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速」的深圳!企業無奈出走 更擔憂的是…(圖)

京港台:2019-11-7 09:09| 來源:證券時報 | 評論( 9 )  | 我來說幾句

「失速」的深圳!企業無奈出走 更擔憂的是…(圖)

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

  

  近期,深圳2019年前三季度的相關經濟數據備受關注。

  11月4日,深圳市統計局公布了深圳前三季度經濟運行數據,前三季度全市地區生產總值18689.13億元,按可比價計算,比上年同期增長6.6%,與深圳上半年GDP增長7.4%相比下降了0.8個百分點。

  值得注意的是,數據顯示,深圳前三季度的三大產業結構由上年同期的0.1:40.2:59.7調整為今年前三季度的0.1:39.3:60.6,第二產業顯示增速放緩。

  記者在深圳市政府在線官網上查看數據發現,2019年1-7月,深圳固定資產投資中,第二產業投資增速放緩,甚至繼2016年下半年之後再次出現負增長,而作為第二產業最主要的構成,深圳的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增速也在今年出現放緩。

  

  

  事實上,近幾年深圳製造業搬離深圳的消息不絕於耳,搬遷主體甚至從低端的落後產能逐漸蔓延至先進位造業,尤其是一些大中型企業。眾多企業搬遷外撤的現象引發了許多人對深圳產業「空心化」、產業鏈「斷鏈」的隱憂。

  深圳工業當下狀況如何?在破解產業「空心化」隱憂上有何作為?如何作為?這無疑考驗政府與市場博弈的智慧,更考驗政府對深圳經濟規劃的遠見和決心。

  高租金擠壓 企業無奈「出走」

  11月4日,全球第一大會展中心——深圳國際會展中心正式啟用,並迎來了它的首次展出。見證了這一恢宏建築物的從無到有,曾權(化名)感慨萬千。「這些年,周邊物業的價格和租金都發生巨變了。」2009年,從事模切輔料製造生意的曾權在深圳寶安福永和平村租下了兩層廠房,面積為2500平,當時的租金是10元/平方米,租約4年,約定每兩年漲租10%。至今,曾權已完成了兩次續約,正猶豫明年是否繼續續約。

  讓曾權徘徊惆悵的是,自己所租下的廠房,如今租金已經是27元/平方米了,「過去從10塊漲到15塊,再漲到23塊,我都勉強能接受,但現在漲到27塊了,真的很難接受。」租約到期后往哪搬?曾權表示迷茫,「這個地方沒辦法租下去了,這裡挨著會展中心,以後肯定會發展成商業中心或者高端產業園區的。現在合同只能簽2年左右,目前園區已經不準裝修了,意味著工業區老闆想收回這塊地。」

  同樣難以承受水漲船高的廠租,徐成(化名)接受了房東的一筆補償費后,將工廠搬離了深圳。2013年,徐成以16元/平方米的價格在深圳寶安西鄉黃田村租下了一間2000平方米的廠房,租約6年。可僅僅過了一年多,房東以周邊租金已經漲到30元/平方米為由,要求與徐成解約,並賠償徐成兩個月租金和一筆搬家費,請他搬走。

  「以我們的利潤,在西鄉根本找不到合適的廠房,而16元/平方米的心理預期價格,居然連福永、沙井等當時看來位置偏遠的地方都找不到一處容身之所。」徐成說。無奈之下,他把廠搬到靠近深圳的東莞大嶺山鎮。但家住寶安西鄉的徐成,因此增加了上班的通勤時間、減少了陪伴妻兒的時間。

  「近兩年周邊的確很多大大小小的工廠搬走,很多都是電子類的,大的廠搬走了,小廠也會跟著搬走。」沙井本地居民潘小龍對記者表示,一方面是因為舊改圈地,另一方面也是租金上漲不少。

  潘小龍告訴記者,廠房搬遷的結果是,本地外來人口數量大幅減少,「網傳沙井人口流失40萬有點誇張,但一二十萬還是有的,我們的出租屋現在都不好租了。」

  在銀行從事對公業務的潘小龍今年也感受到,之前做的那些小企業還款都挺準時的,但今年以來經常出現逾期。「整個製造業都難,加上租金高,只能要麼關門要麼搬走了。」

  企業搬遷潮使產業結構「失調」

  事實上,深圳企業搬遷潮由來已久。受土地廠房租金、員工工資、原材料成本等要素成本上升,以及內地大力度的招商引資優惠政策等多種因素影響,深圳有相當一批企業已經先行一步往深圳周邊、內地以及印度、東南亞等地有計劃地開展產業轉移。2016年5月,一篇《別讓華為跑了》引發社會輿論對深圳企業產業轉移的廣泛關注,原深圳市市長許勤在2016年的一次講話中表示:「近期,有超過1.5萬家企業遷出深圳。」

