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王人民我」,知道真相后讓人不寒而慄

京港台:2023-6-6 05:42| 來源:百家雜評 | 評論( 4 )  | 我來說幾句

甲骨文「王人民我」,知道真相后讓人不寒而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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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西方表音文字不同,漢字是一種表意象形文字,本身蘊含著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通過對其字形的解讀,往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開當時的社會風貌。

  甲骨文是最早的成熟的文字系統,其中不少文字就反映了商朝時代特徵,比如「王、人、民、我」這四個字,就改寫了傳統認知,甚至給出了顛覆性的解讀,深刻反映了商朝統治民眾的思想,遠非儒家所推崇的三代之治那麼仁義道德、那麼完美。

  所謂三代之治,代表著儒家學者眼裡的美好統治制度的設想,他們認為夏商周三代制度完美,君聖臣賢時,民眾安居樂業,整個社會充滿仁義道德。在儒家看來,三代中出了夏桀、紂王、周幽王等昏君,以及王朝覆滅等,不是因為制度不好,而是因為這三人不行。

  何為「王」?

  夏朝統治者稱「后」,周朝統治者稱「天子」,商朝統治者是「生前稱王,死後稱帝」。問題在於,商朝最高統治者為何稱呼自己為「王」?

  過去有人說,「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賦予了王者哲學內涵。但甲骨文中的「王」簡單粗暴,只是一把大斧的斧頭輪廓圖形,而大斧是殺戮的兵器,鎮壓威懾奴隸的手段,由此成為權力的象徵。

  簡而言之,誰掌握大斧,誰掌握權力,誰稱王稱霸。與如今我們熟知的「槍杆子裡面出政權」,道理其實是一樣的。

  因此,從「王」字字形上可見,商朝統治百姓的手段,簡單而樸素,沒有後世的仁義道德。

  值得一提的是,夏朝統治者與商朝的可能有所不同,甲骨文中的「后」字是「從坐人,從口」,本義為坐著的人發號施令,由此代表最高統治者,這是夏朝君主用「后」的原因所在。

  

  何為「人」?

  如今的「人」代表人這一物種,但甲骨文中卻並非如此,而是多為平民和奴隸之屬。甲骨文中的「人」不是一撇一捺,而是像人側面垂臂直立的狀態,卜辭中的「人」通常用作「人牲」,即殺了祭祀祖先等。

  古文字學者於省吾在《釋人屍仁【屍二】夷」》一文中認為「人夷一字,最初之人即夷,夷即人」,卜辭中「人方」即「屍方」、「夷方」,夷、人、仁、屍諸字相通。

  《春秋》表述得更為直接:「人」就是「夷」,都是古代的賤稱,到了春秋時期有所區別,被征服之「夷」在臣服後為「人」,未被征服的外族為「夷」。

  由此可見,商朝統治階層眼裡的「人」,屬於被統治階層,可以被他們生殺予奪的社會底層群體。

  

  何為「民」?

  如今所有百姓都是「民」,但商朝之民非常凄慘,其字形就展現了血腥殘忍的一幕。

  甲骨文中的民字(下圖A),上部像一隻眼睛,下部像一根針刺向眼睛,導致一目而盲,因此「民」或許是「盲」的本字。因此,商朝時的「民」,必然是被刺瞎一眼,非常血腥殘暴。

  顯然,從「民」字字形來看,當時的「民」地位極其低下,應該或是有罪之人、或是戰爭俘虜、或是奴隸。

  近代學者郭沫若在《甲骨文字研究》中,對西周金文中的「民」字有過解讀:「周人初以敵囚為民時,乃盲其左目以為奴征。」郭沫若考證認為,周初時以敵為民,將戰俘刺瞎一目作為奴隸的特徵。其實,從下述字形上看,可能直到春秋戰國時期,部分「民」還被刺瞎一目。

  

  我們都知道,標記奴隸的手段有很多,臉上、手背等部位烙印刻字,為何要選擇「盲其左目以為奴征」呢?對此,郭沫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有過一段精彩論證,他以「臣」與「民」作比較。

  「民與臣兩個字,在古時候本都是眼目的象形文。臣是豎目,民是橫目而帶刺。古人以目為人體的極重要的表象,每以一目代表全頭部,甚至全身。豎目表示俯首聽命,人一埋著頭,從側面看去眼目是豎立的。橫目則是抗命乎視,故古稱『橫目之民』,橫目而帶刺,蓋盲其一目以為奴征,故古訓雲『民者盲也』。」

  眼睛是心靈的窗戶,古人也懂得這個道理,從觀察俯首聽命與橫目抗命時的眼睛不同,由此給予不同處理,抗命者刺瞎一目充作「民」(奴隸)。

  當然,隨著時代發展,「民」之內涵也在不斷變化,商周是「奴隸」,秦漢后是「草民」,今天是「人民」。

  

  何為「我」?

  如今,「我」是第一人稱,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解釋為「施身自謂也」。但鮮為人知的是,商朝時期的「我」,本質上與「王」字差不多,都是代表一件殺戮兇器。

  甲骨文里的「我」(上圖A),像一把有柄有鉤的古代武器——大斧,斧口有一排鋒利的鋸齒,因此又叫「鋸斧」,是用來行刑殺人和肢解牲口的兇器,這種鋸斧讀音叫「wǒ」。後來,根據本義衍生出「手持大戉,吶喊示威」的意思。

  因此,商朝之「我」是鋸斧,奴隸主拿著這件兇器,震懾、處罰奴隸與平民,以此來維護統治。

  不過,隨著時代發展,「我」字也有所變化:周朝早期的「我」(上圖B),斧柄下面多了個腳鉤,鋸齒剩下三個;周朝晚期的「我」(上圖C),字形進一步變化,鋸齒又少了一個,斧柄開始向右彎曲;秦朝小篆中「我」(上圖D),基本演化成如今「我」之字形,已與以前的大兇器鋸斧原貌了。

  那麼,一件殺人的兇器,如何演變為漢語中的第一人稱?如今普遍的觀點是戰國時期有了更先進的兇器,鋸斧「我」被淘汰了,於是就被借用為第一人稱。

  

  通過「王、人、民、我」四個字,可以看到商朝統治者是採用暴力手段統治百姓,沒有什麼溫情脈脈的仁義道德。雖說不能由此還原出全部歷史真相,卻可以管中窺豹略見一斑。

  更引人深思的是,商代統治者如此對待民眾,那麼儒家倡導的夏商周「三代之治」,極力宣傳的周文王、周武王仁義治天下,以及五帝仁義道德之類,在當時真的存在嗎?或許,儒家宣傳的上古仁義道德,只是統治階層內部的仁義道德而已,與絕大多數民眾沒有關係。

  武俠小說里,前人聰明絕頂總能創出絕世武功,後人練之成為絕世高手,貌似是在說「今人不如古人」,但放眼人類社會的歷史進程,儘管曲折不斷,總體卻還是更加文明,因此五帝、三代時的「仁」極有可能只是春秋戰國儒家包裝起來的,目的是勸說當時君主學習古代聖賢行仁政、善待民眾,出發點值得讚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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