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帆之妻回憶:「潘揚案」中的揚帆一家(圖)

京港台:2019-7-17 06:11| 來源:老衲讀史2 | 評論( 16 )  | 我來說幾句

揚帆之妻回憶:「潘揚案」中的揚帆一家(圖)

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

  揚帆,1937年參加中國共產黨,曾經在新四軍和華東局中擔任重要職務,新中國成立後任上海市第二任公安局長。然而,在20世紀50年代,揚帆因所謂「潘漢年、揚帆反革命集團案」而蒙冤25年。在這期間,我作為妻子和幾個兒女頂著巨大壓力,一直在尋找他的蹤跡,直到把他拉回親人的身邊。

  年末的最後一天失去自由

  1954年,對於曾經的上海市公安局局長的揚帆來說,是一個不祥的年份。1953年底,他被免去所有行政職務,整整一年賦閑在家。1954年的最後一天,揚帆和家人在家中團聚小酌,希望來年能夠順利。正在這時,一個電話打到家裡。打電話的是時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長的許建國。接過電話后,揚帆很高興,三口兩口吃完飯就往房間里跑。等到再出來的時候,他已經換了件灰色的罩衫,那是他外出的服裝。他來到我身邊,輕輕地說:「許建國從北京回來了,他叫我到他家裡去一趟,可能我的問題要解決了。」當時許建國和時任上海公安局常務副局長黃赤波一同去北京開會,開會的具體內容已經被免掉行政職務的揚帆自然無法知曉,但他們一回上海就找揚帆,可見一定是帶回了跟揚帆有關的消息。

  

  這天晚上揚帆出門的時候是興沖沖的,他覺得是好消息,因為他對自己以往的行為有信心,正所謂「不做虧心事,不怕鬼敲門」,他相信有關他的種種問題都會一一解決。

  走的時候,揚帆和我沒有道別,然而這一別就是25年。

  揚帆是帶著警衛員坐汽車走的,沒想到走了沒多久,他的警衛員就回來了。他跑到我的房間裡面,非常緊張地說:「李瓊同志,首長出事情了。」原來,汽車並沒有把揚帆送到許建國家裡,而是去了隔壁的岳陽路俱樂部。揚帆從汽車上下來,警衛處的人就對他的警衛員說:「你回去吧,這裡沒有你的事了。」警衛員看到揚帆被兩名警衛處的人架著進去了。

  聽了警衛員的描述,我當時非常緊張,但是在警衛員面前,我還是故作鎮靜。我對警衛員說:「好的,你回去休息吧。」我獨自等揚帆的消息。到晚上10點,警衛處長到我家裡來,他說:「李瓊同志,揚帆要到北京去開會,你準備一些衣服。」還說這次開會可能時間比較長,春夏秋冬的衣服都要帶一些。當時聽了這個話,我根本不相信揚帆是去開會,我心裡明白,揚帆不是被隔離就是被逮捕了。然而在當時的情況下,這個疑惑沒法問出口,只好給揚帆整理了一箱子衣服,讓警衛處長帶去。

  事實上,揚帆被架進岳陽路俱樂部以後,上了二樓,也的確見到了許建國等人。然而這時的揚帆已經知道等待他的並不是好消息,因為所有人都板著臉,沒一點兒笑容。許建國向他宣布:「中央已經來指示,決定要審查你,要我們把你送到北京去。」揚帆聽了這個話,心裡就明白了。他當時說:「那我回家去準備一下吧。」許建國說:「你不用回去了,叫人到你家裡去取東西就行了。」

  這一晚,我是在不安中度過的。第二天上午,也就是1955年的元旦,許建國把我叫到他的家,對我說:「李瓊同志,揚帆到北京去開會了,這件事你對任何人都要講是開會,對家裡人也是這樣講。」又說,「你小孩子比較多,你要把孩子好好帶好。」雖然許建國並沒有告訴我什麼情況,但這些話更加證實了我的猜測:揚帆一定遇到了不好的事情。然而同在公安局工作,我知道這些事情如果組織沒有明確告訴你,是不能問的。我一個人回到家,冥思苦想,怎麼也不明白揚帆究竟有什麼問題。回想到幾個月前,我曾經問過揚帆這個問題。