  從遷出的企業主體來看,不難發現,眾多企業跟上述曾權和徐成的企業一樣,都是深圳電子信息產業的下游小企業。而根據深圳的統計數據,作為深圳經濟的重要支柱產業,電子信息產業占深圳市GDP比重近1/4。因此,雖然企業規模較小,但倘若大批量外遷,影響不容小覷。

  從遷出企業的數量來看,《深圳市2018年中小企業發展情況的專項工作報告》顯示,2018年深圳有91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出現外遷情況,約佔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總數的1.1%,累計在深工業總產值599.7億元,占當年全市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的1.95%。同時報告還指出:近三年外遷的192家企業中,電子信息製造企業共計27家,佔全部外遷企業的37.5%。

  對於深圳企業近年的遷出潮,深圳市政協曾在2017年開展了為期四個月重點調研,調研發現一個新的現象:前幾年由於深圳市政府主導開展的轉移淘汰低端落後產能,外遷的企業大多是低端落後的製造型企業;而如今深圳外遷的製造業大多數是先進位造業,尤其是一些大中型企業。

  比如:2014年中興通訊將生產基地遷往河源;2015年比亞迪在汕尾投資建設新能源汽車產業基地;2016年華為終端轉移落戶至東莞松山湖;大疆科技早在2013年就在東莞買地;富士康更是早早地將生產線移到了鄭州和貴州;歐菲光、兆馳股份、興飛科技、海派通訊等企業將生產線搬遷至江西南昌,在南昌建立了規模龐大的產業園區……與此同時,深圳周邊城市正在「大手筆」吸納深圳企業落戶,總部在深圳,生產在周邊已成為許多企業的常態。

  這種外遷潮對深圳經濟的影響早已有所體現。根據深圳公布的數據,深圳2019年1-7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月度累計同比增長6.1%,從2015年的1-7月增長7.8%開始,每年同期的增幅均有下降。

  此外,深圳2019年1-7月固定資產投資中,第二產業投資額今年以來逐月下探,在第二產業投資額月度累計同比增長也逐月下降,甚至從4月份開始出現了負增長。深圳最新公布的經濟數據還顯示,深圳前三季度的三大產業結構由上年同期的0.1:40.2:59.7調整為今年前三季度的0.1:39.3:60.6。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最新公布的金融數據顯示,2018年全年,深圳金融業的稅收佔比超過製造業,佔比22.37%,製造業才20.30%。

  製造業一退再退,引發「空心化」隱憂

  改革開放以來,深圳製造業的飛速發展為深圳經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先進位造業更是深圳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和根基所在。深圳市政協調研報告還曾提出一個警示:「深圳企業搬遷潮,遷走的不僅是一個大型企業,更是一個產業鏈的遷移,很多上下游配套的企業也隨之遷走,這對深圳先進位造業的發展極為不利。」

  也有觀點認為,目前二、三產業的比例已經接近臨界點,製造業不能再退。深圳市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吳思康曾指出,盲目追求第三產業的比重會影響城市競爭力,會造成產業「空心化」。深圳的定位是創新型城市,創新一定要有製造業的支撐,否則創新容易成為無本之木。

  「如果出現工業投資額負增長,那就說明今年的形勢比以往還嚴峻。」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表示。對此,深圳市人大代表金心異認為,要結合全國的情況來看,也不能籠統地說沒有新增投資就不增長了,「可能還是原來的設備,有可能在外地有增加投資,但無論如何,這都是一個警示。」金心異指出,深圳如今的第二產業主要是高新技術產業,如果這一數據增幅下降甚至負增長,那就說明深圳的高新技術產業的增幅也在下降。

  在郭萬達看來,深圳土地空間有限,導致土地成本上漲一定程度上擠壓了製造業的發展,這是深圳客觀存在的事實。的確,這也是業界普遍認同的制約產業發展的重要原因。但從海外多個國家和城市的土地空間和第二產業佔比來看,這個原因又似乎不完全站得住腳。以新加坡為例,700多平方公里的國土面積,第二產業比重卻高達30%。「其實深圳的產業用地並不是很缺,要缺也是缺一整塊的大型產業用地,資產泡沫,尤其是房地產泡沫,才是導致深圳產業溢出的根本原因。」

