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軼教授:2003年港大實驗室如何鎖定SARS源頭的?

京港台:2020-1-21 22:30| 來源:三聯生活周刊 | 評論( 1 )  | 我來說幾句

管軼教授:2003年港大實驗室如何鎖定SARS源頭的?

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

  見到管軼是2013年2月22日下午,在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實驗樓五層,可以眺望山景的寬敞辦公室里。他剛剛結束三天的國際會議,從日內瓦返回香港,看不出長途飛行和時差的疲倦,沏上一壺大紅袍,談起病毒,神采飛揚,眼裡熠熠發光。「我是獵人,就是來圍捕病毒的。」管軼說,他就是帶著這樣的使命感從美國回到港大工作的。

  為什麼港大的流感實驗室能夠最早找到SARS病原體是冠狀病毒?為什麼他的課題組可以最早確定SARS病毒的宿主是果子狸?管軼的答案足夠自信:「因為我們一直在做動物流感,有足夠的研究經費,有專業的研究團隊,有病毒反應系統,我們早就準備好了。」

  來源 公眾號「三聯生活周刊」(ID:lifeweek)

  原載於《三聯生活周刊》2013年第10期,經授權轉載,二次轉載請聯繫公眾號「三聯生活周刊」

  口述 管軼,香港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教授、新發傳染性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和流感研究中心主任

  撰文 王鴻諒

  

  尋找標本

  2003年初,在江西老家陪母親過完春節,2月8日我就回到香港,回來就發現情況異常,我太太說,有很多人從深圳來香港買醋。我就上網查,珠三角好幾個城市,中山、順德、河源、東莞、深圳都有異常。我本人的第一反應,是不是大流感來了?

  2003年5月30日,一位婦女乘地鐵時用棉紙墊著握桿以避免感染

  SARS病毒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反應?因為我就是研究禽流感的。1993年我到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讀博士,我的導師是著名流感專家肯·蕭瑞吉(Ken Shortridge)教授。後來他又把我推薦到美國田納西州孟菲斯市的聖裘德兒童研究醫院,跟隨著名流感研究專家韋伯斯特(Robert Webster)教授。1997年香港禽流感大爆發,18人感染,6人死亡。當時我們對這種高致病性的H5N1禽流感病毒了解還很少,我和導師韋伯斯特趕到香港做調查,我的研究重點從此轉向了禽流感。我們在美國的研究結果顯示,禽流感一定還會回來的。1997年的禽流感危機結束,我還在香港停留了3個月,就是想等待這種病毒。我們還在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申請了課題,「亞洲大流感的準備和防禦計劃」,每年有幾百萬美元的研究經費。2001年到香港大學工作,我是帶著使命感回來的,我是獵人,就是來圍捕病毒的。

  2003年2月9日上班,我已經決定介入調查,跟課題組裡的鄭伯健博士一起去廣州,他是廣州人,在那裡讀完碩士和博士,可以牽線聯絡。當時我還在港大的微生物系,第二天開會時跟系主任袁國勇說了一聲。2月11日,我跟鄭伯健到了廣州。那天廣州剛好在召開新聞發布會,第一次通報內地的患病情況,305個感染者,其中105人是醫護人員,死亡5人。鍾南山院士也在發布會現場,我就在他的辦公室里等他。這次會面是鄭伯健聯繫的,也是我正式跟鍾南山認識。鍾院士知道我們的流感實驗室,當天我就跟他簽了協議,雙方合作對病因進行調查,他給我們提供病人樣本,我們第一時間通知他結果,雙方對結果達成共識之後,才能彙報和發布。

  當時在廣州沒有感覺到特別異常,街上偶爾見到有人戴口罩。當晚9點多鐘,我在白天鵝酒店給遠在美國的導師韋伯斯特發電子郵件,說我正在廣州,這裡爆發了一種不知原因的疫病,有醫護人員感染死亡,不能排除有流感的爆發,緊急要求10萬到15萬美元作為調查費用。第二天,2月12日早晨六七點,導師給我打電話,說錢已經到賬,可以用了。錢來自我們在NIH申請的流感項目,這就是我們課題組的反應時間,一兩百字的郵件,研究經費就直接打了過來,沒有任何條件。

