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唯一世界級財團 盛極一時 為何突然衰落?(圖)

京港台:2019-10-13 03:52| 來源:金融界 | 評論( 9 )  | 我來說幾句

中國唯一世界級財團 盛極一時 為何突然衰落?(圖)

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

  

  百年來,「麵粉大王」「棉紗大王」「紅色資本家」「中國的洛克菲勒」,這樣的王牌稱號一直圍繞著榮氏家族,他們在商場上縱橫馳騁、獨領風騷。上世紀50年代,毛澤東更評價說:「榮家是中國民族資本家的首戶,中國在世界上真正稱得上是財團的,就只有他們一家。」 百年中,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榮氏家族經歷過多次常人難以想象的戲劇變幻,幾番動蕩,浮沉不已,但最終都能化險為夷。

  

  出身貧寒 十幾歲便開始做學徒

  榮氏兄弟出身貧寒,太平天國運動期間,無錫遭遇戰亂,其父榮熙泰的三個兄弟、二位伯父家的4個堂兄弟,都不幸被抓或被殺。榮氏一門幾乎滅絕,榮熙泰因為在上海鐵鋪當學徒才倖免於難,后安定下來相繼生下榮宗敬、榮德生等兄妹四人。但苦於家境貧寒,在兄弟倆十多歲時,父親就讓他們去廣州、上海等地做學徒謀生。

  

  創辦廣生錢莊

  後來,榮熙泰投到廣東厘金局總辦朱仲甫手下幫忙理賬。1895年榮熙泰因病離職回鄉時,已有幾千塊銀洋的積蓄,1896年,他與人合資在上海開設廣生錢莊,宗敬、德生兄弟分任經理與會計。榮熙泰一生勤懇踏實,他臨終時囑咐兩個兒子,做生意切忌投機,要堅守踏實、穩健的行事作風。兩兄弟一直遵守父親遺訓,穩妥經營錢莊,從不投機倒把,幾年後便掘得了有生以來的第一桶金,這也成為後來兩兄弟創業的基礎。

  

  進軍麵粉行業

  榮德生南下廣州時,看出了麵粉行業的商機,他把這一想法告訴榮宗敬,兄弟倆一拍即合。20世紀的第一個年頭,榮氏家族事業邁出了其決定性的一步,在無錫西門外的太保墩創辦了保興麵粉廠,有保證興旺的意思,這是無錫歷史上第二家近代企業。17畝地皮,四部法國石磨,三道麥篩,兩道粉篩,就已經是麵粉廠的全部家當。

  

  陷入風水官司風波

  榮氏兄弟的工廠創辦並不順利,當時無錫鄉紳聯名告保興麵粉廠「擅將公田民地圍入界內」,而且在古城邊豎立煙囪,必將「破壞風水,有傷文風」,知縣諭令責成麵粉廠飭遷移。消息一出,紛紛傳言榮氏兄弟建麵粉廠觸怒了鄉紳辦不下去了;股東們也來詢問,有的甚至萌生退縮之意。最終一場風水官司風波直接打到了兩江總督府,幸好總督劉坤一是個洋務派,把訟書給駁了回去,這樣一場歷時10個月的風水官司風波才算了結。

  

  麵粉滯銷 險些關張

  麵粉生產出來以後,銷路很差,當地謠傳「機制麵粉看著白,卻沒有營養,吃了會不消化」;加上江南人以大米為主食,麵粉主要銷路在北方,而榮氏兄弟從來就沒有跨過江,北方市場完全沒打開。保興苦撐一年後,大股東朱仲甫見實業無利,決定撤股,但兄弟倆人卻決定增資,並四處籌錢,並將麵粉廠名字改為茂新。

  

  初露經營天賦

  在改名之後,榮氏兄弟先是物色到了營銷上的能人,專門去打開北方市場。他們在銷售上還動了很多腦筋,比如在麵粉包里隨機放進一塊銅元,作為「彩頭」,給消費者帶來意外的驚喜,這種促銷花樣在很多年後仍然有效。1904年,東北爆發了日俄戰爭,麵粉需求陡然增加,生意一下子就好了起來。兩兄弟還十分重視對新技術的投入。1905年,他們得知英國的制面設備比法國的要好,馬上決定購進六部英制鋼磨機器,生產能力頓時翻了一番。不久后,他們得悉美國研製出了新的麵粉機,性能更加優良,於是又下決心舉債採購。

