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災難和教育的拔河

「著名的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包（Eric Hobsbawm）在《極端的時代》里指出，二十世紀直接死於錯誤的統治者或政府決策的，有一億八千萬人。如果政治領袖不知道『人類的歷史是教育和災難之間的拔河競走』而怠惰教育，如果負責教育的人不知道培養有思辨力、有理想和擔當的公民是教育的核心目的，如果我們的青年人不知道歷史的後果其實就來自他自 己的思想和行為，我們這一代人，誰說不可能和羅家倫、薩特一樣，又成為戰爭的一代呢？」

我最常被香港大學生問到的問題是：我們要怎樣建立自己的文化素養? 重點是「自己的」，以有別於從前殖民地所灌輸的。台灣大學生最常問的是：面對全球化，我們要怎麼做好競爭的準備？中國大陸的學生，問的是，現實和理想差距這麼大，我們何以抉擇？綜合起來，其實就是一個大哉問：二十一世紀的大學生，面對全球化的新秩序，應該有些什麼「基本配備」？

七零年代的大學生

我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大學生。那個時代的台灣大學生，懂得很少可是心志疏曠。假裝深刻的人，譬如我，手裡拿著書──故意讓人看得見封面──可能是尼採的《查拉圖司特拉如是說》，或者甚至是英文版的Beyond Good and Evil。尼采「上帝已死」的宣布我們會煞有介事地討論，在潮濕悶熱的夜晚，同儕之間會為這樣的文字爭辯：

11 山上的樹

查：你為什麼害怕呢？──人和樹原本都是一樣的。他愈是嚮往光明的高處挺升，他的根就欲會深入黑暗的地底──伸入「惡」中。

少年：我想我是改變得太快了，今日的我推翻昨日的我……當我登臨高處時，才發覺自己的孤單，沒有人同我說話，落寞之雙使我冷得發顫。我究竟想在高處尋找些什麼？

33 智者

精神乃是生命的自我掙扎，生命因自身的折磨而得大精進──這你明白嗎？

薩特的《存在與虛無》可能放在床頭，靠著一盞廉價的塑膠檯燈。存在主義彷佛為我們青澀的迷茫找到一個氣質相配的解釋：

人除了必須是他自己之外，其餘什麼都不是；人孤獨地被棄置在這個世界，處於無窮無盡的責任當中，沒有任何奧援，人除了建立自己之外，沒有別的目的。

我們試圖去理解他的「虛無」和「孤獨」，卻並不真的明白，透過對「虛無」和「孤獨」的闡述，薩特是多麼積極、多麼入世的一個行動者和反抗者。「存在先於本質」成為知識青年之間最流行的思想標語，掛在我們的嘴上，但是我們哪裡真的知道他在「存在主義和人文主義」里說的究竟是什麼。

十五年之後，我在歐洲看著柏林圍牆崩塌；從前奉命固守國土、射殺逃亡者的東德士兵受審，法官判他有罪時，給的理由是，「個人良知超越國法；每一個個人都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我突然想起當年看不懂的「存在主義與人文主義」──這不就是薩特的意思嗎？他不是說，「人是什麼，端視人做了什麼」。我們固然有絕對的自由，但是正因為如此，我們無所依靠也無所逃避，必須為自己的一切行為負絕對的責任，特別是為他人的生命負責。所謂「虛無」只是存有的必要條件，但生命的意義並不停止在虛無中。

不特別假裝深刻的人，也逃不過胡適之和羅家倫這樣的五四學者的影響。我不知道有多少當時的知識青年是拿那本薄薄的《新人生觀》來作饋贈情人的生日禮物的。書寫在倉皇狼狽的一九四零年初，卻極為篤定地對七零年代不知愁苦的青年耳提面命：

（在中國），思想不曾經過嚴格的紀律，因此已有的思想固不能發揮，新鮮的思想也無從產生。正確的思想是不容易獲得的，必須經過長期的痛苦，嚴格的訓練，然後才能為我所有。思想的訓練，是教育上的重大問題。

漫天炮火、顛沛流離之時，羅家倫對大學生談的竟然仍是「道德的勇氣」和「知識的責任」，還有，「俠，出於偉大的同情」。大學生要有道德的勇氣，然後能在昏暗板蕩中辨別是非。大學生擁有知識，影響社會，所以要對國家和社會負起特別的責任。「俠」，則是關心公共事務，有肩膀扛起「大我」的未來。大學生具有俠氣的人格，才能促進政治改革，國家才有希望。

