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知青是怎樣回家過春節的？

回家過春節，幾乎是當年每個下鄉知青支撐自己活下去的理由與信念。家千山萬水之外的弄堂里，家在多少個無眠的深夜中，家在母親的熱淚濕重處，但是回家探親之路的艱難，是今天的春運不能同日而語的，知青們在回家途中飽嘗的苦澀，遠遠超過今天的農民工。

王安憶在她的早期小說《本次列車終點》中寫到歸心似箭的知青陳信在返城途中，聽到車廂內響起列車廣播員的報告：「前方到站，是本次列車終點站——上海……」。於是，車廂內再次喧騰起來，有人瞌睡醒了，有人脫了鞋子踏上座位取行李，出差到上海的一群新疆人則準備出站后先洗個澡，再去吃頓西餐……

這裡，不妨將鏡頭拉回至上世紀七十年代，春節前，每列途經上海或以上海為終點的列車——都是現如今難得一見的綠皮火車——早已被擠得水泄不通。

後來作家們喜歡用「沙丁魚罐頭」來形容狹小空間內的壅塞情景，但這個形容詞尚不能表達知青們的真切感受，因為除了前胸貼後背的擠壓和推搡，還比如那些沒有座位的乘客，要麼只能像猴子那樣佝僂在兩節車廂的聯接處、蹲在廁所旁，或者像一隻可憐的寄居蟹一樣縮在椅子下面過夜，或者攀上狹長的行李架將身子附著得像一條花腹蟒蛇。

還有，窄窄的椅子靠背上也常常站立兩三個人，因為上面的空間有限，而且列車在行進途中晃動厲害，他們必須佝僂著身子並牢牢抓住行李架的邊緣才不至於被甩下來。

而且，我要說到與沙丁魚罐頭的不同之處，罐頭食品尚有標準化的香味，而身處如此密集嘈雜的車廂內，在被蒸汽機車頭一路喘氣地拉了兩三天後，空氣就會變得污濁不堪，大蒜味、飯菜味、燒酒味、香煙味、臭腳丫子味、焦糊味、廁所外泄的無孔不入的尿糞味……還要加上壯碩的、柔軟的肉體們好幾天沒清洗的那股「肉格氣」，融合混雜在一起然後隨著列車的顛動不時涌動，簡直令人嘔吐和窒息。再加之各種略帶誇張的方言和暴力傾向明顯的咒罵與恫嚇，以知青為主體的旅客情緒隨時都會引爆。

在那個風雷激蕩的年代，上海知青們當然記得從黑龍江三棵樹駛來的54次列車，這趟車與55次對開，被稱作「強盜車」或「垃圾車」，前者形容混亂，後者形容骯髒。我五哥是黑龍江知青，每次回滬我都要去車站接他。

那個時候，去上海火車站（俗稱北站）接客送客應該算門技術活，首先要掐準時間，但那時列車晚點是常態，對於一輛嚴重超員的列車來說，能安全駛到終點，晚點實在算不了什麼。

然後需要獲得一張站台票，這需要手持知青發回來的電報，才能到指定窗口購買。沒有電報的人只能憑自己的眼光瞅准哪位旅客此時準備進站，而他身邊又沒有送客的人，那麼上前打個招呼，借用他的車票去買一張送客票，也能混進去。當時的人們都比較善良，一般情況下都能幫你。

在西北風呼呼吹的站台上焦灼地等了一個小時又一個小時，終於來了，從遠方射來一束光柱，寒冷而的刺眼的車前燈似乎要將接客的人們射穿，然後在我眼前一晃而過，將整個站台照得雪亮。

沒等列車停穩，被水蒸汽淹沒的站台上已經大呼小叫起來，看到站台上親友的知青們開始從窗口向下面扔行李袋，鼓鼓囊囊的，橫七豎八地捆著彩色的繩子，裝滿了東北的土特產：黃豆、玉米、番薯干、木耳、榛蘑、綿白糖等等。

