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次橫掃全球,殺死法國王的霍亂 是怎麼被壓住的?

京港台:2022-7-12 08:54| 來源:《國家人文歷史》 | 我來說幾句

8次橫掃全球,殺死法國王的霍亂 是怎麼被壓住的?

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

  

  霍亂,在很多人眼裡屬於「古早傳染病」,在今天已經很少出現。這個在19世紀一度奪走眾人性命的可怕疾病,直到人們發現了霍亂弧菌及其治病原理,才不再那麼可怕。

  不再騎著駱駝旅行

  今天的醫學書籍是這樣介紹霍亂的:烈性傳染病,由一種可在水中生存數周的病原體——霍亂弧菌所致。

  如果霍亂弧菌被人吞下又沒有被胃酸殺死,它就可以在鹼性的腸道內迅速繁殖,往往在初病的幾小時內產生劇烈反應——腹瀉、嘔吐、發燒乃至死亡。而且,霍亂的癥狀也特別恐怖:猛烈的脫水使患者在數小時內便乾枯得面目全非,微血管破裂導致膚色黑青。患者死亡時的情形格外觸目:身體衰亡的加劇和加快,就如同一部慢攝快放的影片在提醒旁觀者,死亡是多麼的猙獰、恐怖。

  

  「霍亂」這個詞,出自中國的古籍。《黃帝內經·素問》就有記載:「土郁之發,民病霍亂。」明代的名醫張景岳(1563—1640年)為之註釋:「揮霍繚亂,上吐下瀉,」算是解釋了「霍亂」的出處。不過,現在一般認為,古代中醫所說的「霍亂」是指多發於夏秋二季的急性胃腸炎或細菌性食物中毒,與現代所指的由霍亂弧菌引起的烈性傳染病尚有所不同。

  後者的起源地在印度。羅德里格·麥克格魯(Roderick E. McGrew)在《醫學史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of Medical History)里就明確指出,「霍亂的歷史開始於印度次大陸」。諸如恆河三角洲這樣的江河入海口附近、江河兩岸及水網地帶是其分佈的主要地區。

  從遙遠的古代起,印度教的節慶就吸引著大量的朝聖者湧向恆河下游,而霍亂正是這裡的地方疫病。於是,朝聖者有機會感染上霍亂及其他疾病;那些當時沒有倒下的患者則可能把疫病帶回各自的老家。幸運的是,囿於原始的交通條件,很多來自遠方的旅行者患病後根本來不及回到本土就客死他鄉,故而霍亂的傳播也沒有日後那樣猖獗迅猛,而只是局限在印度次大陸之內。這就是後來的醫學史家所說的,「霍亂騎著駱駝旅行」。

  然而,「大航海時代」「殖民主義」與「工業化」改變了這一局面。19世紀之後,霍亂搭乘著快捷的輪船和火車(而非步履緩慢的駱駝)走向世界各地,由印度向外傳播。1817年,當一場霍亂大流行橫掃印度加爾各答腹地時,人們還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近代科技所帶來的交通便利,迅速將霍亂帶出了印度的土地,讓它在世界的舞台上肆虐。更糟糕的是,在這些陌生的新地區,那裡的人們對霍亂的突然出現缺乏基本的免疫力和應對經驗。

  第一次「出國」的霍亂立即席捲了中東,迅速在阿富汗、波斯與阿拉伯地區爆發,致使數十萬人死亡,讓人們陷入絕望的恐懼之中。嘉慶二十五年(1820),霍亂又經海上商路傳入清代中國。這年秋天,江南一帶爆發了人稱「吊腳痧」的可怕瘟疫(實際上就是真性霍亂)。史籍記載,「上海秋大疫、青浦秋大疫、川沙秋大疫、華婁(即松江)秋大疫、南匯疫癧大行」⋯⋯「轉筋霍亂證自此始」,整個太湖平原都未能倖免。患者「霍亂吐瀉,腳筋頓縮」,更可怕的是「朝發夕斃」,死者無算。

