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勵之奧斯陸日記曝光 曾被劉曉波批判--ZT

    2010年12月8-12日，李淑嫻和我去挪威首都奧斯陸，參加諾貝和平獎頒獎典禮，順便在奧斯陸大學訪問。也可以說，我們的行程是，12月9日在理論天體物理研究所活動，我講了一次暗物質，第二天有空，正好能在奧斯陸市政廳里站腳助威。

 

    對我們這種非歷史內行來說，對挪威的過去所知甚少，只知道它曾是個海盜（Viking）國：野蠻，搶劫，無精緻文化等等，可比明朝時沿海的倭寇，或今日之索馬利亞。雖然丹麥國的海盜不亞於挪威，但因丹麥出了N.波爾量子力學學派，印象全然不同了。

    為此，我們去參觀奧斯陸的海盜船博物館，門票60 克朗（合10多美元）。展廳蕩蕩空空，只有三艘海盜船殘骸，及其它少量殘片。平均說，看一艘殘骸，就要三美元，大有被海盜坑了小錢的感覺。（在亞利桑那州，歷史博物館是不收門票的）。

    十和十一世紀，挪威是海盜「強國」。對應的中國，是北宋年代。比之清明上河圖上的堂堂遊船，海盜船博物館里的展品，不折不扣就是三條賊船。海盜船博物館的展品中，也沒有文字殘片。一千年前的奧斯陸文化，看起來就是一窩「不識字」的海匪。而同時代的程顥與程頤，已在構建宇宙模型了。

    這是昔。

    今天的數據則是：奧斯陸大學成立於1811年，明年要辦200年大慶。相比之下，北京大學的校齡，就不及海盜國的大學了。奧斯陸大學的理論天體物理研究所成立於1935年。在北大，以理論天體物理為主業的研究所（Kavli 研究所，或KIAA）成立於2006年，剛滿5歲。誰的不識現代「字」 （廣義的）的年代 更長？

    比年代更加重要的是大學的精神。

    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主席比約爾.亞格蘭在2010和平獎頒發儀式上一口氣說了三個自由：研究自由、思想自由和辯論自由。這其實正好就是大學的核心價值。研究自由、思想自由還不夠，還必須有辯論自由。北大曾經有過三個自由。現在呢？

    八十年代的劉曉波，人稱是匹「黑馬」，也有稱「黑驢」的。因為，他幾乎批判過（或罵遍）所有他認識的和不認識的人。

    挪威電視2台的記者來旅店訪談。其中幾句問答是，問：

    「你認識劉曉波嗎？」

    「認識」

    「什麼關係？」

    「他批判過我。」

    「哦…」

    看遍奧斯陸典禮上的參加者，似乎只有我一個是被劉點名批判過的。在大學里，劉氏的批判或「開罵」（只要不涉隱私），就是一種辯論自由 。在正常的大學里，本是很的正常，無所謂「驢馬」。

    1988年夏，CCQ和劉曉波二位年輕人闖進我和李在北大的家。C和劉皆治文學，同李和我的物理專業不相交。C和劉皆東北人士，也非李或我的同鄉。共同話題不多。幸好，我的「哲學是物理學的工具」一書，當時剛剛出版，劉拿起一本就看。因為他剛答辯過的博士論文是美學，屬於哲學。可能他還不熟悉「行星運動的音樂」（開普勒），「一個方程不美，就一定是錯的」（狄拉克）等等「美學」，被吸引住了，專心看書，沒再說話。只有C同我們聊。以致，我不知道劉有嚴重口吃。臨走，劉撂了一句：哦，哲學最多只配當你們的工具，有用就拿來，用完就扔掉。我可要在我的課上講（批判？）。話畢，拿起一本「工具」，轉身就走，至今未還。