  2月12日上午在廣州第一次取標本。鍾南山不同意我們進病房,我就提了幾個要求:第一,病人要發病3天以內的;第二,體溫要38.5攝氏度以上的;第三是有比較明顯的肺炎識辨改變的。一共取了30多份標本,分別來自廣州呼研所和胸科醫院。標本就是病人的鼻咽拭紙和痰液標本。標本最好的隔離方式,是一層層的密封隔離,我們是長期做病毒的,有一套專業的方法,裝一層,用膠帶密封好,灑酒精消毒,放置不會融化的化學冰。再套一層,再消毒,放冰。這30多份標本,一共套了三四層,包好放在電腦包里,下午我們就坐直通車背回了香港。理論上,這種越界帶標本是不好的,但這是特殊情形。

  到了港大是下午六七點鐘,直接就進實驗室了。港大的流感實驗室,是我導師肯·蕭瑞吉的,2003年他退休之後,實驗室就傳給了我。當時只有我和同事佩里斯(Malik Peiris)是流感課題組的,他是斯里蘭卡人,1995年從英國來到港大。我們都考的PI(實驗室主管),我做禽流感,他做人流感,所以拿回來的標本也分成兩組,一組由我負責,做流感;一組由他負責,做其他的臨床病毒學標本。

  禽流感誤區

  大概兩三天後實驗室有了結果,在標本中發現了多種病毒,有腺病毒、人的甲三型流感等等,但沒有禽流感。回想起來,我在尋找SARS病毒的過程中,犯的最大錯誤,就是一開始就執著地認為是禽流感。

  為什麼我會有這種判斷?2001和2002年,香港都爆發了禽流感,規模比1997年大得多,病毒也有了多個變種。2003年2月13日,香港又出現了一樁禽流感的家庭感染事件,一個香港家庭回福建平潭老家探親,小女兒大年初四在平潭死亡,返港之後,9歲的兒子和父親一同入院。也就是說,我從廣州取完標本一回來,就遇上了這兩個病例,他們的癥狀跟「非典」太像了,發燒、肺炎、呼吸功能衰竭、白肺,也有傳播的家族性。

  我們在實驗室里連夜加班,到2月16日,兩個病人標本的實驗室結果基本上就全部出來了,當天下午6點半,我和佩里斯就跟美國的課題組老闆韋伯斯特聯繫,我覺得我回來的任務就是攔截流感的,如果真是禽流感爆發,要馬上通過WHO向全世界預警。2月17日下午大概兩三點,香港衛生署召開了一個會議,由署長陳馮富珍主持,袁國勇、我和佩里斯都在,陳馮富珍已經從袁國勇那裡知道我們從內地拿回了第一批標本。

  2月18日,我一個人再去廣州取標本。當時我有個偏執的感覺,認為沒有找到禽流感病毒,是標本取得不好。香港的那對父子的標本就是這樣,一開始的結果一個陰性,一個陽性,陰性的那個再取一次標本,做出來才是陽性,因為肺炎氣管比較深,要鼓勵病人咳嗽,把深處的痰咳出來,取深度標本。這一次去廣州,我給鍾院士打電話沒有人接,當時就感覺有些不對勁,我找到了他的助手,一個副院長,問他鐘院士是不是出事了,他說有一點,我說沒事的,我去見他。當晚我就買了個果籃,去鍾院士家裡,我們就在沙發上對坐著,也沒有戴口罩。他的臉色不太好,但燒已經退了。鍾院士的確很了不起,他每天接觸那麼多的病人,中招也是難免的。我把實驗室的結果跟鍾院士說了,提出這次要自己親自去醫院取樣,他同意了。以前我在協和讀研搞兒科,就是研究呼吸道傳染性疾病的,後來又做過10年醫生,並不怕呼吸道傳染疾病。

  

