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法國博士的驚人結論:美國正在大逆轉!(圖)

京港台:2019-12-8 09:50| 來源:瞭望智庫 | 評論( 27 )  | 我來說幾句

一位法國博士的驚人結論:美國正在大逆轉!(圖)

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

  今年7月,法國政府宣布將會對跨國科技公司徵收3%的數字服務稅,谷歌、蘋果、Facebook、亞馬遜等美國公司首當其衝,這一稅種引發了美國政府和矽谷行業的不滿。

  最新消息,12月2日,美國政府表示,擬對價值24億美元的法國香檳、手袋、乳酪和其他產品徵收最高達100%的懲罰性關稅,原因是美國認定法國新的數字服務稅將損害美國科技公司。

  法國方面則進一步回應,如果美國這樣做,那將是對整個歐盟「宣戰」,歐盟將作為一個整體給予回擊。

  一場無硝煙的大戰,儼然就要爆發。

  美國對數字稅由敷衍阻撓到直接施加關稅威脅,可謂以「美國優先」為核心單邊主義思維的又一體現。一直號稱是自由市場經濟國家的美國,在處理貿易問題時卻見不到市場機制的存在和相應的作用,相反卻是政府機構的干涉和參與。

  真相只有一個。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菲利蓬在排除諸多干擾項后,就得出一個驚人結論——美國已經放棄了自由市場原則,目前已經是一個受到操控的市場。

  文 | 王亞宏 瞭望智庫國際觀察員

  編輯 | 蒲海燕 瞭望智庫

  本文為瞭望智庫原創文章,如需轉載請在文前註明來源瞭望智庫(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則將嚴格追究法律責任。

  1

  法國人眼中的自由市場

  美國經濟不自由的結論會把芝加哥學派的徒子徒孫氣個半死,但45歲的菲利蓬教授不但結合自身的感性認識,還拿出了詳盡數據來證明自己的判斷。

  1999年從歐洲大陸到美國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時,美國高度競爭的電信業和航空業都給菲利蓬留下了深刻印象。20年過去了,當年的學生已經成了紐約大學倫納德·斯特恩商學院金融學教授,還加入了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貨幣政策諮詢小組。

  不過,相比之下美國市場的變化更大,之前自由市場標桿的色彩已經消退殆盡。

  從馬斯·皮凱蒂暢銷的《21世紀資本論》到托馬斯·菲利蓬的這本《大逆轉:美國如何放棄自由市場》,法國學者的著作中都帶有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影子,在批判的理論和理論的批判方面尤顯犀利。

  

  (托馬斯·菲利蓬的書《大逆轉:美國如何放棄自由市場》)

  在傳統經濟學概念中,要稱得上自由市場,至少市場運作不受政治的隨意干預,當前市場中的行為體不會受到特別保護,新的行為體也可以進入市場展開競爭。雖然讓市場保持自由有時需要政府干預,但當「看得見的手」允許目前的大公司壓制競爭或成功遊說以保護高額利潤時,市場很難說是自由的。

  以這個標尺來衡量美國市場時,菲利蓬得到三個循序漸進式的結論:

  美國市場的競爭力已經減弱,許多行業的集中度很高,領先者的地位穩固,他們的利潤率過高;

  這種缺乏競爭的狀況損害了美國消費者和工人,導致價格上漲、投資減少和生產率增長放緩;

  導致這種情況的原因主要來自政治方面,而不是通常人們認為的技術原因,競爭減少是因為構建起了行業進入壁壘和反壟斷執法不力,這種情況在大量的遊說和競選捐款的支持下變得越來越普遍。

  2

  競爭是個好東西,然而美國還有嗎?

  讓菲利蓬感受到美國自由市場魅力不再的誘因,是他個人的錢包體會到了物價變化的冷暖。

  20年前美國的機票和上網費用都比法國要低,而現在情況則正好相反。美國的物價相對變貴,他認為原因在於,過去20年裡美國經濟的大多數部門競爭都有所緩和,集中程度則在緩慢但穩定地上升。同時帶來行業領跑公司地位日益穩固,股東獲利和收益增加,投資減少,生產率增長則在下降。

  只要是看過亞當·斯密或者大衛·李嘉圖小白繪本的人,都知道競爭是個好東西:

  競爭會促進增長,因為它帶來更高的產出和更多的就業;

  競爭也會減少不平等,因為競爭會增加工資;