    到了秋末，再一轉身，「黑馬」了：「我認為他（指方勵之）不是青年導師，他要自封的話，我也不喜歡。他有什麼資格!」(香港《解放月報》1988年12月號）。還好，這裡不全是陳述句，有一句是條件句：「他要自封的話……」。查我的CV或bio，還來不及「自封」上「青年導師」，只有物理系研究生導師字樣。可惜，劉曉波當時沒有批判「工具」一書，否則我也要使用我的辯論自由了。

    我欣賞80年代劉曉波大膽地行使了他的辯論（「開罵」）自由（不論辯論內容如何）權利。這就是我來奧斯陸市政廳，祝賀劉曉波的原因之一。

    中共當局說，諾貝爾和平獎已淪為西方的政治工具。說得輕了，不是「已淪為」，而是從來就是政治工具。

    對我，第一次知道有個諾貝爾和平獎，是在六十年代。大約是1965年年5月，在天安門召開過一次五十萬人大會，主題是「支持美國的黑人抗暴鬥爭」。主題竟然是與中國的內政並無直接關係的外國事兒。而且，大會由毛主持。1949年及其後的天安門大活動，我大多目擊，這「外國事兒」大會從來沒有見過。後來的知道，背景之一是馬丁.路德.金獲得1964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我有一個夢」——「民權」被認為與和平有直接關連獎。從此，民權或人權與和平，成為諾貝爾和平獎的一個常駐主題。諾貝爾和平獎一貫是推動如下價值觀的政治工具。

    「一個民族國家或民族國家中的多數人群體都不具有無限的權力。人權約束了民族國家及其多數人群體的行為。這項原則必須適用於所有加入了《世界人權宣言》的聯合國的成員國。」

    一個國家的經濟狀況，由GDP定量度量。一個國家的人權狀況，可由NPP（政治犯數量）定量度量。很不容易搜集中國的政治犯名單。九十年代有過一個名單，包括政治犯，思想犯，良心犯，信仰犯，共七百人。根據一些人權組織的新近統計，現在至少有一千四百名政治犯，良心犯。

    顯然，減少NPP是改善人權狀況的直接途徑。動機於此，1989年初，我寫信給鄧小平，建議他在建國30年大慶時赦免魏京生等政治犯。關注人權的諾貝爾和平獎，更應關注為爭取人權而服刑的政治犯。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符合這一期盼。所以，我來奧斯陸市政廳表示支持。

    挪威的NRK（相當於英國BBC）訪談后，主持人再加以非錄像問題：「曾有預計，當中國GDP增加后，NPP就會減少了。現在，中國的GDP世界第二，為什麽NPP 也增高了。為什麽？」我答不上來。本想答這是「中國特色」。一想不對，歐洲也有過，GDP 與NPP並不總是實時反相關。但我相信，長時間尺度而論（即非實時），二者應是反相關的。

    我在奧斯陸大學理論天體物理研究所的講題是「重子物質與暗物質之間的動力學消耦和  」（Dynamical decoupling  between IGM and dark matter）。  通俗地說，宇宙中有兩類物質：1. 暗物質不發光，但是主導成份。宇宙中的星體形成是靠它們的引力；2.  重子物質，是少數，或一小撮，不到百分之五，但他們能發光，星光皆源於重子物質，人體也是由重子物質構成。「消耦和」意即重子物質的行為不全受暗物質的控制，儘管後者是絕大多數。這因為重子物質有自己的動力學。宇宙因這些一小撮重子物質的不同的動力學而有了光，有了人類，有了人類的創造。這就是我理解，為什麽比約爾.亞格蘭的講話最後要引用牛頓的話。

    他說：「艾薩克•牛頓曾經說過：『如果說我能看得更遠一些，那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當我們在今天能夠看得更遠一些，那是因為我們站在了古往今來的眾多先人的肩膀上，是他們無私無畏地堅持著自己的信仰，從而為我們爭得了自由。」

    「堅持著自己的信仰」，就是堅持自己的動力學。

    2010．12．12．Oslo-Tucson飛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