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還是要從帶來這種「崛起」的方式裡去尋找。這些年中國的發展,關鍵還在於改革,一種讓公民自由度得到增長、市場經濟得以復生、社會重新獲取活力的改革。但與此同時,權力卻依然試圖維繫其絕對的控制,拒絕改變其主要還是來自計劃經濟時代的架構與運作模式,壓制因社會不斷分化所產生的多樣的利益訴求,遏制公民與社會的活力。
由此造成的結果是:一方面,因這種自由的擴展所帶來的社會活力與創造力的恢復,才有了中國經濟的增長,國力才因此強大;另一方面,又因官方對這種自由增進的警惕與敵視,要將其限制在一個其允許的範圍內,這必然帶來社會與權力間的緊張。隨著資源的吸納與使用越來越向國家過度傾斜,一些依託國家權力的集團與個人聚斂大量財富;人們對自由、權利的追求與官方不斷壓制人民權利訴求之間的衝突,有愈演愈烈之勢。
拒絕用制度改革來緩解這種局面,官方的藥方一是對外鼓動民族主義,用激發民族情緒來沖淡人們對權力的不滿;二是對內胡蘿蔔加大棒,強力壓制加收買。如今經濟下行壓力日增,可以動用的各種資源開始減少,揮舞壓迫與控制的大棒就越來越成為單項選擇。
最直接的一個做法就是:不許說話,不許公民與外界表達異議與批評。即使要表達,也只能按官方的語言、說法表述——只要看看中國的官員與普通人公開發表講話時的表述方式與語言就清楚了,常常給人一種背誦《新聞聯播》、鸚鵡學舌的感覺。
所有經過「文革」的人都有過這種經歷。遺憾的是,自習近平上台後,這種不許說話,「不準妄議」,只許按習講話、官方套數說話的現象愈演愈烈,大有時光倒流、「文革」再來的架勢。更讓人痛心的是,官方不僅用權力公開、直接剝奪人們表達的權利,甚至鼓勵告密這種敗壞人的心靈與社會道德的做法限制人們自由表達。最近一些大學裡陸續發生老師遭學生告密,因其言論不符合官方說法而被學校解僱、下崗的事件,重慶師範大學副教授唐雲就是告密行為的最新受害者。
事實上,中國之所以能得到發展,某種程度講,是自「文革」後允許人們說話而開始的,儘管有諸多限制、阻礙,但伴隨改革開放,說話的尺度空間畢竟還是逐漸增大,中國社會的活力幾十年來的再生是與此息息相關的。我們無法想像,一個不許說話的中國能進行什麼富有創見性的改革,能有面對世界、讓世界接受的真正的開放。今日大幅收縮言論空間,不許人說話,只會扼殺中國進步的生機,埋下改革失敗、社會動盪的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