  廣州市呼吸病研究所所長鍾南山在ICU室內觀察患者狀況

  2月19日,我在胸科醫院取了一天的標本。上午10點多鐘到醫院,自己看病歷、挑病人,醫院抽血技術最好的護士長和另一個醫生給我做助手。胸科醫院沒有電梯,二樓到三樓之間要上樓梯,八九十斤的吸痰管子,我一個人跑步扛上去的。我戴著兩層手套和兩層外科口罩,先戴口罩,再戴手套,口罩要定期更換,因為濕了就沒用了。換的時候脫掉第一層手套,再取口罩。每個選定的病人,都要拍他的背,讓他咳嗽。

  從10點多鐘,一直做到下午3點半,連飯都沒有吃,一共取了30多個病人的標本。取完我就直接返回香港。這些標本回來之後,又是一式兩份,分兩組來做。這一次的標本,做的過程很緊張,其間發生了一些小插曲。2月23日清早,直接有一輛車在港大等我,鍾南山先生也在車上,要接我到廣州開會。下午的廣州會議上,國家CDC(國家疾控中心)和廣東CDC(廣東疾控中心)的很多專家都在,前半段主要是中國工程院的洪濤院士和我在講,後半段就是討論。洪濤說他們發現的病毒是衣原體,而我本人犯的錯誤呢,就是還認為是禽流感,是H5,我說要繼續追蹤,而標本是關鍵,沒有好的標本,就不能找到正確的病毒。關於能不能讓我再帶走新標本,引起了激烈的討論。

  在廣州住了一晚之後,第二天,2月24日,我得到了答覆,通過高層領導的批示,允許我再帶走6份新的標本。這次回香港我不用自己去坐直通車,有專車把標本和我一起送回港大,疾控系統的兩名研究者隨車,並且留在香港等待實驗室結果。這種勞師動眾,給我們帶來了很大的心理壓力。實驗室結果出來之前,2月28日他們突然離開回了廣州,因為當時衛生部有了命令,必須在3月3日「兩會」召開之前出結果,他們就對這邊的研究不感興趣了。我當時的政治嗅覺沒有這麼敏銳,只是覺得很奇怪,科學上的事情,怎麼可以這樣?28日這天,還發生了另一件事,又有一個病人被確診為禽流感,這個女孩2月24日在廣州中醫院入院,28日死亡。她家就在街市附近,每天放學都要經過。這是2003年2月份,在我手上確診的第三例禽流感。我的懷疑因此更執著於禽流感。

  冠狀病毒

  從3月3日「兩會」開始,我們的研究反而沒那麼緊張了。我就跟鍾南山商量,在廣州也做一個實驗室,從3月3日到3月18日,這兩周半的時間,我在香港廣州兩頭跑。這時候,香港的SARS也爆發了,威爾斯親王醫院大量醫護人員感染,有了本土的病人標本,佩里斯這一組的研究,開始更注重香港本地的標本,通過系主任袁國勇,他能夠更便捷地拿到香港的標本。

  我記憶里,是差不多3月18日,實驗室終於把SARS病毒種出來了,3月19日我們開了一個網上會議,佩里斯就告訴我,我們有一份病毒了,比美國人早。港大正式對外宣布是3月22日晚上,但我們真正知道這是冠狀病毒還是第二天。3月23日早晨,袁國勇、我、佩里斯和另外一個同事,四個人一輛車,去香港政府的病毒實驗室,我們一起去看病毒的片子,看了幾百張,確認是冠狀病毒。等我們回到瑪麗醫院,美國那邊的電子郵件就來了,他們找到的也是冠狀病毒,我們比美國早12~24小時找出病毒。這就是港大領先的時間。

  說到冠狀病毒,我有一本師傅留下的很舊的書,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一本書,《脊柱動物病毒學》。早在2月18日,我坐在那裡翻,在某一章停下來,講的就是IBV,一種鳥類的冠狀病毒,我就在這頁夾了一個標籤,讓我的一個學生去查一下,IBV現在叫什麼名字。結果他沒有去查,他做科研的態度很不好,不負責任,這讓我很生氣,SARS之後就炒了他。不過我也不遺憾,冠狀病毒的結果最後還是沒有逃出我們的實驗室。