  

  成為麵粉大王

  從1912年到1917年,無錫的榮家兄弟一口氣開出了九家工廠。茂新麵粉廠辦了八年之後,終於站穩腳跟,到1910年,工廠產量比初建時大了十倍,已經是國內數一數二的大廠。這時候,兩兄弟兵分兩路,老二榮德生留守無錫,老大榮宗敬去了上海。1912年,榮宗敬在上海新閘橋開出第二家麵粉廠,起名福新。他在股東會上提出,為了擴大再生產,三年內不提紅利,所有的錢全部拿出來「滾雪球」。為了加快「雪球」的滾動速度,以冒險為樂事的榮宗敬採取了新建、租辦和收購等多種手段。在上海灘上,他放出風聲:「只要有人願意把廠子賣出來,我就敢買。」1913年夏天,他租下陷入困境的中興麵粉廠(兩年後全資收買,改名為福新四廠),到了冬天,在中興廠東面,新建福新二廠。1914年6月,他又在福新一廠的旁邊吃進土地,建起福新三廠。1916年,榮宗敬又遠赴漢口,建福新五廠,第二年,租辦上海老牌的華資麵粉廠華興,改名為福新六廠。從此,無錫榮氏兄弟的名聲轟響於中國商界。

  

  建立棉紗帝國

  創辦於1905年的振新紗廠到1912年的時候已經很賺錢了,每年可得利潤20餘萬元。1915年,榮宗敬在上海郊外的周家橋開建申新紗廠,購英制紡機36台,第二年投產開工,正趕上歐戰期間的需求饑渴。上海的棉紗價格大漲,從每件90餘兩狂漲到200兩,出現了「一件棉紗賺一個元寶」的暴利景象。申新在開工后的三年裡,棉紗產量從3584件增加到9 811件,棉布產量從2.9萬匹增加到12.8萬匹,贏利更是驚人,從開辦當年的2.06萬元增加到22.2萬元,3年增長10餘倍。

  

  中國期貨「祖師爺」

  1919年,日商已經在上海開設了一家取引所(即期貨交易所),經營麵粉、麥麩期貨交易。取引所主要是日本人用來控制原料與成品價格的工具,同時又可以兼做棉花貿易。日本人借經營麵粉、麥麩、棉花的期貨交易等,控制原料與成品價格,最終轄制中國商人。而中國卻一直是現貨交易,已經落後很大一步了。對此,榮宗敬萌發了自行成立期貨交易所的念頭。五四運動爆發后,國內掀起抵制日貨的風潮,榮宗敬藉機聯合其他實業家和商人,於1920年3月1日,同阜豐廠寧鈺亭、申大廠顧罄一等18人把上海機制麵粉公會貿易所改組為中國機制麵粉上海交易所,並於8月14日正式對外營業。這是中國人在上海建立的首家期貨交易所,經辦麵粉、麩皮期貨交易。不久,榮宗敬又趁熱打鐵,在華商紗廠聯合會上提出了籌建紗布交易所的設想。1921年,紗布交易所在上海正式掛牌,經辦棉紗期貨交易。從此,奪回了麵粉和紗布期貨價格主導權。

  

  收購日本人的紗廠

  榮宗敬還幹了一件讓中國商界很長臉的事情。1917年,他出40萬元買下上海一家原本由日本商人經營的紗廠,改名為申新二廠。自1884年「紅頂商人」胡雪岩斗絲慘敗后,上海棉紗業先為英美商人控制,后成日本公司天下。如今,中國企業竟有氣魄和能力收購日本企業,一時成了埠上讓人津津樂道的新聞。

  

  金融「抗日」

  1925年5月30日,「五卅」運動爆發,又一輪抵制日貨風潮爆發,榮宗敬看準機會,上演了一場做空日元的好戲。榮宗敬先是一連幾天大量拋售日元,逼迫日元匯價狂跌不止。當收到日本幾家大銀行組成銀行團來出面維持日元后,指示下屬立即「空翻多」,不露痕迹地吃進200萬日元。當在日本銀行團出面維持下日元出現回升時,榮宗敬又讓下屬繼續公開地拋售大量日元,同時派人製造各種日元將下跌的輿論。一時間連上海各銀行、錢莊、歐美商人及銀行也開始大量拋出日元,外匯市場上日元一日不如一日,匯價再次急劇下跌。此時榮宗敬殺了個回馬槍,動用全部資本購進遠期日匯(期限為6個月),為了籌得資金進行這次規模空前的日匯投機,大量售出積壓的粉、紗存貨,並不惜以低價拋出遠期棧單。半年後,日元匯價逐步上揚,榮宗敬按照新的比價兌回到期的日匯,幾乎凈賺400萬日元,幾大日本銀團卻損失慘重。

