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後一位貴族小姐」去世:她活過了命運

京港台:2023-1-29 00:00| 來源:看天下實驗室 | 評論( 2 )  | 我來說幾句

「中國最後一位貴族小姐」去世:她活過了命運

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

  

  命運無常,但人的彈性不懼無常。

  2022年,103歲的楊苡沒過生日。

  這天,她和平常的每一天一樣,躺在卧室的床上,偶爾小啜一口可樂。

  按理百歲老人的生日是要大辦的,但熱鬧起來,她覺得吵得慌。在此之前的一年,她曾巧妙地躲過了一個生日——一整天在家埋頭看書。每談及這次「成功」,楊苡都驕傲地說起那句口頭禪,「我很得意!」

  但這一年的平靜,還是在幾天後被短暫地打破了,一位學者和作家因生日來訪。她躺在床上接待了他們——就在前幾天,楊苡剛剛從醫院出來,住院后,她的身體需要對付的地方變得更多:難以下地走路,渾身總是出現突如其來的疼痛感,食道開始反流,味覺也有所退化,吃什麼都苦。所以,她不愛喝水,只喝可樂。

  當他們問她:「(身體)怎麼樣?」

  楊苡答道:「我又戰鬥了,而且戰鬥勝利了。」

  2023年1月27日晚,楊苡去世,享年103歲,結束了一生波瀾而又漫長的戰鬥。

  楊苡可以有很多標籤:著名翻譯家,曾譯《呼嘯山莊》《永遠不會落的太陽》《俄羅斯性格》等長篇小說;西南聯大女學生,師從朱自清、沈從文;哥哥是翻譯家楊憲益,譯過《紅樓夢》《離騷》等;丈夫是把《紅與黑》譯成中文的翻譯家趙瑞蕻。

  但這些也可以全不要,或許還能這樣介紹她:愛吃起士林的天津小女孩,17歲寫信給巴金的小讀者,盧溝橋事變后發表愛國詩歌的女青年,好萊塢女星瑙瑪·希拉的影迷,致力於收藏各種貓頭鷹玩偶、喜歡芭比娃娃的老奶奶。

  這是楊苡的兩面,她活成了一部中國的百年史,既是時代的歷史,也是她個人的歷史。但歷史,終究逃不過被選擇,楊苡的出身在百度百科上,至今仍被「敏感地」抹去了。可她卻從來不過於避諱,提起往事,聊一兩個小時也不會累。楊苡記得幼時很多軼事,自己的妨父之名,最崇拜和敬愛的「哥der」楊憲益,同父異母、喜愛排場的姐姐,甚至家裡那個被性侵的小丫頭。

  從大家族的深院、到天津去往昆明的求學之路,再到西南聯大的歲月,都經由楊苡口述、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余斌記錄,集結成《一百年,許多人,許多事:楊苡口述自傳》,於2023年1月出版。

  

  這部楊苡的唯一口述自傳里,不僅有她一路走來的點滴,還凝結了一個波瀾壯闊的中國百年史,講述著這位百歲老人是如何活過了命運,活過了時代。

  很多人會覺得,如此活下去,既珍貴,也同樣殘忍。但楊苡全然沒有百年歲月沖刷過的樣子,她依舊執著於細碎而具體的生活:見客,聊天,擺弄玩具,追看當下流行的電視劇。她身上,有著每一個艱苦時代走來的中國人都有的兩樣東西——堅忍和樂觀。

  在青春時期寫給自己的十四行詩集上,楊苡曾這樣題詞,「記憶或可使生命縮短,且低首看憂鬱的進展。」

  當初這句話或許只是少女念及曖昧的春思,才吟出的鴛鴦蝴蝶式的比喻。但人生一過幾十載,這比喻卻似乎一語成讖,對應了楊苡的人生。她曾是世家出身的大小姐,卻歷經漂泊、動亂之苦,最終委居於先生的職工宿舍。她曾以為戰爭會轉瞬結束,思念的人也會穿越戰火來到她身邊,卻再也沒能與之相見。