  競爭還會鼓勵投資,推動企業創新,因為沒有什麼能像競爭對手的威脅那樣逼迫一家公司不斷提升產品質量和改善客戶服務。

  然而,現在那些領先的美國公司已經減弱了提升產品和服務的緊迫感,因為他們領先的地位變得牢不可破。

  研究者發現在1982到2012年間,製造業、零售業、批發貿易、服務業、金融業、公用事業和運輸業6個行業的集中度都明顯提高,領先公司的利潤率正在上升,相對優勢變得更加持久。與20年前相比,目前行業領袖面臨挑戰和被取代的可能性較小。

  競爭確實會帶來贏者通吃的馬太效應。

  

  (馬太效應是指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現象,是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們常用的術語,反映的社會現象是兩極分化,富的更富,窮的更窮)

  但是,當行業集中度提高和企業利潤率上升同時出現時,有兩種可能的解釋:

  一種是,行業領跑者的效率越來越高,所以它們的市場份額和利潤都在增長,當「明星公司」提升生產率讓競爭激烈時,集中帶來利潤增長是個好消息;

  而另一種是,國內競爭減少了,領跑者優勢更加穩固,他們的市場份額不受威脅,因此可以收取高價,當國內競爭減少時,集中帶來利潤增長是個壞消息。

  由於投資減少,使得第二種解釋更貼近現實。因為歷史證據表明,成功的公司和行業保持著高水平的投資。

  一般來說,當競爭充滿活力時,成功的企業需要吸收更多資源,他們會進行更多投資並僱用更多人手來努力擴大優勢。

  然而,實際情況是過去20年美國的商業投資一直低位運行,尤其是近年來投資相對於公司利潤一直保持低位。即使幾輪量化寬鬆帶來的廉價資金都沒有刺激大規模投資,這意味著領先者可以憑藉優勢地位賺到「容易錢」,而不必選擇擴大投資。

  在美國近年來行業集中度提高與投資之間確實存在負面關係,頭部公司的投資和資本份額有所下降,而他們的利潤率卻在上升。

  這帶來的後果是,21世紀頭十年,所有部門都出現了活力下降的現象,包括傳統高增長的信息技術部門也是如此。

  那麼行業集中究竟是如何發生的呢?

  菲利蓬認為集中來自於兩種主要力量:新公司的進入行業並成長,以及現有公司的退出和合併。

  首先,現在創立新公司的門檻越來越高。

  雖然人們經常聽到矽谷車庫的創業神話,但事實上現在美國成立不到5年的初創企業數量不及以往。1980年時初創企業佔美國企業總數的一半、並雇傭了20%的就業人口。如今這一比例要小得多,初創公司占企業總數的比例下降了約10個百分點,只僱用美國勞動力的10%左右。

  其次,大量的併購也讓獨立企業的數量減少,競爭也隨之減弱。

  大約在1980年前後,美國有大約5000家上市公司。上市企業數量在1997年達到頂峰,約為7500家。此後上市公司數量減少了一半以上,主要是大量合併造成的。這些併購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鞏固在美國市場上的優勢地位,使合併后的公司能夠增加市場份額並降低成本。

  越來越大的公司,越來越弱的競爭,讓集中市場在自由道路上漸行漸遠。

  缺乏競爭的後果是投資更少、生產率更低、增速更慢以及更多的不平等。

  3

  美國消費者悲劇了

  雖然有不少經濟學家將價格模型做得花團錦簇,但其「硬核」卻和菜市場里日常發生的討價還價沒多大區別。價格制定是買方和賣方之間的博弈,當賣方由於集中而掌握了更大的議價權,相應的,買方就不得不承擔更高的價格。

  菲利蓬指出美國國內市場已經被寡頭壟斷所主導,美國消費者支付的價格也比他們應該支付的要高。而這種高價是以一種相對柔性的方式實現的,漲幅是循序漸進的,所以很少能立即引起消費者關注。有時總體價格保持不變,但隱性費用增加,波動非常緩慢,以至於人們要花幾年時間才能發現顯著差異。

  在溫水煮青蛙式的漲價過程中,「青蛙」終會是犧牲品。行業集中不但導致人們要花更多的錢來購買商品和服務,也會讓人們掙的錢更少,尤其是當經濟增長緩慢、不平等加劇時,下層中產階級的工資漲幅受限,生活水平就有可能停滯不前甚至實際下降。過去四十年來,沒有受過多少教育的美國工人實際收入幾乎沒有增加。對一些人來說,實際收入甚至有所下降。

  資源集中導致了消費者的弱勢地位。最明顯體現在美國醫療保健領域。

  醫療患者是一種特殊消費者,在全球範圍內,患者在與醫生的對比中都很難強勢起來,僅能靠診金和希波克拉底誓言(誓言的核心思想是對知識傳授者心存感激;為服務對象謀利益,做自己有能力做的事;絕不利用職業便利做缺德乃至違法的事情;嚴格保守秘密,即尊重個人隱私、謹護商業秘密)來維持平衡關係。但是,菲利蓬提到,美國的患者相對要付出更高價格,卻享受更一般的服務。

