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中國是發達國家了嗎?還遠遠達不到 (圖)

京港台:2019-6-2 12:11| 來源:雲商私董會 | 評論( 40 )  | 我來說幾句

學者:中國是發達國家了嗎?還遠遠達不到 (圖)

來源:倍可親(backchina.com)

  發展中國家在戰後70多年裡實現了不同程度的工業化,部分發展中國家發揮后發優勢,在少數新興產業領域與傳統強國並駕齊驅,而發達國家已經步入后工業時代

  

  (中國的投資仍然還有較大的空間,例如2015年中國的鐵路總里程為12.1萬公里,遠遠低於美國的22.8萬公里,這還是美國淘汰了很多鐵路的結果,所以中長期內中國的投資拉動模式並不會被改變。圖/IC)

  當前西方國家就中國經濟的性質判斷存在兩個主要爭論——中國是不是市場經濟體和中國是否還是發展中國家。毋庸諱言,在觀點爭論的水面之下有著利益的博弈:面對快速發展的中國,否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能保持對中國的貿易歧視,否認中國發展中國家的地位能減少中國的權利。

  從國際比較看,馬來西亞一般被認定為典型的發展中國家,但是根據IMF的官方數據,馬來西亞2018年人均GDP為10941.75美元,而中國大陸2018年的人均GDP只有9608.42美元,顯然把中國納入發達國家類別並不合理。拿中國的發展中國家身份做文章,本質上是西方國家的「傳統」政治手段。

  上世紀90年代,在中國申請恢復《關貿總協定》創始締約國身份的談判期間,美國就用購買力平價法測算出中國1994年人均GDP達到4000美元,聲稱中國已經是發達國家,並以能夠發射衛星、擁有現代化的城市北京和在申辦奧運會中為例證,阻礙了中國「復關」。

  近些年來,隨著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在基礎建設、航天、通訊、網際網路、國防等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中國建立了完整的工業體系,形成了最大規模的中產人群,培育出龐大的消費市場,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是否已經成為發達國家的聲音再次響起。

  2018年10月,日本停止了對華長達39年的ODA官方發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以美國總統特朗普和美國商務部副部長卡普蘭(Gilbert Kaplan)為代表的西方政客,曾在多個場合聲稱中國應該被列入發達國家的行列,特朗普甚至還令人詫異地聲稱「美國也是發展中國家,只是比別人發展得快了點」,試圖進一步混淆界線。

  何為發展中國家?

  發展中國家的概念出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當時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區別非常明顯。直觀上看,發達國家是完成了工業化、城市化和市場化的西方國家集合;發展中國家是未完成工業化、城市化和市場化的前殖民地國家集合。歷史維度到今天依然影響著人們對發展中國家的概念界定,例如韓國經濟水平雖然已經超過了不少西方國家,但我們一般不認為韓國是發達國家,而認為韓國是一個成功的發展中國家。

  目前,準確的發展中國家標準並不存在,國際上通行的國家分類主要是用列舉法。20世紀60年代,聯合國首次使用了發達市場經濟體、發展中市場經濟體和中央計劃經濟體的分類;在《統計年鑒(1990/1991年)》中,首次出現了發達地區和發展中地區的分類,明確了通常公認的發達地區是指歐洲、前蘇聯、美國、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發展中地區則為世界其他地區,但同時指出,國際標準並不存在;此後較大一次變動體現在聯合國統計司的《地區和國家分類標準(2013年10月31日修訂版)》把以色列、南非等少數國家調整為發達國家,把南斯拉夫調整為發展中國家,將前蘇聯以及除南斯拉夫以外的東歐地區單列,既不屬於發達經濟體,也不屬於發展中經濟體。

  其他重要國際組織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範疇界定也存在不清晰、不準確、不固定的問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從操作層面和分析層面對國家分類提出了多個平行的標準,並在1997年以後用「先進經濟體」(advanced economies)代替了「發達國家」的稱謂,用「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Emerging market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代替了「發展中國家」的稱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網站上現列先進經濟體共有39個,除了歐元區國家和G7國家之外,還包括了捷克、丹麥、冰島、挪威、瑞典、瑞士、以色列、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中國澳門、中國台灣、波多黎各等國家和地區。其餘則被列為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

