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沈默!前《解放軍》報記者談親歷「六四」

京港台:2019-6-4 20:50| 來源:紐約時報 | 評論( 22 )  | 我來說幾句

打破沈默!前《解放軍》報記者談親歷「六四」

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

  最近,前《解放軍報》記者江林首次打破沉默,在《紐約時報》公開講敘她在天安門學生運動和「六四」血腥鎮壓中的親身經歷。1989年,她還親歷了拉薩軍事戒嚴這樣具有借鑒意義的事件,也在「六四」之前看到了解放軍內部對北京戒嚴的反對。紐約時報中文網在此節選了部分與江林的訪談。為表述清楚起見,部分內容經過編輯。 

  

  1988年,江林在山西採訪總參戰役演習。軍報記者攝。

  問:六月四號前幾個月,作為《解放軍報》的記者,你登上了一架滿載士兵的軍用飛機,去了拉薩。當時中國政府實施軍事戒嚴來鎮壓藏族人的示威活動。你在拉薩了解了什麼?

  答:1989年3月8日,我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新聞聯播中知道拉薩戒嚴,9號乘參加戒嚴的第一架飛機到達成都,之後與第一批軍人飛到拉薩。那時,整個拉薩城一片混亂。拉薩很小,它的中心就是布達拉宮和八角街那塊。到處是被燒的店鋪。報社給我的任務就是,不要公開報道,寫內參。

  那時我不理解,為什麼西藏的幾次遊行都被定義為騷亂,而且是僧人造反。那個時候想象,寺廟裡的和尚都很安靜,在那兒念經什麼的,怎麼會上街造反?看到一些內部的材料,說他們打著雪山獅子旗要求西藏獨立。

  期間我訪問了拉薩市公安局局長。我問他,為什麼要戒嚴?拉薩公安局局長說,根本不需要你們來。我問為什麼?你們自己搞不定,才需要軍隊進來呀?他說,哪裡!拉薩這麼小的地方,那些鬧事的人我幾乎都認識。搞不定他們我還當什麼公安局長。為此還帶我去監獄,當面證明那些犯人與他的密切關係。

  他說當時就看著這些人燒八角街,一間一間燒店鋪,因為八角街店鋪都是漢人開的。開放以後先是成都那邊的一些人,再就是浙江那邊的木匠,他們到拉薩,主要是賣電器和打藏櫃。他們生意做得比藏人紅火,藏櫃打得比藏人還漂亮,所以這些藏人就覺得你們把我們的活兒給搶了,他們恨那些人。就乘著鬧事把他們店鋪燒了。

  按理說這屬於犯罪行為,你怎麼可以燒人家店鋪呢?但是他們接到的命令是,誰都不許動。不許動就看著這些人燒,一間、一間全部都燒完了,最後燒到他坐鎮的八角街派出所,火把他們包圍了,最後沒有辦法,不能等死啊。他就讓一個民警,騎著摩托車把牆撞開一個洞,從洞里跑出去了。

  我還訪問了西藏軍區的司令,司令告訴我,八角街著火時,部隊已經集結了,那時候是武警,在卡車上,但是大家都不許動,在等什麼呢?等中央的命令。西藏自治區實質上是沒有自治權力的。造成這樣的事實,中央下令戒嚴。武警部隊衝進八角街就開槍,打死打傷很多無辜的商人和香客。戒嚴后抓的人監獄都滿了。

  那時候自治區書記是胡錦濤,戒嚴大部隊到的時候,拉薩歡迎解放軍進城。我站在胡錦濤旁邊,但是不知道燒八角街的時候他在什麼地方,沒有問過他。

  問:你當時是什麼結論?當時的經歷又是如何影響了你對官方處理北京示威活動的看法?

