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新冠疫情尚未結束 「甩鍋大戰」已至?

京港台:2020-2-29 05:45| 來源:多維 | 評論( 9 )  | 我來說幾句

中國的新冠疫情尚未結束 「甩鍋大戰」已至?

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

  中國大陸媒體《財經》與「財新」日前在同一天各自推出事關武漢肺炎疫情防控的重磅報道,兩家曾經源出一處的媒體,一個通過中國國家衛健委專家組匿名專家之口披露大量重要信息,一個聚焦衛健系統的病原檢測之爭,讓「新冠肺炎大規模爆發究竟是誰的責任」掀起了新一輪輿論戰。

  尤其是《財經》的報道,接受採訪的第二批去武漢的中國國家衛健委專家組某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成員洋洋洒洒說了好幾千字,其核心意思是「專家組被蒙蔽了,當地隱瞞了人傳人的情況」。這被不少網友理解為「武漢與湖北的鍋,我們專家組不背」。

  事實上自1月底以來,中國大陸輿論已形成一片要求問責的聲音,地方政府(武漢與湖北)與專家組已在媒體上進行過幾次「交鋒」,《財經》與「財新」2月26日的報道基本可以看作是新的延續(當然並不全是一方向另一方發難)。這究竟是不是北京大學一位學者口中相互推卸責任的「官場現形記」,值得梳理一番。

  第一回合:武漢市長 vs 中國疾控中心首席專家

  1月27日,武漢市長周先旺接受央視一對一採訪拉開了被網友視為「甩鍋大戰」的序幕。在那次被周先旺自己評價表現可以打「80分」的訪談中,他透露出一點關鍵信息:我上報了,但沒權披露。這一點在2月11日武漢地方官媒旗下「漢網」的一篇評論文章中可以得到印證(儘管那篇奇文呼籲「何不給市長暖暖心」被很多網友怒批「跪舔」)。不少法律人士也為這一觀點提供了專業支撐:根據中國目前的傳染病防治法,依法披露疫情的責任主體是中國國家衛健委。

  三天之後,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專家曾光接受陸媒《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專訪,其中一段對話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對周先旺的回應。曾光表示,武漢此次面對疫情行動有些慢主要是科學認識的問題,但也不排除一些「決策上的猶豫」,「對自己是不是自信」。公共衛生人員考慮科學性的問題,但政府官員考慮問題並不單純是科學的視角,科學「只是他們決策依據的一部分」:「他要考慮政治視角,考慮維穩的問題,他要考慮經濟的問題,他要考慮春節老百姓的天倫之樂,滿意不滿意的問題。我們說的話往往只是他們決策中採納的一部分。」

  第二回合:免職書記的愧疚與北大專家喊冤

  1月31日,已被免職的時任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接受央視採訪時,承認採取管控措施晚了,感到「內疚、愧疚、自責」,同時還提到兩個時間點:12月30日、31日,武漢已將情況上報中國國家衛健委;1月12日、13日,當泰國曝出第一例感染者后,武漢採取了機場測溫、高鐵站測溫等措施。

  不過很多網友認為,馬書記提到的防控措施都太流於表面,與鄰近省份河南、四川的反應相比,仍然不合格。

  而中國國家衛健委派出的專家組成員似乎並不認為武漢上報了疫情信息就可以把自己洗白。2月2日,輿論漩渦中的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呼吸和危重症醫學科主任王廣發,回應了自己在1月10日引發質疑的「可防可控論」。作為1月8日第二批進入武漢的中國國家專家組成員,王廣發表達了兩個核心觀點:其一,專家組拿到的資料有限,只有41例確診病例,當中有兩起聚集性病例,專家組也請教過中國疾控中心的專家,僅憑這些資料沒法得出「人傳人」的結論;其二,判斷不是一個人能做出的,而是集體一起研判,但研判的原始的資料有欠缺,甚至有些信息根本沒拿到,判斷上就會失誤。

  

  有專家組成員在採訪中提到,他們在武漢期間無法獲取是否有醫務人員感染的確切信息。(新華社)