  可是,接下來的事情卻不太愉快,我認為論文應該把鍾南山他們也加進去,因為我們的課題是從跟他們合作開始的。但袁國勇和佩里斯不同意,理由是這個病毒是用香港病人的標本分離出來的,而不是內地的標本。這太不厚道,鍾南山給我們的標本,讓我們至少提早起跑了20天,怎麼可以說沒功勞?而且,內地的標本並不是分離不出病毒,2月19日我取的標本,我這一組自己分,後來就分離出病毒了,那個病毒就是目前人類最早的SARS冠狀病毒,叫廣州50(G50)。最後佩里斯寫出來的論文里,依舊沒有提到我們任何內地的合作夥伴,我很生氣,跟他大吵了一架。這個事情,讓我看到每個人都有自私的一面,這也是讓我覺得很遺憾的地方,SARS研究對很多人來說是一個提升的過程,對我們來說,卻是一個團隊分化的過程。

  SARS的研究有兩個很重要的問題,第一,SARS是什麼,第二,它從哪裡來?找到了冠狀病毒,是完成了第一步,那麼接下來就是第二個問題,它從哪裡來?關於這個問題,4月份我腦子裡已經有了一個方向。

  我可以畫一個很簡單的圖給你看,人類已知的冠狀病毒有兩種,一組跟牛身上的相同,一組在家禽家畜身上,這兩次都與家禽家畜有關。當時全世界的冠狀病毒只有8株病毒。從進化角度來講,病毒是從鳥類到哺乳類;從歷史來講,人可能已經得過兩次SARS,這兩次都與家禽家畜有關。我也注意到,廣東的很多患病者是餐館的人,接觸野生動物比較多。這個分析圖一出來,我就有了三個判斷:第一,病毒是從野生動物而來;第二,宿主是哺乳類;第三,宿主不可能是稀罕動物,因為病毒永遠不會找很稀有的動物做宿主,它要生存好,宿主的數量越大越好。

  禽流感從1997年開始,一直到2003年,它偶爾傳播到人身上,但是沒有人傳人,SARS應該只是2002年月11月16日開始,到了2003年1月30日,就出現了人傳人的超級傳播者,只有兩個月時間,證明這個病毒肯定是從跟人類比較相近的動物而來,才能少量轉化就形成人傳人,更證明它是哺乳類。如果是禽鳥的,它還會分出去。這就跟我做病毒進化是一模一樣的,宿主、特性、進化過程,等等。所以,我的方向就非常清晰了,是野生動物,不是太少的,是哺乳類的,你就這樣找。

  發現宿主

  4月12日廣州有一個新聞發布會,袁國勇、我和鄭伯健三個人去的,這一方面是要給內地的同仁一個交代,因為港大的第一篇論文沒有提到鍾南山和他的團隊,另外也想統一認識,希望內地不要再有兩個聲音,還在說病毒是衣原體。等火車的時候,我就跟鄭伯健說,我想來想去,有種動物可能性比較大,就是果子狸,狸字我當時還不會念,問鄭伯健怎麼讀。在火車上,我也跟袁國勇說了,結果4月16日下午,袁國勇就在香港的一個新聞發布會上用粵語告訴媒體,他認為這個病毒是從果子狸來的。這讓我很驚訝。

  4月份很多研究機構已經開始尋找SARS的動物宿主,但都沒有結果。我在忙著寫關於SARS的論文,一直到5月5日才結束。5月8日上午,我帶了一個學生去深圳,跟深圳衛生局和CDC的人開會,會上也有深圳市林業局和市場管理部門的人。我把自己對於SARS宿主的分析告訴了他們,開完會,下午三四點,我們就到深圳市東門市場去做野生動物取樣了。動物標本要取的是血液、糞便、肛拭紙和咽拭紙。這個下午,我們取了9個動物的標本。第二天,5月9日,又取了16個動物。這25對標本,包括了8種動物,其中果子狸我們取了6個標本,我就是很明確的奔著果子狸去的。