  登陸英格蘭

  這一次霍亂大流行,一直持續到1823年左右才告結束,並止步於歐洲邊緣。為之大鬆一口氣的歐洲人不會想到,這只是恐怖的開始。在19世紀以後的日子裡,霍亂給世界帶來的傷害可謂慘重異常。迄今為止,霍亂曾經七次(或八次)在全球範圍內爆發,其中六次(1817—1823,1826—1837,1846—1863,1865—1875,1881—1896,1899—1923)發生在19世紀。因此,19世紀往往被稱為「霍亂的世紀」,霍亂則成了「19世紀的世界病」。

  

  《國王查理十世之死 》,19世紀。該畫描繪的是法國國王查理十世於1836年11 月在格哈芬貝格堡(今義大利戈里齊亞)因霍亂去世的情景

  只經過了短暫的蟄伏,第二次霍亂大流行便接踵而至。這一次,它從印度「沖積沼澤與瘴病叢林」中出世,勢不可擋地經俄羅斯與中東地區傳至繁華熱鬧的歐洲城鎮,再從歐洲跨越至大西洋彼岸,美洲大陸也不能倖免。

  霍亂的流行沒有任何預兆。德國詩人海涅記述,當巴黎宣布出現霍亂病例時,許多人都不以為然。晚上,多個舞廳依然擠滿了人。突然,一個最使人逗笑的小丑雙腿一軟倒了下來。他摘下自己的面具后,人們出乎意料地發現,他的臉色已經青紫。笑聲頓時消失。「馬車迅速地把這些狂歡者從舞場送往醫院,但不久他們便一排排地倒下了,身上還穿著狂歡時的服裝⋯⋯」

  這樣的恐怖場面又豈是只出現在法國的首都。在整個歐洲大陸,一個個活生生的人從開始感覺不適到變成死屍竟然短至兩三個小時,死亡就像影子一樣和人們時刻相隨。每20個俄國人中就有一人死於1830年的霍亂,每30個波蘭人中也有1人死於該病。社會精英也無法倖免。著名的德國軍事家克勞塞維茨本來正準備修改其巨著《戰爭論》,但卻被突如其來的霍亂奪去了生命,為人類的軍事科學留下了永遠的遺憾。

  目睹大陸上的慘狀,驚恐不安的英國人只能指望天塹的庇佑。在英吉利海峽,皇家海軍開始攔截從疫病流行地區駛來的貨船。但霍亂就像一個幽靈一樣無孔不入。威廉四世國王話音剛落,瘟疫便在英格蘭登陸了。

  1831年初秋,一艘剛剛從德意志漢堡港返回的英國船隻在桑德蘭(Sunderland)港口靠岸。船上的幾名船員下船后腹瀉不止,醫生束手無策。當地醫療協會的醫生會診后也不能確定這是英國的地方病,還是據說「恐怖異常」的霍亂,因為當時英國還沒有人目睹霍亂的癥狀。

  躊躇之間,噩運已經降臨。這就是霍亂。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當時只有1400萬人口的英格蘭(及威爾士)有2萬多人因此喪命。每天,在英國的城市和鄉村,都有靈車不斷地往墓地運死人,工廠和商店裡則空空如也。人們能夠感受到的,除了恐懼,還是恐懼。「如此的可怕,人們慌不擇路,攜帶可以帶上的東西四處逃竄,一旦家庭中有一個人開始表現不適,其他家庭成員立即棄他(她)而去,不論病人是父親、兒子還是母親和女兒。然而一旦周圍的人目睹了一個人發病,他們自己也會很快在三天內死亡⋯⋯」

  隔離也沒有用

  

  1831到1833年的英國霍亂地圖,該圖以1:220萬的比例描繪了19世紀30年代頭3年英國受到霍亂襲擊的區域,附有1832年倫敦及其周邊霍亂感染情況和統計數據,由奧古斯特·彼得曼繪製

  面對霍亂的爆發,當時的歐洲醫學界顯得手足無措,各種稀奇古怪到荒唐「療法」應運而生。比如,蘇格蘭格拉斯哥皇家醫院是一所頗有聲望的醫院,曾經「試驗氯化亞汞、酒精、鴉片、海狸香油、鹽」來治療霍亂。氯化亞汞對人體有毒性。結果自然可想而知,2/3的霍亂患者死於非命。衛生總會開出的藥方也不見得高明:用橄欖油塞滿病人的胃,用枝條抽打患者,站在患者的胃上跳躍從而把病菌排出體外⋯⋯無怪乎加拿大醫生諾曼·霍華德-瓊斯因此感嘆,「在20世紀之前的整個疾病治療史上,再也沒有比治療霍亂更荒誕的篇章了,那簡直就是一種善意的殺人方式。」