  答:我們當時就是了解拉薩各界對戒嚴的反應,都認為不需要。勞民傷財呀,說你們為什麼要來?而且打死打傷無辜的人,將來怎麼面對他們。我到醫院採訪,那些醫護人員說著都流眼淚,「為建設西藏我們獻了青春獻子孫,戒嚴開槍,把他們打成這樣,我們以後怎麼在這裡生活?」

  我妹妹當兵時的一位戰友,她父親是1950年跟張國華一起進藏的西藏軍區作戰部長。我請教他,他對我第一次提出來腐敗問題,此前我還沒聽別人這樣講過。他問我,現在西藏軍區司令的辦公室是什麼樣的?我說,辦公室地上鋪著卡墊兒(藏人編織的地毯)一直鋪到衛生間。他說,多腐敗啊!當年張國華的辦公室就是一張桌子,一張木床,一把木椅。與藏人關係好得很。這個關係完全被破壞了。現在他們跟老百姓、藏民的關係,就是只能用槍來對付。

  我把了解的這些情況向報社發了五份內參,都是講的問題,涉及西藏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對戒嚴的態度等。跟我們一起去的新華社軍分社的幾個人,因為是駐成都的記者,說已經無數次來西藏,對西藏很熟悉,就在軍區大院里跟領導們談。

  他們的結論是這次戒嚴非常必要。認為59年那次平叛保證了西藏30年的和平,89年的戒嚴還會再保障西藏30年和平。我說你這是謬論啊,他說就是要靠武力、暴力才能讓他們服從。他問為什麼是謬論。我說59年的時候政權不穩定,而且那時藏軍有槍,你可以用武裝來對付他的武裝,但是30年之後這些藏民沒有武裝,而且你的政權已經穩定了,你完全可以用法治的方法,公安局長說他就可以解決問題。

  但是我的五篇內參全部被扣住了,被槍斃了。理由很奇怪,說是軍隊不要干政。我心說,你軍隊都開出去了,已經干政了。

  

  1989年4月,北京頂尖高校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紀念中共中央總書記、政治改革者胡耀邦去世,自此拉開了要求民主的抗議活動的序幕。

  問:你四月份回到了北京,當時學生的示威活動剛剛開始。你是怎麼看學生的示威活動的?

  答:我回家路過天安門廣場,我們家在黃寺那兒,是總政的宿舍。

  路過天安門廣場的時候就發現怎麼那麼多人啊,那天正好是胡耀邦去世,天安門人山人海的。而且他們說可以去胡耀邦家弔唁。他們家離天安門很近,我就順著人流到他們家去弔唁,後來我見到胡德平,我說咱們已經是第二次握手了。他說還有什麼時候,我說就是你父親去世的時候,我到你們家,你跟每一個去弔唁的人握手。他們家的人都比較親民,有平民意識。

  那時候我覺得怎麼會有那麼多人,我回去還跟我總後的那些朋友說。他們問,比得過周恩來去世嗎?我說差不多啊。那時候我對學生上街不以為然,不是很贊成,為什麼呢,因為胡耀邦下台就是因為第一次反對自由化,那個時候就是學生上街,導致胡耀邦下台。所以我記得我那個時候在總後開會討論,我說,像胡耀邦、趙紫陽這樣的人,是共產黨僅存的非常優秀的、有開放意識的領導人。49年以後不停地搞政治運動,然後又文革,大浪淘沙不斷地淘共產黨的幹部,很多人在運動中死去了。他們能夠活著,而且具有開放的意識,這種領導人非常少了,應該保護他們,跟他們配合而不是反對他們。我說最後的結果把他們弄下台, 胡耀邦在1987年時就是這樣的。

  學生的遊行持續了很長時間。一個周末,又是回家的時候,我在天安門廣場目睹了當時三十八軍的幾輛軍車被堵在廣場,還不是「六四」,不知道他們去執行什麼任務,里三層外三層的全部被學生和市民給圍住,讓他們回去,說北京不需要他們,所以我覺得這些士兵很尷尬。

  我從西藏回來,拉薩開槍的不是解放軍是武警,老百姓歡迎部隊進城,覺得軍人和武警不一樣,武警開槍打我們,軍人進來保護我們。而且我覺得軍人的任務就是對外的,抗擊外敵侵略,而不是對老百姓的,對內應該是武警和警察。後來我就不忿兒,直接去報社,找我的頭兒錢鋼說,要不要寫一個內參。他說什麼內容,我說建議軍隊不要參與地方的政務,如非要參加,執行的軍人要換成武警的服裝。否則將來你就不好出牌了。就跟打牌似的,上來就出大王,你沒牌可出了。

  89年5月:北京戒嚴

  問:當時國務院宣布戒嚴的時候你在哪兒?什麼反應呢?