  

  2004年1月6日,廣州市森林公安警察在新源禽畜批發市場查獲86隻果子狸

  我們整個團隊才七八個人,5月9日返回香港,整個團隊都很累了,我讓他們5月10日休息一天,第二天開始在實驗室全力以赴。當天我就跟鄭伯健去了廣州,當時我們已經準備跟鍾南山院士用病毒的滅活液做疫苗。走之前,我就交代我的學生,每個標本要設三對碼,代表頭體尾,25對標本,每個都要這樣做。很快,5月11日下午一兩點鐘,實驗室就已經有了結果,學生給我打電話說:老闆,有陽性。我馬上坐直通車從廣州趕回來,進實驗室,讓他們把所有照片拿給我。我只把25個標本里,三個結果都是陽性的拿出來,就是這些了,其他都不是。病毒在傳播中,它並不知道哪個動物喜歡它,哪個動物不喜歡它,所以,有的動物雖然被病毒傳播上,但是不能完成複製,只有一部分存留,全部結果是陽性的,證明病毒已經很好地完成了複製。

  5月13日,我再去深圳取標本,在深圳市衛生局開會時就沒有心思了,只想快點結束去取樣。跟我合作的深圳CDC的何雅青注意到了我的心神不寧,問我是不是已經做出了什麼結果?我說,我們把5月20日設為「D-Day」吧。她愣了一下,因為她不知道「D-Day」的意思。

  當晚取完標本回到香港,我們課題組在實驗室日夜加班。5月18日凌晨,兩株病毒的基因全序列做出來了,這個基因很大,我們用常規方法做,做出300多個序列,再拼成一個長鏈。我的徒弟做到深夜1點多的時候,臉都累得變色了,他來找我說:老闆啊,我可能犯錯了,拼不出來,怎麼拼都有錯誤。我就自己在計算機上拼,我拼出來之後,跟他說:你對了,我們找到了!為什麼我們的結論相反,因為我們從果子狸身上找到的一個病毒的基因序列,比人身上的病毒基因序列多了29個核苷酸,而且只有2月11日以前的標本病毒有這29個核苷酸,以後的標本就沒有了。我的學生以為自己錯了,但這其實是病毒的適應能力,這部分的核苷酸,在傳播的過程中丟掉了。根據病毒進化原則,我說我們這個是對的,我們找到了原始病毒。而且,除了這29個核苷酸,你把整個基因拿來比較,果子狸身上找到的病毒,與人類身上的病毒,有99.8%的同源性。這說明,野生動物市場,真的是人類的感染源頭。

  爭議果子狸

  5月18日上午,基因序列全部完成的時候,我的徒弟已經累得從沙發上滑下去睡著了。我也不忍心叫醒他,就拿了三四件工作服給他蓋上。他們的確很辛苦,我給他們的命令,就是要在實驗室日夜加班,不許離開,女生可以回去洗澡,男生就在辦公室睡。下午三四點鐘,我給港大校長徐立之打電話,告訴他我找到SARS病源了。我不知道他當時正在多倫多,當地時間還是凌晨3點。半夜被吵醒,他還是很高興,建議我把論文送去美國《科學》(Science)雜誌發表。我首先寫了一個報告,給中央和深圳市政府,這個成果不是我個人的,深圳衛生系統是我的合作方。這個報告交上去之後,我就專心做論文。

  我的論文是5月22日晚上10點提交給《科學》雜誌的。5月23日是新聞發布會,我跟鄭伯健去了深圳,與深圳CDC一起,向公眾發布我們找到了SARS的病毒宿主是果子狸。港大這邊也有一個發布會,由微生物系主任袁國勇主持。