  

  (2009年8月10日出版的美國《時代》周刊雜誌封面,封面故事為美國醫改特別報道)

  美國在醫療保健方面的支出一直高於其他富裕國家,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這一差距更是被急劇拉大。效率低下、寡頭壟斷的醫療體系是醫療效果平平的一個主要因素。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按人均計算也是最富有的國家之一。與其他人均收入類似的富國相比,雖然美國擁有最好的醫院和最先進的醫療技術,但總體衡量其人口中生活貧困的比例更高、嬰兒死亡率更高、預期壽命更短。美國的醫療成本也比其他類似國家高得多。

  在美國,每年的藥物成本為每人1443美元(約合10075元人民幣),而在歐洲為每人749美元(約合5266元人民幣)。美國人在醫療保健上花費更多的原因在於價格更高,而不是他們消耗更多。

  美國醫療價格高企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行政成本」龐大,包括醫療體系和服務的規劃、管理成本,以及與管理相關的成本。這些行政成本在美國似乎很高,約佔醫療總支出的8%。這比其他國家3%的平均水平高出一倍多。

  醫院合併讓醫療費用居高不下,醫療支出太高已經成為人盡皆知的難題,美國的醫療保險改革也是近幾屆美國政府面臨的「世紀難題」。2017年上任以來,特朗普政府一直不遺餘力地推進醫保再改革,核心目標是廢除奧巴馬方案,提出醫保計劃新藍圖。然而完整的特朗普醫保方案至今未見成形,美國醫保改革仍難取得進展,享受醫療服務人群的弱勢地位沒有改變。

  收入開源受阻,支出節流無望,在並不自由的美國市場中,消費者成了被剝奪的一方。

  4

  利益集團遊說力量太強大

  知曉了美國市場自由度下降及其造成的不良影響后,下一步就是要探究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情況。畢竟,在芝加哥學派的大力鼓吹下,美國是自由市場燈塔的刻板印象可謂深入人心。

  理論上說,很多原因都可以造成市場自由度下降,比如技術進步帶來的壟斷、消費者偏好引起的變化等。

  而美國這種情況,菲利蓬則認為是由政策選擇引起的。更確切地說,遊說和法規制定,隨著時間的推移,導致各個行業壁壘增高。

  自由競爭的天敵是壟斷,而監管則要防止壟斷髮生。遺憾的是,由於利益集團遊說力量強大,使得反壟斷監管在美國並沒有發揮應盡的作用。美國市場缺乏競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遊說和競選籌款的影響。

  跟蹤美國公司過去20年為遊說監管者、參議員、國會議員和重要委員會成員還有為聯邦和州選舉提供資金的花費后,研究者發現這些遊說扭曲了自由市場。企業遊說和競選資金導致進入市場壁壘高築、反壟斷執法力度減弱和中小企業增長乏力。

  菲利蓬將遊說活動的增加看做美國反壟斷執法力度下降的主要原因。

  

  (2010年7月12日出版的美國《時代周刊》雜誌封面,封面故事為說客影響金融改革)

  遊說這一行業位於政治和經濟領域的交匯點。事實上,雇傭說客是受美國憲法保護的權利。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言論自由,並保證「向政府請願以申冤」的權利。這也為大企業利益集團的遊說打開了大門。菲利蓬援引競選經費研究所網站「追隨者」的統計,2016年美國僅20個州的遊說總支出為14.3億美元(約合100.5億元人民幣)。

  各行業的遊說力度也有很大差異。金融業是遊說資金最大的總體貢獻者,與貿易行業相比,金融業遊說活動佔總收入的比例要大得多。緊隨其後的則是製造業和其他服務業。

  不過總的來說,遊說活動變得越來越普遍,在1500家標準普爾大型企業中,參與遊說公司的比例從上世紀90年代的大約33%增加到目前的大約42%。平均而言,美國各行業中位於頭部的四大公司控制著各自行業15%的收入。但它們在競選經費捐款中佔35%,在遊說開支中佔45%。這意味著這些大公司在政治體制中發揮的作用比它們在經濟體系中發揮的作用還要大。

