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憑一己之力辦名校,死前卻被拒參加校慶(圖)

京港台:2019-10-18 08:34| 來源:環球人物網 | 評論( 13 )  | 我來說幾句

百年前憑一己之力辦名校,死前卻被拒參加校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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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日少年今已強,百年南開勿忘張伯苓。

  |作者:阿曄 咖喱

  昨晚,一場聲勢浩大的表白行動在全球各地上演。

  紐約納斯達克、新加坡濱海灣、上海外灘、廣州「小蠻腰」、北京奧體公園、西藏布達拉宮廣場、海口濱海大道、成都寬窄巷子、香港銅鑼灣時代廣場……所見之處的大屏幕,全都寫滿了對她的愛。

  

  紐約

  

  上海

  

  香港

  她就是於10月17日迎來百年華誕的南開大學。

  有校友說,這是一貫低調的南開數年來為數不多的高調時刻。

  一個世紀前,硝煙炮火,亂世沉浮,南開為救國而生,越難越開(辦)。這背後,是「南開之父」張伯苓歷盡風霜,卻不為自己而活,幾乎憑藉一己之力創造了名揚海外的教育奇迹。

  昔日少年今已強,百年南開勿忘張伯苓。

  正如那一年,曾在南開中學教過語文的老舍和南開的學生曹禺,曾為他寫下祝壽詩:

  知道有中國的,便知道有個南開。

  這不是吹,也不是嗙,

  真的,天下誰人不知,

  南開有個張校長?!

  

  棄戎從教

  1891年,15歲的張伯苓考入天津北洋水師學堂,專業是航海駕駛。4年後,他以「最優等第一」的成績畢業。

  按理,北洋水師學堂的畢業生應該在畢業前一年到北洋艦隊的船上先實習一年。但1894年,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慘敗,北洋海軍幾乎全軍覆滅,整個北洋學堂的學生竟找不到一艘船可以供他們實習。

  畢業后,成績優異的張伯苓也不得不在家賦閑一年多,直到1896年才等到了一艘「通濟輪」。

  

  身穿清軍軍服的張伯苓

  上船實習后,張伯苓發現整個清朝海軍中都瀰漫著一股沮喪的氣息。在聽老兵們講述黃海大戰的屈辱時,張伯苓覺得自己胸中悲憤難平,幾欲痛哭失聲。

  而真正重創心田,讓他決定轉變人生方向的事,發生在兩年之後。

  1898年7月,英國從日本手裡拿到了威海衛,迫使清政府簽訂《中英訂租威海衛專約》。張伯苓所在的「通濟輪」負責運送清廷官員去威海衛完成交接儀式。在交接儀式上,他目睹了日本太陽旗被降下,升起清朝黃龍旗,但隨即黃龍旗又被降下,換上了英國人的米字旗。

  兩天內「國幟三易」的奇恥大辱,讓張伯苓想通了:「海軍救不了中國」,「要在現代世界中求生存,必須有強健的國民。欲培養健全的國民,必須創辦新式學校,造就一代新人,我乃決定獻身於教育救國事業。」

  於是那一年,他脫下軍裝,去做了個教書匠。

  6年後,張伯苓創辦了南開中學。但他想要做的,遠不止這些,他的夢想是辦一所一流的大學。

  1917年,他決定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留學——要辦好學,自己要先學好。那一年,張伯苓已經41歲。

  

  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時的張伯苓

  學成歸國后,他開始四處募捐,被人稱作「化緣和尚」。辦私立大學最缺的就是錢,為了錢,他甚至會去低頭求一些軍閥頭子,但他認為這不丟人,「我不是乞丐,乃為興學而作,並不覺難堪。」

  在他的努力下,1919年,南開大學宣告正式成立。

  

  「燃志之師」

  張伯苓常說:「咱們南開辦教育乃是一民主義,就是拯救中華民族!」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張伯苓立即召開全體師生大會,發表題為《東北事件與吾人應持之態度》的演講。

  演講中,他慷慨陳詞:「中國之前途較日本有為,吾不應畏日人」,「望國人萬事求己,切忌倚人為助。」他要求南開學生把此次國恥「銘諸心坎,以為一生言行之本,抱永誌不忘、至死不腐之志」。