  更令人沮喪的是,即使是「黑死病」時代行之有效的「隔離」(義大利米蘭就因此法倖免)在應對霍亂時也失去了法力。霍亂從海上深入到英國內陸后,樞密院和中央衛生委員會一致贊同隔離是對付霍亂的首選:包括成立軍事化管理的防疫站,收容霍亂患者,醫生認為的疑似病人也將送至防疫站。在各地設立專門的衛生觀察員,定期走訪周圍民眾,準時上報新發現的霍亂患者,至少每隔一天彙報一次。發現新的霍亂患者后,防疫站的醫護人員立即把患者帶走,與正常人隔離。如果有人隱瞞不報,將受到嚴厲的罰款或者拘留⋯⋯

  雖然英國政府一開始大張旗鼓地實行隔離,然而不久就悄悄地將這些措施棄置一旁。其主要原因倒不是因為公眾的反對,而是源於隔離本身——霍亂仍在英國的土地上繼續肆虐,偏遠農村也出現了霍亂蹤跡。「隔離措施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卻每年給英國對外貿易產生超過10萬英鎊損失。」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其實也很簡單。當時的英國人連霍亂是否以及如何「傳染」這兩個最關鍵的問題都沒有搞明白,憑空臆想的隔離方案自然淪為「紙上談兵」的無的放矢。

  在理性已經無能為力的情況下,只能乞靈於宗教。人們開始普遍相信霍亂是 「上帝的行為」,是對人類墮落的懲罰。人類如果想擺脫霍亂困擾,就必須洗刷自己的「原罪」,回歸到宗教的懷抱中來,祈求上帝的原諒。當時有一個酗酒者在參加禮拜后,認為聽到了使他靈魂震動的東西,一回到家,他就告訴他的妻子他正在走向地獄之路,於是決定改變他的生活方式。

  斯諾的霍亂地圖

  因宗教而拋棄酗酒惡習當然是件好事,但這畢竟與霍亂疫情毫無關係。好在19世紀離「黑暗的中世紀」已經過去了好幾百年,相信患病是造物主懲罰的人是越來越少了,尤其是在醫生群體之中。

  

  約翰·斯諾,英國內科醫生, 在1854年倫敦布勞得街霍亂暴發事件發現霍亂傳染途徑,因而被後世認為是麻醉學和公共衛生醫學的開拓者

  約翰·斯諾是英國著名的麻醉學家、流行病學家,更被後來的英國醫學界認為是麻醉醫學和公共衛生醫學的開拓者。從1831年霍亂第一次在英國爆發時起,他就開始注意這一流行性傳染病,希望查清疾病發生的原因。他發現,大多數患者的第一癥狀是噁心嘔吐,即消化道出現問題。斯諾由此判斷霍亂肯定是在飲食被污染的食物或水之後被感染的。

  1854年夏天,倫敦又一次籠罩在霍亂的陰霾之下。倫敦西部的蘇豪區也突然暴發霍亂,疫情迅速蔓延,區內的兩條街道布勞得街和劍橋街成為重災區,在短短10天之內就死去了500多人。剩餘居民中的3/4棄家逃跑。家家門窗緊閉,道路空無一人。

  面臨這種嚴峻的局面,斯諾感到證明自己觀點的機會到來了。為此他放棄了其他工作,起早貪黑,無償地投入到追尋流行病因的工作中去。他到倫敦死亡登記中心要來了所有因患病去世的人的詳細住址,把每個死者都用一個黑點表示,登記在一張倫敦地圖上。經過連續幾天對患病家庭的調查,他的目光集中到了布勞得街與牛津街交匯處的一個水井上。斯諾後來寫道:「我發現,幾乎所有的死者都住在離這口井不遠的地方。」事實上,離這兒不遠的另一個水井周圍的居民中,僅有10名死者——這其中還有5名經常飲用布勞得街水井的水,還有3名是小學生,他們也許在上下學的路上喝過這口井的水。約翰·斯諾根據種種跡象和證據,將這一地區的霍亂流行歸罪於布勞得街的水井——所有喝過井水的人都感染了霍亂,水井就是霍亂的源頭。

