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說：「待用餐」的背後存有尊重、信任和關懷，高義麒的善舉意在觸動彼此心中的善念，幫助需要幫助的人，進而刷新人們對慈善公益的認識。攝影/胡冀錦
原題：高文麒：天下真的有免費午餐
在這個「互信感幾乎趨近於零」的當代社會，全國待用快餐第一家響應餐廳老闆，希望藉此重建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與關懷。然而，他沒有預料到，這使他捲入一系列難題
本刊記者/陳薇(發自西安)
老闆高文麒看著他的小黑板有些發愁。
這塊小黑板位於他在西安糜家橋小區的快餐店前台旁，上面寫著：「2013年4月13日至6月20日，待用快餐累計認購265份，取用63份，待用202份。」
「待用快餐」，是指去餐廳吃飯的顧客提前買下一兩份快餐，寄存在店裡，供其他有需要的人使用。這項由普通人自發形成的微小善意活動，最早可追溯到二戰時歐洲的「待用咖啡」，在經濟困難與戰時狀態中，這被看為是基層社會團結互助的象徵，因此，2008年金融危機后，各種「待用」活動重新在歐洲各地興起。
然而，作為在中國大陸第一實施待用慈善的高文麒，他所遇到的狀況並不樂觀。兩個月來，他收到了265份待用認購，但取用的更少。他指著「待用202份」解釋，這意味著有2020元錢寄放在店裡，無人取用。
「有人會相信我嗎?」
2013年4月12日22時左右，陝西省公安廳副廳長陳里在微博上轉發了「待用咖啡」的情況介紹，並號召在中國發起「待餐盒飯」，詢問是否有人願意嘗試。
兩個小時后，高文麒成為微博上的第一個響應者：「響應@陳里陳廳的號召，御上文化廚房自今天(2013年4月13日)起，每天提供5份『台式滷肉飯套餐』作為待用餐。拋磚引玉，歡迎大家共襄盛舉!」
高文麒今年50歲，出生在台灣，做過記者、主持人、教師、顧問，1999年後到大陸從事寫書、出版等自由職業。2012年，他入股了朋友在西安開的這間台灣餐廳，主要經營滷肉飯、雞腿飯等台式便當。
如此快速地響應，因為高文麒對此並不陌生。還是八九歲的孩子時，他常和母親去家附近的餛飩店吃飯。有一次，一個乞丐經過，向老闆娘要一碗餛飩，看到老闆娘不太樂意，母親出錢買了一碗，並對老闆娘說，「以後如果有『不方便的人』，你就給他一碗吧，記在我賬上，每個星期我來跟你結。」
之後，高文麒有時替母親去結賬，一碗餛飩10元台幣，老闆娘只按7折收錢。
但是，待用快餐在中國大陸行得通嗎?高文麒並沒有把握。在大陸呆得久了，他看到了許多在台灣不曾遇到的生活細節：餐廳裝修，施工方絕對不墊資;雙方合作，一方說到賬才會開發票，但另一方堅持有發票才到賬，「我一定要先保護我的利益，絕對不相信你」;他曾在北京看見有人騎車跌倒，眾人圍觀，卻沒人敢上前施援;在蘇州高鐵站，他遇到一對母女拖著拉杆箱，向他要63塊錢買車票回家。他給了，被朋友笑話，「騙人的太多了，她們都是假的。」
高文麒的經驗告訴他，中國大陸的社會互信基礎「幾乎為零」，會不會有人願意為陌生人付出?而他，作為一個台灣來的小餐廳老闆，又有誰會相信?
然而他剋制不住想要試一試的慾望，發出了那條響應微博。
他在微博中詳細說明了餐廳地址，並附上套餐圖示，包括米飯及湯、一道主菜、三道配菜。
根據之前對慈善活動的了解和參與，高文麒又很快確定了諸多細節：因晚餐計劃改造，餐廳只在午餐提供待用;由於待用快餐的目的是填飽肚子，因此只有一種供餐;餐廳每日公布認購及取用數，記錄本放在前台，供隨時查看。
他擬了兩份宣傳單，為了避免給人「高低之分」的感覺，最終選擇了更中性的「認購」而不是「認捐」，「取用」而不是「領用」——要讓受助者有尊嚴地獲得幫助。
滷肉飯套餐的正常售價是16元，但是，「不能把商家的利潤也計算在內，否則就是生意而不是公益」，高文麒簡單計算過成本，約為11元。整數更容易操作，認購價被定為10元。
「這個真的不要錢嗎?」
圖說：待用快餐不只是為需要的朋友提供一餐溫飽，更深一層的是希望。攝影/胡冀錦
2013年4月13日中午，高文麒在店門口掛出了小黑板，寫上：「本店提供免費待用快餐，請入內取餐」。「免費」兩個字，他特地用了紅色。
很快就有了第一位認購者。這是高文麒的一位朋友，也是一位慈善志願者。本來約好見面商議其他事情，看到宣傳單，便認購了兩份。接下來認購的3份，全部來自媒體記者。嗅覺靈敏的西安本地記者，在待用活動實施的第一天就找到了店裡。
然而，記者們關心的問題與高文麒不同：誰來監督?高文麒心裡有些受挫：為什麼一開始就推定，店家只有在監督下才會把這事兒做好?
