在高層權力鬥爭中，他在不該韜晦時韜晦（胡耀邦下台問題上），在應該韜晦時又不韜晦（十三大他剛剛出任總書記之後），他沒有把胡耀邦的命運作為前車之鑒，從中汲取教訓。他對其幕僚提出「新權威主義」，對明顯帶有把他塑造成新權威的電視政論片《河殤》及其「走向藍色文明」的價值取向的公開肯定，在中共體制下皆是犯忌的行為，很容易被心懷叵測的陰謀家所利用。而此時，正值他個人處在十三大剛結束后的權力峰巔，境外媒體又把「新權威主義」和《河殤》解讀為「擁趙倒鄧」，自然會引起鄧小平等元老的猜忌。

　　雖然，據當時的「新權威主義」的主要提出者吳稼祥先生記述，在「新權威主義」正式出台之前，趙紫陽就徵求過鄧小平的意見並得到了鄧的首肯（參見：吳稼祥的《走卒隨筆》），然而，中共的傳統是獨裁者自己可以隨心所欲地臧否，但其他人卻不能輕易表態，特別是處於接班人地位的人說出同樣的話，就會被太上皇懷疑為「有取而代之的野心」。在這點上，鄧小平與毛澤東沒有實質性區別。只不過，毛澤東對終生權力貪戀基本上是言行一致的，而鄧小平對終生權力的貪戀是言行不一的。像晚年的毛澤東一樣，正是鄧對自己權力的貪戀導致他對周圍人的病態敏感，無論真的權力挑戰是否存在，只要他主觀認定了來自接班人的某種威脅、哪怕是因過渡恐懼而自我虛構的威脅，翻雲覆雨就是他的政治權謀的必然。

　　所以，無論趙紫陽在內心深處是否肯定自己已經可以通過某種方式向鄧的權威進行挑戰，這樣明顯的政治信息都會被鄧視為權力挑戰，肯定要招致鄧小平的不滿，為早已對他不滿的保守派提供得心應手的口實，也為他自己後來的下台做了鋪墊。在此意義上，從政治智慧的角度講，無論是胡耀邦還是趙紫陽，在太上皇還牢牢控制著最高權力之時就鋒芒畢露，是有政治幼稚病之嫌。在極權制度轉型期的現實中，沒有足夠的政治韜晦修養（耐心）是無法成就劃時代的偉業的。在這點上，與結束了前蘇聯的極權體制的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相比，胡、趙二人既缺乏戈氏的韜光養晦之耐心，在最高權力沒有到手之前就已經鋒芒畢露；也缺乏葉利欽身處政治逆境時的政治氣魄，在下台後又過於潔身自好和沉默寡言。

　　2、官僚習性葬送了八九運動提供的大好時機八九運動與五四運動相比，二者之間最大不同有三：首先是在運動的動員規模和政治訴求上，「八九」都遠遠走在「五四」前面，五四的主要訴求是「民族主義」性的，而八九的主要訴求是「民主主義」性的。其次是執政集團對社會控制程度的巨大差異，五四時期的軍閥政權無力對全社會實施全面的嚴格控制，而八九時期的中共政權則牢牢控制著全社會的主要資源。再次是中國所面臨的外部環境完全不同：五四時期的世界動蕩不安，中國的四周充滿了緊迫的威脅；而八九時期的世界基本是和平的，中國的外在環境正在向越來越友善的方向變化。

　　可以說，八九時期中國所處的內外環境，有利於進行可控制的大規模社會變革——八九運動的大規模動員提供了巨大的民意支持，政府控制力仍然很強和友善的國際環境為社會穩定提供了基本保證。也就是說，在當時的中國進行可控制的社會變革，在政權內有身居要職的開明派，在精英界有支持政治改革的自由知識界及工商人士，在民眾方面又有已經自發動員起來的巨大民意支持，三者同時具備的有利條件，可謂中國百年現代化歷史上的前所未見，使大規模的民間自發運動不會造成權威真空的無政府式的混亂。如果這三者之間保持著必要的觀念上、信息上的溝通和策略上、行動上的合作，其結果肯定會比缺乏控制的社會更積極。或者說，如果黨內開明派能夠把握時機、比較好地處理了運動的每一環節，自下而上的民意支持和自上而下的善意應對，完全能夠在基本保持社會穩定的前提下，開創出中國走向自由社會的新局面。