  答:在北京,我那個時候是不贊成的,因為我從拉薩回來,還有我看到整個情況。學生自己把遊行的秩序維持得很好,北京市也沒有發生打砸搶事件,北京市的社會治安那幾天出奇得好,連小偷兒都罷工了,所以沒覺得有這個必要。而且我們在拉薩的時候得出的結論也是沒這個必要。

  問:當時宣布戒嚴以後,憑你在拉薩的經驗,你有沒有想到他們會開槍?

  答:也沒有想到,因為那個時候對軍隊、對政府是有很大期待的,覺得他們不會做那麼離譜的事兒。

  問:那個時候七個上將上書,你知道他們的思想是如何轉變的?我想他們不會很輕易去抗議中央的領導。

  答:「六四」以後,我和張勝(時任總參軍訓部戰役訓練處處長)訪問他的父親張愛萍上將,準備給他寫一本傳記。

  張愛萍說,在七個上將之前他單獨給中央軍委寫過一個報告,那時候還沒有戒嚴,他讓這些領導去跟廣場的學生對話,不要跟學生那麼對立,說我們年輕的時候也是搞學生運動的,為什麼現在就不能跟他們對話呢,要把他們當敵人呢,看著這麼多孩子在廣場絕食、生病,對他們的訴求置之不理呢?

  問:很長的一個報告吧,大概多少字?

  答:我看過報告的草稿,應該有1000字左右,後來七個將軍的信很簡單,就兩句話。

  問:那個報告送給誰了?

  答:送給中央軍委了。

  問:具體就是鄧小平嗎?

  答:對啊,鄧小平是軍委主席啊。就送給他,趙紫陽那個時候是軍委副主席,雖然趙紫陽行政上是國務院總理、總書記,但是他在軍隊也是有職務的,是常務副主席。

  問:但是趙紫陽軍委的位置不是虛的嗎?

  答:是,基本上是虛的,他很謹慎,基本不過問軍隊的事情。只有一次,也是我們《解放軍報》做的一件事情。那時候對軍車收費,北京剛建了一些高速公路,對各種車輛收費,包括軍車。我們報紙登了一篇文章,反映收費影響部隊的進出和行動。這個事情報道后,趙紫陽親自批示,說對軍隊不要收費。因為牽扯到地方的問題,他介入了。

  問:張愛萍的報告是什麼時候送給軍委的?

  是學生在天安門絕食不久,他建議跟學生對話。

  5月底,第一批進城戒嚴的非武裝士兵被市民攔截下來,市民向他們解釋學生為什麼舉行抗議活動。這支部隊撤離了。

  5月底,第一批進城戒嚴的非武裝士兵被市民攔截下來,市民向他們解釋學生為什麼舉行抗議活動。這支部隊撤離了。 JIAN LIU

  問:就是他一個人上書的是吧?

  答:他一個人。後來七個將軍是他領頭,起草人是他的兒子。

  問:當時軍委有沒有什麼反應呢?

  答:好像沒有。所以他也很生氣,才有了第二次聯名的事情。

  問:是不是因為第一次沒人理,第二次覺得人多了才會有人重視?

  答:我沒問過他這個,我的感覺就是順理成章。

  

  他跟我講過一件事情。「六四」第二天,6月5號,葉飛上將讓他的兒子開車一起到張愛萍家。葉飛住在西邊軍事科學院附近,那時候雖然是戒嚴的狀態,軍車根本不能開,老百姓看到軍車就攔,他兒子是中央電視台的,開著地方牌照的轎車拉著他,從西邊到東城,他住的什剎海,一進門葉飛就哭了,說愛萍啊,我們的軍隊完了,向老百姓開槍了。現在習近平不是老說「初心」什麼的,這才是老一輩的初心,要求中國平等,不要去欺負老百姓,應該讓老百姓生活好,怎麼能拿槍對付老百姓呢。

  問:我想他們心裡也明白,他們的第一任務是保護共產黨、保護共產黨的領導人,是嗎?