  南開隨後組織以張伯苓為主席的國難急救會,在校園掛出一副對聯:「莫自餒,莫因循,多難可以興邦;要沉著,要強毅,立志必復失土。」

  1934年,第十八屆華北運動會開幕式上,主席台正對面看台上的900名南開學生每個人手裡拿著一把小旗,哨子一響,900人頭上呈現「勿忘國恥」4個大字。成千上萬的觀眾先是愣住了,一聲不響,緊接著是狂風驟雨般的掌聲。掌聲未斷,哨子又一響,又變換為「收復失土」4個大字。這時候,群眾狂叫了起來。

  會場上群情激憤的場面,讓出席開幕式的日寇駐華北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坐立不安。他氣勢洶洶地退席向張伯苓抗議,但被張伯苓一口拒絕:「中國人在自己的國土上進行愛國活動,這是學生們的自由,外國人無權干涉。」

  隨後,日本駐華大使館又向國民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議,抗議的結果是南京政府讓張伯苓約束他的學生。

  張伯苓為應付上頭的指令,把學生領袖們找來「訓誡」了三句——

  第一句話是:「你們討厭!」

  第二句話是:「你們討厭得好!」

  第三句話是:「下回還那麼討厭!要更巧妙地討厭!」

  

  張伯苓

  1935年,日寇魔爪伸向華北,其天津指揮部和兵營就設在南開大學、南開中學之間的海光寺。

  這年開學典禮,張伯苓問了全校師生三個問題,頓時激發全場共鳴,燃起愛國鬥志。

  張問:「你是中國人嗎?」

  師生答:「是!」

  張再問:「你愛中國嗎?」

  師生再答:「愛!」

  張又問:「你願意中國好嗎?」

  師生又答:「願意!」

  南開師生越是愛國,日寇對南開就越是恨之入骨。

  1937年7月28日,日寇侵佔天津。29日凌晨,日軍炮擊南開大學校園。30日下午,日軍百餘名騎兵和數輛滿載煤油的汽車,闖入校園,到處縱火。

  

  中彈之後的南開大學思源堂

  南開成為第一所被日寇化為焦土的中國高等學府,張伯苓苦心經營的半生心血毀於一旦,而這是他預料之中的事情。「南開凝聚了我一生之心血,戰端一開,難以保全。保不住就不保了,決不能向日本人屈服!打爛了南開可以再重建,國家一旦滅亡了,還談什麼教育!」

  面對南開的廢墟,他挫而彌堅:「被毀者南開之物質,而南開之精神,將因此挫折而愈益奮勵。」

  但挫折並未結束。在南開被毀后僅兩周,61歲的張伯苓再次受到沉重打擊——四子張錫祜駕駛轟炸機,由江西吉安奉命赴南京抗日前線作戰,中途飛機失事殉國,年僅26歲。

  他看完電報,遞給三子張錫祚說:「你看看,老四殉國了。」又沉默一會兒說:「你看和你娘說嗎?我看不必了,免得她太傷心。」

  他的臉上紅漲,漲得發紫,兩眼濕潤,但是竭力壓抑著,不讓一滴淚水流出來,接著又慢慢說:「我早就把他許給國家了,今日的事,早在意中,可惜他未能給國家立大功,這是遺憾!」

  

  「體育校長」

  張伯苓的教育理念,全都體現在南開大學的校訓上——允公允能,日新月異。

  他要求南開的學生「允公」,就是要將自己學習到的知識和才能,學以致用,報效祖國,奉獻社會。而「日新月異」,是要求南開的學生能夠打破保守,積極進取,不斷適應時代潮流的變化。

  

  在他的推動下,象徵女性教育崛起的南開女中建立。1928年,他又興緻勃勃地建立了小學部,繼而創辦了研究所和應用化學研究所。在他的努力下,一個完整的南開教育體系正式形成。

  除了在中國的教育領域做出了巨大貢獻之外,他還極大程度上推進了中國近代體育運動的發展。

  自南開學校創辦之日起,張伯苓就把體育思想深深地滲透到學校的教育實踐之中,認為「死讀書」是大忌,他就大聲疾呼:「強國必先強種,強種必先強身。」

  在上世紀20年代中期,南開中學在校學生不過千餘名,但整個學校有15個籃球場、5個足球場、6個排球場、17個網球場、3處器械場和兩個帶有400米跑道的標準運動場。各種體育輕重器械一應俱全,甚至還專程從美國購進最新式全套背力器、手球、護膝等各種體育用品。