我也曾經多買了一本《新人生觀》，萬分鄭重而且想必深情款款地送給當時的情人，書扉上的題字也依稀記得：

勿草草人生 應台一九七一

那人後來就草草不知去向。

不看尼采和薩特，不讀《新人生觀》的學生，也絕對逃不過「蔣總統嘉言錄」的全面籠罩。你說他是「政治強人」？那個時代的「政治強人」卻是個虔誠的王陽明心學的崇拜者。他讓大學生背誦的是這種既難念又難記的句子：

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

跟薩特的哲學，看起來還真有點像。

七零年代的大學生——當然不是全部，但每個時代有它的時代精神（Zeitgeist）──對現實世界懂得不多，但是他們對思想的境界有所嚮往，很容易贊成艾蓮娜。羅斯福語帶諷刺的說法：「大頭腦討論思想；中頭腦討論事件；小頭腦討論人。」①

不是教育，就是災難

從羅家倫到七零年代，中間是三十年。從七零年代到今天，中間又是三十年。在距離羅家倫《新人生觀》的六十年後的今天，我們七零年代的大學生能對今天大學生說什麼呢？

六十年間，有兩個關鍵的變化。第一，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民主觀念的推動，教育得以普及化、平民化，大學教育不再是菁英教育，大學生不再是「救亡圖存」的眾望所歸。在「人人都能上大學」的結構里，大學生逐漸從頂天立地的國家棟樑轉化為井然有序的螺絲釘──在民主開放的社會裡，家國重任的屋頂依靠的不是幾根宏梁巨柱，而把重量分攤給了無數的小釘細目。

小釘細目變得重要起來。

在這樣的結構里，教育的目的──從小學到大學，便很清晰：君權時代你必須培養貴族和菁英來領導國家，民主社會的有效運轉，卻得依靠大批有知識、有能力、有擔當的公民，知道如何行使他的權利和義務。用教育來保障民主制度，最早也最精彩的文獻大概就是公元前四百三十一年雅典國王Pericles的「陣亡將士國殤演講」里所揭示的：

（和斯巴達比起來）我們的制度尊崇多數決，而非少數，這就是為何它被稱為民主。在我們的法律前，人人平等，階級和貧窮都不能凌駕於能力的表現，有能力必被拔擢。我們非但享有政治自由，更享有私人領域生活不受干擾的權利。我們極端寬容，卻不流於混亂……我們培養品味但不失之奢華，我們學習知識但不流於無力……我們的公民勤於工作，但對於公共事務又極具判斷仲裁之能力。其他國家把公民的意見當作欲去之為快的「麻煩」，我們卻認為公民參與是智慧決策的必要前提。

觀念之前進，態度之自信，在兩千五百年的歷史長河裡閃閃發光，比二十一世紀任何一個泱泱大國的總統演講還要氣魄從容。

也是基於對公民教育的認識，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不久，歷史學家H.G.Wells在《歷史大綱》（1920）里寫了這一句話：

人類的歷史愈來愈是一種災難和教育之間的拔河競走。②

這句話不斷地被政治領袖引用，因為它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教育的重大功能：培養有知識、有思辨力、有擔當的公民。唯有教育，可以避免因愚蠢和偏執而起的血腥災難。

我們所存在的社會，是一個有歧異紛爭的社會；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有戰爭威脅的時代。眼前的歧異紛爭會走向和平還是戰爭，決定在我們──「人是什麼，端視人做了什麼」；「每一個個人都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我發現，三十年後，竟然又繞回到青年時期讀到的薩特。然而這並不奇怪。薩特打過仗，當過德軍的俘虜，九死一生地逃亡，又積極地從事地下抗敵工作。他太清楚戰爭與和平在一線之間，一念之間。

著名的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包（Eric Hobsbawm）在《極端的時代》里指出，二十世紀直接死於錯誤的統治者或政府決策的，有一億八千萬人。如果政治領袖不知道「人類的歷史是教育和災難之間的拔河競走」而怠惰教育，如果負責教育的人不知道培養有思辨力、有理想和擔當的公民是教育的核心目的，如果我們的青年人不知道歷史的後果其實就來自他自己的思想和行為，我們這一代人，誰說不可能和羅家倫、薩特一樣，又成為戰爭的一代呢？