  余斌曾這樣寫著,以世俗的眼光看,楊先生一生走的大約是下坡路,唯她自己一點不覺。但高低起伏是歷史的常態,其中的人世滄桑和命運變換,好似「星沉海底當窗見,雨過河源隔座看」,無論這進展如何憂鬱,都有記錄的意義。因為它們證明著,命運無常,但人的彈性不懼無常。

  救人的是生活

  最近幾年,楊苡看完了《人世間》《情滿四合院》等電視劇,時間跨度越長的,她越喜歡,把一切往長遠了看,現在過不去的就早晚會過去。

  抗戰剛開始的時候,楊苡去往西南聯大,母親只為她裝了夠一年用的行李,因為在所有人眼裡,戰爭都是短暫的,一年怎麼也打完了,但沒想到這一打就是八年。

  在西南聯大讀書期間,師生們有一個必學的功課——跑警報。原定在十月的開學,因為日本飛機炸昆明,把校園炸得一塌糊塗而推遲。巴金在信里跟楊苡說,這敵機來襲好比「強迫我們游山」,學生們也抱著這樣的心態,一面下著山河瘡痍我輩必將奮起的決心,一面保持樂觀主義精神,天氣好的時候,全當遊山玩水。

  楊苡迷戀上了昆明的雲、樹、山、水,還有幾座廟宇,時常和同伴出行。惹得住在她樓上的沈從文先生,為她的功課著急,常常一大早就來問她,「昨晚寫了什麼了?看了什麼書?才十八九歲不要那樣貪睡,要睡懶的喲!」

  楊苡眼裡的沈先生永遠一副靦腆害羞的樣子,說話細聲細氣,對女生很照顧,也有點愛哭,儘管已經成了名家,依舊很是用功,每天伏案工作至深夜。有時家裡來了貴客,就會站在院子里叫她,「請楊小姐下來見冰心女士!」

  儘管熱愛文學,但楊苡和沈從文不同,她剛剛擺脫大家庭的管束,初次出門,每天想得都是玩耍。余斌形容,「對楊先生來說,翻譯家、作家、詩人這些名頭都是附加的,關心日常的生活,才是她的基本面。」

  

  正是具體而細微的日常,讓她渡過了一個又一個人生路上的坎坷。

  住了半個世紀的員工宿舍,在她的指揮下,被收拾得生機盎然——黃綠相間的小碎花紋樣床單,水紅和青綠的靠墊,桌子上擺著各色的書,牆上掛著海報,窗前垂著薄紗。從前,她住過天津租界內的別墅和大宅院,每一間都氣派闊綽,即便如此,她也不覺得現在的處境寒愴。

  經常,她會一時興起,走到客廳——這是通往「小花園」的一間小屋,十三四平方米大小。牆上掛滿了對她來說意義非凡的照片:先人的、家人的、朋友的、師長的;過去的、現在的。還陳列著一個柜子,擺滿了她收藏的貓頭鷹玩具、俄羅斯套娃、瓷娃娃。

  她隨心而動,根據新的主題,對舊物重新排列組合,並興緻勃勃地說:「這是我的一種玩法。」這個習慣直到她難以下床時依舊保持,無法親自玩,就指揮保姆代玩。有些玩具看上去年代久遠,但毫不陳舊,它們和她一起,看著時間在眼前流走,卻依然保有自己的那份鮮活,熠熠生輝。

  有時候,玩具也會讓楊苡情不自禁地回憶起往事,比如她最親愛的「哥der」楊憲益。幼時她最愛做哥哥的「跟屁蟲」,跟著哥哥去逛商場很愜意,哥哥是少爺,看上什麼就買什麼,一個眼神,傭人們就去付錢拎包。一次正逛著,她看到一個天藍色緞子衣裙的洋娃娃,趕緊拽拽哥哥的衣袖,哥哥便叫人買了下來,她一路抱著回家。後來哥哥的朋友們讓她學著說「dear brother」,她年紀小,始終學不會,只能叫出「哥der」,直到晚年,她依舊在賀卡上如此孩子氣的稱呼楊憲益。

  2004年,楊苡因為骨折住院,此時哥哥楊憲益也因病住院,而姐姐楊敏如前一天查出了糖尿病、冠心病。姐姐在電話里跟她說,「咱們三個人好日子是過了,我不能不悲觀!」在鼓樓醫院病房最痛苦的時候,女兒代楊苡接通了哥哥的電話,她對哥哥說:「哥,我想你!」然後大哭,可楊憲益在電話那頭依舊是瀟洒的姿態,對楊苡的女兒說:「怎麼你媽媽還不如我哩!」