  關於果子狸的結論公布之後,也有一些爭議。《科學》雜誌的反應非常迅速,我提交論文之後4個小時,5月23日凌晨兩點鐘,雜誌社就給我迴音了,說請了兩個專家審閱我的論文,認為是基因污染。我馬上回復:你們所說的基因污染我很了解,但請你到基因庫去查一查,看看管軼手上提交的基因序列有多少,這世界上還有幾個人比我掌握的病毒樣本更多,你們4個小時就做出這樣判斷是不負責任的。於是雜誌社跟我道歉,說他們會把論文重新送出去找專家審閱。後來中國農業大學陳章良團隊也做了取樣調查,他們取到的果子狸樣本中沒有找到SARS病毒。這對我確實造成了一些困擾。大概6月11日,我正在吉隆坡開SARS大會,《科學》雜誌的人又跟我聯繫,還附上當時中國的報道,說他們很難做決定,問我願不願意接受第三方實驗室的驗證。我說可以,只要那個實驗室有資質。我相信自己實驗室的結果,我也保留著每一個原始樣本。第三方實驗室的結果,支持我們的判斷,論文最後通過《科學》雜誌的審查,在線發表是9月4日。

  與此同時,野生動物在短暫的禁售之後,2003年9月份,又重新回到了市場上。我再去取標本,是10月22日。那天我買了9個動物,種類是5種,豬獾、狗獾、花面狸、貉和果子狸,我的目標已經很明確了。取回標本檢測,這一批的9個標本,有7個都是陽性。11月份,每周我都會再派人去深圳取一次標本,有時我太太也去取。標本取回,進實驗室檢測。到12月份,病毒檢測的陽性率就非常高了。12月份,我自己去了廣州增槎路的野生動物市場,去了幾次,一路檢測過去,標本的陽性率越來越高。

  這麼多陽性的結果要不要發布?說實話我有過一些猶豫,SARS的恐慌好不容易過去,關於果子狸的爭議一直都在,現在我突然站出來說,SARS又來了,誰會信呢?到了12月24日平安夜,廣州發現一例新的SARS疑似病例。這讓我心裡非常矛盾。2004年1月2日,我從美國新招來的一個博士堅定了我的決心,她說,不管會有什麼麻煩,SARS如果重新回來,就是大事,我們還是要報告。我剛好有香港這邊中聯辦科技辦工作人員的電話,我打過去,對方來到我的辦公室。我說了標本檢測結果,我認為已經到了做決定的時候,不然很可能會再來一次SARS大爆發。我不會中文打字,我就在辦公室里現場寫了一封信,我們3個月來所有的調查報告的總結,寫了6張紙,由中聯辦通過他們的渠道當天傳回北京。

  1月3日凌晨1點半鐘左右,時任廣東省衛生廳副廳長王智瓊打電話給我,他說:教授,你明天能不能來一趟廣州開會,中央已經把你的調查結果傳給了廣東,我們都看了。我說好。上午就帶著我的一個博士一起去了廣州。下午開會,鍾南山院士也去了,廣東省科技廳、廣東省CDC的人都在。12月24日的一例新發病人,當時廣東省CDC還沒有從標本中分離到病毒,只是拿病人的標本在做基因序列,只做出了一段,沒找到病毒。開會的時候我就跟副主任許銳恆建議,把他們的基因序列送到香港去,我感覺這個病毒跟以往的不一樣。他同意了,把手下的實驗員調去香港,跟我們實驗室的人一起比較,一個小時,結果就傳回來了,這個新發病人的病毒,跟我們2003年10月之後取樣的動物病毒標本完全吻合。

  

  2004年3月6日,北京市科興公司的生物實驗室內,科研人員正在加緊生產「非典」滅活疫苗,為即將進行的人體試驗做準備

  清剿與源頭

  我的結論,現在唯一的辦法就是清剿市場上的宿主動物,果子狸。可能有人會覺得這很殘忍,有沒有必要?我只能說,這是經驗,這是1997年香港禽流感時我們學到的經驗,當我們清剿完了市場上的宿主動物之後,就沒有病人了。

  我們在會議上達成共識之後,鍾南山院士又起了關鍵作用,他給廣東省的高層領導打電話,陳述事情的嚴重性。我們1月3日回到香港,當晚,廣東方面就召開千人大會總動員。我們約定從2004年1月5日開始清剿果子狸的行動,當天鍾南山院士來香港做新聞發布會,廣東CDC在廣州做發布會。清剿從1月5日開始,到1月12日結束,我記憶中廣東出現的最後一例病人是1月10日,總共5個病人,清剿結束之後,就再也沒有了。這證明清剿再次起了關鍵作用,廣東的野生動物市場,確實是SARS病毒的溫床。