  無論是南開中學還是南開大學,張伯苓規定學校必須保證每周3小時的體育課。無論男女同學,體育課課數沒上滿,或者測驗不及格者,都不能畢業。

  

  如今的南開大學體育中心

  1908年,在英國倫敦參加完第四屆奧運會後,張伯苓深受觸動,回國后就在學校宣傳起了奧運會理念。

  也就是這一年,幾個南開的學生在《天津青年》上撰文提出:「中國何時能派一名運動員參加奧運會?」「中國何時能派一支運動隊參加奧運會?」「中國何時能自己舉辦一屆奧運會?」這就是著名的「奧運三問」。

  之後,在張學良和張伯苓等人的支持下,短跑運動員劉長春在1932年遠赴洛杉磯參加了第十屆奧運會,成為了「中國奧運第一人」。

  

  劉長春

  1945年抗戰勝利后,張伯苓在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的會議上提出:「中國可以提出申辦1952年的第十五屆奧運會。」

  因此,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要申辦奧運會的人,就是張伯苓。

  

  政治漩渦

  張伯苓付出一生的心血專註教育,想要擺脫政治束縛,卻也曾無奈捲入時代漩渦。

  1949年政權更迭之際,與張伯苓私交甚好的蔣介石親自登門,勸說他跟隨自己去台灣,張伯苓淡淡回絕說:「您抬愛我了。」張伯苓的夫人也說:「蔣先生,他老了,身體也不好,他離不開南開學校和學生們,也離不開3個兒子,他們都在北平、天津,他不能去台灣,更不能去美國……」

  蔣介石見張伯苓夫婦態度堅決,只好悵然若失地起身告別。

  

  晚年的張伯苓夫婦

  張伯苓的孫女張媛和後來回憶,這裡面有張伯苓覺得自己年事已高,想葉落歸根的原因,但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當時有人給張伯苓帶來一個口信:「老同學飛飛不讓老校長動。」

  「飛飛」是周恩來的筆名。周恩來是南開大學的第一屆文科學生,和張伯苓的師生情誼長達數十年。

  

  1916年,周恩來(前排左一)就讀南開學校(即現在的南開中學)時與同學的合影。

  因此,張伯苓留了下來。

  不過,曾在1948年國民黨「行憲國大」之後出任南京國民政府考試院長的經歷,成了張伯苓在新時代的「政治污點」。在新中國剛剛成立的那段時間,他作為「教育家」的身份被忽視了,而作為「國民黨高官」的身份卻被放大了。

  1950年4月,張伯苓由重慶飛回南京,受到了周恩來的熱烈歡迎。被問到北上回天津有什麼困難,張伯苓長子張希陸表示,就怕校長回天津有人不理解。周恩來答:「我寫信給天津市政府,說明是我們把校長接回來的。」

  

  張伯苓家人合影

  1950年10月17日是南開校慶日,頭天晚上,南開中學一位老師來到大理道37號,找與張伯苓同住的三子張錫祚談話,大意是讓校長別去參加校慶。

  17日這天下起了毛毛細雨,張伯苓穿雨衣準備出門參加校慶,張錫祚勸他:「外面下雨了,爸爸您還是別去吧。」張伯苓聽后,隨即脫下雨衣說:「好,既然下雨了,就暫時不去吧!」

  1951年2月23日,經歷兩次中風后的張伯苓在天津去世,此時距離他創辦南開已足足32年。

  第二天,他的學生周恩來以私人名義赴大理道37號弔唁。四天後,他的朋友蔣介石在台北得悉消息,在日記中寫下:「痛悼不已。」

  

  2016年,天津舉辦活動紀念張伯苓誕辰140周年。

  張伯苓的一生,可以說是問心無愧。他曾在東北基督教青年會演講上發出振聾發聵的吼聲:「中國不亡有我在。」

  是啊,有他在,中國不亡,教育不亡。他為中國而活,為教育而活。

  1900年,梁啟超寫下《少年中國說》,其中一句「少年強則國強」至今口口相傳。但真正去實踐這句話,乃至奉獻自己一生的熱血和生命的,是張伯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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