全球，就是自己的小村

羅家倫時代到今天的六十年間，第二個關鍵而巨大的時代變異，是全球化。科技的發達不僅只改變了空間距離，更顛覆了六十年前的國家主權觀念：

一個希臘人可以自由地移居法國或歐盟任何一國，在那裡永久居留，他可以就業置產，可以投票選舉，甚至可以自己參選。跟他談傳統的「愛國」，從哪裡談起？他要效忠哪一國？

一個二十一世紀的孩子，很可能父母分屬不同國籍，自己又出生在第三國，在第四國受教育，在第五國和第六國成家立業，妻子屬於第七國，他的子女則擁有第八國和第九國的護照，最後他在第十國埋葬──請問，他要「愛」哪一個國家才叫「愛國」？

一個國家領袖，可以在政權倒塌之後，被國際法庭通緝，審判，他在位時的所有莊嚴不可侵犯的法律條文和道德規範被徹底推翻；民族國家，顯然也不再那麼絕對。

石油的價錢和貨幣的浮動可以影響全球經濟；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可以讓一個國家改變國策；一個地區的傳染病可以迅速波及全球；世界貿易組織和世界衛生組織可以挑戰國土疆界；國際人權公約和國際環境協定可以挑戰國家主權，迫使個別政府妥協；一個國家的稻米政策可以影響幾萬裡外另一個國家的國民生計；一個海域的污染可以威脅到萬裡外另一個海域；百萬的商人在外國註冊，向外國繳稅；千萬的移民在流動遷徙，更換國籍；成億的人在網上接收訊息，拆穿了自己國家的謊言；飢荒和疾病、戰爭和屠殺，以及餓死的孩子的無辜的眼睛，在羅家倫的時代，只有發生在自己的村子時才會得知或者目睹，今天全來到眼前，無處閃避；北極的冰山融解，全人類惶恐戰慄。

全球，竟然就是自己的小村。

二十一世紀的震撼，就是全球化。在今天的時空，我們突然發現自己站立在全球村的土地上，如果今天仍舊跟公民只談如何愛自己的國，就猶如在一株大樹的頂端全力築巢，渾然不知大樹的中節冒煙起火，大樹的底端樹榦正被一把天一般大的鋼鋸鋸著。

為何CEO

怎麼面對全球化的大浪來襲而不被淘汰，顯然已經是很多人的焦慮來源了。針對這種焦慮，各形各色的因應全球化「指南」成為二十一世紀的顯學，題目叫「邁向卓越」或「菁英必讀」的書籍和雜誌永遠被擺在機場書店進門最顯目的展示台上，告訴你如何往上爬，變成跨國企業的高級經理人CEO。

我訝異的是，為什麼全球化的挑戰是以這種面貌出現呢？這裡有兩個明顯問題：第一，何以你只看見強者卻看不見弱者？跨國企業的發展固然促進全球經濟和信息的快速流動，但是它同時蘊含著陰暗面——譬如全球經濟遊戲規則的不公平，譬如強勢經濟帶給弱勢經濟的文化傾斜，譬如兒童勞工的人權和大企業對落後地區的剝削等等。為何「指南」只教你如何加入全球化的「強者」隊伍，卻不教你如何關注全球化的弱者，為他們說話，為他們行動；為何不教你如何加入先覺者的行列，檢驗全球化的競爭規則，批判全球化的惡質發展？

問題之二是，何以你只看見「競爭」卻不看見「合作」？我們都知道，在一條逐漸下沉的豪華輪船上去搶它電影院里最好的位子沒有意義，那麼在全球暖化、海面上升的地球村裡，缺乏宏觀與深忱思維的競爭又有什麼意義？全球化真正的議題是人類如何透過合作來保障地球環境的永續可能，透過協商來解決超越國界的貧窮、疾病、戰爭、人權等等問題，怎麼到了我們的書店裡，全球化的教戰「指南」卻只剩下如何在全球化的新遊戲規則里競爭得利，搶先掙錢？

全球公民意識

培養「全球公民意識」是一門新興的學問，很多先進國已經注意到全球公民教育的重要。一個典型的澳洲全球公民教育網頁，探討的議題包括兒童權益、沙漠化、教育、和平促進、環境永續、脫離貧窮、艾滋病、水資源、人權等等。