有一次我登上車廂接五哥，就差點被那股濃烈刺鼻的氣味熏倒。知青們的臉上寫著灰暗的疲倦，布滿血絲的眼睛里卻閃爍著興奮。等知青們下得差不多了，我才看清車廂內的情景，真是滿地的垃圾，乾的濕的都有，像一場殘酷巷戰後的街區。

五哥先是與同場知青在北安縣從貨運卡車或拖拉機甚至馬車來到三棵樹，在車站等了足足兩天還沒有買到火車票，最後與同伴一起扒窗翻上列車，在車上補票，當然沒有座位，一直要站到濟南才坐到位子。有的知青腦子活絡，天生是跑江湖的料，乾脆一路逃票到上海。

有一次五哥也壯著膽子逃票，結果車到瀋陽遇到查票，同行的知青都躲過去了，他看到列車員逼近就慌了神色，結果被逮住，在瀋陽的下一個小站趕下去。在車站，孤苦零丁的他用身上最後一點錢發了份電報到家裡，父親馬上匯錢過去，三天後他才補了票回上海。

知青們一路風塵終於回到了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他們有的披軍大衣，有的穿老農民一樣的藍布老棉襖，腰間再扎一根繩子，女知青比較注意形象，除了寬大的翻毛領軍大裝，還穿紅紅綠綠的中式棉襖，臃腫而鮮亮，浩浩蕩蕩地出了車站大門，笨重的行李扭歪了他們的臉蛋，汗珠從額頭成串地滾落下來，在昏暗的廣場燈照射下，構成了奇特的景觀。

然後，他們在接客親友的引導下，在廣場里叫一輛「烏龜殼」，那是一種包了鐵皮外殼的三輪摩托車，一路上噗噗作響，花五角錢就可以從北站送你到八仙橋。

那就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春節前，在上海北站天天可以看到的場景，是那個時候的「春運」。

因為鐵路、公路、水路等交通網路有限，車皮船只有限，運能嚴重不足，加上當時政策只允許知青每隔四年或兩年回家探親一次，所以每個知青的探親之路異常艱難，是今天的春運不可同日而語的，知青們在回家途中飽嘗的苦澀，遠遠超過今天的農民工。

春節過去了，元宵節也過去了，知青們一拖再拖，終於到了該回去的時候。父母在他們的行李袋裡塞進了衛生衫、襯衫、羊毛衫、假領頭和特別經得起磨的勞動布工裝——那可是父親省下來的勞防用品，還有剛剛流行開來的裝拉鏈的春秋衫，兩面可穿！各種吃食有臘肉、豬油、肉鬆、鹹魚干、香腸等，還有美加凈牙膏、打火機、護創膠、飛馬牌香煙。

知青們還要理個髮，去澡堂搓一把，女知青則相約老同學去逛逛南京路、外灘，在王開或蝶來拍張合影。

送知青回農場的情景也是同樣壯觀的，父母，兄弟姐妹，大包小包，肩扛手提，簇擁著煥然一新的知青進了站，55次列車十幾節車廂已經在站台上停妥，加足了水，裝滿了煤。人們在站台上集合，以家庭為單位圍作一團，衣襟拉拉直，領口翻翻平，道別時說得都是家常話，陳穀子爛芝麻，但詞語殷殷，強作歡顏，一堆一堆，都是相似的表情與姿勢。高音喇叭一陣陣催促乘客上車，知青們極不情願地上了車，找到座位，在車窗撲出小半個身子，繼續與親人翻來覆去交流這幾句真情告白。

突然車廂一陣顛抖，是車頭與車廂咬上了鉤，站台上下頓時一片哭喊聲，那股聲浪簡直要將站台上的天棚掀翻！像我這種不大懂事的孩子也難免眼眶潮熱。兩年一次、四年一次的探親，多麼遙遠！在這漫長的日子裡，又會發生多少不可預測的變故！