  

  1854年,約翰·斯諾在研究倫敦霍亂暴發個案時,繪製的霍亂地圖。通過對霍亂去世者住址(標黑處)的調查研究,約翰·斯諾鎖定了布勞得街水井,確認此處就是該次霍亂疫情的源頭,並採取措施使得布勞得街的霍亂疫情得以中止

  1854年9月7日晚上,聖詹姆士教區委員會召開探究霍亂原因的會議,約翰·斯諾向委員們展示自己所發現的證據(布勞得街水井附近的霍亂地圖),提出「拆去水泵手柄」的建議。教區委員們並不相信斯諾的理論和判斷,但是最終抱著姑且一試的態度採納了這一建議。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自從拆去水泵手柄后,居民不能再從水井中取水,布勞得街的死亡人數終於停止在了616人,霍亂銷聲匿跡了。

  斯諾的思考還在繼續。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水井被污染呢?在一位牧師的幫助下,他找到了原因。就在8月底大流行開始前,住在布勞得街40號的一個小男孩兒出現了霍亂的癥狀,家裡人把為其洗尿布的水倒在了離布羅德街水井不遠的排水溝里,而這個排水溝與布勞得街水井是聯通的⋯⋯

  令人感到迷惑的是,即便有著這樣堅實的證據,英國政府還是根本不把斯諾的觀點和警告放在心上。在後來發表的一份報告中,政府當局還專門強調:找不出任何可以接受斯諾觀點的理由。但歷史不會忘記他的貢獻。如今,以「霍亂地圖」為代表的繪製地圖法也已經成為醫學地理學及流行病傳染學中的一項基本研究方法,而在倫敦黃金廣場附近的布勞維克街(布勞得街水井原址)上也豎起了一部水泵。這個水泵被拆除了手柄。邊上還有一塊介紹約翰·斯諾霍亂研究的紀念碑。

  病菌還是瘴氣?

  然而,約翰·斯諾直到1858年去世也沒有解釋清楚,水中「毒素」到底是什麼。

  這個問題最後是被德國細菌學家羅伯特·科赫解決的。此人早年在哥廷根大學學習醫學,在普法戰爭時是一位軍醫,退伍后開始在一個小鎮里行醫,並在診所里設立了小小的檢驗及實驗室,靠著一部顯微鏡、一具切片機及自製的保溫箱開始了他的研究工作。此後,他在炭疽與結核病的研究方面做出了開拓性的貢獻。

  

  高倍顯微鏡下的霍亂弧菌

  1883年6月,第五次世界性霍亂大流行襲擊埃及。驚慌失措的埃及當局立即向當時在微生物學和細菌學研究方面佔世界領先地位的法國和德國求救。科赫領銜的德國醫療組隨即前往埃及。他們冒著可能被感染的危險,對12名霍亂病人進行細菌學研究,並對10名死者進行了屍體解剖,發現死者的腸黏膜上總是有一種特別的細菌,卻又與腹瀉病人的不同。科赫懷疑,也許這正是自己所要找的、與霍亂有關的病菌,只是無法驗證。

  不久,埃及的疫情消退。第二年,科赫又來到了霍亂肆虐的印度加爾各答。他在可怕的霍亂流行區無畏地工作,共研究了40名霍亂病人,並對52名患霍亂的死者進行了屍體解剖,終於得出了劃時代的結論:「霍亂的發生絕不是沒有起因的,沒有一個健康的人會染上霍亂,除非他吞下了霍亂弧菌,而這種細菌只能從同類產生,不能由別種東西產生,或者無中生有;它只能在人的腸里,或者在印度那種十分污濁的水裡繁殖。」

