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內鬥潛規則:幾十年難以跳出的接班人怪圈

京港台:2020-1-15 09:17| 來源:紐約時報 | 評論( 38 )  | 我來說幾句

中共內鬥潛規則:幾十年難以跳出的接班人怪圈

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

1月1日,《求是》雜誌刊登了習近平在10月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的講話,海外媒體普遍注意到,習近平在這次會議上提到了「國家領導層能否依法有序更替」的問題,讓中共接班人問題再度浮出水面。從會議提出的總體目標來看,中共未來力求完成兩個「百年」計劃,即建黨百年和建國百年。建黨百年指日可待,而建國百年則還需要30年。以中共自十四屆至十七屆的執政規則和時間來看,至少需要經歷三次最高權力的代際更替,這也就意味著在現任中共最高領導人之後,還將產生三任總書記。

  但是,出乎人們預料的是,中共現任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在2018年主導通過黨的決議,進而在全國人大通過憲法修正案,對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安排作出重大改變: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基於這項制度變革,中共現任最高領導人沒有任期限制,終身執政沒有憲法約束,在理論上可以執政到建國百年時刻——2049年。

 

  在四中全會召開之前,外界對中共內部權力鬥爭與會議所謂的「延遲」有諸多猜測,但是會議閉幕之後,種種猜測幾乎全部落空。我曾發表一條推文對此作了簡短評論:「1. 沒有黨內鬥爭,這個黨已經失去了黨內鬥爭的能力。2. 四中全會沒有滯后,是三中全會提前了。3. 是不是主席制不重要,有沒有儲君制也不重要,權力定於一尊,早晚有交權的一天,關鍵是身後事。4. 重要的還是接班人,預未必立,不預則不穩,預與不預,兩難之間。中共又面臨著獨夫體制的固有挑戰,誰能做衣缽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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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切地說,中共從毛時代以來一直沒有解決好最高權力的更替問題,接班人問題是中共這個龐大的政治巨人的終極困境,猶如古希臘神話中的那個阿喀琉斯之踵,成為其自身無法克服的致命要害,也必然成為新時代所要面臨的重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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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達幾十年的接班人危機

  毛在中共建政之初對接班人問題可謂高度重視,在他曾經屬意過的接班人梯隊中,有高崗、劉少奇、林彪,彭真、鄧小平、張春橋、王洪文等,甚至包括他的夫人江青,但這個接班人梯隊都無一例外地被毛本人和黨內鬥爭給廢黜了。最典型的是,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前所未有地被寫進了黨章而具有無可置疑的黨內合法性,其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在黨內無人可以挑戰,但最終還是遭遇了毛本人的挑戰。林彪在享有接班人稱號不過兩年時間,於1971年9月13日被迫乘機叛逃,不幸摔死在蒙古溫度爾汗,從而釀成了中共在「文革」期間的最大政治危機,也對毛本人的政治信譽和威望構成重大打擊。林彪事件是「文革」破產的重要標誌,由此表明,接班人問題確實成為中共權力更替的最大死穴。

  毛在臨死前將權力交給華國鋒,很顯然,這不是一個深思熟慮的政治安排,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毛迫於當時黨內派系鬥爭格局而作出的一個折中性安排,他不是將權力交給張春橋,也不是將權力交給鄧小平,而是交給華國鋒這個看起來能為黨內各派人物都可接受的折中性人物。但是,就是這樣一個表面上能夠平衡黨內不同政治力量的最高權力安排,還是徹底葬送了毛的革命事業,毛至死也想象不到的是,由於他沒有解決好接班人問題,最後還是由他欽定的接班人成為他自己的政治掘墓人。

  華國鋒在鄧小平第三次復出之後迅速陷入執政危機,這其實是毛的接班人危機的一個延續,儘管華在粉碎「四人幫」之後前所未有地掌握了黨政軍大權,集黨的主席、軍委主席和國務院總理三職於一身,但在鄧小平、陳雲等黨內元老的聯合夾擊之下,他很快就在黨內難以為繼,實際執政不到五年時間便被迫交出手中權力。