  2009年11月23日,楊憲益去世。楊苡給友人寫信時,回憶起在北京探望哥哥時的情景,不禁記起了陳寅恪贈吳宓的詩句,「暮年一見非容易,應作生離死別看。」

  往事並不如煙

  楊苡喜歡在客廳舉辦「茶話會」。

  那不大不小的方寸里,時常聚集著很多人,有她的同學、老友、小友、朋友的朋友、串門的鄰居、和好奇湊熱鬧的人,有時人多得幾乎坐不下,他們就站在一邊,或席地而坐。

  來的都是客,楊苡與人交流,從不看身份高低,童年與她玩耍的傭人丫頭,直到最近幾年,仍與她有電話往來。

  余斌也是客廳的常客,他每次去楊苡家,都感覺不到拜訪前輩時常有的心理負擔。他感嘆自己孟浪,剛和楊苡相識不久時,他和朋友喝了酒,聊到一些舊事,晚上九點多,一身酒氣地跑到楊先生家,找她確認細節。而老人不但沒有責備他的魯莽,還精神十足地與他探討。

  

  聊故人,是這個客廳里發生最多的話題之一。

  抬起頭能望見牆上掛的相片,那一張張肖像照片里的人,大部分已經去世了,但在楊苡的客廳里,他們都彼此微笑,一起熱鬧。聊到哪位朋友,楊苡就抬起手,指給大家看,「這就是他/她哎!」那些早已蒙塵的歷史,恰如其分地和具體的面龐對應,巴金、沈從文、穆旦、蕭乾、吳宓等一位位大師,都在她的嘴裡變成了生動可愛的人物。

  楊苡清楚地記得第一次和巴金通信。

  那時她剛讀完《家》,便認定要做覺慧,17歲寫信問巴金,自己要不要「出走」?外面兵荒馬亂,自己還過著貴族小姐似的生活,難道不是醉生夢死嗎?巴金卻在回信中給她的熱情潑了冷水,讓她不要衝動。

  後來楊苡才意識到,這是巴金對年輕人的一種保護——希望他們走最安全的路。這也影響了楊苡一生的道路。

  楊苡和巴金的通信長達半個多世紀,她難以跟家人朋友傾訴的心思,都寫給了巴金,最長的一封,寫出了17頁。這些書信結集出版為《雪泥集》。直到晚年,楊苡都保存著對寫信的喜愛,她認為發簡訊、打電話是「說事兒」的,但寫信是講肺腑之言,「好玩,痛快。」

  「文革」開始后,中國作協上海分會的一張大字報讓巴金應聲倒下,楊苡也接受了審查,可經歷這樣的風波,她仍沒有為自保而銷毀和巴金的信件。

  詩人辛笛感嘆,「經過十年浩劫,我個人深知保存友人的來信之艱難······靜如同樣經歷許多坎坷,卻能冒著種種危險堅持把她和巴金往來書札保存下來,這是多麼不容易的事呵!」

  後來那動蕩十年,人人自危,封鎖家門,盡量不與他人走動聯絡,她依舊想到去拜訪哪位朋友,就大大方方地去拜訪。

  與她書信交往同樣多的,還有巴金的哥哥李堯林,她稱他為大李先生。對巴金是敬,對大李先生則是親近。

  通信最密切時,他們一天兩封,半年下來,積攢了40多封信。當時,楊苡是學生,大李先生是老師,母親管得嚴,他們很少單獨散步,大多數時間一起約定去某地匯合,或是買同一場的電影票,坐在影院的不同角落,一起看電影。有時知道大李先生下午會經過,她就把朝外的窗子打開,大聲用留音機放音樂,他朝樓上望過來,她遠遠地看他兩眼。

  大多數情況下,楊苡聊起過去都是坦然的,即使偶爾有動情之處,短暫地出現表情的異樣,也會在瞬間調整,重新變回往常的狀態。哭泣則更少了,只有在後期,需要走進卧室與她交談時,余斌才無意中撞見過楊苡臉上似有似無、又一閃而過的落寞。