  遊說活動成功限制了競爭,可能會受到傷害的經濟行為體群體分佈廣泛。從該行業購買產品或服務的消費者受到直接影響。此外,由於高價格降低了消費者的實際可支配收入,他們在其他商品和服務上的支出能力降低,大多數其他行業會受到間接影響。然而,這些成本是隱藏的、分散的,消費者可能永遠不知情。據菲利蓬估計,由於企業的過度集中和監管機構缺位,每個美國家庭要因此每月多付高達300美元(約合2109元人民幣)的賬單。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消費者不知情的背後,制定監管政策的政客們卻心知肚明,遊說盛行正中美國政客的下懷。2018年4月,南卡羅來納州前眾議員米克·馬爾瓦尼離開國會,到特朗普政府任職,目前擔任代理白宮辦公廳主任。他曾向一群銀行業高管講述其在眾議院任職期間的運作方式。他說:「我在國會的辦公室有一個等級制度。如果你是一個從不給我們錢的說客,我就不會跟你說話。如果你是一個給我們錢的說客,我可能會跟你談談。」

  談的結果是監管方式發生了不利於自由市場的的轉變。

  美國在19世紀末發明了現代反壟斷法,通過1890年的《舍曼法案》和1914年的《克萊頓法案》確立了現代反壟斷法的標準。《克萊頓法》第7條和1976年的《哈特-斯科特-羅迪諾反托拉斯改進法》授權政府在合併完成之前對合併和收購進行審查。立法禁止可能大大削弱競爭或產生壟斷的兼并和收購,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對反壟斷的經濟理解發生了重大變化。監管者將經濟效率置於反壟斷政策的中心,即使合併對競爭構成威脅,這些機構也有一定的酌處權決定效率是否超過競爭風險——而這正為行業集中開了綠燈,負責監管的公平貿易委員會在1996年後逐步減弱執法力度。

  強大的遊說供求關係,使得美國數以萬億計的公共政策支出、政府採購、預算項目等,不斷受到特殊利益代表的徹查、鼓吹或反對。遊說者可以通過減少稅收或限制監管的方式獲得巨大的回報,並一道改變了監管模式,扭曲了自由市場。

  5

  美國市場比歐洲更具競爭力?Nonono...

  在嚴肅的試驗中,都要有對比項。而在對美國遠離自由市場的判斷中,大西洋彼岸的歐洲老家被菲利蓬當作了天生的對比項。

  比較經濟規模、人口數量以及發展程度類似的歐美會發現,之前提到的大企業利潤上升、行業集中度上升和普通勞動者收入下降是美國特有的現象,過去20年裡這種情況在歐洲並沒有發生。由於歐洲廣泛使用與美國相似的技術,可以排除技術躍遷帶來的差異。此外,歐洲也面臨著與美國近似的貿易情況,所以外部影響也可以排除。

  從上世紀初開始,人們似乎就一直相信美國市場比歐洲市場更具競爭力。但一些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發生了。

  2000年以前,美國企業的平均利潤率低於歐盟企業。2000年後美國企業的利潤率和行業集中度上升,而歐洲企業的利潤率保持穩定或下降。美國市場的競爭持續減少,歐洲市場卻沒有。

  2008年金融危機后,歐元區又受到接踵而至的主權債務危機打擊,雖然歐洲經濟復甦的步伐不及美國,但從市場角度看歐洲卻更加健康,也更加認真地執行公平競爭原則。

  公平競爭執行力度的強弱帶來了深遠的經濟影響。

  從1999年到2017年,美國實際人均GDP增長了21%,歐盟增長了25%,就連一度陷入危機中的歐元區也增長了19%。

  和美國相比,歐盟不平等程度和收入分配趨勢也不那麼負面,收入增長得到更平均的分享。

  至少歐洲消費者受到價格扭曲的負面影響比美國要小。菲利蓬認為美國人的購買力遭到了集中度高的削弱。過去17年,美國物價的漲幅比歐洲物價的漲幅高出15%,但是工資漲幅卻只比歐洲高7%左右。隨著時間的推移,行業發展與集中程度的變化有系統聯繫,美國不斷增加的集中度至少導致了8%的價格上漲。

  導致市場自由度差異的政治因素在歐美也有差異。

  和美國相比,歐盟反壟斷法的歷史更短,但反對市場支配地位的鬥爭從一開始就一直處於歐盟政策的核心。一個例證是近期歐洲監管機構就叫停了阿爾斯通和西門子的合併。

  監管嚴格也使歐洲的遊說回報率低,沒有美國那麼普遍。相比之下美國的遊說開支遠超歐洲,美國公司在遊說和競選捐款方面的投入持續大幅增加,而且比歐洲公司和遊說者更有可能實現其遊說目標。

  在歐美的比較中會發現,自由市場實際上如此脆弱。

  人們認為美國的自由市場是理所當然的,但歷史證明情況已經發生了菲利蓬所說的「大逆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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