點進「沙漠化」一欄，首先學的是關於「沙漠化」的常識：

1. 全球三分之一的土地屬於不可耕的沙漠地。每年有六百萬公頃可耕地因為沙漠化和土質惡化而成為不可耕的荒地。

2. 全球一百一十個國家受到沙漠化影響。兩億五千萬人直接或間接受害於沙漠化，其中大部分是貧窮地區的人民。

3. 百分之二十七的中國國土已經沙漠化，並且每年有兩千四百六十平方公里的土地變成沙漠。約四億人口居住在這些不可耕地上，沙漠化帶給中國每年的經濟損失高達六十五億美元。全球每年的經濟損失大約四百二十億美元。（聯合國資料）

如果學生挑選內蒙古作為研究課題，教學手冊建議老師將學生分組，以六個不同角色和立場來進行研究和辯論：蒙古牧民，中國官員，國際環保組織，志願者，旅遊業者，觀光客。牧民對沙漠的歷史情感、傳統生活方式，文化價值觀以及他的經濟需求，與政府官員從國家治理出發的認知可能有很大的差距。國際環保組織所注重的環境層面，很可能和當地推動沙漠觀光旅遊的業者利益有直接衝突。觀光客在享受越野車橫掃沙漠的同時，又必須要有什麼樣的常識和價值觀，才不會成為破壞生態環境的無知「共犯」？要解決內蒙古沙漠化的急速擴大問題，這六個認知不同、立場矛盾的團體需要如何處理彼此的矛盾，才可能找到真正可執行的解決方案？

認識問題之後，是行動。網頁接著告訴學生，在防治沙漠化方面澳洲政府已經有了什麼具體作為，聯合國以及各國政府又做了什麼。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能做什麼。

加拿大一個典型的教學網，議題之一是艾滋病的問題。第一步，是知識的建立。

知識，可以是數字和地名的背誦，也可以是複雜思辨的挑戰。關於艾滋病的解說，內容竟是這樣的：

自從一種抗艾滋的新葯（ARV）問世之後，北美洲的艾滋病患者就得到某個程度的重生──他們雖得病，還可以正常生活。但是葯價昂貴，一個人一年至少一萬美金，是病人更多的南方國家所負擔不起的。巴西政府因此研究ARV的成分而發展出製藥方法，在一九九七年開始生產，葯價只需三百美元。巴西打算將這低價的葯外銷到其他發展中國家去，使窮人也能得到治療。但是這個做法卻違背了知識產權的保護原則。原生產藥廠也強調，如果研發新葯的知識產權不被維護，將來就不會有人願意投資於新葯的研發，對醫藥學的發展將是嚴重的打擊。

學生們必須研究和辯論的是：窮人的治療權和研發的知識產權都是極其重要的原則，但是兩者相衝時，怎麼辦？WTO如何解決這樣的兩難？專家們對WTO這樣的組織又有些什麼樣的批評？

國際樂施會的公民教育網頁非常注重個人行為對於全球環境影響，學生認識到的數字是這樣的：

假定你一天喝兩杯咖啡，那麼你一年就喝掉三十四加侖的咖啡粉，它來自十八磅的咖啡豆。假定這些咖啡豆產自哥倫比亞，就意味著你一個人一年要用掉十二株咖啡樹。要栽培這十二株咖啡樹，農人需要用十一磅的化肥。你的一天兩杯咖啡等於一年有四十三磅的咖啡殘渣流入並且污染哥倫比亞的河川。

原來全球化一點兒也不抽象，它就和每一個人在每日生活里所做的大大小小的決定有關。全球的未來，就是每一個個人的責任。學生認識到，自己買來穿在腳上的名牌跑鞋可能是富國的廠商剝削貧國橫奪暴利的成品；超市架子上某個進口米特別便宜，可能是以本國農民的生計為代價；美化自己房間所用的原木建材可能直接促成原始森林的大片砍伐和水土的流失；在餐廳里點選特殊的美食可能使世界的物種減少。

這樣的課程，教學對象是小學生而非大學生，顯然公民教育得從小學著手。先進國家的公民教育，早已不再是傳統的「愛國教育」，「愛國」已不足以保存自己；從前所標榜的道德標準──不外乎忠誠禮義勇敢負責等等，也早已轉換為對於地球和全球社區的關懷和行動。