  世界銀行從1978年開始每年發布的《世界發展報告》以人均國民收入為標準,把國家劃分為低收入(low income)、中等收入(middle income)和高收入(high income)三大類別,1989年中等收入再次劃分為中等偏下(lower middle income)和中等偏上(upper middle income)兩個類別。這一標準每年僅依據通貨膨脹率調整,而沒有反映從20世紀70年代至今信息技術革命推動下生產力水平的巨大飛躍,致使超過高收入基準的國家數量已經超過80個,貧困國家只有31個左右,大量國家堆積在中等收入階段。

  從統計意義看,當前世界銀行高收入標準門檻並非21世紀發達國家的門檻,而是20世紀70年代發達國家的門檻,因此世行的「畢業」標準並不意味著成為發達國家,一些早已穩定地超過高收入水平的經濟體,如亞洲四小龍、沙特、智利、墨西哥等國家和地區一般並不被國際公認為發達經濟體。而且僅達到高收入的國家經濟表現並不像原有發達國家那樣穩健,在中等收入國家生活水平低於貧困線的居民數量遠遠大於低收入國家的貧困人口數量,中等收入國家很難突破高收入基準線,形成了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

  經濟學意義上的標準

  經典的發展經濟學理論認為二元經濟結構是發展中國家的本質經濟特徵。「二元經濟」結構論的開拓者,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瑟·劉易斯認為發展中國家經濟可以分為兩大部門:城市中的製造業和農村中的農業、手工業等傳統產業,所以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區別集中體現在城市化率上。

  但這一特徵已經發生了變化,隨著全球化、城市化和市場化的推進,很多發展中國家的農業和傳統產業被西方高效率、高補貼的農業產品自由貿易衝垮,土地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發展中國家的失地農民湧入城市,形成蔚為可觀的貧民窟;一些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經濟發展較快,城市化率與發達國家已經不相上下,從前那種發達國家城市化率高,發展中國家城市化率低的非常直觀的「二元經濟」差異消失不見了(見圖)。

  

  市場體系的建立和工業化水平也不能再作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區分標準,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在WTO等國際組織的推動下,市場制度已經在全球普及;發展中國家在戰後70多年裡實現了不同程度的工業化,部分發展中國家發揮后發優勢,在少數新興產業領域與傳統強國並駕齊驅,而發達國家已經步入后工業時代。美國、澳大利亞等富裕的發達國家的出口產品結構中,基礎原材料和農產品佔了很大比例,連印象中資源匱乏的日本在2018年對中國就出口了9.48億元人民幣的木材,約佔日本全年木材出口額的45%。

  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經濟活動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形成,但並非對等關係,如果考慮利益分配,發達國家依然佔據主導的地位沒有改變,發展中國家繁忙卻不富裕。在當前的世界經濟體系中,可以從以下三個維度區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

  一是相對人均收入水平。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 per capita)或人均國民收入(GNI per capita)依然是最直接、最明顯的指標,但科技在發展,生產力水平在提升,應當以反映時代的相對人均收入水平做有效參照。

  二是人與社會的發展水平。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不能體現財富的分配是否相對均衡,也不能反映社會和政治秩序狀況。在很多中等收入國家,過度的貧富懸殊引發尖銳的社會對立,繼而導致政治的民粹主義泛濫,使得發展的成果無法惠及廣泛的人民群眾。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每年發布的《人文發展報告》從另一個角度給「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認定帶來啟示和參考,依據人類發展指數(HDI)將各國劃分為高人文發展水平(佔全部經濟體總數的25%)、中等人文發展水平和低人文發展水平經濟體。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分組閾值每年均會進行動態調整。