黑龍江知青回去了，他們帶去了什麼？是的，以上海之大，知青行囊里的物品應該很豐富。但生活的真實往往出乎我們的想象，這裡我只舉一個例子，我朋友孫建成兄在早年的一篇小說里設置了這樣一個細節：有一女知青家境貧困，回滬探親時帶了一袋她自己曬制的番薯干，春節后她返回黑龍江農場時，她的繼母讓她帶走的是一袋油炸薯片。繼母能給她的，只能是平時一點一滴省下來的菜油！

但是黑龍江知青的探親之旅，與新疆知青相比，又算幸運的！

首先，新疆知青每逢四年才獲得一次探親假，新疆的路途更加遙遠，生活條件更加艱難，而假期控制更嚴，這顯然不合理。但新疆知青年齡要大幾歲，讀得書多，人也老實得多。

我二哥是新疆知青，在阿克蘇，農一師九團的前身是赫赫有名的三五九旅一部，革命傳統一路傳承。每次探親，真像是一次冒險。

先是從農場出來，搭拖拉機或馬車，一路顛簸到阿克蘇，再伺機搭上貨運卡車到烏魯木齊。搭卡車是需要施展小計謀的，男知青要與女知青「狼狽為奸」方能成功，男知青先躲藏在公路旁邊的旱溝下面，女知青在路邊攔車，卡車司機看到女知青揚招，又是一個人，比較容易憐香惜玉，就一個剎車停下讓她上車，但車門一開，男知青如土撥鼠一般先從溝里竄出來，上車貼緊司機，遞上兩包香煙，外加好話一串。司機自知上當，罵個一兩句，凜然地抬抬下巴。副駕駛位置照例可坐兩人，男知青得識相，坐最外側，他與司機之間的位置留給女知青，這也是規矩。

從烏魯木齊駛往上海的列車雖然不像「強盜車」或「垃圾車」，但也要開足三天兩夜，也要躺在座位底下，也要站在椅背上，也要躲在廁所里，也要為一缸開水起口角甚至動粗，在擁擠和污濁程度上堪與東北來的那趟專列有一拼。

我每次去北站接二哥，發現車廂內的秩序明顯要好一些，但知青們臉上的表情則更加倦怠，更加無奈，更加宿命，當然你也可以理解為更加鎮定，更加從容。

新疆物產豐富，新疆還是八類地區，知青的工資要比黑龍江知青高一些，但那個時候新疆知青能帶回來的土特產並不多，也就是一些哈密瓜干、杏干、葡萄乾，但他們回去時帶走的東西卻不少，比如醬油膏、味精、熟豬油、牛肉乾、肉鬆、白糖、糖果、肥皂、皮鞋、勞動手套、護肩等等，由此可見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副食品供應比較差而勞動強度高。

來一次上海太不容易了，大上海在新疆又享有特別崇高的地位，上海知青回去時攜帶的物品中，大半是戰友托帶的。像我二哥每來一次，差不多就要花光家裡積攢下來的布票和紡織品專用券，茄克衫、滌卡中山裝、的確涼襯衫之類的時髦貨，都是採購單上的「大宗」！

送別的情景也是相似的，但是新疆知青畢竟鑽過地窩子，啃過窩窩頭，在戈壁灘上滾過，車頭與車廂咬住的那一刻，親屬們哭聲震天，要死要活，知青們卻噙著眼淚，咬破嘴唇，不肯出聲。

四年啊，他們知道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哭是沒用的。

那個時候，我每年要去北站迎來送往，除了自家二哥五哥，還有多位表哥表姐，他們像豆子一般被撒在了西安、長春、重慶等地，所以這樣的場面我見慣了。有時我也很疲累，也很厭倦，但正是幾位兄長去了外地，我畢業后才能按照政策留在上海，我出點小力又算什麼呢。

現在有些腦殘希望我們這個飽經磨難的國家回到文革，回到那個瘋狂而無知的時代。那麼請問，你願意擠這樣的綠皮車，顛簸三天三夜被各種氣味熏得欲吐不能欲死不成？而且每隔四年才能從類似西伯利亞的冰天雪地里逃回老家一次，消耗家中可憐的票證去搶購今天看來微不足道的日用品嗎？

（所有的老照片都來自網路，謝謝提供歷史珍檔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