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揭露病毒危機下的中國政治體制深層缺陷

京港台:2020-1-27 13:01| 來源:紐約時報 | 評論( 27 )  | 我來說幾句

外媒揭露病毒危機下的中國政治體制深層缺陷

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

  中國的政治體制可能妨礙了國家應對冠狀病毒爆發的能力,這種可能性在最初的新聞報道中就首先顯露了出來。

  等到疫情被廣泛報道時,看起來已是一場全面爆發的危機,病毒已在中國感染了數十人,甚至在國外也有。

  這種似乎是在拖延的做法,在中國司空見慣,表明地方官員可能淡化了一開始的危險跡象,或者只是沒有進行足夠的協調,因而看不到問題的嚴重程度。

  外界可能懷疑拖延的背後是掩蓋事實真相的企圖,但在專家看來,更令人擔憂的問題是中國體制存在的根本弱點。

  中國僵化的官僚體制不鼓勵地方官員向中央上級報告壞消息,而他們可能需要這些上級的幫助。這個體制還將地方官員彼此隔離開來,使他們更加難以全面了解不斷升級的危機,更不用說控制了。

  

  「這就是為什麼你從來沒有真正聽說過在中國某個局部地區出現問題,」印第安納大學研究中國健康危機應對的約翰·安田(John Yasuda)說。「等我們聽說的時候,問題已經到了中央政府,因為它已經變成了一個大問題。」

  雖然此次疫情仍有許多未知之處,但一個共同的主題正在顯露出來。

  任何政治體制在解決一些問題上都有比其他體制好的地方。但新型冠狀病毒與之前的其他健康危機一樣,正在暴露出中國體制中一些最深層次的缺陷和矛盾,這個體制雖然有不少歷史性的壯舉,但還遠未完善。

  這些長期困擾著中國領導人的缺陷似乎無處不在,從官員應對冠狀病毒爆發的速度,到中國多年來無力解決某些健康風險問題,專家們早就警告說,那些風險可能導致的正是如今的這種疾病爆發。

  中國目前已經發動了全國範圍的響應——這是中國體制的優勢之一——但這件事已經讓人懂得了可能會給中國帶來嚴重後果的政治弱點,隨著感染的蔓延,這些弱點會給世界帶來嚴重後果。

  一個自相矛盾的體制

  

  2003年攝於武漢的一隻麝香貓。最終查明SARS源自一種自蝙蝠傳染給靈貓的冠狀病毒,後者在中國南方被視為美味。

  「看一看新型冠狀病毒的情況,和SARS非常像。其中有一種非常相似的模式,」安田說。

  在2002年和2003年造成了數百人死亡的SARS,由於初期的報告被中國的地方官員儘可能地淡化處理,導致疾病在一開始得以毫無抑制地傳播。

  人們後來知道,地方官員擔心的不是公眾不滿,而是惹得上級領導不高興,這些人掌握著他們官場生涯的生死。

  幫助鑒定了SARS病毒的香港傳染病學教授管軼指責中國當局再次拖延行動,包括阻撓他本人調查這次疫情。

  「這在中國的中央與地方關係中是一個永恆的主題。你不想成為那個帶來壞消息的人,」牛津大學的知名中國問題學者許慧文(Vivienne Shue)說。

  她說,北京的中央領導人與從事日常管理工作的地方官員之間的鴻溝,「在這個體制的運轉中是一個核心難題。」

  這樣一來,她說,位於中央與地方分界線兩邊的官員們就會「做出許多適得其反的、不合理的事情」,以求控制和擺布對方。

  這包括隱瞞有關潛在危機的報告,因為地方官員希望能在上司發現情況之前解決問題。

  與此同時,在中國的類帝國體制下,北京的黨中央領導人除了提拔或懲罰下級官員外,幾乎無法直接左右各省的事務,中央宣布的政策有時遭到忽視或違抗。

  這個體制的中央和地方兩端處於一種無休止的推拉動態,雙方偶爾會發生衝突——尤其是在發生危機、雙方都試圖把責任推給對方時。

  許慧文說,這是一個貫穿中國近代史的問題,權力在中央和外圍之間搖擺不定。中國目前的領導人習近平一直試圖集中權力,在北京設立許多領導小組,以求對首都以外的地方施加更多控制。