  但是,關於SARS的研究到此就結束了嗎?遠遠沒有。除了果子狸,2006年,也有研究者發現蝙蝠身上也攜帶SARS冠狀病毒,與人類病毒的同源性是92.6%到93%之間,與果子狸與人類99.8%的同源性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這指出了一個思考方向,就是蝙蝠在病毒傳播中的作用是什麼?

  2007年,我對整個冠狀病毒的生態學做了系統的總結,從進化角度來分析,我認為蝙蝠可能是所有冠狀病毒的源頭。根據病毒出現的時間,你就會發現病毒如何入侵的。冠狀病毒的出現,已經有三次,1986年,1999年,2003和2004年,中間都相差了十幾年,從進化學的角度,差得太遠了,說明病毒的傳播不是那麼直接,進化有缺口。現在依舊有幾個疑問:蝙蝠中發現了冠狀病毒,但是蝙蝠有1000多種,到底哪種才是攜帶者?病毒是否由蝙蝠直接傳到人,現在還沒有依據,歐洲、非洲的蝙蝠里有病毒,那為什麼SARS沒有從那裡開始?蝙蝠和市場野生動物之間,有沒有中間宿主?也許現在依舊還有一種動物,帶著高度相近的病毒。真正讓市場野生動物和人感染的源頭,其實我們還沒找到。(編者註:2017年年底,中科院武漢病毒所石正麗團隊發表最新研究結果稱,已證明SARS病毒是經過幾個蝙蝠SARS樣冠狀病毒重組而來。他們推測,蝙蝠SARS樣冠狀病毒在偶然的情況下感染了雲南養殖場的果子狸,感染了病毒的果子狸隨後又被販賣到了廣東。病毒進一步在市場上的果子狸中傳播,不斷變異,最終產生一個傳播性極強的SARS病毒,感染了人類。)

  至於SARS到底是飛沫傳播還是空氣傳播,我覺得是一個沒有什麼好討論的問題,這其實是個物理問題,就是SARS的傳播動力學。簡單地說,分子直徑越大,傳播距離越短。同一個東西,載體的分子大小不一樣,傳播的距離也就不同。這個是可以用空氣發生器在實驗室里測試的。不過SARS的傳播動力學現在並沒有人做。因為做病毒實驗的P3實驗室是有負壓的,要做這樣的實驗就要關上負壓,這就很危險,需要穿特殊的防護服,看起來像宇航員那種,很貴,2萬元一套。我們實驗室有這種設備,但我也不想做它,太危險,價值並不太大。

  其實早在2002年11月中旬,世衛組織全球流感項目的召集人斯托爾(Klaus Stohr)到中國,在廣州停留了一站,座談中有廣東省CDC的人。在這個會上,廣東的專家就跟他講了最近有一些非典型性肺炎的事情。這是關於SARS最早的信息。我也是這個全球流感項目的創始人之一,2002年5月就開始跟斯托爾共事,但我們當時沒有從他那裡知道任何信息,後來我們啟動內部檢查機制,他也是有過失的。

  現在回顧SARS,我覺得價值在於再敲一次警鐘。希望所有的人,公眾、科學家和官員都能捫心自問,哪些地方我們做錯了,哪些地方還有改善空間?這些年傳染病防控上的確有了很大的進步,但是另一方面,學界研究上的一些阻礙依然存在。其實傳染病並不可怕,怕的是做研究的人平時不用功,臨時才攻關。病毒的研究要毅力,也要能力。我現在更擔心的並不是SARS是否會再來,而是新的禽流感,H5N1如果變成人傳人,可以比SARS厲害百倍,如果這種病毒複製出一個超級傳播者,情況不堪設想。

  本文轉載自《三聯生活周刊》

  (公眾號 ID:life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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