  粉碎「四人幫」的「華國鋒方式」(黨內武力解決)和解決華國鋒問題的「鄧小平方式」(黨內和平解決),可謂異曲同工,都是黨內最高權力的非正常更替和交接,在程序上不具「合法性」。陳雲對於解決「四人幫」的方式有過一個說法,認為這是在一個特殊時期里的一種特殊方式,應該「下不為例」,他顯然擔心如果以武力解決黨內鬥爭的方式成為黨內常態的話,這個黨將永無寧日。比較於「武力解決」的方式而言,鄧小平以和平方式迫使華國鋒交出權力在「程序正義」上前進了一步(華國鋒在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辭去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職務),但從黨內政治倫理來看,鄧小平把華國鋒這個一舉扭轉了中國歷史進程的人物拉下政治舞台,顯然難以避免被民眾詬病為「忘恩負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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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華國鋒的下台是毛時代遺留下來的「接班人困局」,那麼,在華國鋒之後的兩任總書記胡耀邦和趙紫陽的非正常下台,則可以視為是鄧小平的「接班人困局」。從鄧小平選擇胡趙兩人分別擔任黨政最高領導人的決策來看,應該說這是鄧小平在實際主掌黨內大權之後所作出的最重要和最正確的決策。但這個決策卻不能始終貫徹到底。在當時的黨內最高權力結構中,鄧小平和陳雲居於最高權力的第一梯隊,胡趙只是第二梯隊,胡趙儘管在名義上佔有黨和國家最高權力位置,但實際上是一直處在接班人位置。據《陳雲晚年歲月》(作者楊明偉,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書披露,在1986年10月,陳雲與鄧小平、李先念商議:徹底退出中央領導崗位,「全退」不行,就實行「半退」。這表明,至少在中共十三大前後,胡趙作為接班人梯隊實際上並未掌控黨的最高權力。

  中共元老主導的黨的最高權力的更替過程在1987年1月出現重大變故,胡耀邦遭遇華國鋒的相同命運,在黨內元老的圍攻之下被迫提前下台,由趙紫陽接任黨的總書記。1989年「六四事件」的爆發,則讓趙紫陽又重蹈胡耀邦的覆轍,他因堅決反對鄧小平武力鎮壓學生的決定而主動辭職。至此,由鄧小平欽定的胡趙接班人團隊徹底毀於黨內鬥爭。

  從1976年華國鋒主導粉碎「四人幫」到1989年「六四事件」爆發,中共執政集團在長達13年的時間裡換了三任黨的最高領導人,這表明中共實際上一直是處在接班人危機之中。危機的根源在於,黨的實際最高領導人和名義最高領導人處在分化狀態。趙紫陽的下台,對於中共執政集團來說,意味著黨的最高權力的二元結構已經無法有效整合黨的領導,黨的總書記實際處在「失權」狀態,即總書記實際受制於黨的元老集團,同時處在被「分權」狀態,即總書記和軍委主席的分權(在胡趙擔任總書記期間,都是鄧小平任中央軍委主席)。這個最高權力架構的形成,來源於黨內鬥爭格局——所謂「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權力博弈,實質還是接班人之爭,是鄧小平欽定的胡耀邦和趙紫陽,還是陳雲意願中的鄧力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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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弈產生的潛規則

  中共黨內鬥爭是極其殘酷無情的,但在每一次重大的黨內鬥爭之後,黨內各派還是會通過各種方式來尋求一種平衡或妥協。在趙紫陽下台之後,誰來做新的總書記,黨的最高權力層又開始了新一輪的博弈。博弈后的結果是:1. 鄧小平因為以前兩次提名總書記人選的失敗而喪失了絕對的決定權,據說由李先念等元老提名江澤民擔任新一任總書記,是鄧小平主導的集體磋商的結果;2. 中共不能像以前那種私相授受權力的方式來接任總書記,而必須通過黨的全會授權,以保證權力交接的合法性;3. 實現最高領導人的任期制,由憲法規定國家主席任期不超過兩屆,每屆五年;4. 不是由現任總書記來指定下一任總書記人選,而是由上一任總書記或實際最高領導人來行使更大的決定權,這就是民間所說的「隔代指定製」; 5. 建立「儲君制」即接班人制度,在確認新的總書記之後,向全黨和全國公開下一任總書記人選。

