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0周年:天安門大屠殺陰影下中國的變和不變

京港台:2019-6-4 00:27| 來源: BBC | 評論( 20 )  | 我來說幾句

六四30周年:天安門大屠殺陰影下中國的變和不變

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

  作為中國政治中心的北京天安門廣場,每天都會迎來成千上萬的遊客觀看早晚的升降旗儀式,體驗其「宏偉莊嚴」,似乎很少有人想起三十年前那場波瀾壯闊的學生民主運動和中共血腥鎮壓。1989年6月4日槍聲讓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喪失殆盡,80年代中國如火如荼的政治改革也隨之戛然而止。

  三十年後的今天,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民生也有了巨大的改變。但威權下政治腐敗,權貴與資本的勾結,對底層人民和環境的瘋狂掠奪,以及外部政治、經濟環境的的惡化,再次讓這個國家烏雲密布。

  「充滿各種可能」的八十年代

  上世紀八十年代,雖然共產黨內改革派與保守派的角力始終存在,但經歷文革十年禁錮后,中國呈現出一派思想活躍、討論開放之勢,為之後三十年間未曾再見之景象。

  在中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民主牆「三角地」是當時思潮交匯與討論迸發的中心。三角地見證了1980年中國大學生首次被允許自由參選人大代表,也用一張張大字報刺激了八十年代學者、學生、市民圍繞國事的激烈辯論,以及對中國未來道路的針鋒相對。

  在中共元老鄧小平的支持和兩任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趙紫陽的主持下,80年代中國對經濟體制與政治體制開始大刀闊斧地鼎新革故。1987年中共十三大會議上,趙紫陽公布了改革中國政治制度的藍圖,提出要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善」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成為那個時代的「改革」的一個強音;但同時,保守派的勢力不可小覷,改革派在共產黨內部面臨不小阻力。

  「八十年代是中國充滿各種可能的十年,是思想開放的黃金時代,」當時在上海讀書的中國問題專家、美國克萊蒙特·麥克納學院政府學教授裴敏欣說。「那時的中國充滿各種可能,既有回到毛時代的可能,也有走向自由民主的可能,還可能向新威權主義發展,」他向BBC中文表示。

  「那是有一個思想的外部思潮大量湧入的年代,或者說是文化的某種復興,狂飆突進,」那一年在北京電影學院做教師的郝建回憶道。「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從未出現過。

  這種熱烈的氣氛以及改革派和保守派的角力在1989年4月進入白熱化。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逝世。作為推動80年代中國政治改革的重要人物,胡耀邦因被指責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而於1987年被迫辭職下台。他的去世點燃了學生們的憤怒與不平,4月17日起北京各大高校學生開始自發遊行,提出「正確評價胡耀邦是非功過」、反腐敗、反官倒、新聞自由等七項主張,掀起學潮。

  之後學運規模不斷升級,學生們的請願訴求轉變為絕食抗議,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為首的中共支持政治體制改革的力量與保守力量的矛盾也愈發尖銳。六四前夕,趙紫陽失去鄧小平的信任,被趕下台,鄧小平則最終選擇動用軍隊,對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和各界民眾進行「清場」。

  在很多人看來,天安門的槍聲與坦克帶走了數條鮮活的生命,也對中共民主與法治改革的希望幻滅。「1989年中國以暴力決定了最終的政治走向,所有憲法中規定的系統,所謂的共和國、憲法、全國人大常委會,都被架空了」,十三大報告政治改革部門執筆人之一、現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教授吳國光對BBC中文稱。 「這是一個很大的悲劇」。

  六四以後,民主、群眾示威以及政治體制改革成為了中共眼中不可跨越的紅線。「六四」,成為中共政治改良的分水嶺。

  「六四改變了中國整個國家和民族的軌跡,」裴敏欣說。「八九讓中國不可能在所謂的和平漸進體制內進行自我政治改良,這條路被堵死了。」

  30年來,在愛國主義思想教育與網格化管理體系之下,中國大陸未曾再見要求民主的大規模群眾運動,但共產黨治下的中國民主環境每況愈下。2008年12月,在《世界人權宣言》簽署60周年之際,303名中國各界人士聯名簽署《零八憲章》,呼籲中國修改憲法,分權制衡,推進民主化進程。但宣言發布后數小時,「六四」代表人物、《零八憲章》發起人劉曉波被拘留,后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被捕。2010年,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成為首位獲此殊榮的中國公民,而身在獄中的他無法現身領獎,直至2017年去世前,他一直與外界嚴格隔離,他的名字與「六四」一樣,在中國都是禁忌。