  那是1954年9月的一天,當時公安局召開了一個科長以上的幹部大會,這個大會實際上是針對揚帆的批判大會。開始是叫揚帆作自我檢查,他作完檢查以後,就讓他回家,不允許他參加之後的會議。會議之後的內容是大家批判揭發揚帆,主要說他對一些反革命分子和特務分子該抓的不抓,該殺的不殺,說他包庇這些人。講到後來,有的人上綱上線,說揚帆這樣做不是國民黨的代理人,不是美帝國主義的代理人,是無法理解的。我當時在場,聽到了這些話很緊張,也無法理解,更無法辯駁。會後,許建國把我叫到後台,對我說:「今天會上的事情,你一句也不許向揚帆傳達,你要用黨性來保證。同時,你這幾天要注意揚帆的活動,如果有不正常的事情,你要立刻打電話告訴我。」我回去后沒有同揚帆提會上的事情。然而我一直心神不安,忍不住對揚帆說:「老揚,你是公安局長,你對黨的政策比我要懂得多,我只是一般幹部。但是,你心裡真有話的話,我希望你找個人談談,像譚震林這樣的同志,溝通溝通。」沒想到揚帆聽了這話非常生氣,他馬上跳起來說:「連你也不相信我了?」他說:「我告訴你,我該講的都講了,該說的都說了。如果有人認為我還有問題,哪怕十年、二十年,我都奉陪到底。」

  沒想到,揚帆這句話一語成讖,他果然付出了25年的時間,才證明自己的清白。

  生離之後是死別

  在揚帆被帶走的四個月後,也就是1955年4月,黃赤波來到我家,他帶來的消息對於我來說無異于晴空霹靂。他告訴我:「揚帆被逮捕了。」聽到這個消息,我差點昏過去,原本還抱有的一絲希望完全破滅了。

  在這幾個月中,揚帆在頭一兩個月之內還來過四五封信,都是經過公安局轉的。他在信里隻字不提自己的問題,只是問問家裡老的好嗎,小的要當心,再就是問問我身體怎麼樣。講到自己,只說組織對他照顧得很好,他具體在什麼地方,查他什麼問題,一句不提。當時,我的回信也是通過公安局轉去的,到了第三個月開始,就杳無音信了。

  揚帆被捕后,我翻來覆去想,揚帆是否有反革命的痕迹和可能,然而我怎麼也想不出來。當時也有組織來找過我,叫我到黨校去學習。我去了以後才知道,是到黨校接受審查,叫我交代揚帆的問題。然而交代來交代去,我也說不出揚帆可能成為反革命的任何事情。

  幾乎就在宣布揚帆被捕的同時,「潘漢年、揚帆反革命集團案」震動全國,那是1955年。面對突如其來的打擊,我一家人不知所措。禍不單行,剛剛經歷了生離,馬上又要面對死別。

  揚帆走後,我一直瞞著揚帆的父母,老人家身體不好,受不了這個打擊。然而在揚帆走後大概一個月,他父親有一天忽然對孫女小殷說:「你媽媽說你爸爸去開會了,是騙我們的,他失蹤了。」這時老人已經猜到兒子出了意外。到了5月,老人高血壓的毛病突然加重,引起腦溢血,我把他送到醫院之後兩三天就去世了。

  老人走後,我很傷心。兩位老人是1950年來到兒子家的,到揚帆的父親1955年去世,我們差不多一同生活了4年。當時作為公安局長的揚帆,待遇不錯,有兩部汽車,一部是揚帆坐的,一部是警衛的。雖然有兩部車子,但是4年多時間,揚帆從來沒有用車子帶我們到公園玩過一次,或者帶我們到電影院去看看電影。因為揚帆的工作實在太忙了,以至沒有時間陪伴父母,這是他對父母永遠的愧疚。

  在揚帆的父親去世后,和我們同住的揚帆的姐姐,在9月因為肝硬化腹水也去世了。第二年,揚帆的母親也因為丈夫、女兒去世、兒子失蹤鬱鬱而終。一年之內一同生活的3個人去世了。