　　大多數人皆承認，中國大陸完成社會轉型的代價最小的方式，顯然是在強大民意支持下的執政黨主動推進政治改革，形成民眾、社會精英階層與執政黨內開明派之間的良性互動，以避免人為隔駭造成某一方做出單方面的錯誤判斷。而在政治改革風頭正盛的八十年代，體制內外確實有一股巨大的合力推動著政治改革。當時，以胡、趙為代表的黨內開明派與自由知識界和民眾之間，在總體立場上有著基本共識。而八九運動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於：在運動的全過程中，種種複雜的人為阻力，使學生組織、知識界自由派和黨內開明派之間缺乏必要的溝通、互動與合作。

　　事實上，在此之前，黨內開明派並不是對出現大規模民間運動全無準備。據在六四后被關進秦城監獄的趙紫陽智囊們中的一些人說，在1988年下半年，趙紫陽的智囊們已經預見到中國可能出現自發的大規模民間運動，並制定了在大規模民間運動還未出現之前就開始實施積極的對話和溝通的應對策略，以防止不可控制的街頭政治的出現。但是，這種主動溝通、對話的策略卻被莫名其妙地擱置了。在八九運動開始時，甚至學生代表在人民大會堂前跪呈請願書，不但在當場沒有得到官方的善意回應，而且在之後也沒有啟動對話、溝通機制，反而弄出個致使運動進一步升級的「4·26社論」，致使運動發展成了聲勢浩大的「4·27大遊行」。

　　這之後，官方才開始被迫實施對話策略。但是，第一次對話，官方派出的袁木、何東昌等保守派官僚，擺出教訓晚輩的權力傲慢姿態，除了就事論事的敷衍詭辯和教訓學生之外，那場對話再無任何實質性內容。後來，黨內保守派頑固堅持「4·26社論」的定性，再次導致運動升級為「5·13」群體大絕食，黨內開明派才為了控制衝突升級和事態擴大，更為了迎接即將到來的中蘇峰會，派出開明的閻明復與民間進行極有限的實質性對話。另一次有點實質內容的對話，是在新聞界因對「4·26社論」的強烈不滿而組織了5月4日的大遊行、並向新聞出版署遞交要求新聞自由的請願信之後，胡啟立才於5月11日到《中國青年報》召開了一個關於新聞改革的座談會。

　　1989年5月13日晚，閻明復在統戰部主持了官民對話會。遺憾的是，閻明復並不是決策者，他出面召集對話是奉命行事，所要達到的目的也極為現實、明確：要求學生在戈爾巴喬夫到京前撤離廣場。顯然，由於長期以來官方對民意的忽視、不尊重，對民間異見進行迫害與鎮壓，更由於此前袁木等人出面的對話，給學生們留下了過於惡劣的印象。這種主要由官方製造的人為隔膜，使民間缺乏對官方的起碼信任。何況，大絕食開始之後，官方主動與民間的溝通以及對話，既是極端實用主義的又是不平等的。這種對話，即便由閻明復這樣的開明人物出面主持，即便在現場說服了大多數學生和知識分子（用當晚王軍濤發言時的話說就是：「閻部長的真誠感動了上帝」）。

　　當然，閻明復在對話中無法滿足學生的合情合理的要求，與開明派在黨內的實力不夠強大有關，但也不能否認，即便是黨內開明派也無法擺脫「官權」高於「民權」、長官意志主宰民意的官本位傳統。首先，此次對話的目的不是出於解決官民對立的問題，而主要是為了戈爾巴喬夫訪華問題的實用目的；其次，對話的基礎不是出於對民意的真正尊重，而更多是官方居高臨下的要求；再次，對話的方式不是雙方平等協商的妥協式合作（學生的要求沒有一個得到了實質性滿足和兌現），即便在閻明復的回應中有一定的妥協，也帶有自上而下的恩賜性質；所以，在當時的氣氛下，官民雙方不可能產生有效的良性互動，就帶有必然性。