  

  管理上「恩威並用」

  榮德生認為,工廠辦得好不好主要靠工人,工人的生活安定與否,文化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生產。他自許「恩威並用」,推行嚴格的《工務規則》是「威」,施行惠工政策、勞工自治區無疑就是「恩」。嚴格的一面,比如規章規定職員要戒鴉片、戒賭博、戒酗酒、戒鬥毆、戒調戲婦女,一旦違反立即解僱。另一方面,1923年,他在申新三廠開始推行職工福利措施,1926年倡辦「勞工自治區」,到1933年正式推行。教育方面,相繼開辦了不收費的職工子弟小學和工人晨、夜校,有一千六七百人參加過識字班。此外還辦過多期工人養成所等。惠工政策包括發生活補貼,上班期間工人免費在廠就餐;墊支服裝費用,統一為工人製作服裝、被褥,分期扣款;除花柳病外一律免費醫療;增加假期,每人每月例假3天,假內放電影、演戲等;還有帶薪年假制度,只要職工服務滿一年,經主管同意就可以休息兩星期。服務滿十年,就可以休息三星期,休息期間照發工資。因公致死發撫恤費、安葬費50元,一般死亡發喪葬費6元。

  

  衣食上坐擁半個中國

  二十世紀30年代初期,榮氏家族的事業達到巔峰。當時申新紗廠約佔全國民族資本棉紗廠紗錠數的20%,布機數佔28%,茂新和福新的麵粉廠規模佔全國同行業的1/3左右,占上海市的1/2,其旗下企業總數達21家,赫然是當時國內規模第一的民營實業集團。榮宗敬曾很得意地對友人說:「當今中國人,有一半是穿我的、吃我的。」1933年是他的60歲大壽,在賀壽堂會上,他很興奮地對濟濟一堂的賓客說:「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吾今已屆六十,紗錠數達到六十萬,我還要活到七十歲、八十歲,紗錠要達到七十萬、八十萬……」

  

  遭遇危機

  1934年,榮氏家族迎來了最暗淡的一段時期:家族頭牌企業申新紡織擱淺了。當時,世界經濟危機的陰影日益籠罩到中國,國內通貨緊縮,人心浮動,而日漸增多的民國政府賦稅也大大加重了民營企業的負擔。僅申新紡織一家,就被抽去特稅達1500多萬元。緊接著,國際傾銷潮一波波來襲,日本紗廠所產棉紗在中國的傾銷,致使民族紡織工業一直在不景氣的環境中掙扎。1934年,紡織、麵粉又同時受到世界性傾銷的影響,申新的幾個紗廠存貨堆積如山,榮氏家族的各麵粉廠也全部停工。

  

  瘋狂的舉債擴張和巨額投機

  榮氏的危機,除了客觀原因,和其長期執行的經營戰略也有很大關係。榮宗敬大膽擴張,見到機會咬住就上,他的經營哲學是「只要有人肯借錢,我就敢要,只要有人肯賣廠,我就敢買」,是一個典型的激進戰略痴迷者。「多買一隻錠子,就像多得一支槍。」早就成了榮宗敬的一句名言。另外,從1926年開始,榮宗敬和他的兩個兒子榮輔仁和榮溥仁開始投機「洋麥」和「洋棉」。由於頻頻在交易所買空賣空,在遭遇世界性傾銷潮后,榮氏企業巨虧1000多萬。當1934年陷入危機的時候,申新資產共值6898萬銀元,而負債達6375萬銀元,處在一個十分緊繃的狀態中。到1934年3月,上海所有銀行已無一家肯對榮家放款,連榮氏參股的16家錢莊也關上了大門,榮宗敬一度急得要自殺。

  