  然而到了1957年,我面對了揚帆走後最沉重的一次打擊。我最小的兒子,揚帆走的時候只有2個月大,當時已經3歲了。一天,兒子突然發燒,我把他送到兒童醫院去看,醫生說是感冒,如果保險起見,住院幾天觀察一下。我當時心想,感冒不要緊,自己家裡經濟拮据,住院花費太大,另外自己上班脫不開身,沒法在醫院陪孩子。於是要了一點葯,就把孩子帶回了家。第二天,我還是照常去上班,等到第三天下班回到家,發現兒子還在發燒。到了這時,兒子已經連著3天發高燒,此時我有點兒急了,也顧不上吃晚飯,抱著孩子又到了兒童醫院。那天晚上,醫生再次建議住院,我同意了,在觀察室住了下來。等到第二天,檢查結果出來了,兒子得的是小兒麻痹。我聽到這個結果心裡很難過。而此時孩子神智還清醒,他對我說:「我要吃橘子。」我趕緊答應:「媽媽這就給你去買。」沒想到等到橘子買回來,兒子已經死了,我手裡的橘子掉落一地。

  艱難的歲月

  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運動一個接著一個。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我一家人頂著「反革命家屬」的帽子,日子過得越來越艱難。

  因為是「反革命家屬」,我和五個孩子往往需要比身邊的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得到同樣的回報。然而即便是這樣,我們還是經常會遭受突如其來的打擊或中傷。

  揚帆被捕之後,我首當其衝遭遇了不公平的對待,進了學習班。從學習班出來以後,我沒有回原來的公安系統,而是被分配到盧灣區中心醫院工作。因為「反革命家屬」是不能在公安系統工作的,我不得已離開為之戰鬥了幾十年的工作崗位。

  這樣不公平的待遇,不光體現在我身上,也同樣落到了幾個孩子身上。對於我們家這樣成分的孩子,有幾個規定:第一,不許當兵;第二,不許到工廠做工人;第三,初中畢業后不能繼續讀書。所以,我和揚帆的幾個孩子都是插隊落戶。我們的二女兒揚小舜因為有哮喘病,沒法插隊落戶,初中畢業以後在家裡呆了8年沒有工作。

  揚小舜是六六屆初中生,當時「上山下鄉」的口號還沒有出來,所以,他們那屆畢業生百分之七八十都在上海的各個工礦企業工作,只有一小部分到了黑龍江和市郊農場。當時,小舜看到班裡其他同學都拿到《錄取通知書》了,只有她一直沒有拿到。她就到學校去問,學校告訴她:「你那個檔案材料,從這個局扔到那個局,手工業局出來又到紡織局,都不要你,沒有人要你。因為你這個情況,人家看了都不肯要你,所以你的材料已經退回街道了。」小舜聽了這個話雖然傷心,但是她想就算檔案退回街道,街道可能還會給安排工作。於是,她一直等著。沒想到從1966年開始等,一直等到1974年底才拿到工作的通知。家裡什麼人都沒有,兄弟姐妹都插隊落戶了,媽媽又在幹校,她不知道還會不會有前途,也不知道「文化大革命」到底什麼時候才會結束。

  這樣的情況並不是揚小舜一個人遭遇到了,她的妹妹揚小朝也經歷過許多不公平的對待。揚小朝很早就插隊落戶了,她知道自己家裡的情況,於是更努力地工作,以期證明自己。然而,一次次可以回城工作或念書的機會都與她無關。這還不是最傷害她的事情,讓她最痛苦的是,她不知道什麼時候傷人的話會從她信任的人口中說出。

  有一年,一同插隊的一個知青回上海探親,這個知青是揚小朝的同學,她們去了同一個農村,兩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這個知青從上海探親回去后,她們幾個人約好去她家聚會。因為那個時候回城的機會不多,有誰從上海回來大家都很開心,都要去問問上海什麼情況。那一天,她們就到了朋友那裡,這個朋友突然很神秘地跟大家說:「現在上海流傳著一個故事,一個非常好聽的故事,你們要聽嗎?」那個時候農村生活很枯燥,大家一聽講故事都很高興,就聚精會神地聽她講。這個故事是關於潛伏特務的,果然很生動,名字叫《綠色的屍首》。然而到了故事結束、真相大白的時候,這個朋友對著小朝說:「你知道潛伏特務是誰嗎?就是公安局長揚帆,就是你爸爸。」小朝當時一下子驚呆了,旁邊的其他同學也很吃驚,屋子裡鴉雀無聲。

  像這樣的事情,對於我們一家人來說並不是一次兩次,在20多年的漫長歲月中一直持續著。孩子們受了委屈還能對媽媽哭訴,而我又能向誰去訴說自己的痛苦呢?因為孩子小,我周圍也沒什麼可以信任的朋友,我不光沒地方訴說,連哭也不能隨便哭,怕影響到孩子的情緒,只得在孩子睡覺以後,一個人在被窩裡偷偷地哭。哭完了,第二天眼淚一擦,還得高高興興地上班去。生個小病也不敢請一天假,怕受批評,小毛病自己都忍著,仍然去上班。在上班的時候,我還要裝得很開心、很樂觀,唯恐人家說我情緒不好,是對抗組織,這頂帽子我戴不起。