　　在此意義上，即便八十年代是黨內開明派和社會上的自由派的蜜月期，也無法抓住八九運動提供的大好時機，善意地引導支持改革的民意，將官民兩種改革力量發展成良性互動的共識。

　　不可否認，趙紫陽為了以和平的方式控制局面，在黨內已經竭盡全力了，他的開明也已經是中共歷任黨魁中的極限。但是，同樣必須承認的是，中國的長期政治傳統和中共幾十年的壟斷性特權地位，已經養成了執政者居高臨下的「父母官」人格，即便開明和肯傾聽異見如趙紫陽者，也不習慣於放下執政者的架子，以平等的姿態面對民意。如果黨內開明派從運動的一開始，就不是只在黨內力爭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問題，而是通過某種方式保持與學運、知識界之間的信息溝通和策略共享，其結果可能就會完全不同。比如，在趙紫陽發表「亞銀會議講話」之前，通過某種渠道向學生充分解釋黨內開明派的意圖，而不是在黨內鬥爭失敗、趙自己的政治悲劇命運已經決定之後才親赴廣場，大概就不會有運動走向大絕食的升級，支持黨內開明派的民間運動，也不會起到所謂的「幫倒忙」作用。在此意義上，「幫倒忙」的決不是學生們，而恰恰是開明派及其幕僚自身。

　　以六四的血腥悲劇結局而落幕的八九運動，真正證明的：不是學生的不成熟和特權意識，而是黨內開明派的不成熟和特權習慣；不是學生們的居功自傲、盲目輕率，而是自由知識界的名流意識和盲目輕率；不是學生們幼稚的英雄主義和非理性激進，而是自由知識界懦弱的犬儒主義和機會主義。嚴格的講，八九運動的失敗，不是學生及廣大民眾的失敗，因為他們已經為這個社會提供了足以改變歷史進程的民意基礎，他們做的最多、付出的鮮血也最多，而是黨內開明派和自由知識界的整體失敗，因為他們沒能有效地珍惜和利用這寶貴的民意資源。

　　儘管如此，中共用刺刀戳穿了年輕的身體，同時刺刀尖也翻轉地刺向政權合法性的心臟。年輕學子們用鮮血積累起來的道義資源，仍然是我們要求進行政治改革的最大資本；中共政權的野蠻鎮壓，仍然是執政黨不能不加以正視的難以癒合的傷口，它的陣發性疼痛將繼續令這個表面穩定的政權不時地抽搐。

　　八九運動給中華民族的最大啟示：無論是處理偶發性的棘手事件，還是保持社會的長期穩定，一味對抗，致使本來溫和的矛盾不斷升級，直至達到雙方在心理上（因為現實往往並非如此，而是人為的內心恐懼使然）的毫無退路的激化狀態，然後動用強制力甚至暴力暫時解決問題，不僅在道義上是野蠻的，更是在實際效益上代價最大的方式，而且其效果往往是本末倒置的，對具有道義性合法性的被鎮壓者如此，對失去道義合法性的鎮壓者更是如此。而在大陸中國，民間與執政者的衝突，無論是對抗的產生、激化，還是解決衝突的方式的粗暴和野蠻，其責任主要應由制度本身的暴虐性來負。

　　八十年代的年輕大學生們，曾經為中國社會的整體變革提供了絕佳的民間舞台和百年不遇的歷史時機，但是，由於長著鬍子的人們的整體不成熟和懦弱，使年輕生命所付出的代價和提供的時機至今沒有結成正果。中國人還會有這樣百年不遇的時機嗎？還會有八九運動那樣有序而理性的民眾運動嗎？如果有，但願長鬍子的人們能做的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