  但體制的根本矛盾依然存在。習近平的收緊控制可能導致地方官員更加不願意發布會惹怒他的信息。

  隨著中國的現代化,曾經分隔開的省市整合在了一起,地方的錯誤能在北京意識到某些事情已經發生之前變成國家危機,比如這次冠狀病毒的爆發。

  「隨著物流和配送系統的擴大,你真正看到了地方和國家是怎樣聯繫在一起的,」安田說,他指的是健康、環境和經濟危機現在可以更快地蔓延。

  優點也不是沒有。中央政府在危機時有著強大的調度能力,正如它現在正在做的,為減緩疾病的傳播,中國已經封鎖了幾個主要城市。

  「一旦一個明顯的問題已經出現,它會很擅長調配資源,」安田在談到中國的政治制度時說。「但它不擅長處理正在浮現的問題。所以它是被動的,而不是主動的。」

  當中國的優勢成為禍害之源

  

  2008年,青島一家奶農。當時中國發現了被化學品污染的牛奶。

  在某些方面,中國的體制一直是它的力量來源。

  中共領導人制定優先事項,然後獎勵那些執行情況最好的機構和官員。

  自毛澤東時代以來,中國一直在一種被稱為「分散的威權主義」體制下運作,在這種體制下,即使是最基層的領導人,職權範圍內也擁有近乎絕對的權力。

  這導致了一種被哈佛大學學者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稱為「游擊治理」的文化,這是一種結果比程序或問責更重要的文化,所有領導者都只為自己負責。

  在幫助數億國民擺脫貧困、把一個落後國家轉變為世界強國的過程中,這種方式被認為是至關重要的。

  但在處理健康和環境問題時,這可能是災難性的。

  疾病和污染不受省界或市界的限制。而且,疾病和污染的擴散方式通常需要一個統一的、全國性的政策來預防或阻止,游擊治理不適於解決這類問題。

  「很難聯合起來制定一個清晰可行的方案,」安田說,並且任何健康或環境法規要起作用,都需要「將它標準化,要透明,要有問責」。

  但中國的體制不強調這些,這有時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2000年代中期,中國政府要求大幅提高牛奶產量。當工廠化農場無法完成目標時,官員們徵召了大量的農村養殖戶。為了達標,一些奶農在牛奶中摻水以矇騙質量檢測儀,然後添加一種名為三聚氰胺的工業用化學品。摻了三聚氰胺的牛奶使成千上萬的嬰兒中毒。

  專家們擔心,類似的監管缺失可能導致了新型冠狀病毒的爆發。中國長期以來無法清理所謂的「菜市場」,這種市場里有大量活的和死的牲畜,以及家養和野生的動物。雖然新型冠狀病毒爆發的原因仍在研究中,但武漢的海鮮市場被認為是頭號嫌疑。

  菜市場長期以來一直被認為是對公眾健康的一個主要威脅,尤其是在作為將疾病從動物傳播給人類的媒介方面。這也讓人們看到,像中國這樣的將管理權下放到地方的零散監管模式會造成怎樣的危險:雖然也有一些市場管理相對完善,但只要一個市場出了問題,就會導致疫情爆發。

  另一個與毒牛奶醜聞相呼應的是,自上而下的政治重點鼓勵了監管者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取締這些受歡迎的市場可能會招致公眾的強烈抗議。地方官員們有充分的理由擔心,他們的上司會因為他們製造了麻煩而懲罰他們,因為上面並沒有把管理菜市場作為首要任務。

  與公眾利益一致、或不一致

  

  武漢的華南海鮮市場已經被消毒並關閉,該市場被認為是新型冠狀病毒最有可能的發源地。

  任何政治制度的一個基本任務,是讓驅動領導者的利益與廣大公眾的需要和願望相一致。

  民主國家尋求通過「利益競爭」來實現這一目標,許慧文說,這基於一個信念,即邀請每個人都參與進來,自然會把制度引向共同利益。民主制度和其他制度一樣也有缺陷,比如把更多的權力交給更有錢的人。

  許慧文還說,在中國,公共利益「被認為應該是自上而下設計出來的東西,就像精心製作一塊可以完美運行的手錶」。

  但有時,自上而下的方式可能損害公眾利益。

  例如,2001年北京要求省級官員減少工廠造成的水污染。許多省份乾脆把工廠搬到了本省的邊界,好把污染物排到界線的另一邊。全國範圍內,水污染問題反而惡化了。

  到目前為止,新型冠狀病毒的爆發似乎既突出了中國模式的優勢,也凸顯了它的危險。中國政府顯然從SARS傳播中吸取了教訓,一直在推動更快、更嚴厲的行動。

  但同樣的系統性問題,從提心弔膽的地方官員到薄弱的衛生監管,看來也在重現。這提醒人們,中國的體制用許慧文的話說,仍然「遠未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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