  「越維穩越不穩」

  在天安門廣場的毛澤東像兩旁,橫掛著兩幅標語: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這些字眼似乎在提醒世人,人民是這個國家的主人。無論是革命年代還是建政之後,中共也一直強調,共產黨來自人民,與人民「唇齒相依」,黨領導下的軍隊與人民「魚水一家親」。

  六四時中共動用軍隊鎮壓人民訴求的決定揭穿這只是中共的宣傳口號而已。政治學者、《中國模式》一書作者丁學良認為,在那之後中國統治者「拋棄了一切政治文明裝飾」,官民雙方也拋棄了對彼此的幻想。

  加之當時多個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共產黨政權陸續瓦解,天安門大屠殺給中共帶來了空前的統治危機。之後30年間,確保生存始終是中共政權堅持不變的第一要務。「最重要的是維護政權,其他手段都是根據這個任務而來,」丁學良分析中國黨國體制時向BBC中文表示。

  高壓「維穩」也成為中國「后六四時代」的一個重要特徵。1989年2月26日,鄧小平在會見時任美國總統老布希(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又譯布希、布希)時強調,在中國「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六四一周年之際,《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穩定壓倒一切》,之後「維穩體制」被貫徹到中國各個角落。

  南京大學政治學教授肖唐鏢曾在2015年撰文指出,近30年來,維穩已經成為地方政府全部工作的「實際中心」和「壓倒一切的頭籌」。在中國1989年後大大小小的維權、示威等群眾事件中,維穩機制被用在首當其衝的位置。軍隊、警察等國家機器均被動員,不計社會經濟成本及效益。自2010年左右,普遍被稱作「維穩費用」的中國公共安全支出開始超過軍費,不過中國政府一直否認「維穩經費」的存在。

  「六四在中國已經成為一種制度,一種體制,」六四事件中被捕判刑的中共最高級別官員,原中共中央委員、中共中央前政治局常委政治秘書鮑彤表示。「對於這個黨來說,如果連大天安門事件我都能鎮壓下去,那小天安門事件當然輕而易舉。」

  然而威權政治之下政治腐敗和官商勾結導致中國民眾集體維權、抗議等「群體性事件」仍然多發,維穩反成為導致社會不穩定的重要因素,中國出現「越維穩越不穩」的惡性循環。

  北京大學社會學教授劉能2010年撰文稱,中國群體性事件自1995年起爆發上升,年增長率約為17% ,參與群體性事件人數也由73 萬多人增加到307萬多人。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社會發展研究課題組2010年發表的報告也指出,伴隨維穩投入不斷增加,中國的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數量非但沒有減少,反而不斷增加。

  「這可能是早年共產黨想象不出來的景象,」中國歷史學者章立凡表示。「早年共產黨還是想要均貧富、人人平等,但那個時候所謂的流血犧牲,不是想換來今天的場景。所謂的初心,早已經不存在了。」

  經濟騰飛與「系統性腐敗」並存

  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上,「反官倒、反腐敗」是當時學生們的一個主要訴求。「官倒」是80年代中國價格雙軌制下的產物,當時部分重要物資中,一些會以特定價格供給指定企業,這些企業大多由政府主管部門及黨員幹部掌控,可以利用低價收購物資后高價賣出賺取巨額利潤。

  六四「清場」過後,大力發展經濟成為中共穩定民心的重要策略,也給這個政權和國家帶來了新的機遇。「89年之後,中國的整個經濟發展模式是用經濟表現換取所謂的統治合法性。不計任何代價,只要能把經濟搞上去,就能維護中共的統治,」吳國光這樣說道。

  1992年,「六四」之後一度退居幕後的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指出,「誰不改革,誰就下台」,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隨後正式成為中國發展的目標。加之美國六四后採取的對華接觸政策的推動,在這之後,中國經濟發展成效顯著。根據世界銀行數據,1989年中國GDP總值為3478億(347.8billion)美元,而2017年,中國GDP總值已達12萬2400億美元(12.24 trillion)。