  2015年的深圳樓市至今讓人印象深刻,當年的數據顯示,2015年深圳房價同比上漲近50%,引發全國的廣泛關注,隨之而來的是,深圳高科技產業加速外流。在2016年的深圳固定資產投資中,第二產業投資額在下半年也出現了負增,這與企業的「出走」不無關係。「對於一家企業來說,搬遷成本其實很大,如果不是深圳以住房為首的綜合成本不斷上升,企業員工接受不了,企業的生產線接受不了,相信企業不會貿然搬走。」金心異說。

  對於產業鏈「斷鏈」的隱憂,郭萬達認為,企業將生產線遷到周邊的東莞、惠州、中山等城市的話,對深圳產業鏈的完整性不會帶來太大影響,但如果遷到更遠的江西,甚至越南以及東南亞國家,那深圳就真的需要「補鏈」了。在郭萬達看來,企業將生產線遷至粵港澳大灣區除深圳以外的周邊城市,正是粵港澳大灣區發揮的產業承接作用,正如東京灣區中,千葉縣承載了東京的產業轉移,紐約灣區中,新澤西州承接了紐約的產業轉移一樣,都遵循著市場經濟發展的自然規律。「產業鏈不是按行政區劃來界定的,只要在一小時經濟圈內實現生產要素流動,就不一定要在深圳。」

  但金心異認為,雖然企業遷到周邊城市不至於讓產業鏈中斷,但企業的這種選擇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對深圳來說更是一個次優的選擇,「只要不在深圳都會增加企業的成本,深圳也還沒到不得不捨棄這些生產線的時候。」

  不是沒地,而是要優化用地結構

  「深圳產業還遠不到空心化的嚴重程度,但一定要防範產業擠壓速度過快,對深圳產業結構帶來不利的影響。」郭萬達認為,深圳目前工業部分外流的局面雖然不是政府有意為之,但政府也要負相關責任,「政府既要看到客觀原因,同時也要通過調整政策來破解這個難題。」

  「深圳保二產的決心很大,但困難也不小。」金心異認為,深圳如果能真正保住200平方公里的工業用地,那麼產業用地就不會特別缺乏了,「我們目前是結構性的缺乏,原來的一些老舊廠房使用效率特別低,而50-80萬平方米,甚至一兩平方公里的大型企業生產用地就沒有了。」

  事實上,在保障工業用地上,深圳的確做了不少努力。2018年8月,深圳市政府正式印發《深圳市工業區塊線管理辦法》,辦法規定,各區區塊線內的工業用地面積不得低於轄區區塊線總用地面積的60%;單個區塊線內的工業用地面積,原則上不低於該區塊總用地面積的60%。全市區塊線總規模原則上不少於270平方公里。辦法特別提出,深汕特別合作區依照本辦法劃定區塊線進行嚴格管理,確保工業用地規模占城市建設用地比重不低於35%。

  而就在11月5日,深圳市政府舉辦發布會,批量推出30平方公里產業用地,面向全球推介招商。深圳市常務副市長劉慶生當場表示,「高新技術產業、未來產業等符合深圳未來發展定位的產業,深圳非常歡迎,用地予以保證,要多少地滿足多少地,要多少空間滿足多少空間。」距了解,此次30平方公里產業用地,重點面向工業,面向產業鏈缺失環節。

  而早在今年5月,深圳出台了《深圳市扶持實體經濟發展促進產業用地節約集約利用的管理規定》,根據規定,深圳將儘可能把所有存量產業用地納入「提容增效」範圍,初步測算,符合該政策規定的產業用地約88平方公里,如全部按此政策實施,可在不新增1平方米建設用地情況下,增加1.6億平方米產業空間。

  「深圳在地區創新網路中的定位,應該是「總部+創新研發+高精尖製造」。要將現有科技企業的代表科技創新力的研發部門留在深圳,而不能滿足於只是將其總部留在深圳。必須遏止高科技研發和高端製造遷出深圳的勢頭。」金心異認為,深圳不僅要留住企業的總部,還要留住企業的「母廠」從事小批量和個性化的生產,因為如果沒有這種小批量的生產,研發是做不起來的。