  中共上述博弈結果是不是由此形成了黨的正式文件或固定的制度安排,因為缺少文獻證據而不敢斷言,也可以視為一種「潛規則」。但從中共十四大所形成的最高權力安排來看,實際產生了總書記和「儲君」(接班人)並存的雙重權力架構以及黨的最高領導人的任期制。從江澤民正式執政10年和胡錦濤執政10年的時間來看,他們都執行了任期制。雖然黨章沒有規定總書記的任職期限,但因為實行了黨的總書記、軍委主席和國家主席三位一體的最高權力架構,黨的最高領導人的任職期限是以國家主席的任職期限為準。在實行任期制的同時,江澤民和胡錦濤應該說都各自執行了「隔代指定製」和「儲君制」,外界普遍認為胡錦濤作為江澤民的接班人是由鄧小平指定的,而習近平作為胡錦濤的接班人則是由江澤民、曾慶紅捧上去的。

  在中共最高權力安排中實行任期制、「隔代指定製」和「儲君制」,應該說是鄧小平和他的黨內主要對手——以陳云為代表的元老派政治博弈的結果,也是他們基於1980年代因為沒有有效解決黨的最高權力的約束和更替的諸多問題所作出的反應,他們共同認識到了,黨的最高權力在黨的權力架構中必須有所約束,在任期上必須有所限制,在權力更替上必須提前有序安排,否則,這個黨必將持續出現1980年代那樣的政治動蕩。

  從中共十四屆以來,中共最高權力趨於統一,原來的總書記、軍委主席和國家主席分置三人的權力結構被終止,黨政軍最高權力集中於一人之身,其合法性得以加強。但是,最高領導人的權力不是無限的,而是受到了制度約束,最大的約束是任期限制,最高領導人的任期不得超過兩屆10年。中共執政集團顯然已經嘗夠了毛式終身制對黨所造成的巨大破壞,任期制至少可以令最高領導人的錯誤決策和行為不可能無限延續。在實行任期制的同時,建立「隔代指定製」和「儲君制」,也是為了限制黨的最高領導人的權力——使得最高領導人兩屆任期結束后必須按時交權,而且是交給一個並不是自己指定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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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制度變化比較於毛時代的權力終身制和鄧時代的最高權力的失序狀態,無疑是一個進步。在中共不能以憲政民主的方式建構國家政治制度的條件下,對黨和國家領導人實行任期制,以及取消他們指定接班人的權力,可以視為政治轉型的一個過渡性辦法。江澤民執政兩屆之後,和平交權給鄧小平指定的接班人胡錦濤,胡錦濤亦是依此規則在兩屆任期滿后將權力交給習近平,從總體上看,他們都遵守了從黨的十四屆所確定下來的最高權力更替的潛規則。雖然江澤民在卸掉總書記和國家主席這兩個職務時曾經留任軍委主席半屆時間,但他顯然也是忌憚於黨內已經定下的「規矩」而不敢將此權力長期把控在自己手中。胡錦濤雖然在十七大前看來沒有如願安排李克強作為接班人,但後來則是深明大義,他在黨的十八屆全身而退,將黨政軍三大權力一次性全部交給習近平。

  從任期制走向了分贓制

  值得注意的是,舊的問題解決了,新的問題又接踵而至。在江胡執政的20年時間裡,雖然政治運行相對穩定,黨內鬥爭趨於緩和,而且經濟持續高速發展,國家和國民財富大幅增長,但黨內政治倫理急劇惡化,腐敗呈幾何級數的增長態勢。新問題的產生,與實行任期制、「隔代指定製」和「儲君制」是有直接關係的。