  許多中國人將這些經濟成績歸功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認為中國找到了比資本主義有效、又不拘泥於教條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與改革開放伊始不同,鄧小平南巡講話開啟的,是中國新權威主義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這條道路之下,面對市場的繁榮,在權力缺乏監督的中國,腐敗問題依舊是威脅體制的要疾,權力與財富的高度結合,仍然是中國社會是難以消除的矛盾。

  裴敏欣認為,這種體制之下,只要掌握權力便可獲得財富,由於權力沒有制衡,中國的權貴菁英們給社會帶來了嚴重的貧富不均和「塌方性腐敗」以及官僚。

  從2003年「SARS」事件中可以窺見這種腐敗的一角。在2002年底廣東出現第一起病例之際,地方政府禁止媒體報道,網上相關評論也被嚴格刪除。病毒開始傳播之後,各級政府並未及時公布此病的致命性,導致病情在多地甚至國外大肆傳播,僅在中國致200多人死亡。直到第二年4月,面對國內病毒傳播嚴重形勢與國際壓力,中國時任總理溫家寶警告各級官員,不得緩報、漏報和瞞報,兩位中共高官——時任衛生部長張文康與北京市長孟學農的黨內職務因此被撤銷。不過沒過多久,張孟二人重新回到公眾視線中。2005年,張文康被增補為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孟學農則在2003年9月後重新出山,現任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主任。

  「中國的體制導致必然會出現這種情況,」裴敏欣說。「菁英聯盟勾結,造成貧富不均和腐敗,而且沒有政治改革,經濟改革最終也走不下去,這就為習近平的路線創造了條件。」

  習近平時代的「六四遺產」

  6月2日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在新加坡舉行的「香格里拉對話」(Shangri-La Dialogue)安全論壇稱,六四事件不僅是一場政治峰火,更是「政治動亂」,「中國採取果斷措施,制止並平息動亂,保持中國穩定」。

  魏鳳和對六四的點評沒有任何新意,反映了中共,包括鐵腕領導人習近平一如既往堅持的對六四的定性。 

  在今日中國離民主與開放越來越遠的同時,中共領導層對六四的態度沒有絲毫鬆動,公開討論、紀念六四仍然是政治高敏領域。就在六四30周年前夕,中國法院判定四名中國公民因自發製作六四紀念酒而犯「尋釁滋事罪」,反映出中共高層沒有要反思六四的跡象。

  習近平2012上台之後,在政治上保持高壓下,黨內推行了中共數十年來力度最強的「反腐運動」,打散諸多利益集團,清洗範圍下至街道幹部,上至政治局常委。據中國經濟網報道,中共十八大習近平上台至今年5月,中國省部級及以上落馬官員(不含企業任職)已達180人,其中包括一名正國級官員周永康,以及五名副國級官員徐才厚、令計劃、郭伯雄、孫政才及楊晶。過去三十年間,中共體制不斷自我進化、適應中形成的「后六四體制」雖一定程度上有效支撐了社會發展,但集權政治下不斷累積的問題讓習近平面臨更大挑戰。

  「專制體制下的經濟發展使得共產黨內部退化很厲害,完全靠利益驅動,而不是用任何價值觀念、理想主義、意識形態作為後盾經營。過去20年中,中國的精英和權貴全是機會主義分子,這種體制對政治強人上台根本沒有任何抵抗能力,所有人都有可能被反腐清洗出去,」他解釋道。「而體制內沒有真正有信仰的人,他們完全沒有忠心、忠誠,很容易被各個擊破。」

  「中共政權的支柱也就是這些特殊既得利益集團,」吳國光說道。「習近平相當於是擼起一把大刀砍掉了自己的胳膊。砍掉一隻可以,但他還能砍掉第二隻嗎?」

  在吳國光看來,習近平接下來「顯然要走毛的模式」。但在用毛澤東模式理政的同時,如何避免毛路線的最大弱點——無法發展經濟,是習近平面臨的一大挑戰。自2012年習近平反腐運動開始之後,中國GDP增速連年下降,而2018年開始的中美貿易戰,更給未來中國經濟帶來諸多不確定性。

  回顧30年來中國走過的道路,裴敏欣對當下中國較為悲觀。 「現在的體制要比09年的體制看上去更沒有希望,政治上壓抑更重,經濟也沒有改革跡象」。「要說六四30年的中國跟20年、10年的中國相比,肯定是一個倒退,沒有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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