  痛苦的決定

  時光荏苒,距離揚帆被帶走已經有10年了,除了開頭幾個月有過幾封信,之後再沒能得到他的任何消息。在這10年中,家裡經受了許多打擊,孩子們也逐漸長大。為了孩子們的前途,我作出了一個決定:和揚帆離婚。

  這一年是1964年,此時幾個孩子都已經長大成人,差不多到了工作成家的關鍵時刻。而頭頂著「反革命家屬」的帽子,對於孩子的前途非常不利。當時我在盧灣區中心醫院工作,單位的領導幾次找我談話,希望我和揚帆脫離關係,這樣不光對孩子的前途比較好,也對我自己的工作比較有利。當時我的答覆是:「我的責任現在就是兩條,第一條是做好工作,第二條是把孩子養大。至於揚帆,我隨便他是什麼問題,我早就不考慮了。但是叫我去離婚,到法院去起訴、開庭,這一套我做不出來。」我委婉地拒絕了組織讓我離婚的要求。然而沒幾天,領導又來找我談話,還是要求我把離婚手續辦了,組織上可以出面請法院的同志上門辦理手續。這樣,我第一出於對家庭和孩子的考慮,第二迫於一定的壓力,同意和揚帆離婚。過了幾天,法院果然派來一個女同志到我的單位,給我辦理了離婚手續。

  手續辦完了以後,我思來想去,一定要把事情跟揚帆說明一下。但是,我已經有許多年沒有揚帆的消息了。我要求跟揚帆通信,組織同意了我的要求。於是我寫了一個條子,通過組織轉給揚帆。我明白,這個條子一定要經過審查才能到揚帆手中,自己的苦衷沒法說明白,於是就寫下了幾行字:「鑒於我們當前的處境,我感覺到我們的關係沒有保持下去的必要,五個孩子都由我一個人來撫養。」在紙條中,我寫明了一個人撫養五個孩子,就是想告訴揚帆,我雖然辦理了和揚帆離婚的手續,但這輩子不會再和別人結婚了。

  寫了這個條子之後,組織上轉來了揚帆寫的一個條子,在這個條子上,他什麼都沒表示,既不表示同意離婚,也沒說不同意,上面只有一句話:「六個孩子怎麼只剩五個了呢?」可憐最小的孩子,揚帆走的時候他才兩個月,兒子死了揚帆一直不知道。

  事實上,在組織幫我和揚帆辦理離婚手續之前,揚帆就有過類似的想法。雖然他一直堅信自己是無辜的,是被冤枉的,總有一天會澄清。然而畢竟一頂「反革命」的帽子,對一個家庭的影響是很大的。我年紀還輕,孩子又小,我們變成「反革命家屬」和「反革命子女」,日子很不好過。在被關押近10年之後,揚帆覺得出獄的希望越來越渺茫,在左思右想之後,他寫了一封信給組織,要求辦理離婚手續。他寫了這封信之後,沒有得到絲毫迴音。不久,組織就出面幫我辦理了離婚手續。

  特殊的重逢

  雖然我和揚帆辦理了離婚手續,但在我心中一刻也沒有忘記揚帆。揚帆走了以後,我每年過年的時候都要寫一封信給公安部,打聽揚帆的消息。在信中我總是問三個問題:第一,揚帆到底犯了什麼罪?第二,他現在人在哪裡?還活著嗎?第三,如果活著,能去看他嗎?但是每年寫,每年都沒有迴音。這樣,一直到了1974年,距離揚帆被帶走已經有近20年。歲月無情,我的滿頭青絲早已成為白髮。就在我將要絕望的時候,忽然傳來了一個不太確定的有關揚帆的消息。

  這個消息是我的三女兒揚小朝帶來的。小朝的一個中學同學正好從內蒙古調到湖北沙洋農場。有一天,她托另外一個同學來告訴小朝,說她父親揚帆可能已經到了湖北沙洋農場的果園大隊。因為那裡來了一個瘋老頭,每天在那裡罵江青,還自稱是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揚帆。小朝得到這個消息后,告訴了我。當時我覺得有可能,但是沒法確定。於是,我想了一個辦法,叫幾個孩子分別寫信到中央,打聽揚帆的消息。