  在《財經》26日發布的最新採訪中,同為第二批去武漢的中國國家專家組匿名成員提到的信息可以印證王廣發的話:專家組一直懷疑有「人傳人」,但就是沒有證據,從現在來看,武漢方面沒有告訴專家組實情。

  這位匿名專家也專門談到了王廣發最初面對公眾說的「可防可控」:「41個病人你說可防不可防,可控不可控?」匿名專家還專門要求《財經》記者把這一段寫清楚:可防可控,絕不意味著「不防不控」,目前中國已經憑舉國之力把疫情基本防控住了,問題是最開始的時候「讓你防讓你控,你不防不控,那是誰的責任?」「不防不控是今天造成的這個惡果,而不是說可防和可控這個觀念造成的。」

  值得一提的是,從《財經》的採訪報道來看,這位匿名專家不會是王廣發,報道中的匿名專家1月底才離開武漢,而在之前的報道中王廣發16日返回北京。

  不過無論是王廣發接受採訪之後還是《財經》採訪匿名專家之後,都有網友對專家組同樣提出了質疑:親赴武漢的專家組被材料「牽著鼻子走」,是否也有些官僚作風?

  第三回合:來自專家組的連續反擊

  嚴格的說,進入2月後已經不存在「回合」,武漢及湖北官方沒有再就「誰的責任」發聲,基本都是中國國家專家組的成員在「炮轟」地方。2月11日,中國國家衛健委高級專家組組長鍾南山在接受英國路透社的視頻專訪時,用英文說出「當地政府、當地衛生部門工作有做得不好的時候,他們應該負一些責任」。他還表示,應該改善疾控中心的運作方式:「如果我們有更好的協調合作,我們就能更早發現它,更早查明人傳人的情況。」這裡所說的更好的協調合作,應該是泛指衛健委、疾控中心、地方政府、基層醫院、研究機構等不同部門之間的協同。

  而在媒體一端,陸續發出的關於診斷上報標準的報道,也把矛頭指向了武漢與湖北。在「財新」此前對武漢醫院裡一線ICU醫生的採訪中,提到武漢當地1月初執行的診斷、上報標準中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這一項,這在很多臨床醫生看來標準過於苛刻,會漏掉病人,因為當時已經出現了醫護人員出現感染癥狀,包括沒有接觸過華南海鮮市場的疑似感染者,即很有可能存在的「人傳人」。

  這一信息在傳播過程中,被很多人認為相關標準是國家專家組制定的。但從2月中旬開始,包括《中國青年報》在內的官媒,都陸續報道了「武漢市當地執行的標準,和省裡面、國家專家組的標準不一致」的消息。國家專家組的確診標準需要同時滿足四個條件:具備臨床發燒癥狀;發病早期白細胞正常或降低;肺炎影像學特徵;抗菌治療無好轉。如果患者有華南海鮮市場暴露史,則不需要滿足「抗菌治療無好轉」這一條件。

  而武漢執行的標準中,則把接觸過華南海鮮市場作為第五個必要條件。

  「財新」曾在報道中披露,一位接近湖北省專家組的人士稱,國家專家組成員看到武漢標準后很生氣,後來武漢重印了標準,但實際上很多醫院仍按照武漢市的標準執行。

  26日《財經》發布的最新報道相當於打向地方政府的最新一記重拳,匿名專家同樣表達了「武漢曾對疫情信息上報標準進行嚴格控制」的意思:「專家組一致的意見是,疑似的、確診的都要報出來,我們臨走前都說好了。但是第二天見報不是這樣。新聞出來,地方上報出來的是41例,僅僅是實驗室方法確診的一批人。背後的那些事情,我就不懂了。」

  更為關鍵的是這麼一段話:「當時我們討論的時候,我們讓他如實報。衛健委的領導當場就說了,他說,『你們是不是懷疑我瞞報啊?』他公開反問我們,專家組的都在場。他都這麼說了我們還能說什麼?」

  這裡的衛健委指的是湖北省衛健委。眾所周知的是,這一政府部門在半個月前進行了人事調整:2月10日,湖北省衛健委原黨組書記張晉、原主任劉英姿被免職,從中共中央空降而來的湖北省委新任常委王賀勝兼任這兩個職務。