他的回答是，待用快餐只是一種簡單的三方委託關係，認購者信任店家，將愛心和金錢託付店家寄存，在取用后再將錢劃撥到「收入」。記錄本可隨意翻閱，如果出問題，店家的信譽會大受影響。所以，店家是賭上聲譽自我監督，再加上公眾與媒體，不再需要其他單位稽核。
不過在內心裡，他想的是：就10塊錢，還不至於貪吧?
還有記者質疑，提供的待用餐食會不會和正常消費的不一樣?他回答，如果用特殊規格，會幹擾正常的烹調與配餐程序，反而增加成本。所以，一定是一樣的。
記者們在這裡等了一天，卻沒有等到取用者，悻悻而歸。
第一位取用者第二天才出現。那天早上10點半，高文麒趕到店裡，看到大堂里坐著一位老大爺，衣著雖陳舊但潔凈，老人說是看了報紙報道后特意趕來的。
高文麒為老大爺提供了一份免費午餐，在記錄本上記下第一個「取用」字樣后，徵得老人同意，與他坐下來閑聊。
老人第一句話就說：「我就是來看看這件事是不是真的。」高文麒還沒來得及回答，就看到老人眼眶紅了，接著說：「我再也不來了!我們要自己照顧自己。」
離開時，老人要求認購兩份。高文麒本想婉拒，但老人說，「還有比我更需要幫助的人。」
待用快餐開始的前幾天，高文麒的小店充滿了這類看了報道來試試的。他們通常取用一份免費餐，之後再認購兩三份。這類人很容易辨別，「他們完全沒有不好意思」。
高文麒唯一印象深刻的是一位一看就是外地來做工的人，穿著不是太乾淨，背著一個大蛇皮袋子，看起來十分疲憊。他站在店門口，連問四五遍：「這個真的不要錢嗎?」
他取用一份后，小心翼翼吃完，悄悄地離開了。一天後，他又出現在店門口，第一句話還是：「這個真的不要錢嗎?」
「觸動每個人心中的善念」
高文麒的「待用快餐」出名了。也帶來了他未曾預料到的後果。
遠在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打來電話來，「給個銀行賬號，我要認購!」他擔任顧問的一些大型餐飲企業也來捧場，要求認購1000份至5000份不等。
高文麒有些不理解，這只是一份小小的「舉手之勞」式的義舉，為什麼一定要搞得大張旗鼓?為什麼搞得像是個形象工程?
兩三天後，他的思路漸漸清晰。這位台灣輔仁大學哲學系畢業的餐廳老闆，總結出了自己的八字精神：鄰里、尊重、信任、關懷。他只接受來店裡用餐的顧客認購，目的是照顧附近需要幫助的人群。
在《高文麒的「待用快餐」基本原則和他的19個問題》里，他細緻地回答了關於定價、外送、大型企業認購等等狀況的解決建議。
「我的願望是觸動每個人心中的善念。」他寫道：「待用快餐不只是為需要的朋友提供一餐溫飽，更深一層的是希望。」因此，他還作了認購的上限規定：每人3份。
這個規則很難被遵守，有人特意遠道而來，丟下100元、300元就走，他甚至沒有婉拒的機會。高文麒起初非常意外，後來他想到了一個解釋：當下公益界讓人失去信心，慈悲之心沒有出口，於是，他這裡成了一個發泄口。
待用餘數漸漸上升到了200餘個。筆記本上還有一些聯繫電話和名字，都是些熱心人士留下的，以備今後需要更多認購時聯繫。
但依目前的情況看，估計還要很久才會需要他們。因為事實與高文麒預想的情況恰恰相反：認購者應接不暇，取用者卻寥寥無幾。經過了最初幾天的熱鬧后，平均每兩三天才有1人取用。
他還記得，一位老人來店裡取用待用快餐時，堅持要向高文麒出示低保證和殘疾證：「我就是要證明我沒騙你!」
高文麒心酸得無言以對，「他不相信我真的相信他。」此前，他多數時間都是在家裡寫作，接觸的都是社會中上層人士，待用快餐使他第一次接觸了中國底層人民，他發現，不論自己如何表達尊重，取用者會不可避免地覺得自己低人一等。
因此，他決定，不辨別取用者的身份，也不打聽對方為何來取用。
但這也會有另一種後果。曾有一個拿著三星智能手機的男人，咋咋呼呼地走進餐廳，要了一份待用快餐，一邊吃飯，一邊還向服務員要汽水。從衣著上看，這人怎麼也不像需要幫助的人，服務員忍不住多看了兩眼，向高文麒抱怨。