  三是經濟增長方式。保羅·克魯格曼在上世紀90年代針對所謂「亞洲經濟奇迹」,指出依賴要素投入的增長無法持續;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則進一步解釋了國與國之間發展水平的差異建立在內生的技術進步基礎之上。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方式是保障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基礎,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是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靠攏的最主要途徑。眾多發展中資源輸出國的人均收入相對較高,但並不會被納入發達國家;而那些依靠粗放投入、環境污染、非熟練工人的發展中國家無法從根本上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

  準確定位中國的發展階段

  中國苦難的近代史決定了中國不會是原本意義上的發達國家。中國的發展成就對發展中國家而言是極大的激勵,中國選擇適合自己的道路對發展中國家有極大的參考價值。但中國也要客觀看待自己的真實發展階段還遠遠達不到發達國家的水平。

  首先,中國去年人均GDP為9608美元,距離全球平均水平的11350美元還有一段距離,低於世界銀行高收入門檻,僅為美國人均GDP的15%。

  其次,在2018年聯合國發布的《人類發展指數報告》中,中國為0.752排名86位,僅處於中等水平。聯合國把HDI指數0.8以上的國家劃分為高人類發展指數國家,中國的HDI指數表明中國與先進國家之間還有較大差距。

  第三,中國經濟增長方式依然具有顯著的發展中國家特點。一是要素投入依然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一項基於30個工業行業數據的實證研究表明,中國工業經濟增長方式的粗放型特徵並沒有改變,甚至在加強;二是中國的經濟增長嚴重依賴投資、基礎設施建設。伴隨著經濟增長模式轉型,中國經濟也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進入了新常態。即便如此,中國的投資仍然還有較大的空間,例如2015年中國的鐵路總里程為12.1萬公里,遠遠低於美國的22.8萬公里,這還是美國淘汰了很多鐵路的結果,所以中長期內中國的投資拉動模式並不會被改變。中國當前仍是一個發展中大國的狀態沒有改變。

  「中國作為第二大經濟體不應該是發展中國家」這一說法的邏輯是以中國取得的少數經濟成就代替整體水平,用大經濟體特點代替發達國家標準。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後是指水平,而不是規模。印度2018年的經濟總量約等於澳大利亞、瑞士、瑞典三國經濟規模之和,顯然不能就此認為印度的發展水平高於三國中其中任意一國。改革開放40年間,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蓬勃發展,這些令人矚目的經濟成就無法掩蓋的是中國整體發展水平還很低,東西部差距明顯。中國廣袤的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還很欠缺。在列舉中國的一些成就的同時,有意掩蓋了在整體上和更多領域裡中國還很落後的現實。

  品牌營銷專家燕鵬飛點評到,關於中國的某些突出成就,比如高鐵、航天、繁榮的一線城市、國際貿易甚至軍事等成績以及國際影響力其實是大經濟體的特點,而不是發達國家的標誌。目前中國取得優勢的領域,一般都與中國的規模有關。例如,德國、日本、法國比中國早幾十年就有高鐵技術了,但這些國家領土面積和人口達不到發展高鐵所需的最低規模,就無法發展高鐵技術。經濟規模大的經濟體可以承擔更大的成本,比如印度作為一個大國,已有(過)三艘航母,並有一艘在建,雖然航母運營成本高昂,但相對於印度龐大的經濟規模,仍然可以負擔,瑞士、瑞典再發達,經濟總量小就無法維持航母。中國科技水平提升迅速的背景是中國大陸的研發投入只佔GDP的2.18%,低於以色列、韓國、日本、德國、美國,但科研經費總規模卻達到1.96萬億元人民幣,再加上每年700萬的大學畢業生增量人力資本,所以中國科技水平雖然不高,但追趕速度驚人。

  規模意味著影響力,美國外貿總額只佔美國GDP的11%左右,但美國卻是眾多國家最大的貿易夥伴,美國對這些貿易夥伴極為重要,而單個貿易夥伴對美國就顯得沒那麼重要了,同理,大國在地緣政治上都具有先天優勢,這和是不是發達國家沒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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