大學生的基本配備

美國學生組織Student Pugwash USA所擬的大學生誓詞是這樣的：

我拒絕將我的所學用在對人類或其環境有害的任何方面。我的事業追求務必以道德為優先考慮。此後個人生涯將壓力備至，然而我簽此誓言以表達我的認知：每一個個人承擔起他的責任是邁向世界和平的第一步。

這樣宣誓的大學生顯然已經認識到，努力打拚變成一個公司總經理不是惟一的人生目標，如何讓地球永續，讓世界公平，是一個更值得追求的志業。

所以，對於「二十一世紀大學生的基本配備」這樣的大哉問，我的不怎麼「時髦」的答案應該是這樣的：

第一，思辨的能力。孔子的「慎思明辨」永遠不過時。馬丁路德金加以詮釋：「教育的目的無他，就是教會一個人如何評估事證，如何判斷虛實，如何釐清真假，如何分辨事實和虛構。」社會愈開放，價值就愈多元，黑與白之間就愈多層次複雜的灰色，如何判定是非真假成為全民課題。如果人民沒有思辨的能力，徒有民主制度是沒有用的。

第二，知識的建立。當我看見澳洲的小學生在學習內蒙古的沙漠化問題，德國的初中生在探討南亞海嘯所引發的貧富不均問題，加拿大的高中生在辯論歐盟和美國農業補助政策對加勒比海貧國的傷害，英國的社區學校在討論全球暖化的因應對策，心中不免驚駭：中國的學生在學什麼？

蕭伯納曾經極其諷刺地說，大學生在畢業的那一天起，就要努力去忘掉學校教過他的東西，才能真正面對社會。我也想說，在一個訊息封閉、心態內視的社會裡，大學生必須自力救濟，懷疑所有領導人和教育官員的論述和話語，建立自己的知識庫，越過目光短淺的政府，越過低智能的媒體，自立與全球的知識網接軌，才能真正地面對二十一世紀。

第三，行動的能力。在整個華人世界里，素質最高、行動力最強的公民群體其實就在台灣。街頭的動員示威、行政手段的抗議、壓力團體的運作、國會程序的翻案、媒體的調查揭弊、司法途徑的爭取、社運團體的串連等等，台灣人遠遠走在先鋒，但是中國大陸和香港的公民社會正在興起。二十一世紀的大學生可以以極大的格局走在社會大眾的前面，帶頭關心全球議題，開創社會風氣。

第四，品格的培養。不知道是什麼促使馬丁路德金在一九四八年說出這樣的一番話來：

教育的目的在於教會一個人深刻的思考，並且善於思辨。但是如果教育停止在這裡，那麼教出來的很可能是一個危害社會的人。對社會危害最大的人，通常就是最擅思辨但是毫無品格的那個人……我們必須深深記住：頭腦聰明是不夠的，頭腦聰明加上品格，才是真正教育的目的。

他是在說希特勒嗎？他是在說我們所目睹的那些強權者嗎？如果我們的大學生得到一流的專業訓練，卻不知同情心、正義感、廉恥為何物，如果他善於思辨卻無法判斷「有所為，有所不為」的行為分際，如果「道德」在他的價值觀里沒有一個基礎地位，我們只不過在培養將來很有能力危害社會的人罷了。

核心價值的永恆

四零年代的大學生教七零年代的大學生：思想的鍛煉、道德的勇氣、知識的責任、社會的承擔。七零年代的大學生教二十一世紀的大學生：思辨的能力，知識的建立，行動的參與，品格的培養。兩相對照，我所說的，有哪一件，不是羅家倫和薩特說過的呢？

也就是說，六十年來，人類社會的變化何其之大，而核心價值的變化又何其之小。羅家倫和薩特所處的都是屍橫遍野的血腥時代，他們思慮的是，要怎樣才能避免文明的腐蝕或毀滅。今天的世界，表面上科技猛進，物質發達，但是當年最關鍵的問題──怎樣才能避免文明的腐蝕或毀滅，今天卻因為科技發達和全球化而更為致命，更為迫切。

今天海峽兩岸掌權的都是七零年代的大學生。掌權者愈是在乎權力，胸襟和眼界就愈是偏狹。

如果說今天的大學生有什麼優勢的話，我想他們趁著年輕的理想特質，挾著全球化的新知磅礴，可以用最清新的品格和最開闊的全球視野來挑戰七零年代的大學生，也挑戰自己的成長。

（龍應台，台灣著名作家，曾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長，現任中華民國文化部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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