  此外,在今年深圳的兩會上,金心異提交了一份名為《規劃建設「北深圳科技型製造產業帶」》的建議案,提出:深圳應全面梳理「(自西向東)機荷高速-石龍路-布龍路-水官高速-深汕高速」以北地區的空間-產業資源現狀,統籌整合這一東西狹長地帶的產業空間,進行「北深圳科技型製造產業帶」的規劃。「只要產業帶做起來了,市場自然會為這些產業的員工提供相關配套,這樣既可以保住二產,又可以穩住三產。」

  深圳,比GDP放緩更令人擔憂的,是消極因素的抬頭

  最新數據顯示,深圳市前三季度GDP(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為6.6%,不僅較去年同期的8.1%、前年的8.8%出現明顯下降,而且也低於鄰近的廣州,特別是第三季單季GDP、進出口、消費、財政等數據比較難看,引發了人們的熱議。

  筆者一向對GDP崇拜不以為然,對深圳這樣一個非常特殊的城市來說,更不宜盲目追求GDP總量,儘管如此,對目前的GDP增速走軟現象還是不能掉以輕心。

  回顧歷史,深圳經濟甚至深圳這座城市經歷了好幾波唱衰和唱好的循環。

  第一波出現在外商投資稅收優惠專享政策結束之後的1996年。很長時間內,人們認為深圳的發展靠的是「吃小灶」的政策傾斜,優惠政策取消疊加中央政府更重視上海,深圳何去何從引發紛紛議論,這一情緒的頂峰是2002年《深圳,你被誰拋棄?》一文的流傳。

  第二波擔憂出現在2004年,其時中國經濟正處於新一輪上升周期,資源省份、資源城市(如山西、鄂爾多斯等)和重化工業城市經濟光彩奪目,深圳出於對被邊緣化的擔憂,提出產業結構適度重工業化,但相關政策基本失敗。

  第三波擔憂發生在2010年,在「四萬億計劃」之後各地大幹快上、鋪攤子的浪潮中,深圳GDP總量有被天津、蘇州超過的勢頭,緊迫感、危機感在一定範圍內擴散。

  第四波是2018-2019年的唱好之聲。2017年深圳GDP總量超廣州,全國排名進一位;2018年超香港,成為大灣區冠軍。一時間媒體宣傳不斷,大有將深圳推上神壇之勢,最狂者更以「宇宙中心」寄望之。

  這些唱衰最終沒有阻礙深圳的崛起和進位,我們不難從中得出幾點結論:第一,深圳的壯大並非靠中央傾斜政策,儘管優惠政策在發展早期起到了關鍵作用。第二,境內外的各種經濟波動和產業變遷,會經常性地衝擊深圳,影響其相對地位,令其緊張,這種危機感是寶貴的,但當政府想以產業政策去應對的時候,反而很難成功。第三,深圳發展最寶貴的因素是公平市場環境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創業、創新精神,是政府對市場邊界的相對尊重。由此,我們不難得出結論,面對當前的經濟下滑既不能靠中央政策,也不能靠政府太有為。

  高度外向型城市經濟受外部環境影響數據短期變差,其實並不可怕,過去,深圳憑著高度市場化的機制渡過了一次又一次的困難。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次似乎不只是過去的簡單重複,支撐深圳過去30多年發展的一些積極因素有所消退,消極因素則有所抬頭,這是最應引起警覺的。

  目前深圳的產業結構還算理想,但虛的成分有膨脹的趨勢,居安思危、防微杜漸非常必要,但從媒體上看,社會上出現了一些驕傲的跡象,不再像往昔那樣充滿危機意識。例如,作為高度外向的經濟城市對眼下情況本應該有所預知,但2018年來的輿論唱好之聲營造了過度樂觀的氣氛,很多人真以為深圳有金剛罩,能百毒不侵。

  投機活動最大的危害是抑制一座城市草根的、內生的創業精神。深圳確實有一批運行機制最市場化、創新能力最強的企業,但這些企業大多數是30年前、20年前或10年前創立的。今天的年輕人與30年前、20年前的價值觀有何不同,理想與目標有何區別,做一項這樣的調查也許有必要。

  面對經濟增速下滑,政府不必太過緊張,不必太有為,因為改變外部環境在一個城市能力範圍以外,用力太大恐怕會適得其反,就像過去那樣。政府的核心使命是維護這座城市的命根子——市場精神和創業創新精神,千萬不要為了硬拼GDP而做得過多。深圳過去克服困難,都是靠市場精神和創業精神,如果能營造好的環境,讓這種精神保持下去,在爬坡過坎后一定會更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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