  「霍亂弧菌」,這一災難的淵藪,終於在科學家的顯微鏡下無所遁形。它的長相確實很像一個逗號,身材短小、稍有彎曲,身上長有鞭毛,好像魚的尾巴,能在水中扭來擺去,細菌便遊動起來。霍亂弧菌憑藉鞭毛的擺動,1小時內能飛奔18厘米,這段距離相當於它身長的9萬倍。而霍亂的發生,也像這個游弋著的逗號,從古至今,從印度到全球,帶給了人類一次又一次的死亡⋯⋯

  

  霍亂弧菌示意圖,刻度為兩微米

  由於這一偉大發現,科赫在返回德國時受到人們民族英雄般的歡迎,德國政府授予他二級加星皇冠勳章。1905年,他因此以及發現結核桿菌獲得了諾貝爾生理與醫學獎。這完全是科赫應得的榮譽。他的發現為公共保健和衛生領域的重大改善開闢了道路。從此,人類與霍亂的戰鬥態勢發生了根本性的逆轉,科學的利劍成為人類戰勝瘟神的法寶。

  但是,時代前進的車輪,往往會碾碎一些舊日的榮光。德高望重的德國衛生學家佩藤科弗就是這樣的一個悲劇。他是當時的世界衛生學權威,卻固執地堅持瘴氣致病論。具體到霍亂而言,佩藤科弗認為霍亂的流行歸因於必須同時具備的四項因素:特定的病原菌、適應的地理條件、相當的氣候狀況和個人的易感性——換句話說,光是所謂「霍亂弧菌」,是不會讓人生病的!

  為了證明這個想法,佩藤科弗以自己的身體為賭注做了一次危險的實驗。1892年的10 月,他向科赫那裡訂來霍亂桿菌的培養物,這種培養物儘管已經被稀釋了上千倍,在每立方厘米中仍然有無數的「霍亂逗號」。10月7日,在滿滿一教室的學生面前,老教授一口氣把整個試管里的培養物全都喝了下去。按照他本人的說法,「在一毫升的液體中,我顯然喝下了十億個這種叫人害怕的霍亂微生物,無論如何,比被污染后沒有洗乾淨的手接觸嘴唇時留下的要多得多。」

  奇怪的是,佩藤科弗確實並沒有因此而患上霍亂——他只是在實驗以後的第三天患了輕微的腸黏膜炎而且很快就好了。於是不久他就自我宣布了勝利:「我還活著,並且還很健康,我用最直觀的方法證明了,微生物對霍亂疾患不起任何作用。」事情的真相當然不是這樣。一個可能的解釋是當這位固執的老教授向科赫索取霍亂弧菌培養物時,科赫已經猜想到其用途,提前把培養物多次稀釋,使細菌的毒性降低到了極點。即便如此,這次實驗還是毀壞了這位老人的身體。由於在實驗中受到有毒霍亂菌的侵入,佩藤科弗的抵抗力大大降低,致使百病叢生,晚年生活變得十分悲慘。

  「飯前便后要洗手」

  

  插畫,1892年德國漢堡霍亂疫情暴發時,有關當局正在向市民分發乾凈用水, 原圖刊載於當年9月的《倫敦新聞》

  另一方面,事實畢竟勝於雄辯。1884年,當霍亂正在歐洲大陸肆虐時,英國卻因嚴格執行自來水管理和飲水消毒,躲過了這一災難。防治霍亂的方法已經不言自明:化學消毒劑和加熱都可以殺死霍亂弧菌,謹慎處置患者可以避免該病的進一步傳染。

  當然,時至今日,霍亂作為傳染病已經被人類擊退,但它沒有消失,依然不時地在地球上的某個地區小範圍出現,但自從找到致病源之後,霍亂就並不顯得特別可怕了。為杜絕細菌感染,世界各地紛紛開始系統地凈化城市供水。不但如此,醫療部門還有能力通過對病人糞便的顯微鏡檢查來判斷是否含有霍亂弧菌,進而對霍亂的流行起到預防作用。在大眾方面,霍亂帶來的恐怖後果也使人們知道了養成良好飲食衛生習慣的重要性。人們開始明白,不良的飲水、飲食習慣會直接把霍亂弧菌吃進體內。於是,長期以來所謂「不乾不淨吃了沒病」的說法被「飯前便后要洗手」取而代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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