  當時,揚帆和我的幾個孩子聽從我的吩咐,分別從各地寫信到中央的幾個部門,打聽父親的消息。不久,在家賦閑8年、剛剛找到工作的二女兒揚小舜,被領導叫到單位,她寫給中央的信有了迴音。

  當時,來找小舜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兩位同志,他們見到小舜的第一句話就是:「你給中央寫信啦?」小舜回答:「是。」兩位同志教訓了她一頓,說:「信現在已經轉到我們這裡了,你的信寫得很莫名其妙。首先你說這麼多年,你不知道你父親犯了什麼罪?判了什麼刑?現在在哪裡?我們就覺得很奇怪。『潘揚反革命案』,這麼大的案子,全國人民都知道,他的結論不就是『反革命』、『大內奸』嗎?怎麼你會說你們不知道?」小舜只好說:「就算他是『反革命』、『內奸』,那他到底犯了什麼罪行?可以讓我們知道嗎?否則我們怎麼跟他劃清界限呢?」兩位同志回答:「揚帆犯的罪由他本人負責,你只要跟他劃清界限就行了,不需要去了解他究竟做了什麼。」小舜繼續問:「那麼他人在哪裡?讓我們子女跟他通通信,讓他能早日回到人民的隊伍中里來。」公安局同志一口拒絕:「沒有必要,揚帆現在接受改造的情緒很穩定,你如果跟他通信,會擾亂他接受改造的情緒。」

  幾天之後,我從「五七」幹校回來,小舜把這個情況告訴了我。我聽了很振奮,說:「至少這讓我們得到了一個確定的信息,就是你父親還活著。」

  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了,政治環境有所改善,我又開始想辦法打聽揚帆的消息。然而,一封封寄出去的信還是如石沉大海。一直到了1978年,一個從北京來的朋友為我出了個主意。這個朋友,當時在冶金部工作,她和我以前都是地下黨,關係一直很好。那一年,她因為工作到上海來,順便看望我。她問起揚帆的消息,我說仍然沒有消息,各個地方都去打聽了,都沒有迴音,現在到什麼地方去了解都不知道了。她給我出了個主意,她說:「我告訴你一個消息,胡耀邦同志調任組織部長以後,我聽有人講出來小道消息,說胡耀邦對他的秘書講,今後如果寫有『耀邦親啟』的信,你們不要給我處理掉了,至少要讀給我聽聽。」她建議我試試寫信給胡耀邦。

  我接受了她的建議,馬上寫了一封信給胡耀邦,不但寫了「耀邦親啟」,還用了雙掛號寄去。信寄出后大概20多天,果然有了迴音。上海市委組織部的一位副部長來找我,說:「中央組織部回電來了,說你可以到湖北沙洋勞改農場去看望揚帆。」

  漫長的25年時間,終於等來了這一天。1978年的秋天,我和兒子揚忠平一路顛簸,來到揚帆所在的湖北省沙洋農場。25年的分離之後,會有怎樣的相見?然而實際情況遠遠超出我的預料。

  當天到勞改農場的時候,已經是晚上9點鐘了,我心急如焚,希望儘快看到揚帆,便連夜趕去揚帆所在的果園大隊。當時是農場的指導員帶我們母子去的。到了那裡,揚帆已經睡了,有個照顧他的李老頭起來接待。

  我看到揚帆住的地方是一排小瓦房其中的一間,一個小房間裡面有兩個床,揚帆睡一張,李老頭睡一張。除了兩張床,稱得上傢具的,就只有一個檯子和一個凳子。這個時候李老頭已經把揚帆喚醒了,坐在床上的揚帆和我記憶中的揚帆完全是兩個人了,頭髮白了,瘦了很多,最為可怕的是眼睛已經瞎了。這是在監獄里青光眼發作得不到治療的後果。

  看到揚帆這個樣子,我很心酸,忍著眼淚,叫揚帆的名字,兒子也叫爸爸。但是揚帆都不答應,就連指導員跟他說,你的家屬來看你了,他也不答應。他說:「不對,你們都是假的,你們不要來了,走吧。」揚帆這樣的反應完全出乎我的預料,我拚命對揚帆說:「我們是真的,我們是從上海來的。」但無論我怎麼說,揚帆都不相信。