  答:我覺得沒有。如果有的話,應該去糾正他們走錯的路,不要往這條路上走,你們往這條路上走,就是違背了初心,就是一種背叛。從我記錄的那些人,同情我的那些人,都是軍隊高級幹部,他們也是不同意的。

  問:軍隊高級幹部裡面,這種抵抗的情緒普遍嗎?

  答:那時很普遍,很多人不同意。表現在什麼地方呢,將近一年的時間,北京三總部軍隊機關的幹部都不敢穿軍裝出來,甚至他們在軍隊的辦公樓里都穿便衣。你只要穿軍裝出來就會被老百姓打啊、罵啊。

  問:高級幹部是這樣的情緒,那麼士兵呢?

  答:我覺得士兵完全受蒙蔽,而且士兵完全被戒嚴部隊新聞處所謂的暴徒搶佔北京、破壞北京要奪權所蒙蔽。說趙紫陽要奪權,現在看就是一個政變。就是他們想要趙紫陽下台,用這種辦法。所以我覺得太殺雞用牛刀了。

  89年6月:天安門一片火

  問:儘管你在軍隊里有軍銜、在《解放軍報》有職務,在鎮壓的那天晚上,你和張勝一家人一起穿著便服騎車去了天安門。能不能描述一下那天的經歷?

  答:那時候天安門火光衝天,從午門看過去就一片火,能看到士兵鋼盔的輪廓。

  應該11點左右。我們在東華門鎖車的時候,門口看門的大爺就說不要進去了,太危險了,你們快走吧。我們沒理他,還是往裡走,剛走的時候就看到很多外國記者拿著器材,抱著攝像機、照相機,從天安門跑出來。看到我們以後說,不要再往裡走了,太危險了,已經被部隊佔領了,你聽現在的槍聲特別密集。我說一定要去。他們剛出了東華門,我們就被藏在這裡的一隊武警截住、包圍了。這些人提前隱蔽在這兒,我們都不知道。

  我和張勝是軍人,而且是高級機關的軍人。我是《解放軍報》專門從事突發事件報道的記者,張勝是總參軍訓部戰役局局長,一點兒都不知道。他們包圍了我們,我想肯定進不去了。我說我們現在就出去,「不行,你們出不去了」,上來舉著電警棍就打,我第一次見到電警棍,那時候是第一次裝備這些人,是一萬伏的高壓電警棍。你想它的力量多大,一棍子,打在我後背,電流加上力度。我從這兒就趴在門口兒了,我的記者證放在口袋裡,飛出去沒了。但是如果我們四個人有任何一個人說明自己的身份,都不會挨打,因為我們身份太顯赫了。我們四個人那時候根本沒有商量,沒有一個人說自己的身份。就這麼忍著,直到被打昏在地。

  問:然後你進了醫院,後來呢?

  答:我在協和醫院一直待到第二天早上,各種傷員不停地往協和醫院送。我算輕的,被安排在協和醫院體療室,做恢復運動的地方,很大。運動的墊子上都躺著傷員,一條繩子拉著輸液瓶,人一個挨一個,密密麻麻的。他們問我是哪兒的,我說是記者,哪個報社的,我當時沒說我是《解放軍報》的,我覺得那天的解放軍就是恥辱的代名詞,我脫口而出《人民日報》的,他們說《人民日報》好啊,《人民日報》替老百姓說話,那幾天《人民日報》是講真話的,全是大家愛看的新聞。因為我是「《人民日報》的」,就沒讓我睡那個墊子,安排睡在體療的床上。等到早晨,協和醫院的槍聲特別密集,密集到我覺得軍隊就要開到醫院裡面來了。又送來好多被子彈打傷的,傷員被不停地轉移到別的醫院。

  我被轉移到中日友好醫院,我妹夫接我到黃寺的家裡,才知道黃寺的宿舍院兒整個空了,除了家屬和孩子以外,軍人全部不在宿舍,都在辦公室,一待七天不能回家,從來沒有這種先例。三總部裡面唯一在工作的就是楊白冰領導的總政治部,那時候楊白冰是總政的主任,他的哥哥楊尚昆是軍委的常務副主席,所以你想這個屠殺會跟他們兩人沒關係嗎?