高文麒對服務員們說，哪怕是開著賓士寶馬來的，只要開口，就無條件給，「至少說明他的思想上需要救助」。
不過，這個男人後來也沒有再出現過。
時間一久，高文麒發現，取用者少，或許和快餐店所在的小區比較高端有關，而那些真正需要待用快餐的人，也無法知道這樣的信息——他們不上網、不看電視不看報紙，甚至可能不識字。
一位志願者朋友提供了個點子：幫助那些到省城西安來看病的病人和家屬。他們列印了宣傳單，去餐廳附近的醫院宣傳。院方認為是好事，但都說不好做。他們舉出例子，曾有一家乳品公司來派發酸奶，結果當天下午就有小孩家長到醫院鬧，說喝了醫院的酸奶拉肚子。
一家醫院要求高文麒簽訂責任狀，保證承擔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高文麒沒法同意，「萬一醫院把不是我的責任推到我頭上呢?」
另一家醫院則建議一次性提供300份午餐，作為一個兒童疾病篩查活動的贊助。高文麒不想贊助，「待用快餐的精髓是分享與互助，這樣的行為完全背離了初衷。」
眼看著官方途徑行不通，志願者們便在醫院門前對病人和家屬口頭講解。有人一臉迷茫聽不懂，有人搖頭不相信，還有人直接把宣傳單扔了，「白吃一頓飯?別是騙我們買葯的。」保安也過來厲聲道，「你是幹什麼的?這裡不能打小廣告!」
高文麒還找過小區居委會。居委會認為孤寡老人是合適的取用群體，但是，「老人們行動不便，你們能不能每天送過去?」他深感負擔，沒有同意。
不組織，不行嗎
對於進入大陸待用快餐領域后的一切，高文麒都深感不習慣。
他最為不適應的是，這項以個人為參與主體的微小慈善，正漸漸變成一種組織行為。很快就推出了待用快餐的標識：一個紅色心型圖案為主的LOGO，要求參與商家懸掛。
作為一名自由職業者和獨立思考者，高文麒本能地抗拒任何組織的身份標識。他將參與的餐廳比做蠟燭，「一家做得不好，別的蠟燭還亮著;但如果統一起來，就成了一條電線上的燈泡，一隻燈泡出來問題，所有的燈泡就完了，到時候，人家不會說某家店是騙人的，人家會說這個公益活動是騙人的」。
一些商家得到這個消息，在微博上和他聯絡，詢問加入應和哪裡聯繫。他非常奇怪：這麼簡單的事，想做就做，不做就不做，哪裡需要什麼組織呢?
但想要「組織」，也不是那麼容易。一批志願者與陝西省文明辦聯繫，希望對方能在「待用快餐參與商家」的標牌上署名，以表示政府的支持;他們聯繫陝西團省委，希望對方正組織的送電影票給農民工活動中，能在電影票背後印上待用快餐的宣傳信息……答覆均是：寫個材料、發個公函過來，經過審批后，再簽訂協議。志願者們手足無措——他們連公章也沒有，何談公函。
志願者們聯繫一家熱心於此的西安本地媒體，作為代表，出面洽談以上合作。但是，這也是有條件的：在待用快餐參與商家的主牌上，需要印上媒體的名稱和LOGO。
一切就此夭折。「天下果然沒有免費的午餐」，談及此，一位志願者憤憤地說。
高文麒卻仍在為說服人們相信天下有免費的午餐而努力。他最近想到一個也許可以切入需要者網路的地點：廢品收購站。還有顧客建議，可以去西安東郊的國企棉紡廠試試，那裡有不少狀況堪憂的退休工人。
2013年6月19日中午，一位背著雙肩包的男孩在餐廳門口碰見了高文麒。男孩臉色暗沉，說自己來自附近農村，剛剛大學畢業，想在這裡找一份工作。高文麒回答，「我沒有工作給你，但我可以給你一份午餐。」
高文麒穿著一件紅色T恤，戴著標誌性的頭巾，穿梭在店堂里，收收盤子，或與熟識的顧客閑聊幾句。自始至終，他沒有和男孩再說一句話。
男孩將信將疑地領取了午餐，坐在桌邊安靜地吃完，小聲地道過謝后，離開了。
高文麒回頭望了望男孩的背影，又繼續張羅店裡的活計。他說，他相信，待用快餐應該是一件平民的、沉默的事。也許，讓國人接受這個理念的等待是漫長的，然而，他希望，由他的餐廳燃起的這支蠟燭，「熄滅也是很漫長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