  不過,專家組雖然沒有等到武漢或湖北地方政府的「應戰」,輿論聲音卻並非都向著他們,最典型的是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的遭遇。作為曾在媒體鏡頭前表示新冠病毒「沒有人傳人」的專家,高福在進入2月後被輿論批評得越來越多,連《環球時報》都曾刊文認為國家級的衛生防疫部門「應該懷有一份歉意」,眾多自媒體更是用「不著急防控卻先想著發論文」的論調將高福視為疫情未能控制住的罪魁禍首,甚至一度有自媒體造謠高福被查。不過也有高福的支持者(例如中國大陸經濟學家華生)認為:中國國家疾控中心在目前的這套權力體系裡根本沒有實權,背不起那麼大的鍋,況且高福本人在前期病原的確定上也有貢獻。

  最新進展:病原檢測成「新戰場」

  「財新」在26日發布的新報道將責任認定的範圍拓寬到病原檢測的領域,即對病原的確定時間是否因為某些原因推遲了。與《財經》報道的指向略有區別,「財新」這篇報道呈現的,似乎既有地方衛生部門,也有專家組成員們所供職的國家衛生防疫部門。

  報道稱,種種證據顯示,在去年12月底之前,有不少於九名不明肺炎病例的樣本被從武漢各醫院採集,基因測序顯示病原體是一種類SARS冠狀病毒,這些檢測結果陸續回饋醫院並上報給了衛健委和疾控系統。但中國疾控中心確定病原是在1月8日。

  這篇報道還披露了兩個重要信息:

  一是有基因測序公司人士透露,2020年1月1日,他接到湖北省衛健委一位官員電話,通知他武漢如有新冠肺炎的病例樣本送檢,不能再檢;已有的病例樣本必須銷毀,不能對外透露樣本信息,不能對外發布相關論文和相關數據。

  二是1月3日,中國國家衛健委辦公廳發布了一份名為《關於在重大突發傳染病防控工作中加強生物樣本資源及相關科研活動管理工作的通知》,其中規定,未經批准,不得擅自向其他機構和個人提供生物樣本及其相關信息;疫情防控工作期間,各類機構承擔病原學檢測任務所產生的信息屬於特殊公共資源,任何機構和個人不得擅自對外發布有關病原檢測或實驗活動結果等信息,相關論文、成果發表須經委託部門審核同意。

  「巧合」的是,陸媒《新京報》在一天之前發布一篇對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書記盧洪洲的專訪,盧洪洲表示,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1月5日就向中國國家衛健委提交了報告,建議在公共場所採取防控措施,並且蓋了正式的公章,「這就說明了我們的重視,但不該發生的還是發生了。」在網路上流傳的截圖上,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的那份報告清晰地寫明了可能的病原。

  病原檢測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除了臨床和流行病學證據,新型病毒的分離和基因測序,是判斷病毒危害性的重要因素。從「財新」的報道來看,中國國家衛健委早在今年初就已經對新冠病毒「高度重視」了,不過按照《傳染病防治法》規定,病毒檢測和病原確立是疾控中心的職責,也只有國家和省級疾控中心才有資格做。

  但實際上,隨著基因技術的市場化應用,大量企業、科研機構已經具備病原檢測能力,最早發現情況異常的武漢市的幾所醫院也都是將檢測交給這些機構,獲得結果后才有了李文亮醫生等「吹哨人」的出現。在可能的重大傳染病面前,是否一定要遵循舊例,將這些機構排斥在外?在這些機構得出結論的第一時間,國家級衛生部門是基於什麼樣的原因沒有採納他們的信息?如果善加利用是否能為病毒防控爭取更多時間?

  疫情尚未結束,同志仍需努力,現在顯然還不是釐清責任的合適時機。關於「誰之過」的信息梳理至此,很多問題依舊混沌,但有一點非常清晰,就像中共中央黨校的一位學者此前說的那樣,疫情爆發到如此程度,「顯然很多地方都出了問題,而不會只是一個環節有偏差,其他所有環節都是盡職盡責」。

  至於哪個環節出的問題更大,恐怕還要等疫情過後,中國國家層面進行調查,給公眾一個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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