  兄弟分歧

  榮德生節儉自奉,生活簡樸,平日一襲長衫,布衣布鞋,一頂普通的瓜皮帽,飯食簡單,不吸煙,不喝酒,不喜歡宴會,晚年完全素食,至用香煙殼寫便箋。榮宗敬則認為「排場是公司經濟實力的外場表現」,他的座車是1918式林肯牌黑色轎車,1921年他在江西路建造氣派的辦公大樓,他弟弟心裡就有不滿,覺得用人既多,耗費日增,而且從此多事。榮宗敬買下英國人的一幢三層花園大洋房,門楣、窗沿都有美輪美奐的雕花,窗戶全是當年進口的彩色拼花玻璃,裝飾極其奢華。兄弟倆性格不同,經營作風上也有許多不同。榮宗敬重業務,主張做交易所;榮德生反對交易所,重視生產成本。榮宗敬重洋,喜歡請外國人,重視科學知識;榮德生重土,比較保守些。榮宗敬著重上海,開工廠集中於上海,認為上海是交通、金融中心,經濟調度便利,電力沒有問題;榮德生著重內地,他計劃向南京、徐州、連雲港、鄭州發展,買了一批地皮,認為內地這一帶出產原料,工人工錢便宜。

  

  人生污點

  1937年12月初,日軍成立了「上海市民協會」,委員名單中有當時滯留滬上的21個知名企業家,包括紡織大王榮宗敬、南市水電公司總經理陸伯鴻、雜糧業同業公會主席顧馨一等。據《大美晚報晨刊》報道,12月24日「上海市民協會」的第一次準備會議召開,會後委員們「將其宣言及協會章程,送達日本駐滬陸海軍當局,請求諒解」。雖然榮宗敬表示「吾人必須勇往直前,做減少人民痛苦之舉,無須懼怕,只需宗旨純正,可不問其結果如何。」但此舉仍被視為漢奸行為,上海市商會、總工會等20多個團體聯合集會並發表聲明,宣布該協會為「非法組織」。幾天後陸伯鴻則被國民黨特工暗殺,顧馨一家中被投擲手榴彈,榮宗敬也遭到死亡威脅后被迫在報紙上公開聲明退出「市民協會」,接著避走香港,並與1938年病逝於香港。

  

  為抗日做出重大貢獻

  1937年「七七事變」后,榮家兄弟把茂新四廠庫存的幾萬包麵粉和數千擔小麥,以記賬方式給第三集團軍做軍糧。「八·一三」事件后,他們第一批捐出5萬袋麵粉及大量慰勞品。無錫各界組織抗敵後援會,榮德生以「樂農氏」之名首先捐助麵粉一萬包,後來又捐出兩萬包,其中一萬包用來救濟難民。

  

  「孤島」再現輝煌

  在1939年到1941年這段時間裡,上海租界成為「孤島」,由於戰時環境特殊而人口激增,外來人潮攜來的大量資金,使得租界內物價大幅上漲。那段時期,上海租界以外淪陷區紗廠不是被敵人炮火所毀,就是被日軍強佔;而內地對紗布的需求極大,在租界內繼續開工的紗廠,「無不市利百倍」。在這段時間,榮家不僅還清了戰前相當於17萬兩黃金的全部銀行貸款,還開辦了銀行與一些貿易公司。在戰爭中,僅有商人的精明顯然不夠。在租界內,榮氏企業借用的是美商和英商的名義。1941年7月,日本人曾指使汪偽政府接收申新的兩個廠子「歸為國營」,但因為兩廠所依靠的美商和英商的抗議與交涉,榮家才得以繼續保有兩廠的所有權。

  

  「天元計劃」和「大農計劃」

  雖然在抗日戰爭期間榮氏產業遭受重創,但榮德生在古稀之年還有著雄心勃勃的「天元計劃」,包括金木水火土五大領域,想由麵粉而擴大到各主要食品,由紗布擴大到印染、絲綢、麻葛等,機器從翻砂、鐵工擴大到重工業,能自造各種母機,辦學從小學到大學,築路則環太湖接通,要重新開創一個新的「天元實業公司」系統。他說自己不是資本家,而是事業家。1942年他還替國家擬訂「大農計劃」,主張在甘肅、青海等西部地方首先推廣,工、農、牧、學並舉。但由於內戰的爆發,這些計劃最終都流產了。

  