  由於長期的監獄生活,揚帆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壓力,精神受到了嚴重的創傷,幻聽幻覺的毛病一度非常嚴重。解放前多年的情報工作,使他在絕望中一直幻想有一台萬能發報機,能和任何人聯繫,在他的幻想中,聯繫最多的是周總理。

  在看望揚帆的路上,我曾設想過種種糟糕的情況,然而我做夢也沒想到,揚帆得了精神分裂症,連最親近的人都不認識了。

  第二天,我們再去的時候,農場的指導員跟我們講,揚帆一早就到他的房間里來,跟他說:「昨天來的兩個人是假的,你不要理他們,我也不接待了。」之後,揚帆一見到我和兒子來,馬上就走,一連幾次都是如此。

  我和兒子知道揚帆聽指導員的話,就請指導員陪同一起去說服。好不容易有機會跟揚帆說上話,講以前的事情,關於他父親、母親的事情,想用家裡的情況勾起揚帆的回憶。然而等我講完了以後,揚帆說:「你們這些人,要了解我的家庭情況還不容易嗎?」還是不承認我們。

  當時,有人又給我們出了個主意,拿上海市公安局開的介紹信,以此來說服揚帆。由於揚帆的一隻眼睛還有一點微弱的視力,他仔細看了看介紹信,說:「公安局的公文,從來就是用毛筆寫的,你這個是打的字,是假的。」他的思維還停留在20多年前用毛筆寫公文的時代。

  沒有辦法跟揚帆講上話,我和兒子只好通過揚帆的鄰居,了解了揚帆這幾年在沙洋農場的一些情況。

  我和兒子在沙洋農場待了一個星期,但和揚帆的關係沒有絲毫進展。於是,我們決定先回上海,然後再想辦法。

  就在我們決定走的時候,揚帆破天荒陪我們吃了一頓飯。吃飯的時候,他對我和兒子說:「今天吃飯是組織上叫我陪你們的,你們兩個人我還是不認識。」能這樣坐在一起吃飯,相比之前幾天,已經是巨大的突破了。

  用親情喚回揚帆

  離開湖北沙洋農場回到上海之後,我立即通過各種途徑,要求把揚帆接回上海治療。不久,中央同意了我的請求。1979年初,一架從湖北起飛的飛機,載著揚帆回到了闊別25年的上海。

  當揚帆聽說接他去上海的時候,他說:「我要去就去北京,我的問題只有北京才能解決。」當時大家沒有辦法,也不敢強迫他,只好騙他說,就去北京,把他騙上飛機再說。等到上了飛機,快到上海的時候,組織部陪他的一位同志故意問揚帆:「老揚,我們到哪裡了?」揚帆立刻回答:「到上海虹橋機場了。」這位同志吃了一驚,說:「你怎麼知道?」揚帆說:「剛剛飛機上的報話員不是說了嗎?」

  雖然揚帆知道並沒有到他想去的北京,但也沒有吵鬧,幾十年的牢獄生涯,讓他習慣了逆來順受,他跟著去接他的人,非常平靜地下了飛機。

  剛到上海的時候,除了精神方面,揚帆的身體也非常虛弱,一年之內病危過幾次。然而,當他身體稍稍好轉的時候,就寫了一封信給鄧穎超。信的內容大致是這樣的:我已經回到上海了,沒有什麼大病,希望組織上給我安排工作,我希望重新出來工作。這封信並沒有寄出,因為他的身體根本沒法重新工作。然而家人和身邊的工作人員看了,都很感動。揚帆當時雖然還沒有平反,但所有了解他的人都會覺得,這樣的人怎麼會是壞人?怎麼會是反革命呢?

  1979年,揚帆整整一年都住在醫院裡,依然戴著「反革命」和「內奸」兩頂帽子。然而,他回來的消息不脛而走,許多以前的老戰友不避嫌疑,紛紛來看望揚帆,這讓揚帆感受到了同志之間久違的溫暖。