  這些情緒有時和特定的人有關,比如大李先生。

  1983年7月7日,楊苡踏上遠赴昆明讀書的路程,離開當天上午,她與大李先生相約見面。在英租界的馬路上,兩個人散了很久的步,大李先生拿出送給她的禮物,一盒汕頭產的手工繡花手絹,這昂貴的禮物,對他來說是不小的負擔。隨後他又從兜里托起一捧雪花般的碎紙片,都是她寫給他的信。他說,他主張信是不必保存的。她一向敬他為兄長、老師,自然點頭稱是,沒有深究他是否是下定了什麼決心。最後他們揮手告別,全然沒有離別愁緒,甚至一團歡喜,因為她和他約定好,他不久也會抵達昆明。而這一分離,便成了永別。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他的失信,都讓她傷心不已。在懷念大李先生的文章《夢李林》中,楊苡寫道:「好像曾有個人走進我的心裡,點亮一盞燈,但沒多久,又把它吹熄,掉頭走開了!」

  1945年,大李先生住院,7天後逝世。他去世多年後,楊苡才明白了他內心的苦澀,每個月他都要把薪水寄給老家,養活一家人,北方的冬天步入酷寒,他依舊一身單衣,沒有錢添置棉袍。在書里,楊苡這樣形容他的那段日子,「他當然希望過一種屬於自己的生活,只是為了家人,他選擇了犧牲自己。」

  活著的勝利

  年紀漸長后,楊苡喜歡開自己和死亡的玩笑。保姆小陳有一次說漏嘴,告訴她有人誇自己勤快,也想要僱到家去,她聽到后笑著說,「都等著我先死呢!」聽力下降以後,她經常要麼聽不清,要麼聽錯,保姆叫她得不停重複。她就開玩笑說,好像自己變成了一台機器,需要反覆按一按,試試是否失靈。

  有時,她也頻繁地提及後事,只不過語氣沒有絲毫不詳的意味,不悲、不傷,還笑嘻嘻的。有後輩在她面前避諱,她還要詫異,「怎麼比我年輕的倒忌諱說這個呢?這有什麼不能說的?真奇怪!」

  巴金曾說:「長壽是一種懲罰。」但楊苡卻覺得:「活著就是勝利。」

  

  她的觀念最早源自小學,當時她在美國基督教教會——美以美會創辦的中西女校讀書,課堂上學了讚美詩。她不信基督,卻從中明白一個道理,死亡是「應許之地」,誰都要去,所以她說,「再難也沒有什麼好怕的,最後都是去那兒嘛。」

  這堅定的態度,似乎在她99歲時有所鬆動。

  進入百歲的年底,楊苡的膽結石突然發作,進了醫院。年紀大,任何動刀都宛如高空走鋼絲,全家人對是否要做手術,糾結萬分。她一反常態地問醫生,自己還能不能再活一年?

  但沒有得到具體回復。

  手術當天,她換好手術服,正等著被推上手術台,醫生突然宣布,手術不做了。後來思索,可能是這「一年之問」讓醫生變了主意。但於她來說,這沒有做的手術成了她又逃過一劫的象徵,和人講起來,自然又免不了欣喜和得意。

  事後有人問起她那關於「一年」的擔憂,她揭曉了謎底——這一年時常有人說她是百歲老人,動不動就來觀仰,沾喜氣,搞得她像個大熊貓,心裡有了包袱:如果自己沒活過一百,豈不是對他們失信了?

  關於活下去的戰鬥,是沒有具體敵人的,楊苡常說人要「wait and hope」,這「hope」從不特指,只是一種代稱,或者說,一種信仰。

  完成一次口述史的記錄,躲過保姆百般催逼的進食,亦或是看完一本書、一張報紙、一部電影,都能讓她收穫小小的滿足感。因為只要活下去,總有好玩的可以玩。過百歲生日時,楊苡興奮地和同歲的同學互通電話,一不小心又追憶起當學生的無憂歲月,同學有點遺憾地說:「當年在中西真是好啊,就是我們玩得太多了。」她趕忙說:「我還沒玩夠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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