  榮德生遭綁架

  1946年4月25日,「麵粉大王」、「棉紗大王」榮德生被一夥不明身份的人綁架,轟動一時。綁匪們向榮家勒索50萬美元。當時榮家的資金大都用在恢復企業和擴建新廠上,要拿出50萬美金絕非易事,但又怕延誤了綁匪會撕票,所以也不敢報告警方,一切都在暗中進行。33天之後,終於籌齊50萬美金,榮德生才被放回家。但此案傳到了蔣介石耳朵里,下令查辦。案件最終偵破,追回了贖金,但負責查案的人卻向榮家索要破案費,榮德生為了酬謝軍警當局和有關方面,先後付出60萬美元,僅軍統的二老板王新衡拿去的,就有15萬美金,外加一棟小洋樓。

  

  榮德生選擇了留在大陸

  新中國成立前,位於上海及江浙一帶的民族工商業的商人,又開始了大規模的對於出路的抉擇。當時的「十大資本家」,有9家舉家遷徙,有的出國赴美或者赴歐,有的則跟隨蔣介石去了台灣。榮氏家族的大部分人也選擇了離開,唯獨榮德生執意留下來。他對此是有考量的,當年他在無錫創辦的公益小學,在無錫解放前的兩年裡,一直是中共無錫工作委員會機關所在地。榮毅仁的家眷,此時已經先期去了香港。對於榮毅仁的留下,如今有兩種說法,一種是他決定與父親共進退而自願留下;一種是他那時在上海還有一起官司需要出庭,正好趕在上海解放那天,陰差陽錯地留下了。

  

  榮毅仁率先支持公私合營

  1954年,榮毅仁帶頭拉開申新紡織與政府公私合營的大幕。許多股東都不能理解,擔心財產全部被充公。榮毅仁卻說,「社會主義是大勢所趨,不走也得走。只要接受改造,大家都會有飯吃有工作,而且可以保留消費財產。」由此,榮家發展了半個世紀的產業,變為國家所有。當年,申新集團成立,榮毅仁成為總經理。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陳毅稱榮毅仁為「紅色資本家」,並以上海市前市長身份,為他助選上海副市長。榮毅仁在最輝煌時,成為中國國家副主席。

  

  榮智健和中信帝國1978年,榮毅仁受國家之命,組建中信公司,意在向國際融資。幾乎就在同期,榮智健放棄了清華的研究職位和家人,獨自去香港闖蕩。1986年,榮智健正式加入香港中信,出任總經理。此時,榮智健已來港多年,早已不是那個初入商界的名門之後,他的一番資本運作成績,似乎是為了向外界證明,自己不僅僅只是榮毅仁的兒子。2002年開始,榮智健登上了中國首富的位置。這與他6年前的分股事件有著脫不開的關係。作為一個大型國企集團中的核心人物,能夠敢於冒出頭來做首富的,榮智健應是第一人,他由此頻頻進入公眾視野,張揚其個性。作為家族第三代傳人的榮智健,與李嘉誠等富豪的勤儉不同,生活較為豪放。完全西化的行事作風,雖令香港人士對中資企業的觀感改變,但仍引來不少「揮金如土紈絝富豪」的議論。榮智健對此很不以為然。2009年因投資外匯巨虧而辭去中信泰富集團主席,2014年9月香港證監會起訴中信榮智健,為「炒匯案」4500股民討賠償。

  

  榮宗敬後代「衰落」

  相比榮德生的後代,大哥榮宗敬的後人顯得有些「沒落」了。榮宗敬逝世后,其兒子繼承了他張揚、奢華的生活理念,然而卻沒有了他在事業上指點江山的能力。1949年前,榮宗敬兒子榮鴻元等過生極其奢華的生活。上海銀行副經理李芸侯目睹榮鴻元、鴻三兄弟當時的奢靡生活,榮公館里整天都是賭錢、跳舞,大開酒筵。研究上海老房子的宋路霞說,現在淮海路上的美國總領事、日本總領事官邸分別是榮鴻元、榮鴻三的住宅。1948年9月4日,榮鴻元以「私套外匯、囤積居奇」的罪名被捕,在提籃橋的特種刑事法庭上當庭放聲大哭。榮家雖然請了章士釗等三位名律師,但榮鴻元還是被關押了77天,幕後交易進行了70多個晚上。到11月18日開庭宣判6個月監禁,緩期2年。榮鴻元元氣大傷,出來不久就攜帶著大部分的資金撤離大陸,去了香港。榮宗敬的孫輩目前則分散在香港、巴西、德國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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