  後來跟報社的人討論這事兒,我說哪兒用這麼多部隊進來,13個還是16個集團軍,一個天安門需要這麼多人嗎?他們說怕兵變。這七個上將在戰爭年代都曾經是這些部隊的直接首長。

  問:聽說一個是怕兵變,一個是所有的部隊都參與,誰也逃不開責任的。

  答:對,但主要是兵變。

  

  1988年3月,七屆人大會議召開,楊尚昆當選國家主席。圖為楊尚昆參加解放軍空軍代表團討論后,為江林帶去的郵票紀念首日封簽名。人民日報記者攝。

  

  1980年,江林代任總後勤部專職新聞幹部期間,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鵬參觀軍事後勤展覽。江林說,「六四」期間,中國官媒都不讓發聲,關於天安門事件的報道都來自戒嚴部隊新聞處,其辦公地點就位於中南海李鵬總理辦公室。

    2019年:真話之罪

  問:你覺得現在軍隊,還有軍隊出來的人,對待「六四」有你這種態度的多嗎?

  答:在外地的人,沒有參加「六四」的人,基本都不了解情況,他們都相信戒嚴部隊新聞處的東西。那些年也轟轟烈烈地搞了很多東西,比如十個共和國衛士。一年以後這十個衛士也不提了。可能鄧小平意識到這個問題了,當時在高級機關里,很多人是我這個看法,根本不贊成。

  現在我這樣想法的人已經退休了,新的人完全不知道「六四」了,而且他們對「六四」完全就是戒嚴部隊思想,軍隊就應該去鎮壓。2012年左右,有一次碰到張勝,他說,很多人指責他,說那個時候你們是錯誤的,如果沒有「六四」就沒有今天中國的繁榮,這是他們的結論,所以他們認為「六四」是對的,開槍開坦克壓死人都沒有錯,這是他們的觀點。這是現在佔據主流的觀點。

  1990年,因「六四」期間受傷的真相遭到舉報,江林被總政點名離開軍報。自此,她開始創作《沉澱》。左圖為江林在北京家中向時報記者展示《沉澱》原稿,這部作品曾因記錄「六四」而被總政治部審查沒收。右圖獻詞中「鍾愛已久的情人」暗喻她從事的新聞工作。

  1990年,因「六四」期間受傷的真相遭到舉報,江林被總政點名離開軍報。自此,她開始創作《沉澱》。左圖為江林在北京家中向時報記者展示《沉澱》原稿,這部作品曾因記錄「六四」而被總政治部審查沒收。右圖獻詞中「鍾愛已久的情人」暗喻她從事的新聞工作。 COURTESY OF JIANG LIN

  問:我知道你已經想很久要把這些事情說出來?

  答:五年以前我就曾經想過把這本書(《沉澱》,我對「六四」的記錄和兩次失去自由的經歷)出版,有這樣的準備。我覺得作為一個記者,說出知道的真相,這是一個再自然不過和有必要的事情,但是在中國這種環境,講真話反而成了一種罪過。我認為中國再怎麼經濟改革,再怎麼經濟發達,你不講真話,你不讓老百姓知道真相,你仍然不是一個文明社會,仍然還是一個愚昧的社會。文明社會的標誌,首先是思想的自由。你這麼個國家,再弄得冠冕堂皇,房子再造得漂亮,吃的東西再好,但是大家都不能講真話,那是什麼人。沒有說話的自由,永遠進入不了文明社會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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