  在華東醫院住院的時候,有一天晚上,三女兒揚小朝陪著父親。當時華東醫院兩個房間當中有一個衛生間,另一個房間的人用完衛生間,把靠近揚帆這邊的門也鎖住了,一直到天亮都沒有打開。揚帆沒法用衛生間,於是小朝就去隔壁敲門。結果隔壁門一打開,是一個很樸素的老先生,布衣布鞋。小朝把事情說了,老先生立刻道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去打個招呼吧。」他就問小朝:「你爸爸叫什麼名字?」小朝回答:「我爸爸叫揚帆。」一聽到揚帆的名字,老先生就吃了一驚,快步地跑了過去,穿過衛生間,跑到揚帆的房間。見到揚帆,他雙手就伸出來了,說:「揚帆同志,我是粟裕啊!」揚帆聽了也很吃驚:「啊,粟裕啊!」兩人的手握在一起,非常激動。粟裕在揚帆的床邊坐下,輕聲對他說:「你現在什麼都不要管,只要把身體養好,所有的事情都要讓歷史來說話,歷史是公正的。」

  粟裕的一聲「同志」讓揚帆尤其激動,他已經有整整25年沒有聽到這個稱呼了。老戰友的關心,讓揚帆的病情進一步穩定。然而對家人,他始終不肯承認。為此,我想出了一個辦法,讓幾個女兒來當護士,三班倒,8小時一班,以此接近揚帆,跟他建立感情。

  一開始的時候,揚帆非常客氣,女兒給他削水果,給他做一些生活瑣事,他都會很客氣地謝個不停。過了一段時間以後,幾姐妹覺得時機差不多了,就開始給他講一些家裡的情況。

  有一次,三女兒揚小朝告訴揚帆:「我這個小朝的名字您知道嗎,就是你起的名字啊。當時你想要有個兒子,但是用那個『招弟』的『招』呢,覺得蠻土、蠻俗氣的。因為你很喜歡一個報紙上的《朝花》版,就給我起了這個『朝』。」揚帆聽了沒有作聲。小朝就繼續講:「姐姐叫小殷(后改名曉雲),這個『殷』呢,是奶奶的姓。妹妹叫小蘇,是你到蘇聯去的時候生的,也是你起的名字。我們都是你的女兒。」揚帆聽了這個話,沉默了很久,最後說:「這樣吧,我認你們做乾女兒。」

  揚帆先承認了女兒,卻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不肯承認我,這讓我傷心了好久。我只能默默照顧著揚帆,希望有一天能夠感動他。

  揚帆出院后,回到家裡開始由我照顧。房間里兩張床,一張揚帆睡,一張我睡。我像保姆一樣,在生活上照顧他。然而,揚帆從來不叫我,也不跟我說話。

  有一天,胡立教和陳丕顯到上海來看揚帆。當時陳丕顯把我們一家人都喊到房間里,聲音很大地對揚帆說:「老揚,你愛人李瓊為你吃了多少苦,你為什麼還不認她?」當時揚帆沒有說話。幾天之後,他突然說:「李瓊,給我倒杯茶好嗎?」當時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說:「什麼?你叫我什麼?」揚帆說:「你啊。」我問:「你不是說我是假的嗎?冒充的嗎?」當時揚帆回答:「不是我承認你,是北京來電話說,你是真的,不是假的。」

  誰也不知道揚帆這個說法是當時他的幻聽幻覺幫了忙,還是他給自己一個台階下,反正從這個時候開始,他就承認我了,我們之間的關係徹底轉變過來了。

  我除了好好照顧揚帆,讓他安享晚年之外,僅有一個心愿,就是還揚帆一個清白。為此,我幾次給中央寫信,並終於有迴音了。

  1980年的一天,公安部派兩位同志來到我們家,宣讀揚帆的平反書。平反書說:「反革命分子」跟揚帆無關,應予平反;「內奸」問題,根本沒有的事,應予平反;在上海工作期間,在潘漢年領導下,包庇重用了大批「反革命分子」,錯誤是嚴重的。

  這樣的結論,讓我非常不滿意,我把想法跟兩位同志說了。那兩位同志說:「這個問題我們不能答覆你,要請示。」他們講完了以後把揚帆和我的五個孩子都叫來,非常鄭重地說:「你們的父親,在25年班房的壓力下面,沒有胡說過一句。我們兩個人複查的案子非常多,有好多人資歷比你們爸爸老,地位比你們爸爸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說了不少違心的話。所以,你們包括我們,都要向你們的父親很好地學習。」那兩位同志的話讓孩子們銘記至今。

  1983年,中共中央為揚帆的冤案徹底平反,之前平反時遺留的尾巴,也得到了徹底解決,並肯定了揚帆在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期間的工作成績。

  正如粟裕所說:所有的事情最終都要讓歷史來說話,歷史是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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