  首先,在任期制的約束下,最高領導人的執政時間只有10年,這10年的前兩三年,現任最高領導人必須應對處理前任最高領導人所確定的人事安排,而這10年的后兩三年,現任最高領導人則必須考慮交權之後的人事安排——儘可能在新的中央領導集團中安排自己的人馬。如此一來,執政10年時間其實只有一半時間是真正屬於最高領導人自己的有效執政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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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在「隔代指定製」的約束下,現任最高領導人沒有指定自己接班人的權力,不能按照自己的意願培養可以延續自己政治路線的繼承者,這使得他在任期內貫徹自己的政治意志時,不僅受到了時間(任期)的限制,而且也受到了繼任者的限制,其第二屆執政期的最後幾年裡只能淪為「看守內閣」。

  第三,在「儲君制」的約束下,在黨的最高權力結構中,實際上存在著三個權力中心,即前任最高領導人、現任最高領導人和候任最高領導人(儲君),黨的最高權力處在分化狀態,無法形成統一、集中和有效的領導力。

  正是因為這些重大的制約性因素,在長達20年的時間裡,中共最高權力一直處在分化和弱化之中,最高領導人的權威也是持續遞減之中,不管是江澤民還是胡錦濤,他們都不得不通過權力交換和部分權力的讓渡來建立自己在黨內的相對優勢地位。

  比如,最高權力層面的黨政分開,國務院統一領導全國經濟事務和社會事務的權力得到加強,形成了所謂的「江朱體制」和「胡溫體制」。就黨權和軍權的關係而言,從江澤民開始就不得不做出重大妥協,將部分權力讓渡給軍隊的一些高級將領。而到了胡錦濤時期,黨對軍權實際處在失控狀態,黨內形成了「九龍治水」結構,即實行「九常委共治制」,最高領導人的「核心」位置被取消。正是在最高權力分化、讓渡和互相牽制、勾兌的架構中,形成了黨內權力分贓制,而黨內權力分贓制是黨內大規模腐敗的終極性根源。

  新時代的「黨權主義」終極困境

  要想解決中共任期制、「隔代指定製」和「儲君制」的問題,顯然必須尋求新的制度變革,以憲政民主的方式來建構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應該是不二選擇。但新時代的制度變革卻是反憲政導向而行之,在取消了任期制、「隔代指定製」和「儲君制」的同時,重新退回到毛時代,建立起一個我謂之為「黨權主義」的權力架構,其主要特徵是:加強黨權,擴大黨權,進而形成黨國制度,形成了以黨代政、以黨代軍、以黨代法的黨治系統,黨權不僅凌駕於市民社會和公民社會之上,還凌駕於政權(政府之權)、軍權和其他一切公權力之上,成為一切公權力和私權利的共同統治者。從目前黨權主義的權力架構來看,所有黨權集中於個人極權(定於一尊),已經超過了毛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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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時代徹底廢止了由鄧小平開創、江澤民胡錦濤實行了20年的黨的最高領導人的任期制、「隔代指定製」和「儲君制」,重新回到以個人獨裁和終身製為核心的最高權力架構,這會對中國未來社會和政治進程產生何種重大影響?其實,不需要更多的理論闡釋,人們普遍認識到了,中共在新時代以來所完成的最高權力制度變革,都是力圖為黨權主義的個人極權開闢道路,為最高領導人的實際終身制掃清憲法障礙。

  很顯然,中共目前又重新進入了毛時代以來的一個權力怪圈中,取消任期制以延長最高權力者的執政時間,卻又出現了最高權力的高度集中,形成定於一尊的個人獨裁。中共只要拒絕走憲政民主之路,它就永遠無法走出這個權力怪圈。

  新時代以來的權力體系變革,看起來已經建立了黨權主義的一個完美控制系統,但是,這無法有效解決黨權主義所面臨的一個終極權力困境,那就是因為無法最終解決接班人問題而導致權力控制系統早晚會有崩潰的一天。接班人問題在任何民主國家都是一個偽問題,唯獨在極權國家成為一個真問題和大問題。像毛那樣的開國君主在中共歷史上是無可匹敵的,他最終也是敗於他一手製造出來的接班人困局,現在的領導人即使具備了毛那樣的雄才大略,他能規避毛那樣的結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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